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距离

有这样一个情景，总也忘不掉。去年4月底，在天坛的双环亭。

去年年初，让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闹得，宅在家里，好久没去天坛了，以为天坛和很多博物馆图书馆等公共场所一样，也都关闭了。其实，天坛没有封闭，一直敞开大门对外开放。相比脆弱而渺小的人，沧海横流，天坛方显英雄本色，不动声色地注视着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和我们。我和天坛拉开长达四个月之久的距离，是我自己造成的，也就是说是人为的距离。

那天中午，从南门进天坛，一路看见藤萝架上紫藤开得烂烂漫漫，再疯狂的疫情，也没有阻拦它们到时候的盛开，显然，它们没有我们人们的顾忌，比我们要自由豪放得多。藤萝架下坐的人不多，稀稀拉拉的，但彼此都拉开了距离。草坪上，也有坐着游人，一样彼此也都拉开了距离。这样的情景，非常独特，只有此时才见到，让我不由得想起舞台上看到过的布莱希特话剧的间离场景。

一直走到双环亭，这样的间离场景，最为突出地出现在我的面前。我看见亭中坐着一对男女，大约四十岁上下。特别引我注意的是，他们各自戴着口罩，分别坐在椅子的两头，各靠着亭子的一个红柱子，隔着两个柱子之间这样明显的距离──那时候，为防止疫情的传播，流行一个词，叫做“一米距离”。距离，便成为生活的常态，见多不怪，但这样约会中长时间在一起依然保持着这样远比一米要长的距离的情景，我第一次见到。

他们两人中间长椅上铺着一块花布，一些零食和他们各自的保温杯，在上面排列成队。那阵势，有点儿像七夕喜鹊羽毛搭成的桥，桥两头，分别站着他们二位遥遥相对。看样子，和我一样，也是多日未到天坛来了，相约在这里见面叙旧。一定是老朋友了，但也要保持着这样明确的距离，这是人本能欲望和心理之间的距离，又是主观心理和客观现实之间的距离。或者说是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灾难时恐惧与希望的距离。

双环亭是两个圆亭交错，亭中外圈有这样十根红漆圆柱支撑，柱子之间的距离得有两米多。阔别多日的朋友相见，居然要有意拉开这样长的距离，让我有些吃惊，也更加感慨。这实在是疫情闹出的距离。往常一般的约会，哪里会拉开这样的距离，而且，还严严实实地戴着口罩。隔空对话，声音自然就大些，悄悄话是不行的了。这样的场面，有些滑稽，也有些悲伤和无奈，却是2020年春天常见的情景。看不见的新冠病毒，让人和人之间，即使再亲密的人之间，也要不由自主地拉开了距离。

我坐在他们的斜对面画他们，一边画一边不住在想，距离，在平常的日子里，在一般人之间，也是必要的。亲密无间，只是作为一种修辞，一种幻想或理想的状态的存在。即使是情人之间的拥抱亲吻甚至更亲近的接触，也不可能真正做到亲密无间。在人类文明和不文明交织的驳杂社会里，有社交中的礼貌距离，有美学中的想象距离，有心理的抗拒距离，也有卑劣人性中的暴力距离，社会环境中的危险距离，初次接触的陌生距离，思想乃至意识形态所产生的斗争距离，时间和空间造成的时空距离，或者亲人之间所谓“一碗汤”的距离，等等。可以说，独木不成林，只要有两人或两人以上人的地方，不会没有距离，就像再茂密的树林里，树和树之间也会是存在距离的，不可能毫无缝隙地比肩而立。

只是，眼前这一对戴着口罩的朋友之间这样尽情交谈之中明显而有意拉开的距离，是我前所未见的。

读罗兰·巴特的《文之悦》，书中有“边线”一节。边线，就是边界，就是距离。他从修辞学角度说：语言结构的重新配置，通常借以切断的方式来达到。他说有两条边线，一条是正规的、从众的、因袭的（在我看来，就是惯常情况下的），一条是变幻不定的、空白的（在我看来，就是非惯常情况下的）。他接着说，说得很有意思：“恰是它们两者的缝隙、断层、裂处，方能引起性欲（在我看来，这里所说的性欲，就是指语言结构的被打破而重新配置后新的生成）。”距离，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产生的。缝隙、断层、裂处，都会产生距离。

罗兰·巴特所说的“两者的缝隙、断层、裂处”，在战争和灾难面前，最容易产生。因为战争和灾难便是惯常状态的被打破，而成为非惯常状态。如今，这场全球范围的疫情突发而且长时间蔓延所造成的灾难，远非一场战争所能比，这样的缝隙、断层、裂处，必然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哪怕是曾经关系再亲密的人。这里既有社会与自然的不可知因素，也有恐惧和忧虑的心理潜在原因，同时，还会有因这场疫情所造成思想认知和判断标准差异乃至矛盾和罗兰·巴特所说裂处的结果。只是，人又有群居而极愿摆脱孤独的心理需求，于是，在疫情刚刚趋好的时候，人们就迫不及待地从闭门宅家中走出来；于是，便有了天坛里我所见到的并非一例这样的约会，约会中所呈现出渴望缩短距离而又有不可避免的明显距离，戴着口罩，亲密交谈，又隔空相望。

我画着这一对约会的男女。长长的距离，并没有阻隔他们的交谈。我不知道他们在谈着什么，只看到他们的交谈如同长长的流水一样，绵绵不断。他们的身后已经是春意盎然，花草烂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