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敢为天下先”的荆楚精神

为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武汉市武昌区政府在起义门的城墙之侧，修建首义碑林。我受委托撰写了《首义碑林赋》，其中有这样一段：“烈士殉国者，谓之殇；后人缅怀者，谓之义；政府襄赞者，谓之仁；勒石纪功者，谓之史。武昌乃革命之城，风雅之区。以风雅记颂革命，乃盛世之善举，功莫大焉！”

世事在变化，时代在进步，今日的武昌、武汉，不要说与110年前比，就是与10年前比，我们也能真正感受到沧海桑田的变化。110年前武昌首义爆发的地方，如今已变成了一处又一处纪念馆与遗址公园，它们同盘龙城、古琴台、黄鹤楼、武汉关与汉阳兵工厂等，组成了武汉的历史。而珞珈山、桂子山、马鞍山之间的大学区，九峰山两侧的光谷，从大军山到阳逻堡之间的九座长江大桥，从西接江汉平原的沌口，到东临大别山的长江新区，我们看到了一个生机勃勃、仪态万方的新武汉。伟大的城市与我们狭隘的想象力格格不入。回头来看，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创造性是武汉这座城市的传统；知难而进是这座城市宝贵的品格。历史不会重演，但历史的考验却无时不在，无处不在。110年前爆发的辛亥革命武昌首义，与去年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都让武汉成为全国乃至全球瞩目的城市，无论是兵戈相见，还是病毒入侵，无不来势汹汹，企图将灭顶之灾降临到这片白云黄鹤的土地。为了捍卫自身家国的安全，为了维护这座城市的尊严，上到谦谦君子，下至贩夫走卒，无不以命相、以死抗争。去年疫情最为严重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武汉，亲睹了在这里的每一条街巷、每一处医院里展开的抗疫斗争，他深情地赞颂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武汉人民是英雄的人民。

英雄，这是一个多么闪光的字眼。但是，武汉及武汉人民并不是为了获得这一殊荣而选择去做这样惊天动地的事情，而是他们在历史的危急关头作出了本能的反应。什么叫英雄？就是别人犹豫不决的时候，他们能挺身而出；别人安于现状的时候，他们能奋勇前进。

十年前，我们讨论辛亥革命的意义，有一个趋同的观点。就是楚人的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品格促成了武昌首义的成功。那一时间的武汉，可谓英雄辈出，人才济济。志在推翻清政权的鉴湖女侠秋瑾，从日本回国后，深感献身革命的人才不足，不免感叹“谁为济时彦，相与挽颓波。”她愿意与杀身成仁的英雄一道，用血肉之躯以殉国家，以殉道义。一个英雄再伟大，也不能成就伟业，成千上万的英雄并肩战斗，才能无恶不惩、无坚不摧。1911年的武汉，既是混乱深渊，也是理想高地。旧统治风声鹤唳，新思想层出不穷。新学堂里充满了雄辩之声，小报馆内坐满了仁人志士。这里有新思想的传播者，也有新思想的接受者；这里有新式步枪的制造者，也有新式步枪的善用者。摧毁旧世界的武器在这里生产，催生新纪元的思想在这里诞生。凡此种种可以证明，无论是推翻帝制还是抗击新冠，不是武汉选择了历史，而是历史选择了武汉。

曾有一个时期，武汉想把“敢为天下先”作为武汉精神来推广，结果引起了专家们的争论，赞者大赞，毁者力毁。最后不了了之，这口号也就没有人再提了。我当年参加过这个座谈会，在会上我没有发言，因为我已意识到，楚人的行动远胜于思想。当双方为一个观念争论不休的时候，我们就会眼睁睁地看着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在我们身边溜走。一位历史学家说，抵制变化的保守主义与主张变化的激进主义同样可贵。单从学问的角度考虑，这个观点是正确的，但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思想的分裂是阻碍社会进步的最大障碍。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或者说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各类学问家们可以抽象地思考，但政治家们却不能这样，他必须具象地表达，用一个声音来发布他们的行动纲领，最大限度地团结和引导民众，攻坚克难，夺取胜利。

敢为天下先，其实是一种英雄的品质。但在不同的时代，它的表现又迥然相异。在恶势力横行的时候，这种品质具有摧毁一切的力量；在骤然而至的灾难降临时，它又有着“挟泰山以朝北海，我不能谁也不能”的自信与担当。新冠疫情暴发时，武汉毅然采取了封城的措施，这不是敢为天下先又是什么？当疫情沉重地打击了湖北的经济，人们“谈鄂色变”的时候，省委毅然决定免费开放所有的景区以吸引天下的游客，这也是敢为天下先的可贵表现。武昌首义，我们率先垂范；武汉封城乃至灾后重振，我们又一次再次率先垂范。

率先垂范就是敢为天下先，我个人认为，荆楚儿女敢于这样做，首先不是思想的胜利，而是行动的胜利。所有伟大的事业，是干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武昌首义证明了这一点，湖北抗疫，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文联名誉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