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学》2021年第10期｜王尧：木箱里的江南体验和想像

在天空的云朵缓慢地升降、变形、飘散中，黄昏逐渐转为黑夜。在你关注天空的几个瞬间里，若远若近的西边天地之间一定有特别澄明的晚霞在作黑夜之前的渲染。这个时候，近在咫尺的池塘也发生变化，远处的余晖似乎也回光返照在深黛色的水面上——这是我青少年时期在乡村田野上时常见到的风景，后来，我在江南的池塘边上又辨析出当年的光景。

我向往南方。但南方太遥远和辽阔了，我的心思在江南一带。这可能与我父亲说到的“三槐堂”有关，父亲记得曾祖父堂屋匾额上的三个字。我们真的是从明朝洪武年间从苏州阊门北迁的吗？我发现了我们家和邻居在某些习俗上的差异。我因此而兴奋，并开始想像八九百年前的先人如何跋涉。但除了那三个字和以为的差异外，没有任何经验支撑我的想像，想像太贫乏了。直到有一天，我从相城荻溪走过，看到了王皋故居，想像才落地。但仍然没细节和故事。关于自己来龙去脉的记忆是空泛的，只有概念。王皋故居修葺后，当地领导命我题写“王皋故居”，我忐忑不安地在纸上落下笔墨。

所谓江南，我的见识抵达之处只有南京苏州无锡常州和浙江的杭州。我一直觉得，小时候的空间会限制一个人后来的世界。江南的信息断断续续，若有若无。我第一次吃到江南的食物，是父亲从苏州带回来的。这个面包的味道早就忘记了。村上老人说起年轻时候的日子，冬天种过麦子之后，就去江南了。村上有不少人在解放前常常到昆山帮人干活，在河里罱泥。邻居一位青年在苏州北兵营当兵，他回来探亲时带了苏州的粽子糖。太甜了，苏州的味道是甜的。北兵营在苏州城的西北，再往西北便是姑苏城外寒山寺。我第一次去寒山寺，听到一个和尚说苏北话，突然觉得寒山寺不在姑苏城外。那时我曾想，如果参军，会不会也去北兵营？至于常州，它的“东方红”手扶拖拉机是我在上世纪70年代见过的唯一现代化的农业机械。物理课老师讲解手扶拖拉机的原理，又安排我们去操作，我踉踉跄跄被“东方红”拖着往前走。我的一个中学同学一家是从无锡下放到我们公社的，无锡的泥人、油面筋什么的是她常常惦念的东西。这位个子不高、胖胖的女生是我们班唯一讲普通话的同学。南京给我的概念就是《新华日报》，省城也是遥远的。村上还俗的和尚雨香，他说他之前在镇江天宁寺。

向往南方的想像中，上海令我战战兢兢，所以在后来填报志愿时，我没有填上海的高校。青少年时期，我能接触到的奢侈品都来自上海。我读初中时开始每天用牙膏刷牙，偶尔用的牙膏是上海的“白玉牙膏”，这个牌子的牙膏远比“中华牙膏”在我们那儿流行。在供销社是买不到这种牙膏的，它太紧缺和昂贵了，必须找到熟悉的朋友才能买到。在出嫁的嫁妆中，如果有两支白玉牙膏，所有的人会羡慕和侧目，如同看贵妇人的两颗金牙。白玉牙膏的壳子即使用来卖废品，也比别的牙膏壳贵些。牙膏壳、破布和各种鞋底是少年时用来换麦芽糖的三宝。如果有白玉牙膏壳，我会单独挑出来对卖糖的老人说：这是白玉牙膏呢。老人便会再多切一块麦芽糖给我。那时，我只知道麦芽糖，不知道苏州还有麦芽饼，像青团子一样。后来在黎里，我说起麦芽饼，朋友说他们这里叫麦芽塌饼，春天的时令糕点。我仔细搜索，发现奶奶做的团子、米糕、菜饭和苏州的味道是一样的。

在上世纪70年代，自行车无疑是奢侈品，犹如80年代初期城里的小轿车。村上的第一辆自行车是外公和几个村干部在50年代末合伙买的，等我在1974年学会骑自行车时，外公那自行车的残骸已不知所踪。外公说，县人民政府给村上颁奖了，一只挂钟。外公几个人去领奖了，捧着挂钟走了半天带一夜，早晨才把挂钟挂到了村部。可能受这件事情的影响，外公他们学骑自行车，然后凑份子买了一辆自行车。外公跟我说这件事时，已记不清自行车的产地，想了想说应当是上海产的。那时只有上海产自行车？想必是这样。常州的自行车是多年以后才有的。如果有骑自行车到村上来的，通常都是公社以上的干部，或者是邮电局的邮递员。我们村上有三辆自行车，书记一辆，学校校长一辆，还有一辆是在县城某工厂上班的老陆的。我曾经向老陆借过一次。刚学会骑自行车，跃跃欲试，听到自行车铃声响了，忍不住跑到老陆家，说：借我骑一圈，就一圈。老陆二话没说，爽快地借给我了。老陆家住庄北，我由北往南，过了桥，一直骑到学校门口。这是1975年夏天，我初中毕业了，身高一米七五，不要趟车，跨上车，左脚一蹬，车轮就转动起来。我萌生买一辆上海“凤凰”自行车的想法就在这个夏天。在外村代课的那些日子，我也很想有一辆自行车来回，但这实在是太奢侈的想法。读大学时，有自行车的同学开始多起来。好像是1982年，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为了实习，凑了一笔钱，合买一辆自行车。在商量买什么牌子时，我毫不犹豫地说：买“凤凰”吧。

我现在还没有戒掉香烟，有这样那样的原因，如果追溯历史，或许与我少年时期对“飞马”和“大前门”香烟的迷信有关。这两个牌子的香烟，特别是锡纸装的“大前门”香烟是不敞开供应的，需要有关系才能买到。这个状况持续了不知多少年，后来不抽这两种牌子了，流行上海产的“牡丹”香烟，也仍然要找关系才能买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仍然是这样的状况。当时一般的人都抽几分钱一包的“经济”牌香烟。有海绵烟嘴的香烟很晚才在我们村上稀奇地出现，因此，捡香烟屁股，是我读小学时常干的一件事情。特别是在冬天，文艺演出和电影多，一散场，就可以钻到凳子下面捡香烟屁股。如果捡到二十个，是很大的收获呢。五个烟屁股相当于一支香烟。剥掉卷纸，将烟丝揉散，再合拢到一起，就是一盒烟丝。抽水烟的人，把烟丝塞进烟斗，抽纸烟的人，用烟纸卷好就是一支香烟。

仅仅是牙膏、自行车和香烟，就把一个繁华的上海打造出来了。在1975年暑假之前，我从未有过某一天能够去上海看一看的想法，因为当时我连县城也没有去过。这年暑假，我随船到了县城，拿着勾刀，在县城体育场跑道外，将茂盛的杂草成片割下，再运到船上。这些草是用来沤渣的，它和河泥混在一起发酵，用来肥田。这是中午，城里的人都在午休，我和几个伙伴站在操场上，挥汗如雨。体育场的入口处在南边，有水泥框架的门，门前一条东西向的小河将县城一分为二。过了桥，马路的右边是县委的家属楼，左边是一所中学。五年以后的1980年9月，我到这所学校补习。偶尔到体育场散步背书，总会想起自己拿着勾刀站在跑道上的样子。在临近考试的前两个月，我在东方欲晓时，会悄悄起床，独自一人出了学校门，过了小桥，站在体育场入口的门下，借着昏黄的门灯读书。这时，我知道，自己有一天会有靠近上海的机会。

1975年县城的模样已经让我进了大观园，不必说未去的上海将会给我带来怎样的观感。我同学的小姨和小舅在上海工作，过年时常常到这边来。他们的衣着打扮和我们显然不同，而且观念也不一样。我们在春节的那一天，即使有病，也绝对不能吃药，因为大年初一早上起来就吃药实在是不吉利的。我去同学家时，他的小姨打喷嚏不停，同学的舅舅就把药拿出来，说感冒了，赶快吃药。同学的妈妈说，大年初一，吃什么药。上海的姐弟俩都笑了：姐姐还迷信呢。弟弟倒了水，姐姐吞了药。因为有亲戚在上海，同学家的糖果和我们村上的人家都不一样。我们吃硬糖他们吃软糖。软糖是牛奶糖，我吃了以后才知道牛奶就是那股味道。我不喜欢软糖，不仅是味道，关键是会黏在牙齿上，很难受。但软糖的糖纸我非常喜欢，可以用它折成一个舞蹈的傣族姑娘，有几年我特别喜欢折纸。

我那时非常奇怪，上海人为什么每年要到乡下过年，不必说生活上的差异，光是路途劳顿就非同寻常了。而且要来，都是成双结对。终于有一天，我从同学那里知道，上海的住房太拥挤了，他的小姨和姨夫、小舅和舅母也不能经常住在一起。舅舅结婚很长时间了，还不能怀孕，舅母归咎于不常在一起，即使在一起也十分慌张。这样的说法，在我到苏州以后，完全认可了。我从小巷子里走过，看到贴着红双喜剪纸的窗户，里面是个很小的房间，不用进去看就知道它很小，因为整个房子就那么大的空间。多数城里人也用马桶，早上的公共厕所从来是拥挤的。即使在苏州这样已经算文明的城市，几乎所有的公厕都异常肮脏。这样的状况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才有所改观。1982年春天，我第一次到上海，下了火车站，我在拥挤不堪的人群中挪着脚步，这才知道当年对上海的恐惧不是没有道理的。

所有的向往，其实都是对贫困的释放。在1981年那个躁动不安的暑假，我开始准备去读大学的行李。尽管那不是理想之地，但毕竟是新生活的开始。以当时村庄的收入，要把所有的生活必需品凑齐是不容易的，还要买一张去苏州的汽车票。首先是要置一只箱子，当时的村庄根本没有皮箱子的概念。父母亲找到了几块木板，木匠朋友到家打了一只木箱，又带到镇上，父亲的另一位朋友帮忙油漆了。箱子拿回来时，我感觉就像嫁妆。这个箱子直到我大学毕业时带回，我的小弟弟又带它去读书了。生活必需品差不多齐全时，我还是坚持带上了高中毕业后就开始穿的一件绿军装，这是我最得体的一件上装。1981年秋天到来时，我就穿起了这件上装，在学校亭子里拍照。

家里人知道，我还差两样东西：一块手表，一双皮鞋。但我已经觉得很满意了。父亲想起，他年轻时候曾经穿过一双皮鞋，从箱子里翻出来，发现鞋底已断裂了，鞋帮与鞋底也差不多脱落。我还是好奇地穿了，在堂屋里走了两三步，皮鞋终于散架了。我穿着凉鞋上了长途车，江南在我的前面，我把所有江南的体验和想像也装进那只崭新的木箱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