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教师

我的母亲，是一名小学教师，一名已经远去的小学教师。

母亲离开她的学生，已经40多年；离开她的校园，已经30多年；离开她的家人，也已经24年。我们想念母亲，我们怀念母亲，自是亲情牵系，但是突然看到母亲被她的学生怀念和纪念，我们却深感意外。

在她学生的怀念和纪念里，她那些曾经发生在学校的事情，那些曾经发生在学生们身上的事情，要不是她的学生们忆起，并且以文字的方式写出来，我们做儿女的，是绝对不知道的。

这怀念和纪念，来自母亲曾经的学生马幔然写的文章《你好，马媛芬老师》。文章发表在一个名为“古州翰林书院”的微信公众号上。这微信公众号是故乡的微信公众号，文章发表之前，作者马幔然发给了我弟弟，他希望我们提提意见，并提供母亲生前和家人在一起的生活照片。

马幔然回忆说，第一次见到老师的情景，是入学第一天。新生入学第一天，就是点名分班。当时，按照居住划片的方式，所有新生都编入了四个班里，唯独他和一个女孩，因为居住在四不管地带，而未被编入任何一班。两人站在教室外面，看着一群一群学生一个个的都进入了教室，自己却没有着落没人理睬，觉得自己被冷落了好久好久。这时，一个女老师走过，看见了他俩，便问，怎么回事？问过之后，就走了。两颗童心，重归失落。不过，不一会儿，这个老师走了回来，说，“你们两个跟我走吧，就编到我的班里。”当时，两个孩子跟着老师走进教室，顿时感到悬着的心落了下来。从此，他们知道了，这位老师叫“马老师”。而这位马老师，陪伴他们走过了整整一个小学时代。

马幔然讲了一个“老师下河”的故事。那个时候，母亲带了一群孩子，徒步十多里到平定城外的南川河河滩，给学校的农场春播浇水。浇水就得取水，取水就得下到河里，才能用脸盆舀水。当时，南川河的河水已经浑浊，水里混合着工业废水，河里沉杂着石渣和玻璃，春天的河水还凉，班上的男生自告奋勇要下河舀水，当即被马老师厉声拦住，说：“第一次下河要先由老师来，老师不下河学生不能下。”话音刚落，便脱掉鞋子和袜子，挽起裤腿，下到水里。站在湍急的河水里，她弯着腰，弓着背，一盆接一盆地舀水，汗水渗透了衣背，污水溅湿了前身。老师已到中年，平时就身患高血压，时不时眩晕，当时却站在流动的河水里，全然不顾自己……马幔然感叹道：“于今想起，令人动容。”

马幔然的文章，让人穿越回小学时代，以点名的方式列出一串学生的名字，而这些学生的名字，却引起我妹夫的一番回忆。

妹夫曾经遇到一个女士，说起来，也是母亲的学生。她说，一辈子忘不了的，就是马老师的好，马老师的情。她上小学的时候，家穷，戴不起手套，每年冬天，两只手，都被冻出冻疮，手裂着口子，流着血，笔不能拿，字不能写。马老师看见了，就给她买了凡士林，买了棉手套，给她抹上、戴上，她手上的冻疮，慢慢好了，以后也没再犯。她说，50年了，家里许多东西丢了，许多东西扔掉了，唯独这副手套，她依然保存至今。

记忆总是在时间旋转里被磨损掉，经时间磨损而依然留下的，就已经不仅仅是记忆了，而是物、事、人和情感留在人生岁月里的烙印。

母亲在她学生的心目里，留下了清晰的烙印，多少年之后，这烙印依然清晰。母亲在我们做儿女的心里，又何尝没有留下深刻的烙印。

印象里，母亲那一代，在那个年代，就是个忙。要说，我们上学的学校，也是母亲教学的学校，我们和母亲，本可以同往同回。实际上，我们和母亲，没有多少日子，可以同往同回。往往是我们放学回家的时候，也是母亲送她学生放学回家的时候；我们回到家里，只能在家门口等着母亲送完她的学生，才能回来。而早晨，父亲母亲要早早赶到单位，进行早课；学完，再回家做饭。记得有一天，我也早早起床，钻进厨房，捅火，坐锅，烧开水，爬上锅台，熬了一锅玉米面糊糊，但从厨房往屋里端锅时，被门帘一绊，啪——砂锅掉在地上，洒了满地。本想给全家做锅早饭，结果做下一地糊糊事。后来父母回来，早饭怎么吃的，我已经没印象了，只有那满地黄灿灿的玉米糊，煞是可惜，至今难忘。

那个时代，粮食金贵。农村缺粮，城市缺粮，许多人经历过了吃不饱的日子。那时，母亲做一锅饭，总是给我们先吃，而我们看看锅里饭少，就不敢再多吃了，至于父母怎么吃的，我们也未曾注意。我后来回想，母亲当时是怎么吃饭的，我是否看见过母亲吃饭，都已想不起来。只是听说，那时，母亲在学校，讲着课就突然晕倒在课堂上了。孩子们慌了，赶忙呼叫，隔壁的老师听见了，赶紧跑过来，进行急救，扶起，喂水，掐人中，一个叫蔡玉珍的老师，给母亲喂了块馒头，母亲才慢慢缓过劲来。缓过劲来，就又接着给学生们上课。多少年后，母亲查出糖尿病和心脏病，曾经的晕倒是否就是糖尿病突发低血糖的征兆？不得而知。

不过，物质短缺年代，父母也讲究时尚。那时的时尚更注重实用，人们最看重的是手表。父亲说，母亲作为教师，时时得把握时间，就给母亲买了块上海牌手表。母亲说，我的时间好把握，你上班下乡开会，还是你戴吧。父亲说母亲戴，母亲说父亲戴，最后父亲戴了些日子，就给了母亲。母亲戴着手表上班，这在那个年代的教师里是不多的，所以她特别的珍爱。

特别珍爱的东西，也许就特别招事。一个暴雨天，我们小城的黄土街道，被水冲出深深的沟壕，母亲送学生们回家，她让学生们靠边走而自己靠沟壕，结果，那沟壕被水漩空了，母亲一脚踩空，跌进了沟壕里。好在人没跌伤，但腕上的手表，却磕出了一道裂痕。晚上回到家里，母亲唉叹着擦着手表，恨不能把裂痕擦掉。后来，我回老家插队的时候，母亲把这只手表送给了我，我也曾用纱布蘸着牙膏，希望能把裂痕擦掉，但终究不能。再后来，我到了更远的城市，手表换了又换，却不知把母亲给我的带裂痕的手表弄哪去了。想起，总是遗憾。遗憾的不是一块手表，而是保留着母亲温度的珍贵之物。

母亲不再为时间而忙碌，是在她退休之后。那时，她坐在小城的独院里，给她的孙女外孙女唱：“让我们荡起双桨”，唱“我们的祖国是花园”。她不曾给我们唱过这样的歌，我们也未曾见过她如此的欢愉。无奈的是，天不给她时间。1997年，那个奇冷的初冬深夜，66岁的母亲，无声无息的去了。之后，我们与她相见，只能在梦里。

她和她的学生却永远属于年轻的校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