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另一个视角看蒋兆和

在我的家乡山东烟台牟平，有一位王安先生令我敬佩，他凭借智慧与气魄，不仅个人事业有了长足发展，还在艺术领域建树颇丰。他深谙文艺的兴盛与国运相关，更理解“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为此不遗余力收藏艺术佳作，还创建了“蒋兆和美术馆”和“安德利艺术馆”。我从事的专业是艺术教育，怎能不为之感动呢？

对艺术，王安先生有他自己的见解与侧重，他选择的是中国传统水墨画，齐白石先生、徐悲鸿先生的作品都在他的收藏视野中。当他看到蒋兆和先生笔下劳苦大众的群像时，内心产生一种难以言说的特别情感，继而为之倾注大量心血，这便是他创建“蒋兆和美术馆”的初衷了。我与王安先生相识多年，他真诚、质朴，我曾见过他九十二岁高龄的父亲——一位淳朴至极的荣休老兵，门风家训在他们父子身上是如此和谐，一脉相承。

我是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的，蒋兆和先生是我的恩师，“蒋兆和美术馆”几个字还是王安先生让我题写的。理所当然，为了祝贺，也为了纪念，我想说说自己与蒋先生相遇的经过：

1948年，我考入由徐悲鸿先生任校长的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美术系，第一年的造型基础课由孙宗慰先生教授，到第二年就是蒋先生了。初见蒋先生，我觉得他虽然寡言少语，却和蔼可亲。那时，班上的同学传阅一本司徒雷登为蒋先生出版的大16开本、用宣纸印刷的画册，我看后，敬仰之心油然而生；紧接着，学校在大礼堂举办教师作品展，入门处即悬挂蒋先生的《一篮春色卖遍人间》，令我感动不已；后来也是在学校的大礼堂，我见到了蒋先生的巨幅代表作《流民图》，那真的可以用震撼人心来形容了。

1952年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新成立的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图片画册编辑室工作。蒋先生创作的一幅《小孩与鸽》，出版社决定以宣传画和年画的方式出版发行，由我来画版式。1959年，蒋先生还在人民美术出版社画过我妻子张平良的水墨写生。

1960年我调回母校任教，与蒋先生见面的机会就多了，加之后来共同参加一系列活动，包括下放农场劳动，使我对蒋先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1920年，年仅十六岁的蒋兆和离开四川闯荡上海滩，因穷困潦倒准备跳黄浦江，幸亏遇到了恩人黄警顽和黄震之。这与徐悲鸿在上海的遭遇太像了——当年徐悲鸿也是走投无路而想寻短，幸得这两位黄姓恩人的帮助。

1927年，徐悲鸿完成学业从欧洲归国，蒋兆和投奔其门下，二人惺惺相惜，徐悲鸿又爱才，蒋兆和被允许住在南京傅厚岗6号的徐家。蒋兆和跟随徐悲鸿去中央大学艺术系的画室旁听，体会徐悲鸿对艺术复兴以及改革中国人物画的主张，他们还日夜长谈，饱览画册。徐悲鸿本想让蒋兆和去法国深造，请夫人蒋碧薇教他法文，但因种种原因最后未能成行。总之，这段经历对蒋兆和的艺术道路大有裨益，至关重要。

蒋兆和是一位聪明绝顶的奇才，学习能力极强，悟性极高。当年他画的一幅油画人物写生，曾被误认为是徐悲鸿的作品，到了足以乱真的地步，就更不用说他在水墨人物画上的成就了，无论是在笔墨变化方面还是在造型方面，都达到顶峰。

抗战胜利后，徐悲鸿回到北平，当他第一次看到蒋兆和所作的《流民图》时，内心的触动难以用语言形容，他坚信蒋兆和必会成为日后中国美术教育的中坚力量。只可惜徐悲鸿于1953年病逝了。

几十年来，蒋先生为艺术事业费尽心力，难能可贵的是他一直坚持给劳苦大众造像。而他创作的《流民图》，兴也是它、苦也是它，这是一段难以言说的经历——评价一位艺术家，终究要看他的作品。

1986年，蒋先生去世了，中央美术学院的大门口贴了一张讣告，上写“免举办追悼仪式”，悲哉！

让历史来评述、让作品去言说，在我家乡成立的“蒋兆和美术馆”便是对蒋先生另一个视角的诠释。此时此刻，我的心情是悲喜交加的，我衷心希望这座美术馆能不断充实、发展壮大。

今年5月，“蒋兆和美术馆”举办开馆仪式，王安先生邀请我们全家人参加这一盛典。为此，我们斟酌再三，祖孙四代齐出动；对妻子和我来说，这很可能是最后一次还乡了。我还准备了两场讲座——“鲁迅与徐悲鸿”和“徐悲鸿与蒋兆和”，恭表诚意。

我相信王安先生创建的“蒋兆和美术馆”和“安德利艺术馆”会像美国费城的“巴恩斯基金会艺术博物馆”那样——如果来费城没参观“巴恩斯基金会艺术博物馆”，等于白来费城一趟；如果来烟台没参观“蒋兆和美术馆”和“安德利艺术馆”，也将是一大遗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