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2021年第10期｜王松：谁是谁的树

我对树有一种特殊的兴趣。说兴趣，还不准确，是感情。

1978年3月4日，我是挑着行李去大学报到的。用来挑行李的不是扁担，是一根杨树棍儿。这棵杨树长在我们集体户的坡下，正冲着我的宿舍。杨树本来不太出杈儿，都是理直气壮地一门心思往上长，又高又直。但这棵杨树特别，长着长着，在树底下又憋出一根杈儿。这根杈儿很快也长得又粗又直，像伸出的一只胳膊。于是，我就把它砍了。

当时砍它，是想为铁锨做一个把儿。

我的这把铁锨，后来一直用来挖河，异常锋利，我经常在井台上磨它，挖河泥就如同切豆腐，能发出令人胆寒的唰唰声。关于这把铁锨，还曾有过一个很血腥的故事，因为与树无关，这里就不说了。总之，这把锨跟了我几年，锨把儿上已经浸满了我手上打泡时流的血。有时摸着它，就像摸自己的皮肤，能感觉到它的温热。到考上大学时，临走，实在舍不得丢下，就把它从锨头儿上卸下来，当了扁担。来大学报到，用它一头挑着一个破旧的手提箱，里面装着从农村带回的日常用品和几本书，另一头挑着铺盖卷儿，就这样来了。

我读的是数学系。那时就心有旁骛，一边学着《数学分析》和《高等代数》，脑子里还总想别的事。我们数学系的旁边是生物系的实验室，我发现，有个年轻的女老师，眼睛很大，每次见了我总笑一下。我是个知青，自然已不青涩，况且见她挺漂亮，漂亮女人谁都想搭讪，于是她笑，我也就笑。这样笑来笑去，就开始说话了。当然是我主动。这时她才告诉我，她之所以笑，就是笑我那天来报到时，用一根树棍儿挑行李的样子。

她说，当时生物系的新生报到处，就在数学系旁边。

我很老成地对她说，是啊，没办法，知青就这德行。

既然说到这根杨树棍儿，也就说到杨树。于是，我就借题发挥向她请教，树这种植物，对人类究竟有什么作用。这显然是个没话找话的话题，因为当时，我们国家正是百废待举、百业待兴的时候，还顾不上绿化这种事。换句话说，那时这座城市的绿化挺好，植树似乎也不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我这样问她，只是出于迎合，因为这是她的专业，正好问到她手里，她的感觉一定很好。果然，她立刻就滔滔不绝地给我讲起来。她说，树有很多让人想不到的作用，这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说，首先，它能调节气候，保持生态平衡，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吐出氧气，使空气清洁新鲜，一亩林树一天可以吸收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49公斤氧气，这是什么概念？也就是说，足够65个人正常呼吸。她说着嫣然一笑，你是学数学的，可以算一下，咱们国家只要种上一千多万亩林树，就够全国人民呼吸了。

当然，她这样说，是按当时的中国人口数量计算的。

我一听也笑了，说，咱们国家的国土面积，精确地说，总共才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这其中还有冰川雪山呢，还有江河湖海呢，况且还包括农用耕地，咱就甭干别的了，光种树吧。她很认真地说，平均每九百六十平方公里种一平方公里的林树，绿化面积约千分之一，这算多吗？即使把你说的这些都除掉，几百平方公里土地种一平方公里林树，应该也不算多，世界上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国家，都在百分之八十以上呢。

她说这话时，眼睛睁得更大了。

她接着又说，这还只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的作用就更大了，一亩树林在一个夏季可以向外蒸发42吨水，一年的蒸发量就是300到500吨，不光这些，树还可以防风固沙，涵养水土，吸收各种粉尘，一亩树林，一年就能吸收各种粉尘20到60吨……

尽管她在给我讲这些时，看得出来，她的感觉很好，当然，她这时的身份是生物系老师，而我只是数学系的学生，虽然我是个知青，不同于现在出校门进校门的大一学生，但老师就是老师，学生就是学生，这个辈分的性质无法改变，所以她给我讲，而不是我给她讲，也就天经地义。可这时，她脸上忽然凝了一下，表情就有些变了，虽还在笑，但这笑可以这样形容，就像我们洗脸时打了香皂，而这香皂沫儿没洗干净，然后干在脸上，有些皱巴，用天津话说也就是有些“把”。当然，这只是一瞬间的表情，也就是我，如果换别人，不仔细看是看不出来的。然后，因为打上课铃了，我的这次“请教”也就匆匆结束了。

事后，让我觉出不太对劲的倒不是她脸上的这个“把”，而是她说的话。我是个爱后捯磨的人，回头一寻思，才突然意识到，她本来说的是，树木对人类的作用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说，可后来却只说了两个方面。如果她从一开始就认为只有两个方面，那么说两个就是了，又为什么说“几个”呢？从“几个”缩减到“两个”，一定有什么原因。我又想了一下就明白了，她也许认为，我这样请教她，是在明知故问，我一个从农村回来的知青，这么简单的常识不可能不知道，也就怀疑，我是在成心拿她找乐儿。但是天地良心，我当时这样问只是出于迎合，况且她说的这些如此专业，我又怎么可能知道呢？

于是一天下午，我又来实验室这边。果然，又“遇”到了她。我这次索性开门见山，很诚恳地对她说，我虽然去过农村，但是对树，在植物学的层面确实了解不多，或者干脆说就是不懂。然后又说，她那天讲的让我很受益，但好像没说完，是不是还有别的内容。

大概是我的真诚，她的脸上不再“把”了。

她这才说，如果你真不知道，就再告诉你，除了那天说的，当然还有，树林也可以降噪，也就是减少噪音污染，一个40米宽的林带，能减弱噪音10到15个分贝。另外还有一方面，她说，树的分泌物也能杀菌，一个月，还可以吸收有毒气体4公斤左右。

我说，要这么说，这根杨树的枝干，我当初真不该砍了。

她一笑说，再给你纠正一下，枝干这个说法不对，枝是枝，干是干，在本质上是有区别的，用好懂的话说，“干”是长在土里的，而“枝”，是在干上生出来的。

接着，她又说，我那天看过了，你这根树棍儿不是枝，应该是干。

我由衷佩服地说，对，如果这样说，就是干。

她看看我，忽然问，你这根树棍儿，能给我用一下吗？见我一愣，就又笑了，别担心，用完了还还你，当然，她沉了一下又说，如果不还了，也许你会更高兴。

她这话说得我有些摸不着头脑。不过，这真给我出了个难题。这根杨树棍儿，现在她叫“树干”，我用它当扁担，就是因为舍不得才带在身边。

我犹豫了一下问，你用它……干什么？

她一笑说，看来你真舍不得，那算了。

我咬咬牙说，好吧，给你吧。

我当初砍这根杨树棍儿时，还发生了一件事。

前面已经说过，这棵杨树是长在我们集体户的坡下，正冲着我宿舍的窗户。我插队的这地方，大多是杨树和柳树，此外也有榆树和槐树。杨树多，是因为树干直，杈也少，一般都能成材。柳树多则另有原因，我后面会说到。我门前的这棵杨树当时已经三丈多高，胸径将近两尺，用当地的话说有“一搂多粗”，这样大的树在村里还很少见。当时，我发现它的根底下又憋出一棵杈儿，而且粗细正合适，就把它砍下来做了铁锨把儿。可没想到当天晚上，生产队长就来找我。这队长姓马，因为两只眼长在两边，离得很远，还斜耷拉着，看着像一双马眼，村里人就都叫他马大眼。那天晚上马大眼来集体户找我，是踹门进来的，哐的一声。我正躺在炕上看书，吓了一跳。他气呼呼地问，坡儿下的那棵杨树，是你砍的？

我说是，不过我砍的不是树，是根底下的杈儿。

他一蹦冲我吼起来，杈儿也不行！谁让你砍的？

事后我才知道，虽然这棵杨树是生产队的，但跟马大眼还有另一层关系。他的小儿子从一生下来就体弱多病，整天赖赖叽叽的，于是有人出主意，在村里认一棵结实的大树当干爹，身体就能结实了。当时村里的杨树最好，而杨树里，我门前的这棵又最结实，于是马大眼就让他的小儿子认这棵杨树当了干爹，据说“认亲”那天，他小儿子还给这棵树行了三拜九叩的大礼。我这才明白了，难怪马大眼跟我急，敢情我把他小儿子的“干爹”给砍了。

但既然已经砍了，也就只能砍了，不可能让这根杈儿再长上。

我发现，这根铁锨把儿确实有些特别。它每到春夏就会发潮，好像里面总有水分。后来，那个生物系的女老师才告诉我，她之所以向我要这根杨树棍儿，是因为，从我来报到那天她就发现了，这根树棍儿仍是绿的，这说明，它的植物细胞组织还没完全坏死。

可是，我想，这怎么可能呢？

她又告诉我，她正在研究一种方法，让已经停止细胞繁殖的植物再重新复苏，她向我要这根树棍儿，就是想拿去做这个实验。这让我大感意外。自从知道了这件事，我就一直在等待她实验的结果。但遗憾的是，后来就再也没见过她，据说是调到南方去了。不过，我推断，她的这个实验应该成功了。假如没成功，她在临走前，一定会把这根树棍儿还我。她曾说过，如果不还你，也许你会更高兴。我这才明白她这话的意思了。

这以后，我就总在想，也许我的这根铁锨把儿栽在她的培养基里，已经又长成一株茁壮的树苗。倘真是这样，我又想，应该让马大眼知道，他小儿子的“干爹”现在挺好。

农村人对树有一种特殊的喜爱，只要是农舍，房前屋后都有树。我印象最深的，是下来插队，第一次坐着牲口大车去村里，车上拉着我的行李。当时是秋天，地里的玉米和高粱都已放倒了，平原的田野一望无际。远远看去，地平线上有一片浓密的绿荫。坐在辕子上的马大眼用鞭子一指说，那儿，看见那片林子了么。

我“哦”了一声。

他豪气地说，那就是咱村儿。

离村子还有几里地，道边就已经都是杨树、榆树和槐树。但柳树很少，柳树在这里有特殊的意义。到了村口，有一片很大的水塘。塘边也是一片茂密的林子。这片林子的茂密程度，在今天几乎难以想象，其间还有一丛一丛的叫紫穗槐的低矮灌木。

那时还是“人民公社”，按当时的行政体制，一个乡是一个公社，每个村是一个生产大队，大队下面再分若干个小队。我插队的这个村有两个生产小队，我们知青就被插在一队。当时村民不叫村民，叫社员，也就是“人民公社社员”的意思，每天到生产队里统一分派农活，挣的是“工分”。一个正式劳动力，早晨记两个工分，上午和下午各记5个工分，到年底，队里根据这一年的收入和支出，计算出每一工分的分值，再用分值乘以每个社员一年所挣的工分，然后减去他这一年在生产队分的粮食和农副产品，剩下的才是可以分得的现金。但那时村里很穷，每工分的分值，只有5分钱，也就是说，一个壮劳力就算一天挣12个工分，也只有6毛钱，到年底能分到一两百元就已经很好了。但就是这一两百元，也不一定都能拿到手，因为生产队里根本就没有这么多现金。于是，也就只能以物充抵。当时村里的硬通货，也就是树。树在农村是最常用到的，成材的树可以破成木料，也可以盖房做梁，做檩，就是不成材的树也能搭柴火棚或盖猪圈。所以每到秋后，生产队“分红”的前夕，也就是砍树的季节。用当时的话说，先砍小庄稼，后砍大庄稼。所谓小庄稼是田里的高粱玉米，大庄稼也就是村里的各种树。把树砍了拉到生产队的马号门口，这里有个井台，井台的周围是一片空地，村里有重大的事都会在这里商量。村干部按每棵树的胸径和成材程度评估好价格，明码标价贴在树上，再让各家来认购。认购的社员，可以用自己本该在队里领取的现金冲抵买树的钱。不过当时砍的大都是杨树，榆树和槐树也有，唯柳树，很少。我发现，即使还算成材的柳树，价格也比别的树低，但还是没人愿意要。

后来，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柳树，一般都是长在特殊的地方。

其实细想，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树是远远早于人类出现的。无论从哪个角度，都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树，也就不会有今天的地球和地球上的我们。况且我们的祖先当年就生活在树上，树，曾是人类的家园。人与树，也就注定形成了一种具有生命意味的关系。

我插队时，正是全国“农业学大寨”的高潮时期。当时上面派下“普及大寨县工作队”，进驻各村开展工作。这种工作队的队员大都是从市里各机关抽调的，所以哪儿的人都有。来我们村的工作队是三个人，一个队长两个队员。其中一个队员姓佀，40多岁。他这个姓很少见，起初我以为大家叫他老佀，是“老四”的意思。后来才知道，他并不行四，跟“四”也没关系，只是这个“佀”发“四”的音。这老佀是贵州人，挺爱说话，一熟了不光爱说，也爱聊。晚上没事时，就来我们集体户喝酒，一边喝着一边天南地北地神侃，用天津话说就是“白话”，“话”在这里发“huo”的音。有一次，他喝着酒又聊起他家乡的事，说，在他们贵州有一个叫“岜沙”的地方，很神秘，人死之后，灵魂会附在一棵树上。在那个寨子的外面有很多树，每棵树都有一个死去的魂灵。当时我们听得头皮发奓，身上直起鸡皮疙瘩。不过老佀说，这地方他没去过，也没法儿去，这是个苗寨，在山顶上，一般人上不去。

当时说者无心，我却听得有意，这以后就记在心里了。

2018年春天，我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还真去了这个叫“岜沙”的苗寨。它在贵州东南的从江县，这时已修了通往山顶的路，车可以开上去。直到这时我才知道，这个岜沙的“岜”字虽然不难写，但很生僻，一般人别说认识，恐怕都没见过。在《新华字典》里，这个字的读音是“bā”，但当地人说“biā”。我怀疑，也许这才是这个字在古时的正字发音。

我来到这个岜沙也才真正知道，当年老佀说的，这里的人死后，魂灵会与树合为一体是怎么回事。在岜沙人的文化里，树是一种图腾。这是因为，树对岜沙人有特殊意义。按他们的习俗，人的一生会有三棵树，一是“生命树”，二是“消灾树”，三是“常青树”。当然，这是翻译成普通话的说法，如果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说是无法听懂的。所谓生命树，含义有些悲剧意味。岜沙人一出生，父母就会为他种下一棵树。从此，这棵树也就会陪伴着他一起长大。人的寿命一般七八十年，如果长寿，可以上百。那么好了，这棵树苗陪伴着他生长几十甚至上百年之后，可以想象，就已长成一棵参天大树。到他离世时，就用这棵树为他做棺木，然后埋葬。换句话说，从他一落生，父母就已为他把百年之后的棺木准备好了。

其实细想，在这种悲剧意味中渗透出的是不是岜沙人对生命的一种达观呢？当年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如果把这句话反过来理解，也就是说，一个人甭管怎样都得死，你重于泰山也好，轻于鸿毛也好，无论轻重都逃不过死这回事。岜沙人正是这样看待生命的。从生命一开始，他们就把这件事看成是一个线段而不是射线，有起点，也有终点。这看起来容易，其实很难。我们每个人之所以能快乐且无忧无虑地活着，是因为，我们虽然明知“人固有一死”这个常识，但在潜意识中，还是本能地认为生命是没有终点的，可以一天一天地一直这样活下去，也正因如此，我们才会向死而生。那些张口闭口经常说不怕死，似乎死不死都无所谓，甚至“求速死”的人，其实是最可疑的。如果真遇到什么意外，对这个人说，大家马上都要死了，也许最先尿裤子的就是他。一个孩子出生时，我们对他最美好的祝福，是长命百岁。这个所谓的“百岁”用“长命”来形容，也就不是只限于一百了，其实是永远的意思。所以也才有一种叫“长命锁”的东西，把命锁住，锁到很长，长到永远，永远到没有尽头。这就是我们普通人对生命的企盼。而岜沙人不是。当一个婴儿降生时，他们就已为他种下这样一棵和他一样有始有终的树。

这种对生命的态度，应该说，已经达到了哲学的境界。

岜沙人的第二棵树是消灾树，这很好理解，顾名思义就能明白。关键是第三棵树，也就是当年老佀说的，与灵魂合一的树。它是在这个人离世后，在埋葬他的地方种的一棵树。注意，这棵树就要永远陪伴他了。此时，树已是他灵魂的载体，也就已经人树合一了。

当年的那个晚上，我们和老佀一起喝“地瓜烧”时，他之所以说起这个岜沙，是因为在那天的白天刚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让我们集体户的人情绪都很坏。

当时正是冬天。在中国北方，冬天本来是农闲季节，用当地话说叫“囚冬儿”。但那时不是，越到农闲反而更忙。由于田里已经没事可干，也就正好可以一心一意“学大寨”。农业学大寨主要有两个内容，一是修“台田”，二是挖沟。这两个内容其实是一个。可以想象，一块农田如果在它的四周挖了沟，这块田也就相对凸起来，这就叫“台田”。究竟是从哪儿传来的经验，今天已不得而知。事实证明，它不仅不适合在平原地区推广，还把好好儿的农田都破坏了。本来是成片的庄稼地，非要用沟切得七零八落，这一下农用机械也就无法开进去了。当时我们公社农机站的农机手们开着破拖拉机来村里作业，一边干活儿一边骂大街。尽管他们是用当地方言骂的，我听不太懂，但也能猜出来，肯定是极难听的话。

在那个白天，出事也就出在这挖沟上。

那个上午，我们知青和村里的壮劳力又一起去田里挖沟。那块地很远，离村里大约十几里路。挖沟挖到将近中午时，我们知青就都坚持不住了。倒不是累，也不是饿，是渴。这种渴的滋味比饿和累更难受，让人觉得从里到外几乎被榨成了一块咸菜。按说当时是冬天，应该不会像夏天那样出汗，就算出也出不了太多，所以不会渴成这样。当地人也确实如此，他们早已习惯了这种重体力农活儿，出汗也出，但并不夸张。我们知青就不行了。当时我们还都是十几岁的孩子，又在城里长大，哪干过这么重的体力活儿。挖沟不像别的，不光是挖，还要把挖出的土用大筐抬到别处去，所以当时把挖沟也叫“抬方”。这也就可想而知，我们每个人一边干活儿出的汗，已经不能用“挥汗如雨”来形容，毫不夸张地说，简直就像从水里捞出来的。当时是三九天，正冷的时候，越出汗还越不敢脱衣服，如果一感冒就更麻烦了。我里面穿一件绒衣，外面是制服棉袄，但出的汗，已经把这绒衣和棉袄从里到外都溻透了。一个冬天过来，毫不夸张地说，这件棉袄立在地上能站住，看上去泛着一层白花花的汗碱儿。也正因如此，我们一边干着活儿就得大量喝水，而且还要不停地喝。

当时我们已经有了经验，每次去挖沟，出门之前都要互相提醒，一定要带足水。可那天土方量大，干活儿紧张，出的汗实在太多了，每人带的一罐子水早就喝完了。如果派个人回村去挑水，十几里路又根本不可能。这时，我们已经有了要虚脱的感觉。这种虚脱的感觉一般人很难想象，反而会更大量地出汗，就像水管里的水，越是快要流完的时候反而更冲。我们集体户一个叫刘志的知青哑着嗓子骂了一句，他妈的，我已经要死了！

他这一骂，我们几个人的感觉也立刻都崩溃了。

如果在以往，我们真渴急了也喝过道沟子里的水，有时明明看见水里已经有了“跟头虫儿”，也只管闭起眼来喝，水再脏也总比渴死强。可这时是冬天，道沟子已经干了，根本找不到水。这时，我们已经又转到一块更远的农田。由于天寒地冻，当时挖沟要先把最上面一层两尺多厚的冻土用钢钎像凿冰一样地凿开。但就在这时，刘志用我的铁锨无意中在一个土岗子上戳，发现这地方竟然没冻实，很容易就戳开了。也就在这时，我们突发奇想，如果这样戳下去，会不会挖出水？这一带是大洼地区，地下水位很浅，有的地方不到一米，也有的地方挖一尺多就能见水。虽是盐碱地，地下水又苦又涩，但好歹是水，不是别的。于是刘志就用我的这把铁锨开始猛戳。这样戳了一会儿，渐渐地就戳出一个长形的条坑。马大眼见我们不干活儿，在这里用铁锨戳着玩儿，就扔下扁担走过来。但他过来一看，好像立刻明白了，于是也不说话，抱起两个胳膊就站在旁边看着。这时，刘志已经越干越起劲，戳出的土有些发黑，也开始湿润。再戳，就终于见水了。挖出的水先是泥汤子，沉淀了一下，渐渐就清澈了。我们都已迫不及待，索性用铁锨当容器，从这坑里舀了水就喝起来。这水不仅苦，好像还有一股奇怪的味道。但我们这时已顾不上这些，每人喝了几大铁锨，直到把坑里的水喝完了，等渗出来，又接着喝。当地人都不说话，就这么站在旁边看着我们。后来马大眼说了一声，都干活儿去吧。他们就转身走了。

接下来就出事了。

在这个上午，我们喝完了这坑里的水，身上有劲了，就继续干活儿。可就在这时，我听见当地人在旁边边干着活儿边议论。他们的声音不大，但也不小，似乎在猜测是什么人，有说可能是这家的，也有说可能是那家的。后来，我听着听着突然明白了，这一明白，也就全明白了。我们刚才挖的这坑里，是埋着一个人！大概由于当初埋得浅，埋的时候身上还裹着席，再加上身体的皮肉骨头腐烂，所以这块地方的土才没冻实。我回头朝刚才的那个坑又看了一眼，这才发现，那个细长的形状果然像一个人形。我突然感到一阵恶心，几乎要吐出来。我恶心还不仅是因为喝了这个埋人坑里的脏水，也因为愤怒。我们喝这水时，马大眼就在旁边，他明明知道这是个坟坑，却不告诉我们，就这么看着我们一口一口地喝这坑里的脏水。这时，刘志显然也已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突然扔下扁担，蹲在地上就哇哇地吐起来。

在我插队的这地方有个风俗，其实还不仅这里，在中国北方的平原地区都这样，凡是埋人的地方，一般都会种上几棵树。埋人的地方也不一样，一是有主儿的坟，也叫坟圈，二是不管什么人，都可以随便埋，也就是所谓的“乱葬岗子”。但不管是有主儿的坟圈还是没主儿的乱葬岗子，种树也是有道理的，一来可以作为标志，庄稼地里一望无际，有一棵或几棵树，老远就看见了，二来有主儿的坟圈，种上几棵树也为图个风水。我插队的这地方还有个特别之处，在坟上种树，一般只种柳树。我想，这大概有几方面原因，一是柳树皮实，好活。这里在远古时期是退海地，土壤含盐碱，柳树对这种土质很适应，而且不仅耐旱，也耐寒，知春早，知秋晚。另外，它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生命力和繁殖力都极强，春天到处飘飞的柳絮，其实就是它的种子，飘到哪里一落地，就可以生根发芽，这在有希冀多子多孙传统的农村人看来，如果把它种在坟上，当然再吉利不过。大概就因为这些，当地人才都在坟上种柳树。

直到这时，我也才明白了，为什么生产队每年秋后分红时，砍下的柳树没人愿意要。这种树长在坟上可以，但毕竟是阴宅的东西，弄回家来就不吉利了。

在那个上午，刘志用我的铁锨挖这坑时，我们还并不懂这些，也就没注意，在我们挖坑取水这地方，旁边就有几棵歪脖子柳树。后来我才知道，当地人在坟上种柳树也有讲究，一般是在新坟上种，也就是说，一个人去世，把他埋葬的同时，就在他的坟上种一棵柳树。所以多年的老坟，如果后代仍人丁兴旺，这家的坟圈远远看去也就已经蔚然成林。但还有一说，在埋了这个人的同时种下这棵树，也要看这树是否成活。如果来年的春天发芽了，也就说明，这坟里的人已经“得着了”。这个上午，刘志挖坑取水时，马大眼就是看到旁边的那几棵歪脖子柳树，才立刻断定，这是个坟地。而既然是坟地，也就应该是乱葬岗子，因为如果是有主儿的坟圈，他们心里有数，“杨家坟”“马家坟”“侯家坟”都在哪儿是村里尽人皆知的。且坟圈一般都有棺木，这种裹上席刨个坑就埋的，显然不是有主儿的坟。

在这个晚上，刘志直到回来还在不停地吐。到后来已吐不出任何东西了，只有绿水。这时老佀拎着一包花生来找我们喝酒。他听说了白天的事，也摇头叹息，喃喃地说，你们这些孩子啊，可真是遭了罪了。这样说完，大概突然意识到，这话跟他工作队员的身份不相符，赶紧又把话岔开了。于是，就说起他的家乡贵州，那个叫岜沙的地方。

我当时听了，心里想的却是另一个问题。

我插队的这个地方，离贵州将近三千公里，而且据老佀说，这个叫岜沙的苗寨是在一个很偏僻的山顶上，这些年几乎与外界隔绝，更不要说和我插队的这地方有什么联系。但是，这种在人去世之后的“人树合一”的习俗，却是惊人的一致。这就让我怀疑，这件事，会不会是真的？也就是说，当人死后，倘在他的坟上种一棵树，他的灵魂就真的会与这棵树合为一体，或者说，这棵树成为他灵魂新的载体？如果真是这样，这会不会是人类的一种新的生命形式？也许这棵已经附了人的灵魂的树，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人树”，或者“树人”？更有甚者，他们会不会也有思想，有感情，而且彼此之间可以对话，或者用它们自己的方式相互沟通交流，只不过这种沟通交流还是一种我们至今无法了解的信息传递方式，就如同在几百年前，人类根本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叫电磁波的东西存在一样。当然，这件事也可以反着想，或者说用反证法，如果不是这样，我插队的这个地方与这个叫岜沙的地方相距如此遥远，且两边的人从古至今不可能有过任何交流，更不要说文化的融合，这个“人树合一”的风俗以及这个风俗所渗透出的对生命的理解，又怎么会如此的如出一辙呢？

这次的脏水，我也没白喝。从这以后，也就明白了柳树在这个地方以及对当地人的特殊意味。但此时，我并没意识到，这件事到后来，对我还有更大的意义。

1970年以后插队的知青，一般称为“后知青”。无论哪里，后知青的集体户房子一般都是盖在村外。这有两个原因，一是集体户的房子当然是后盖的，村里不可能再有地方，只能盖到村外去。二是把知青的房子盖到村外也清静，省得这些人到了晚上又喝酒又唱歌地闹腾。1976年唐山大地震，我们这里距震中只有几十公里，受灾也很严重。屋里不能住了，就在门前的土坡下面搭起临建棚。这种临建棚是用秫秸秆儿夹的，再抹一层泥，正值冬天，也就很冷。我当时盘了一个砖灶。但有灶，就算没有煤也得有木柴。一般的柴禾不行，不禁烧。可村里要找木柴几乎和找煤一样难。也就在这时，我起了“飞智”。我发现，离我们集体户不远的庄稼地里有几棵老柳树。这几棵老树早已死了，只是还没糟朽。

我突然意识到，这是不是一片老坟？

这一想，就朝这几棵老柳树走过去。果然是一片荒坟，大大小小有十几个坟包。显然，这片荒坟的坟主儿早已没了后人，有的坟包已经塌陷，露出里面的棺木。我灵机一动，拽出一块棺材板扛回来。这片荒坟当年的主人家境应该很殷实，棺材板是上好的柏木。柏木有个最大的特点，油性大，沾火就着，而且很耐烧。但因为是多年的棺木，烧起来也就有一股奇怪的味道。不过我连死人坑里的水都喝过，这点气味也就无所谓了。从这以后，我的这个砖灶也就有烧的了。每次烧完，就再去那几棵老柳树的底下扛几块棺材板回来。

就这样，那年，我度过了一个温暖的冬天。

曾有人说，人的记忆，是由生存本能和本能的欲望决定的。我觉得这说法很有道理。也就从那个冬天，关于树，尤其是柳树的这些事，我就牢牢记在心里了。后来，我又经历了两件事，这两件事都与柳树有关。第一件事让我没齿不忘，第二件，更让我没齿不忘。

先说第一件事。1977年冬天，我参加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考试，这也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当然，这个意义，我在当时还并没完全意识到。让我没想到的是，我这次去高考，竟然把马大眼给惹了。马大眼把我这次去参加高考，定性为一种值得警惕的“新动向”，甚至还在村里专门召开全体社员大会，在会上说，王松——这里要说明一下，我自从来这个地方插队，村里的男女老少，对我的称呼一直是“小王”，就连刚冒话儿的小孩子也这样叫，像这样直呼其名，还极为罕见，显然马大眼是有意的，他要以这种方式来表明这个事件的严重程度和他对我的态度——马大眼说，王松，不知从哪儿听到的谣传，没跟村里打任何招呼，也没经过批准，就擅自跑到外面去考大学儿——这里还要再解释一下，“考大学儿”是当地的方言，“学”，在这里发“xiáo”的音，而且要走小辙儿——马大眼说，王松擅自跑出去考大学儿， 这很可能是别有用心的人在暗中搞鬼。

马大眼的这个说法在今天看来显然让人哭笑不得，甚至难以置信。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这些都确有其事。那次会后，我找到马大眼，耐心地给他讲，这次全国性的恢复高考，对我们国家和民族的重大意义，又对他说，如果他不相信，可以听一听收音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一直在反复广播这件事。但马大眼毫不理会，他说，他只听公社的，公社没给村里下过任何正式通知。于是，我这次考试之后，就开始了对我严厉的惩罚。

当时全村的劳动力都已到三十里外的一个地方去出河工。这是一个清淤工程。我还清楚记得，这条河叫“北京排污河”，至于北京的排污河怎么会流经我插队的这个地方，今天已不得而知。总之，它经过长年累月的排污，两岸已经坍塌淤积，这一期的河工就是要疏浚这条河道。当时唐山大地震刚过去半年，还经常有余震，出河工的人不能去附近的村里好房子住，就在河边的工地上搭起“地窝子”。这种所谓的地窝子，是一种比临建棚还要简陋的棚子。我一去就明白了，给我安排的这个地窝子是搭在坟地里，因为就在跟前，有几棵柳树，而正常情况下，在这样空旷的河边是不会有这样几棵孤零零的柳树的。果然，我很快就听说了，这里就是坟地，而且我的这个地窝子竟然就搭在一座坟上。也就是说，他们把这坟包的土摊开，自然就高出地面一块，然后垫上草，铺了席，就是地铺。而更让我没想到的是，这还是一座新坟。据说坟主人就是在这次地震中砸死的。我这才明白了，难怪在我地窝子的门前就有一棵柳树。这棵柳树应该是去年刚栽的，看得出来，干上长出的还都是新枝。

显然，它是属于这个坟里埋着的人。

我一下又想起老佀曾说过的那个叫岜沙的地方。我想，如果这坟里的人真的已把灵魂附在这棵树上，那么这棵树也就已不是一棵普通的树了。这时，我看着这棵不动声色的柳树，开始在心里嘀咕，它会不会正在跟我说什么，只是我无法听到？

我现在想起来，不得不佩服马大眼的想象力，他竟然能想出这样的创意来惩罚我。可以想象一下，我晚上躺在这个地窝子的地铺上睡觉时，在我的身下，离我几尺的地方还躺着一个人，这种感觉今天想起来还觉得头皮发麻。其实再想，也挺可乐。

当然，睡在这样的地铺上会浮想联翩。但我这时已别无选择。我如果拒绝住这个地窝子，就只能睡在外面的冰天雪地里，这根本不可能。那些日子，我每晚躺在这个地铺上，虽然白天很累，夜里却无法入睡，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我身子下面躺着的究竟是一个什么人呢？男人，还是女人？多大年纪？干什么的？但我当时还是很明智，始终没去打听关于这个人的任何事。因为我知道，一旦打听清楚了，我就真的没法儿再在这个地铺上睡了。

幸好后来，我白天已累得筋疲力尽，到了晚上也就该怎么睡怎么睡了。

出事是在几天以后。直到今天，我仍然想不明白，后来发生的这件事究竟是怎么回事。一天夜里，大概是后半夜，我被尿憋醒了。但醒来之后才意识到，好像还不是尿，是听到了什么声音。这声音忽远忽近，时大时小，似乎是一个人在叹气。声音大的时候有些沙哑，像个老人，但小的时候又嘤嘤的，似乎是一个女人在哭泣。我浑身一激灵，又竖起耳朵仔细听了一阵，这声音就消失了。这一夜，我没再睡。天一亮就爬起来，钻出地窝子，绕着这棚子转了几圈，并没发现有什么可疑的踪迹。但第二天夜里，大约比前一晚早一点，这声音又出现了。我因为心里有事，这一晚没睡踏实，所以这个声音一出来我立刻就清醒了。这时我想，会不会是门前的这棵柳树真的在跟我说话？如果是，它又要跟我说什么呢？

就这样一连几天，每到夜里，这个声音都会出现。到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本想干脆厚起脸皮，抱着铺盖去别的地窝子里睡。但最后咬咬牙，还是忍住了。

我索性横下心想，我倒要看一看，这声音究竟是怎么回事。

今天再想，应该只有两种可能。首先要排除一种可能，这绝不是幻觉，这个声音真实存在。那么第一种可能，我想，门前的这棵柳树就在我地窝子的跟前，会不会是夜里刮风，树枝刮在外面的席子上发出的声音？但是那几天的夜里，我注意过了，外面并没刮风，就算树欲静而风不止，也不会发出这种奇怪的声音。倘这样，那就还有一种可能，这个声音，真是躺在我身子下面的这个人发出的。当然，这绝不是鬼神之类的事。我也从不信鬼神。但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无穷无尽我们人类不了解，或没有发现的东西。也许有一天，科学家会突然宣布，在这个世界上，在门捷列夫的化学元素周期表的118个化学元素之外，还存在着多得数不清的化学元素，或者，除去今天人类发现的电磁波，还有什么更神奇的联系方式，这都有可能。所以我想，这声音，会不会是附了这个人的灵魂的这棵树发出的呢？

关于这件事，我至今也没想透。

对我的惩罚还并没有到此为止。当时的水利工程分为三级，一是村里的，二是公社的，三是县里的。这次清淤，是县里的一级工程。既然是县里的工程，吃饭也就以公社为单位。每个公社自己设伙房，到吃饭的时候，各村派人统一去打饭。我是后来的，一到工地，这个打饭的差事自然就落到我的头上。从我们村的驻地到伙房并不太远，大约有几百米，但没路，连小道儿也没有，得踏着庄稼地过去。不过我事先观察了，这一段路线没有柳树，也就是说，应该不会有坟。就这样走了几天，我渐渐地就踩出一条小道儿。

出事是在一天晚上。在这个晚上，工地要放露天电影。当时放电影是一件很大的事，工地上的人听说这事会兴奋一天。我还记得，那个晚上要放的电影是《春苗》，讲的是一个农村赤脚医生如何为“贫下中农”治病的故事。由于大家都急着想去看电影，傍晚一收工，就催我快去伙房打饭。县里的水利工程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伙食好，隔一天可以吃到一次馒头。我每次去打饭，都是背着一个大兜子，再端个洗脸盆，兜子里装窝头或馒头，洗脸盆盛菜。那个晚上从伙房打了饭出来，因为急着往回走，就抄了一条近路。

也就是这条近路，让我遇上了麻烦。

这以前，我从来没走过这条路，当时又黑，走得深一脚浅一脚。正走着，突然觉得脚下好像有个窟窿，右脚一下就陷进去。这个窟窿还挺深，这一陷就到了大腿。我心里还有些奇怪，庄稼地里怎么会有这么深的洞？正想着，一抬头，我的头发一下就奓起来。在黑暗中，我看到了几棵柳树。这一下就明白了，这是个坟地。这个洞不用问，肯定是个坟窟窿。我这时才感觉到，陷进去的这只脚似乎踩在了什么东西上，扎里扎沙的。我浑身一阵发麻，赶紧往外拔脚。但陷进去容易，再想拔出来，一下就卡住了。我又拼命拔了几下，但手里还端着菜盆，这可是全村劳力的晚饭，不能洒。就这样又使了半天劲，才好容易把脚拔出来，鞋却掉在这坟洞里了。我这时已顾不上这些了，就这样光着一只脚，一瘸一拐地回来了。

这个晚上，我没去看电影。

更让我发愁的是，没了这只鞋，第二天怎么干活儿。

也就在这件事的几天以后，又发生了一件事。

那天，下了一场大雪。那时的冬天经常会有这样的大雪，能下一尺多厚。这时，我已从一个同学那里借了一双胶鞋。当初在学校时，我和这位同学同班，而且是极好的朋友，但下来插队时没分在一个村。这次，他也参加了高考，考试之后也来出河工。他后来考上了天津农学院，读的是牧医系，毕业没几年就移居日本了。我曾写过一部题为《双驴记》的中篇小说，原型就是他。关于我和他，还有一段故事，因为与树无关，这里就不说了。

这场雪下得很大。到下午，县里的工程指挥部就下来通知，由于雪大，岸坡湿滑，有的村已经出了事故，所以停工半天，等雪停了再干。但我们村这时正准备在岸边挖一个水窝子。挖这水窝子，是准备建一个水闸。我至今也想不明白，既然是一条排污河，水是不能用于农田灌溉的，当时建这水闸又有什么意义呢？总之，马大眼认为，雪再大也不妨碍挖这个水窝子，于是决定，我们村不停工，还继续干。于是这个下午，我们来到岸边，就开始挖这水窝子。所谓水窝子，其实就是一个大坑，只是因为要建水闸，这个坑就必须足够大，也足够深。就在大家砸开冻土，往下挖时，有人的钢镐似乎刨到空的地方，发出咚咚的声音。

立刻有人说了一句，是个坟！

接着又有人说，是个闺娘坟！

我听了心里一动。他们说的“闺娘坟”是当地方言，指的是还没出嫁的女孩儿的坟，如果用普通话说，也就是姑娘坟。我立刻明白了，他们当地人之所以这样判断，是因为按这里的风俗，没出嫁的女孩儿如果故去，是不能埋进娘家的坟圈的，但又没有婆家，所以只能孤零零地埋在野外一个不碍事的地方。这附近又没有树，显然不是谁家的坟圈，所以，也就只能是一座“闺娘坟”。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当时一听有人说，这是个闺娘坟，所有的人立刻都兴奋起来，纷纷说刨出来，刨出来！事实上因为要挖这个水窝子，也必须得把这口棺木刨出来。于是大家又奋力挖了一阵，果然，一口棺木就露出来。

这竟然是一口大红棺木，虽然年代已经久远，但仍能看出，当年的红色很鲜艳。它的形状就像一条船，两侧起鼓，前后出梢，底盘也很大。最让人吃惊的是，这口棺木的盖和底都有一尺多厚。显然，这棺木的主人不是普通家庭。这时，已经有人在用钢镐嘎吱嘎吱地撬棺材盖。这棺木的椽钉竟然丝毫没生锈，显然不是一般的铁或铜，应该是一种特殊金属。

棺材盖终于被一点一点地撬开了。四个壮劳力，抬这个棺盖竟然都很费力。

大家把棺盖移到旁边，伸头一看，都愣住了。

这棺材里躺的果然是一个女孩儿，如果不是面色死白，看上去竟然就像在熟睡。她绾着发髻，看身上的装束，应该是晚清或更早时期的人。这时，所有的人都不说话了，围在这口棺木的周围静静地看着。就在这时，这女孩儿脸上的颜色开始变了，渐渐发暗。接着，身上的衣服也有了变化，像灰一样塌下去，瞬间变成了粉末。再然后，她脸上的皮肤也一点一点塌陷下去。就这样，这女孩儿在我们所有人的面前，变成了一具白骨。

这个下午，一直到收工，所有的人都没再提这事。

我当时注意到一个细节，这座坟的跟前没有柳树，还不是由于年代久远枯死了，不是，没有任何痕迹，这就说明，当年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这个女孩儿的家人在埋葬她时，根本就没种树。但这一来就有了一个问题，没有树，这女孩儿的灵魂没有归宿，又到何处去了呢？

这个清淤工程一直到那年春节前才总算竣工了。年后，我就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

关于这个“闺娘坟”的事，我后来也请教过生物系的这个女老师。其实此前，我也曾给别人讲过，但听的人都不信，认为我是胡扯，或在农村插队时，被人欺负，脑子是不是出了什么毛病。但我跟这个女老师说起这事时，她听得很认真。仔细听完了，才告诉我，出现这种情况很正常。她说，根据我的描述，当时挖出的这口棺木材质很好，木料也很厚，而且还没糟朽，这样推断，棺木里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密闭环境，所以里面的物质才不会发生变化。而一旦这棺木被打开了，人的皮肉组织和毛发，也包括她身上的衣物，一接触空气立刻就被氧化了，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现象。她说，在考古挖掘时，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虽然现在已经有了很多保护措施，但一直还是考古界研究的一个课题。

她这样说完，又冲我莞尔一笑。

2015年初，我要下去挂职。经过反复考虑，我最后还是选择了当年插队的这个县。

既然是挂职，平时也就在县城工作。但我这次下来的目的不是在县城，而是想去当初插队的那个村庄。那年夏天，我终于又来到这里。这时，当年的公社已改成镇。离村庄还有几里路时，我特意从车上下来，想走着进村，再感受一下，看能回忆起多少当年的事。

通往村里的土道已修成柏油路。但我一边走着，开始有些怀疑，如果不是镇里的人很肯定地告诉我，前面就是我当年插队的村庄，我简直无法相信。道边的庄稼地还是当年的庄稼地，只是已盖起很多蔬菜大棚。田垄上，也覆盖了塑料地膜。我在镇里已经听了介绍，现在这个村，已不像我当年插队时那样贫困了，更不用每到秋后靠砍树渡过难关。不过通往村里的路上，也确实一棵树都没有了，倒也豁亮，朝远处望去，一目了然。

我想，也许是当年每到秋天砍来砍去，已把所有的树都砍光了。可再想，又有些疑惑，就算砍光了，为什么不再种呢？或者种了，再后来又都砍了？

来到村里，我才发现，现在跟我插队时确实已无法相比了。当年的土坯屋全没了，连“穿鞋戴帽”的房子也没了。所谓“穿鞋戴帽”，是指砖基瓦顶，中间的墙山还是土坯。这也是中国北方农民的智慧，砖基，能防止雨水侵蚀墙脚，挂瓦，则不必每年再用草泥抹顶，而土坯的墙山可以大大降低盖房的成本。当年，如果谁家能盖几间这种“穿鞋戴帽”的房子，就说明生活已经很富裕，日子过得相当牛了。可现在，全村已是清一色的红砖大瓦房，看上去一家比一家气派。在村边，还有几户人家已经盖起三层小楼。这种小楼在江南很常见，但在北方，尤其这一带，如果在当年简直无法想象。我们集体户本来在村外，现在已经是一条很宽的街。街道两边，很多家的门口都停放着农用车，还有的停着轿车。

但是，我在村里走了一阵，渐渐就有了一种感觉，这个村庄似乎精赤条条的，身上不要说蔽体的衣服，连遮羞布也没了，村里的一切都暴露在外面，一览无余。

显然，这毛病还是出在树上。

当年，这个村庄虽然都是土屋，可看着还挺顺眼，就是因为有树。那时的村庄似乎是建在一片树林里，土屋被浓密的绿荫掩映，像一幅画。现在的红砖大瓦房当然比当年低矮的土屋气派，但是，我怀念那些绿树，它们不光与我年轻时的记忆相关，而且它们让我想起某种生命的东西。自然以其神奇的逻辑和力量影响着人类的生存，但是我们对其又了解多少呢？

我注意寻找了一下，当年那棵高大的杨树，也就是我曾砍了它的一根枝干做铁锨把儿，为此还让马大眼跟我蹦着脚儿急了一次的那棵杨树，现在早已不见了。这时，镇里和我一起来的人一介绍，我才知道，敢情这个出来接待我们的马主任，就是当年马大眼的小儿子。他这时已经四十多岁，看上去挺壮实。他笑着对我说，也是命大，小时候曾得过一场大病，当时家里人都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可没想到，不光闯过来了，后来还越长越结实。

从村里出来，北面有一条河。我走上大堤，朝远处望去。现在的农田已经又被切成一块一块的了。当然，与当年的“台田”是两回事。看得出来，有的人家种了棉花，也有的种了烟叶、芝麻或花生，大都是经济作物，大田作物基本没有了。但是，田里的柳树却多起来，朝远处望去，星星点点的到处都是，有一棵的，也有几棵的。我没问，但心里明白，这显然都是坟圈，村里的谁家有亲人故去，就埋在自己的地头了。

就在这时，我发现，在不远的地里有一棵杨树。这棵杨树很直，也很高，看去非常显眼。马主任见我一直盯着那边，就笑笑说，那是我爹的坟。

我立刻明白了，马大眼埋在那里。

我下了大堤，朝这棵杨树走过来。

马主任说，我爹临死时嘱咐，他的坟上，要杨树。

我来到这棵杨树的跟前。它紧贴着马大眼的坟包。这时，一阵风吹来，这杨树的枝叶开始摇动起来，不是沙沙的，似乎是嗯嗯的。我想起来，这是马大眼当年说话的习惯。他无论说什么，总要先嗯嗯几声。我仰起头，看着这棵杨树，心想，它想跟我说什么呢……

【王松，祖籍北京，天津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文学创作一级，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代表作有中篇小说《红汞》《双驴记》等，长篇小说《寻爱记》《爷的荣誉》《烟火》《暖夏》等。有长篇小说单行本和个人作品集等数十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