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遗物

　　 母亲的遗物
　　
　　1994年11月13日，是我刻骨铭心，永世难忘的一天。这天，我辛劳一生，慈爱善良的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我沉浸在从未有过的无比悲痛之中。
　　含泪办完丧事，清点母亲的遗物。我从母亲贴身口袋中取出钥匙，打开了母亲小心呵护，我们从未打开过的皮箱。令我们几兄弟吃惊的是，这个似乎神秘的箱子里，除了一些生活用品和几件旧衣服外，只有一本发黄的相册和一份母亲历史问题的交代材料。
　　相册里，有母亲早年，包括读书期间的照片，还有工作后与同事的合影。照片中的许多人，是我熟悉的，1953年我随参加工作的母亲，来到下关，就住在父母所在的单位——大理贸易分公司（大理州商业局的前身）。年仅五岁的我，是叔叔、伯伯、阿姨们喜爱、逗乐的对象，与他们混得很熟。奇怪的是，照片中的许多人，上面竟打了个叉，有的还被剪去了。仔细回想，我突然发现，这些人或者当时挨整，被批斗，或者以后就不见踪影。原来，这些就是当年所指的“阶级敌人”，革命的“对象”。
　　自我懂事之日起，各种政治运动，就是生活的主旋律。三岁时，我还在朦胧之中，就亲眼看到土改的农民，到地主（我的房东）家，翻箱倒柜，封财产，分东西。平时和善的房东被捆着，跪在院子当中。到下关以后，我奇怪爸爸妈妈怎么老是去开会。一天，我偷偷爬上开大会的楼上，透过玻璃窗，向内张望，只见所有职工都聚集在这里，几个平常对我很不错的叔叔、阿姨低头弯腰站在前边，单位领导一脸严肃地坐在台上，其他人争相发言，还不时振臂高呼口号。讲着讲着，突然有人冲上去，对他们拳打脚踢。随着一声声惨叫，鲜血从脸上流了下来。我吓坏了，急忙一遛烟跑了下来。这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巨大的阴影。后来，那几个被斗的叔叔、阿姨就再也见不着了。这样的事情，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出现一次。我问母亲，她紧张地告诉我：“孩子，你还小，这些事你还不懂，以后你千万不要管这些了。”长大以后，我才知道，这就是建国初期进行的“肃反”、“审干”、“三反”、“五反”等一系列政治运动。而那些挨整的人，或被开除回家，监督劳动改造，或进了监狱，或上了刑场。
　　在母亲的相册中，有一张她带着大红花的集体照，这是1959年母亲所在单位欢送下放职工的照片。照片上的母亲神情忧郁，与照片中的热烈的场景形成鲜明的对照。很长时间，我都不明白，好不容易参加工作，而且工作表现出色的母亲，为什么主动申请下放而失去工作，以后又为找工作而历尽艰辛。我也不明白，母亲总不愿提起她解放前的生活往事，我更不明白，母亲为什么常常偷偷背着我们，暗自流泪。
　　至到母亲去世后的今天，看到那份压在箱底的交代材料，我才清楚地明白了这一切。
　　母亲从小父母双亡，寄养在婶婶家长大。婶婶对她尚可，但毕竟寄人篱下。1925年，大理地震，房屋倒塌，火光冲天。四岁的她只身一人，自己爬出了火场。天花流行时，无人给她种牛痘，而染上了天花。师范毕业以后，急于找到工作的母亲，经同学介绍，到国民党大理县党部，做了一名低级职员，并按规定加入了国民党。此事发生在抗战期间，而且只有短短几个月。在参加工作时，母亲写下了这份交代材料，向组织作了清楚的交代。经审查，下结论为“一般历史问题”。单纯善良的母亲以为没事了，把自己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之中。
　　1959年，各单位组织干部下放，表面上是精简机构，实则借机清除某些“有问题”的人。参加工作时的那份交代材料，使母亲成为有“历史问题”的人，自然在清除之列。但那个问题已经作了结论，实在摆不上桌面，于是单位领导便动员母亲，让她自己写申请，要求下放。我家有四个孩子，仅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难以维持生活，再加上工作干得很好，母亲坚决不同意。可架不住领导的软硬兼施，连哄带骗，只得违心地写了申请。结果可想而知，她戴上大红花，被“热烈欢送”“光荣下放”了。
　　母亲“下放”以后，为了缓解家庭经济的困难，四处寻找工作。她先后在居民委员会做过会计，到药厂拣过药，给私人做过保姆，到幼儿园当过教师……对每项来之不易的工作，母亲都尽心竭力，做得很好。但奇怪的是，这些工作都干不了多久，就被莫明其妙地辞退了。每辞退一次，母亲总要伤心很久。经过打听知道，有人说母亲是有历史问题，而被单位清除的，因此，谁都不敢用。最后拥有师范毕业学历的她，只得和居民上的几个中老年妇女一起，成立了个咸菜厂，靠腌制咸菜，换取一点微薄的收入。她用自己艰辛的劳动，与父亲一起，扛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渐渐地她明白了，那个“历史问题”是她无法摆脱的魔咒，是她生活道路上难以逾越的障碍。
　　1960年，缅甸总理吴努来中国访问，途经下关，政府组织市民上街欢迎。欢迎结束，我回到家，听到屋内传来母亲压抑不住的哭声。母亲是一个外表柔弱，内心坚强的人，无论多苦多难，她总是默默忍受，最多只是暗自垂泪，从来没有这样放声大哭过。我上前安慰母亲，在我的一再追问下，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今天，母亲高兴地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拿着小红旗，准备和大家一起上街欢迎。突然居委会通知她去开会。来到会场，发现和她一起开会的，是本居委会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及一些所谓有问题的人，显然名为开会，实为管制，目的就是不让这些人上街，以保证缅甸总理的安全。经济上的困难，母亲还能扛下来，政治上的歧视让母亲难以忍受。她万万想不到，她一个曾经的国家干部，一个对党对人民忠诚热爱的人，竟然被划“阶级敌人”的队伍之中。
　　自此，母亲更沉默了，她的神情更忧郁了，之后的许多照片，我极少看到母亲灿烂的笑容。那段无足轻重的历史，那份交代材料，沉重地压在她的心头。
　　文革开始了，许多有“历史问题”的人，纷纷被揪斗，母亲惶恐不安。生怕有人用大字报“揭露”出她的历史问题，生怕也被抓去批斗，被拉去游街。一有风吹草动，便惶惶不可终日。在提心吊胆中，熬过了动乱的十年。
　　改革开放以后，许多当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迫害的人，或平反昭雪，或恢复公职，或获得赔偿。有些照片上打了叉，或曾经消失的人，又出现了。几个熟悉而又陌生的身影，带着与照片中明显苍老的面容，到我家做客，感慨万千地谈起当年的往事，为自己的新生兴奋不已。
　　受此启发，母亲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了自己所受的迫害。但查遍档案，她没有受过任何处理，也没有戴过任何帽子，下放是自己申请的，离开单位后所受的迫害更查无实据。她无反可平，无错可纠，无冤可申。也就是说，这么多年来，她所遭受的一切，是“理所当然”，“活该如此”的了。看着母亲悲伤而失望的神情，接待她的同志满怀同情地说：“其实，像你这样的情况，全国还很多，在阶级斗争的思想驱使下，一些只有点小问题，甚至没有什么问题的人，成为了监督、控制的对象，暗中受到种种不公平的对待。给他们生活带来很大困难，身心受到极大伤害。这是一种‘无形’的迫害，这个问题不太好处理，但我们会积极向上反映。”
　　几年以后，与母亲情况类似的许多人，经过不懈的努力，事情有了结果。中央决定，给这批人予以适当补偿。母亲所在单位每月给母亲30元的生活补助。这点补助虽然是杯水车薪，但对母亲是很大的安慰，她终于可以抬起头来做人了，那块压在她心头多年的大石终于搬走了。那份给她带来无尽苦难的交代材料，也被压在了箱底。
　　生活费是可以补偿的，但母亲的青春，母亲的苦难，母亲精神的损害，却永远也无法补偿！所幸，现在这种“无形”的迫害，终于画上了句号。
　　看着母亲的遗物，回想母亲艰难曲折，辛劳愁苦的大半生，我感到无比的心酸，感到无比的悲愤。我珍藏起发黄的相册，一把抓过那份压在母亲心头数十年的交代材料，撕得粉碎，撒向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