谢老师

　　 谢老师
　　
　　在中财论坛的跟帖中，一位网友（下关二中的毕业生），给我提供了一篇多年前《大理日报》关于下关二中建校初期的报道，其中有这样一句话，“物理老师还与外界合作，建成‘全省先进、下关地区第一家’的太阳能浴室。”这里所说的物理老师，就是我的同事和朋友谢老师。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太阳能的利用还是一个高精尖的课题，下关众多的理工科学者和工程技术人员，花费了不少时间精力，均无法攻克这一难题。为了解决教职工远离市区，沐浴不便的困境，半路出家的谢老师与外界合作，经过多次实验，居然建起了这个“全省先进、下关地区第一家”的太阳能浴室。历经几十年的风雨，直到今天，这个倾注着谢老师心血的浴室仍然还在，继续为已经不知换了多少茬的教职工“鞠躬尽瘁”。
　　看到这则报道，许多难忘的往事涌上心头，谢老师的熟悉的身影在我的脑海中久久回荡。
　　我和谢老师的第一次相见，是在1971年底。我刚从插队的宾川，返城到下关二中工作。那天晚上，工作了一天的我们，集中在平房的一间小屋里，按当时的惯例，进行政治学习。十点多钟，突然，一个三十岁男子匆匆闯了进来。我抬头一看，只见他中等以上身材，相貌堂堂，脸色黝黑，戴一副金丝眼镜，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疲惫的脸庞依然神采弈弈，标准的知识分子模样。他边喘着粗气，边说：“我姓谢，调来二中工作，请帮忙来拿下东西。”
　　当时王松等领导不在，由我临时负责，于是我把手一挥，大家立刻跟了出来。外面停了一辆大卡车，装了满满一车东西，旁边站着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和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这位中年妇女，身材矮小，相貌平平。我感到有些奇怪，这谢老师和中年妇女是什么关系呢？是母子，相差不到二十岁，不可能。是夫妻，又太不般配。直到小女孩叫了谢老师一声：“爸爸。”又问中年妇女：“妈妈，今天晚上我们住哪儿？”我才明白，他们确是夫妻。
　　除了一些生活用品外，他们的东西最多的是书，又多又沉，累得我们满头大汗。想不到这年头，还有人把书看得这么重，保存了这么多。谢老师和我们一起，卖力地搬东西，而他的妻子，并不动手，只在一旁指挥，同时告诫我们“小心，注意”之类，完全是一副领导者的架势。
　　他们是谁呢？我悄声问别的老师，可谁也不知道。在昏暗的路灯下，我看到了木箱上“文X”两个字，我突然想起，王松说过，南涧中学的文校长要调我们学校来。看来这位谢老师的妻子就是文校长了。于是我组织大家，把东西搬进了平房中最大最好的三套间。以后，谢老师一家就在这套房屋里，度过了他们在二中的七年苦涩难忘的岁月。
　　第二天，文校长来向我请假，说他们刚来，有些杂事要处理。我爽快地答应了。
　　文校长到二中后，担任了学校临时领导小组副组长（后来正式任命为下关二中党支部书记）。由于组长王松，不常在校，即使来也是“蜻蜓点水”，于是文校长实际主持了学校的日常工作。照理说，妻子大权在握，作为丈夫的谢老师不说可以狐假虎威，至少可以逍遥自在。实际则恰恰相反，谢老师是二中最苦最累的人。二中位于远离市区的山坡上，又是初建，生活条件很差。那时没有冰箱、洗衣机、电磁灶、电饭煲，买米、买菜、买煤要自己到山下去挑，烧火做饭比现在麻烦多了。再加上接送孩子路途较远，因此，许多教职工不愿在学校吃住。作为主持工作的文校长则必须住校。于是谢老师在工作之余承担了所有的家务，其艰辛可想而知。
　　作为物理教师，除了教学之外，他还担负起电工的工作。日常的电工还好办，建校期间的电工就复杂多了，从设备的购置，到设计安装，全由谢老师操办。有一次，我和他一起外出采购，见他对每件设备的性能、特点、使用方法等等，都问的很细，还作了详细的记录。我奇怪，作为一个大学毕业生，中学物理教师，怎么连这些都不懂。后来我才知道，谢老师在大学学的是心理学，与物理毫不沾边。调南涧中学后，出于工作需要，才半路出家，改教物理的。也就是说他在学校学的物理知识，与我相当，他现在的物理知识则使我望尘莫及，而这些知识，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向别人请教或自学而来的。也就是凭着这些知识，再加上刻苦钻研，勇于实践，他才建成了《大理日报》所报道的太阳能浴室。这些，使我这个自认为有点数理化头脑的人，不得不心悦诚服。
　　谢老师不仅文理皆通，还写得一笔好字，画得一手好画。于是学校的宣传重任也就理所当然地压在谢老师身上。他不知疲倦地奔忙着，而且总是乐呵呵的。这天我见他在画一幅学校远景的宣传画，整个校园依山而建，绿树环绕，花丛锦簇，教学楼、实验楼、宿舍新颖别致，出于物理教师的偏好，在教学楼的顶上，他画了一个球形的天文台。使人振奋，令人神往。几十年以后，我重返二中，不仅人事已非，学校也旧迹难寻。可我觉得十分眼熟，好像我早就见过一样，突然，我想起来了，这不就是谢老师画的学校远景图吗？特别是教学楼顶的天文台，和他画的几乎一模一样。谢老师几十年前的构想居然在他早已离开以后，变成了现实！
　　谢老师的辛苦还来源于一些特殊的因素。领导组组长王松忙于帮派活动，不常在校，又怕大权旁落，对主持日常工作的文校长，暗中掣肘，教职工分成王、文两派，相互争斗。文校长指挥失灵，一些苦事、难事，无人肯干或故意不干，只得一古脑地推给谢老师，“老谢，你去……”成了文校长的口头禅。随着文校长的一声令下，便是谢老师奔忙的身影。（参看《我与王松》）
　　1973年春节，安排人员值班，除夕之夜是全家团聚的日子，谁也不愿值，这差事自然又落在谢老师头上，我看不下去，主动报名和谢老师一起值班。
　　那天晚上，我告别家人，走上漆黑荒凉的二中，谢老师已经在值班室拉好了电灯，安置好床铺，等我多时了。空坐无聊，我们随意地交谈起来，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我向谢老师问出了积压在心中许久的问题——他怎么会与文校长结婚。谢老师的脸色变了，他沉默了很久，才对我说出了他难于启齿的苦衷。
　　当年，名牌大学毕业，年轻英俊潇洒的他，完全可以找一个才貌双全，情投意合的青年女子，相伴终身。可是他的家庭出身，却成了压在他身上的巨石，成了他事业发展的障碍。残酷的阶级斗争现实，使他时时为自己的命运担忧。为了能过一点平静的生活，为了避免不知何时降临的厄运，他放弃了众多年轻貌美的追求者，选择了比他大十来岁，相貌较差，与前夫生有一女，但解放前就参加革命、入党，曾在团中央工作，时任学校副校长的文校长。婚后，由于互有需要，两人感情尚可。谢老师得到了政治上的庇护，不必在政治运动中担惊受怕，文校长则获得了一个事业上、生活上的好帮手，也得到了感情上的某种满足。多年以来，他们是夫妻，是上下级，又是保护者和被保护者。虽然谢老师的心中常常萌生某些不快，但又无可奈何。
　　听到这些，我心中像针刺一样疼痛，我明白了夫妻二人为什么如此不般配，明白了为什么谢老师那样地辛苦奔忙，为什么他在比自己差许多的妻子面前，惟命是从。我为谢老师感到不平，但又说不出什么劝慰的话来，只能无言以对。
　　谢老师的二中生活在不平静中度过，然而他们也和寻常的夫妻一样，在二中生下了自己的孩子。晚年得子，夫妻二人视如珍宝，疼爱有加。在我新婚的时候，，这个聪明伶俐，活泼可爱的小男孩，来到我家串门，年仅三岁，居然能给我们讲故事。我和妻子惊叹不已，想这个孩子成人以后，绝对是一个像谢老师那样，出类拔萃的人才。可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孩子，却成了谢老师心中巨大而永远的伤痛。
　　这天，谢老师骑自行车带孩子上街。路过商店，准备去买点东西，就支好自行车，让孩子坐在车上，自己进去了。就这一点小小的大意和疏忽，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惨剧。
　　就在他进入商店的时候，一个刚刚学会骑自行车的小伙子，骑车路过，撞倒了谢老师的自行车，车上的孩子摔倒在地，恰巧一辆马车急驰而来，孩子躺在血泊之中。谢老师出来，发疯似地抱着孩子，送往医院。可惜，伤势过重，医生无力回天。
　　在沉重的打击下，文校长病倒了，所有的压力都压在了谢老师身上。他不但要忍受失子之痛，还要忍受亲人的责难，忍受对自己过失的深深的内疚和自责，还得强打精神，操办孩子的丧事。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挺过来的，我不得不佩服他坚强的神经和钢铁般的意志，我只能尽其所能给他一些小小的帮助。
　　谢老师还没有从失子的悲痛中解脱出来，另一场险恶的风暴又向他袭来。随着二中两派斗争的升级，一些要搞垮文校长的人，把矛头转到了谢老师身上。
　　在一次全校学生的大会上，有人暴出了谢老师强奸保姆的惊天大案。这本是许多年以前，他们家中的一场误会，早已解决了。如果真是强奸，谢老师早进了监狱，哪里还会在这里教书。但在当时毫无隐私权、名誉权的状况下，谢老师百口莫辩，连喊冤处都没有。我们想帮他说话，但不了解情况，无从说起。学生不明就里，自然信以为真，谢老师在学生中声望大跌。蒙受这样的奇耻大辱，对谢老师是极其沉重的打击，从此，在二中我再也见不到谢老师的亲切的笑脸，听不到他爽朗的笑声，也看不到他忙碌的身影。他万万想不到，自己为二中付出了那么多，却得到了这样的回报。他心力交瘁，精神萎靡，一下老了许多，二中成了他不堪回首的伤心之地。
　　这里，我不得不佩服文校长的大度和宽容。上述两件事，受害最深的除了谢老师，就是文校长。但它对谢老师没有埋怨，没有指责，只有宽慰和支持。正是文校长的理解和大度，才使谢老师能咬紧牙关，挺了过来。
　　然而，厄运还没有结束。粉碎“四人帮”以后，工宣队进校，进行拨乱反正，深入揭批“四人帮”。本以为可以还自己一个清白了，至少两派不再恶斗下去了。谁知文校长在与王松的争斗中，也与某些帮派人物有过联系，结果两边各打五十大板，谁也得不到好处。已经到昆明省文化局任职的王松，被揪回下关批斗，文校长被撤销一切领导职务，送到学习班，交待说清自己的问题，谢老师失去了文校长这把“保护伞，他在二中翻身的希望彻底破灭。
　　置之死地而后生。谢老师被迫破釜沉舟，另谋出路。他敏锐地看到，恢复高考以后，大学教师奇缺，就前往昆明大学联系。随着文革的结束，家庭出身问题已逐渐谈出，大学承认他的心理学学历，但丢弃多年，不知其现在水平如何，要求他写份有关心理学的论文或材料来。谢老师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从搬到二中的那几大箱书中重温十多年前学过的心理学教材，收集了大量资料，埋头苦熬几个月，写出了一本集文学、心理学、教育学于一体的小说《才能之花怎样开》。我看到这本书，立刻被谢老师优美的文笔，生动的描述，以及能将枯燥深邃的心理学理论，用深入浅出语言，日常的学习生活故事，予以清晰表述的能力所折服。我这才发现了他不仅在心理学、物理学上有很高的造诣，而且有突出的文学才华。正是凭着这本书，乘着刚刚吹起的改革开放春风，借着大学扩招的机遇，在我考上大学，离开二中后不久，谢老师离开了二中这个伤心之地，走上了大学的殿堂，成为云南教育学院的一名教师。
　　1980年5月，我以学生会副主席和大理师专排球队行政负责人的身份，随排球队到昆明参加全省大学生排球赛。比赛间隙，我抽空到教育学院探望谢老师。来到办公室，向工作人员打听他的住处。工作人员抬手一指，说：“就住在这里。”我顺他指的方向一看，那里有几条长凳合在一起的两张床，上面还放着被褥，谢老师和他的女儿晚上就睡在这里。我实在不敢相信，谢老师到了大学，怎么还住这样的地方？正疑惑间，谢老师来了，他笑容满面，精神抖擞，见到我十分高兴。对我疑惑的眼神，他毫不在意地说：“没关系，学校初建，条件差点，以后就好了。只要有个睡觉的地方，能干工作就行。”临别前，他信心满满地说：“下次来，一定能请你到家里坐坐，保证比二中强多了。”
　　1984年，大学毕业，分到大理师范任教的我，到昆明学计算机，如约来到谢老师家。这是一套三室两厅的崭新住房，在当时大学算是比较高档的了，远远强于二中的三套间。在谢老师的努力下，文校长也调到昆明一所中学任教。全家团聚，其乐融融。我们相谈甚欢，对二中的往事，感叹唏嘘，对现在的生活，甚感满意，对前途，更是充满了希望。谢老师告诉我，到教育学院以后，他的心理学知识和才能，得到了充分发挥，这几年他连续发表了几篇有质量有影响的论文，还出了几本书。他提出了管理心理学这一新的课题，由于之前无人涉足，他成为了这个领域的专家。现在他已经是心理学研究所的负责人了。他踌躇满志，口若悬河，高谈阔论，与在二中时的精神状况相比，真可谓天壤之别。然而我却发现，谢老师与文校长之间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谢老师成为了家庭的主角，文校长不再使唤指挥谢老师了，而是默默充当起家庭主妇的角色。我心中不由问道，以利益和需求为基础，而不是以感情为基础的婚姻，会长久吗？
　　回到下关不久，我意外地收到了谢老师的来信。他在信中诚恳地说：“二中数年，我对你的为人和才干一直是十分欣赏。现在郑重地邀请你，到我这里来工作。”信中还说，虽然我大学学的是数学，但在二中教的是政治，改行文科问题不大，现在又学了计算机，对今后的工作很有用处。随信附有几张到教育学院工作的申请表格。接到信，我非常激动，我感谢谢老师没有忘记我这个老朋友，在自己飞黄腾达的时候，还想得到“拉兄弟一把”。在和妻子商议以后，我当即回信表示同意，并填好相关材料，寄了回去。
　　一个多月以后，谢老师回信了，他万分遗憾地告诉我，由于学校无法解决我妻子的工作问题，按政策又不能形成新的两地分居，因此无法办成。除非我妻子放弃工作，随我一起前往昆明。要我和妻子商量一下，尽快做出决定。
　　我和妻子婚后分居多年，好不容易才得以团聚，妻子在国营工厂工作，以我们当时落后保守的心理，要放弃视为终身依靠的“铁饭碗”，实在不敢冒险。更何况两个孩子幼小，父母年老有病，需要我们照顾。我历来胸无大志，对目前的生活工作十分满意，因此，考虑再三，我们决定放弃这个机会。我给谢老师写了回信，在信的末尾，我写道：“经过多年的相处，我对你杰出的才华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深为敬佩。虽然事情没有成功，但你给予我的真诚关心和帮助，我将永远铭记在心。”
　　事实证明，这次放弃，使两人的前途产生了巨大的距离。几十年以后，我如井底之蛙，在原地徘徊，谢老师则如出水蛟龙，直上云天。
　　以后很长时间，我没有见到谢老师，但关于他的传闻却接连不断。听说他已经成为教授，是心理学方面的权威，多次出席各种国际学术会议，出版了大量的论文和著作。说他担任了厦门大学的副校长，还在新疆创办了自己的学校。说他在各地买了好几幢别墅，他的女儿已定居国外。还说他与文校长已经离婚，双方又各自组织了家庭，谢老师的新夫人是他的学生，年轻漂亮……这些传闻虽然无法证实，但我根据对谢老师的了解，我相信都是真的。
　　1998年的一天，谢老师突然回到阔别已久的下关，邀约当年二中的几个老朋友相聚。我们在秀丽的西洱河边，找了一家知名的餐馆，点了些家乡的名特菜，静候谢老师的到来。5点整，谢老师健步走了进来。近二十年不见了，依然是那样的英俊潇洒，依然是那样的神采飞扬。只是比二中时更成熟，更自信了。一阵亲热的寒暄之后，大家举杯祝贺，边吃边谈。谢老师介绍了他这些年来的工作生活情况，所有的传闻一一得到证实，只是更为详细，更为具体。他说，现在他时常在国内国外飞来飞去，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参与职称、论文的评审，与国内外同行们广泛交流。住五星级宾馆，进高档餐厅，出入各种高级娱乐场所，在各个旅游胜地和度假村休闲娱乐。每到一地，都享受贵宾的接待，出入有专车接送。乘飞机，有人专门为他提行李，办手续，一切都不需自己动手，办好后只要签个字就行。这哪里还有当年被文校长呼来唤去，整天忙忙碌碌的谢老师踪影，完全是一副大学者，大人物的派头。对此，我有羡慕之意，却无嫉妒之心。因为谢老师的一切，并不是凭空得来的，也不是巧取豪夺抢来的，是他凭自己过人的才华，不屈不挠，不惧艰险，长期努力奋斗的结果。他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有何不可？如果不是那些特殊的岁月，使他遭受不该有的磨难，也许他早就成功了。
　　我们也谈了自己近年的情况。他知道我仍在大理师范工作，感到遗憾和不解。但看我身体精神都相当不错，又感到宽慰。我告诉他，当年他在二中，辛苦建造的太阳能浴室还在使用。他惊喜地“啊”了一声，我趁机问他是否准备到二中看看，他脸色暗淡下来，然后缓缓地摇了摇头。我说：“其实，错不在二中，错在那个时代，错在当时的政策。”他沉思了一会说：“是啊，如果政策不变，我到哪里还不都一样。托小平同志的福，我们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我提议，大家举杯，为我们的时代，为我们现在的好生活，干杯！”大家都站了起来，高举酒杯，一饮而尽。趁着酒性，谢老师讲述了许多国内外有趣的见闻和小故事，引来了阵阵欢快的笑声。
　　在亲切愉快的气氛中，晚餐结束了，他给我们各送了一顶精美的新疆维吾尔族帽，作为纪念。走出大门，一辆高级轿车已等候多时。谢老师坚持让小车把我们每个人送到家，才乘车离去。
　　望着远去的小车，我敏感地意识到，这可能是我和谢老师的最后一次见面了。身份的差距可能成为隔断我们友情的鸿沟。但不管怎样，正如我在回信中说的那样：我对谢老师“杰出的才华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深为敬佩”，对谢老师“给予我的真诚关心和帮助，我将永远铭记在心。”
　　 [ 本帖最后由 袁光熙 于 2011-6-15 09:59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