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2020-09-24抒情散文rongfang
父
亲屈荣芳由于母亲的原因,父亲两次把正式工作丢了,这是我们姐妹几个长大成人后一直埋怨母亲的理由。
父亲是陕西渭南人,小时候父亲家中兄妹多,家境贫寒,父亲12岁时便随同乡流落到位于天水三阳川的中滩镇替人当伙计站药铺。解放后公私合营,父亲也
父
亲屈荣芳由于母亲的原因,父亲两次把正式工作丢了,这是我们姐妹几个长大成人后一直埋怨母亲的理由。
父亲是陕西渭南人,小时候父亲家中兄妹多,家境贫寒,父亲12岁时便随同乡流落到位于天水三阳川的中滩镇替人当伙计站药铺。解放后公私合营,父亲也随他所打工的这家药铺收归国有而成为一名正式的保建医生。后来父亲经人介绍和一个本地姑娘(我的母亲)结了婚。
婚后母亲随父亲到陕西渭南去看过一两次,一来母亲不喜欢那里的生活习惯,二来性格倔强的母亲和婆婆(我的祖母)说不到一块,便坚持要回到三阳川落户。由于父亲不是本地人,落户很困难,母亲跟随父亲很是动荡了一阵子,借东家的房,租西家的屋,居无定所,始终没有一块属于自已的窝。大队干部提出,只要父亲辞去工作,回乡务农,就可以落户。母亲和父亲商量,尽管这不是父亲的本愿,好不容易整成的一份工作却要轻言放弃,但为了母亲,为了保全这个极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家,父亲辞去工作,做了农民。尽管仍旧租住着别人的房子,但和母亲在一块生活,后来有了我的大姐,家里倒还安静。
一九五八年,农村大炼钢铁开始,一些城市工厂向农村招工,年仅23岁的父亲又被招工进了天水动力机械厂(后来合并更名为天水海林厂),成了一名正式工人。父亲走后,母亲带着大姐,生活又开始动荡不宁。由于那阵子农村刮共产风和浮夸风,生活温饱得不到解决,饿殍遍地,母亲是家中老大,便承担起了照顾年幼的弟妹和老人的重任,她把大姐送回陕西父亲老家,自已到处做买卖为娘家的生计奔波,浮萍般的生活,又使父亲和母亲的关系一度紧张,几乎闹到要离婚的地步。那时我的外婆,一个传统的农村小脚老太太怎么也不同意母亲和父亲离婚,便把父亲从工作的厂子叫回乡下商量,要父亲回村务农,申请宅基地建房。作为外乡人的父亲,通过三、四年的努力,已在供职的这家工厂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并获得奖励。但含悲忍痛的父亲又一次无奈牺牲了自已的理想和追求,在同志们的惋惜和送别声中回到三阳川农村,做了一位农民。从此他就在这三阳川农村扎了根、开了花、结了果,再也没有走出黄土地。除了大姐,我们姐妹几个都是喝着渭河水,傍着黄土地长大的。
父亲和母亲一直希望有一个属于自已的窝。就在我出生的那一年,也就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一年,父亲和母亲在附近村民的帮助下建起了三间最简易的土坏房,没有院墙,但在院子周围种了一圈牵牛花,支起长长的花架,牵牛花开放的季节,那紫色晶莹的喇叭花点缀在绿叶枝蔓间,就好像矗立起一围花的屏风。院子的南边,是父亲和母亲精心开辟的菜地,种有豆角、白菜、茄子、萝卜等多种蔬菜,青青一片,翠绿鲜活,碗豆架下,牵牛花旁常常荡漾着我们和邻居小伙伴的笑声,这里便是我们童年的乐园。父亲勤快是我们村子出了名的。在生产队时,每天早出晚归,再加上他的谦和、细心,曾先后担任过生产队的记工员、出纳、保管员等职,耕作不辍,很受大家的尊重。回到家里父亲也从不闲着,不是在菜地里忙碌,就是收拾家里的农具。遇到刮风下雨天,母亲做针线活,父亲会下厨为我们做一顿可口的饭菜,特别是父亲的鸟嘴面是出了名的,至今想起余香满口。
1968年,为纪念我的大弟出生,我们家又增加了一间房,后来我的小弟、小妹出生时都分别有一间颇具纪念意义的房子落成。尽管朴素简陋如同庵房。后来我们院子的围墙也筑起来了,普通如柴门般的门扉也坐落在那儿,父亲和母亲的一个完整的窝随着孩子的递增和房子的递增终于营造下来了。父亲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从不懂农活到轻车熟路,一个地地道道的三阳川人,田园风光和大自然的风霜雨雪早已荡去了父亲作为一名商人的痕迹,也洗去了父亲作为一名工人铅华。时光就在我们姐弟膝下承欢中滑过。
包产到户后,父亲比以前更勤快劳作,母亲由于做我们一大家口的饭和针线活,很少下地干活,田里劳作的常常是父亲和大姐、二姐,甚至大部分时间是父亲一个人。三阳川这个文化重镇,人稠地少,虽然有几千亩水浇高产田,但主要靠精耕细作才能满足乡亲们的口粮,若稍遇天灾人祸,口粮吃紧,甚至缺额数量较大,我们家属于多子女、少劳力的困难户,有几年家里的口粮实在吃紧的厉害。为帮助家里度过难关,也为了我们姐弟几人健康成长,每年冬季农闲季节,父亲又重新收拾起他那只陈旧的药箱,带上各种常用的药和在药铺时传承下来的根据民间验方和捷方配制的小儿丸散药,开始深入到偏远的乡村山里给人治病、卖药。父亲给人看病卖药从不苛刻,有钱的给钱,没钱的给点乔面、山芋均可以。就这样父亲隔几天出去一趟,挣得几个钱回来赶紧交给母亲购买点粮食糊口。父亲的一双平板脚就这样一年又一年不知踏过多少山山坎坎,喝过千家水,吃过千家饭。后来还和山里的一些赤脚医生和村民结下了很深的友谊。
直到我和大弟先后考上学,参加工作,开始能接济上家里,父亲才算停下他那双脚,在家里开办了一间诊所,给附近的乡邻治病卖药。
今年业已78岁的父亲,每天早出晚归,劳作不辍,身板仍很硬朗,而母亲的身体很早就一年不如一年,百病缠身,于十年前就去逝了。母亲生前一直说父亲是干活的命,越干越年轻。
回想父亲的大半生,少小离家老大未归,给老板当活计,解放后当乡村保健医生,当农民、当工人、后来又当农民、当生产队干部,现在又开家庭诊所。两次迫于母亲压力和为保全家庭,放弃了自已的工作和事业,但从未报怨过什么,为了拉扯大我们姐弟几个,父亲付出了自已全部的心血,而把内心的沉重和悲哀用他的宽容和大度的心全部驱除干净。勤劳节俭的父亲,他的融融爱心曾经温暖过我们姐弟每一个人的生活。
我们敬爱父亲。
亲屈荣芳由于母亲的原因,父亲两次把正式工作丢了,这是我们姐妹几个长大成人后一直埋怨母亲的理由。
父亲是陕西渭南人,小时候父亲家中兄妹多,家境贫寒,父亲12岁时便随同乡流落到位于天水三阳川的中滩镇替人当伙计站药铺。解放后公私合营,父亲也随他所打工的这家药铺收归国有而成为一名正式的保建医生。后来父亲经人介绍和一个本地姑娘(我的母亲)结了婚。
婚后母亲随父亲到陕西渭南去看过一两次,一来母亲不喜欢那里的生活习惯,二来性格倔强的母亲和婆婆(我的祖母)说不到一块,便坚持要回到三阳川落户。由于父亲不是本地人,落户很困难,母亲跟随父亲很是动荡了一阵子,借东家的房,租西家的屋,居无定所,始终没有一块属于自已的窝。大队干部提出,只要父亲辞去工作,回乡务农,就可以落户。母亲和父亲商量,尽管这不是父亲的本愿,好不容易整成的一份工作却要轻言放弃,但为了母亲,为了保全这个极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家,父亲辞去工作,做了农民。尽管仍旧租住着别人的房子,但和母亲在一块生活,后来有了我的大姐,家里倒还安静。
一九五八年,农村大炼钢铁开始,一些城市工厂向农村招工,年仅23岁的父亲又被招工进了天水动力机械厂(后来合并更名为天水海林厂),成了一名正式工人。父亲走后,母亲带着大姐,生活又开始动荡不宁。由于那阵子农村刮共产风和浮夸风,生活温饱得不到解决,饿殍遍地,母亲是家中老大,便承担起了照顾年幼的弟妹和老人的重任,她把大姐送回陕西父亲老家,自已到处做买卖为娘家的生计奔波,浮萍般的生活,又使父亲和母亲的关系一度紧张,几乎闹到要离婚的地步。那时我的外婆,一个传统的农村小脚老太太怎么也不同意母亲和父亲离婚,便把父亲从工作的厂子叫回乡下商量,要父亲回村务农,申请宅基地建房。作为外乡人的父亲,通过三、四年的努力,已在供职的这家工厂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并获得奖励。但含悲忍痛的父亲又一次无奈牺牲了自已的理想和追求,在同志们的惋惜和送别声中回到三阳川农村,做了一位农民。从此他就在这三阳川农村扎了根、开了花、结了果,再也没有走出黄土地。除了大姐,我们姐妹几个都是喝着渭河水,傍着黄土地长大的。
父亲和母亲一直希望有一个属于自已的窝。就在我出生的那一年,也就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一年,父亲和母亲在附近村民的帮助下建起了三间最简易的土坏房,没有院墙,但在院子周围种了一圈牵牛花,支起长长的花架,牵牛花开放的季节,那紫色晶莹的喇叭花点缀在绿叶枝蔓间,就好像矗立起一围花的屏风。院子的南边,是父亲和母亲精心开辟的菜地,种有豆角、白菜、茄子、萝卜等多种蔬菜,青青一片,翠绿鲜活,碗豆架下,牵牛花旁常常荡漾着我们和邻居小伙伴的笑声,这里便是我们童年的乐园。父亲勤快是我们村子出了名的。在生产队时,每天早出晚归,再加上他的谦和、细心,曾先后担任过生产队的记工员、出纳、保管员等职,耕作不辍,很受大家的尊重。回到家里父亲也从不闲着,不是在菜地里忙碌,就是收拾家里的农具。遇到刮风下雨天,母亲做针线活,父亲会下厨为我们做一顿可口的饭菜,特别是父亲的鸟嘴面是出了名的,至今想起余香满口。
1968年,为纪念我的大弟出生,我们家又增加了一间房,后来我的小弟、小妹出生时都分别有一间颇具纪念意义的房子落成。尽管朴素简陋如同庵房。后来我们院子的围墙也筑起来了,普通如柴门般的门扉也坐落在那儿,父亲和母亲的一个完整的窝随着孩子的递增和房子的递增终于营造下来了。父亲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从不懂农活到轻车熟路,一个地地道道的三阳川人,田园风光和大自然的风霜雨雪早已荡去了父亲作为一名商人的痕迹,也洗去了父亲作为一名工人铅华。时光就在我们姐弟膝下承欢中滑过。
包产到户后,父亲比以前更勤快劳作,母亲由于做我们一大家口的饭和针线活,很少下地干活,田里劳作的常常是父亲和大姐、二姐,甚至大部分时间是父亲一个人。三阳川这个文化重镇,人稠地少,虽然有几千亩水浇高产田,但主要靠精耕细作才能满足乡亲们的口粮,若稍遇天灾人祸,口粮吃紧,甚至缺额数量较大,我们家属于多子女、少劳力的困难户,有几年家里的口粮实在吃紧的厉害。为帮助家里度过难关,也为了我们姐弟几人健康成长,每年冬季农闲季节,父亲又重新收拾起他那只陈旧的药箱,带上各种常用的药和在药铺时传承下来的根据民间验方和捷方配制的小儿丸散药,开始深入到偏远的乡村山里给人治病、卖药。父亲给人看病卖药从不苛刻,有钱的给钱,没钱的给点乔面、山芋均可以。就这样父亲隔几天出去一趟,挣得几个钱回来赶紧交给母亲购买点粮食糊口。父亲的一双平板脚就这样一年又一年不知踏过多少山山坎坎,喝过千家水,吃过千家饭。后来还和山里的一些赤脚医生和村民结下了很深的友谊。
直到我和大弟先后考上学,参加工作,开始能接济上家里,父亲才算停下他那双脚,在家里开办了一间诊所,给附近的乡邻治病卖药。
今年业已78岁的父亲,每天早出晚归,劳作不辍,身板仍很硬朗,而母亲的身体很早就一年不如一年,百病缠身,于十年前就去逝了。母亲生前一直说父亲是干活的命,越干越年轻。
回想父亲的大半生,少小离家老大未归,给老板当活计,解放后当乡村保健医生,当农民、当工人、后来又当农民、当生产队干部,现在又开家庭诊所。两次迫于母亲压力和为保全家庭,放弃了自已的工作和事业,但从未报怨过什么,为了拉扯大我们姐弟几个,父亲付出了自已全部的心血,而把内心的沉重和悲哀用他的宽容和大度的心全部驱除干净。勤劳节俭的父亲,他的融融爱心曾经温暖过我们姐弟每一个人的生活。
我们敬爱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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