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文学》2021年第10期｜张映勤：舌尖上的少年记忆

张映勤，1962年生。中国作协会员、一级作家、编审，《天津文学》杂志主编。出版有《寺院·宫观·神佛》《佛道文化通览》《中国社会问题透视》《世纪忏悔》《死亡调查》《话剧讲稿》《那年那事那物件——100个渐行渐远的城市记忆》 《故人故居故事》《流年碎影》《鲁迅新观察》《口红与猫》《浮生似水》等十余种。编辑出版各类文学图书百部以上。发表有小说、散文、随笔、评论、学术文章等数百篇500余万字。部分作品被转载或获奖。

我的少年记忆，当在五十年前后，闲来无事，想起小时候的一些吃食，留在舌尖上的那些食物，如今渐行渐远,退出了人们的视线。将它们打捞出来，也是时代进步、社会发展的一种明证。

1.儿时的宝塔糖

宝塔糖，白色或粉色的带着小螺纹的圆锥形宝塔，红枣大小，包装纸底部印着粉色的圆圈商标，甜滋滋的酥脆可口，这就是宝塔糖。上世纪70年代，我们小的时候，每个孩子都爱吃宝塔糖。

其实，宝塔糖不是糖，宝塔糖是一种做成宝塔形状的药，专门用来驱除肠道寄生虫的驱虫药。这位问了，是药三分毒，是药三分苦，没病没灾的，没听说过有人爱吃药的。这您就不懂了，药得看什么药，有的药就不苦。像山楂丸，甜甜的酸酸的，用山楂和蜂蜜调制熬成的膏丸，消食开胃，没有一点药味，很好吃，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好吃。宝塔糖就是这种药，它绝对没有苦味，绝对受孩子的欢迎。为什么？就因为它甘甜可口。

放到现在，别说是药，就是再甜的糖孩子们也不感兴趣了，那么多的零食供他们选择，走进任何一家食品店、超市，儿童食品都是满满当当好几排货架子，大的小的、盒的袋的、吃的喝的应有尽有，就算买回一盒高级糖果放在家里，城市里的有些孩子很可能连动都不动一块。自小就生活在食品过剩的年代里，用老人的话讲，现在的孩子真是泡在蜜罐里了。过去不行，过去的孩子太缺嘴了。

上世纪70年代，中国人的贫穷是现在的年轻人无法想象的，人们的生活条件和现在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即使是双职工家庭，父母大多挣着几十块钱工资，孩子多的，吃饭穿衣都成问题，孩子少的，生活条件好的也买不到什么东西，商品匮乏，经济萧条，供应紧张，买什么东西都要凭副食本定量供应。一人一个月半斤油，一斤肉，二两麻酱……家家如此，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有时连二分钱一盒的火柴都要凭本供应。在买什么都需要凭票证排长队的特殊年代，小孩能有什么零食可言。商店里别说没有，就是有，寻常百姓家的孩子也买不起。

有时候孩子一边吃着零食一边问我：“爸爸，你们小时候有什么好吃的？”

一句话，倒真把我问住了。是呀，我们小时候都有什么零食呢？我和孩儿他娘搜肠刮肚也没想出十样来，就像现在儿童食品多得让人记不住一样。

我们这一代中年人，可谓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生于节粮渡荒的上世纪60年代，长于物质匮乏的70年代。但与同龄人相比，毕竟身处大都市，家境也还说得过去，不曾挨过饿受过苦，而且多多少少还有那么点零食，也算是幸运了。

那时候孩子们的主要零食就是食品店副食店卖的糖果，即使是一两分钱一块，大多数孩子也只能偶尔买一块解解馋。这么说吧，只要是甜的东西，基本都是孩子们喜欢的食品，即使是宝塔糖。

孩子生病急坏了大人，喂孩子吃药一直是让家长头痛的问题。小时候吃药，我记得总得就着一点糖，不像现在，专供儿童的药品有那么多的花样。一种消炎药，竟然有桔子、菠萝、葡萄、柠檬、草莓等多种口味。时代不同了，连药都时尚了，价钱当然也是不菲，商家在孩子身上想尽了办法，挖空了心思，赚足了银子。

现在想起来，宝塔糖就是那时专门为孩子特制的，人家抓住了孩子的特点和家长的心理，难怪在市场上独领风骚。

当然，宝塔糖终究是药不是糖，作为药品，价钱肯定比糖果要贵许多，所以除非小孩肚子里长了虫子，疼得不行了，家长才有可能给孩子买着吃。

我现在也没弄明白，当年的孩子为什么总闹肚子痛。是卫生条件不好？是吃的东西不干净？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多少还知道点卫生常识，病从口入，饭前洗手的道理还是懂的，虽然食品不丰富，可那都是健康的绿色食品呀！没有瘦肉精，没有苏丹红，没有福尔马林，更没有三聚氢胺……不清楚，反正那时候孩子闹肚子是常有的事。闹了肚子怎么办？用不着上医院，家长到药店买上一包宝塔糖，花销不大，保证疗效明显，药到病除。

小时候，我多次吃过宝塔糖，不像糖果那么齁甜，还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味，吃过之后，确是难忘。后来有了药效更好更便宜的驱虫药，宝塔糖很少能见到了。但是它独特的形状、独特的味道深深地植根在我的记忆中。

2. 边走边吃唆啰蜜

一种一元硬币大小插着小木棍的儿童水果糖，俗称“唆啰蜜”，我不清楚它有没有别的正式名称，我小的时候人们都把这种糖叫“唆啰蜜”。

上世纪70年代，物质匮乏、供应紧张，尤其是和吃有关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定量供应，鸡鸭鱼肉自然不用说了，就是买一斤豆腐也要凭副食本供应，得起大早到早点铺排长队购买。在连肚子都照顾不好的前提下，儿童食品显然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那时候孩子们的零食没有几样，主要是食品店、副食店卖的糖果。柜台上卧放着两个大玻璃罐子，里面分别放着水果糖、奶油糖。

对一般家庭来说，吃饱穿暖尚且不易，哪有闲钱满足孩子的零食，即使是糖果，家里也只有在逢年过节时才准备，平时很少给孩子买；那时候的孩子们基本上也极少有零花钱，偶尔家长给个三五分钱，大多是买两块糖解解馋。

当时的糖果大致分为水果的和奶油的两种，前者一分钱一块，后者卖到两分钱，分别用蜡纸和玻璃纸包装。

买糖，孩子们一般都选择那种最便宜的水果糖，香甜可口，含在嘴里慢慢享用。奶油糖不仅粘乎粘牙，有股奶味，价钱也比水果糖整整贵了一倍，这点经济账每个孩子都算得很清楚。物美价廉的水果糖成了他们的首选零食。

水果糖中最高级的一种就是“唆啰蜜”，它不是糖块，而是用小木棍插着一块扁圆形、一厘米左右厚、一元硬币大小的水果糖。

“唆啰蜜”二分钱一块，奢侈一点的孩子也只能偶尔买一块尝尝。吃这种糖，重在过程，手里举着一根10厘米左右长的细木棍，把上面的糖块放到嘴里不停地唆啰，一边走一边吃，那种神气不亚于多年前人们举着“大哥大”满大街大声打电话，透着一种得意、一种炫耀。和水果糖比起来，“唆啰蜜”简直就是贵族食品，二分钱既能甜了嘴，又能欢了心、长了脸，那是多大的一种享受！

当然买糖块吃的大多是些女孩子们，也许女孩子嘴馋，经不住诱惑，现在三四十岁的女人们仍然喜欢吃点零食什么的就是确凿的证据。实在没什么可吃了，嘴里也闲不住，总得唠叨点什么，算是聊胜于无吧。

女孩子爱吃糖果的另一个原因是：收集糖纸，就像现在的一些小孩儿喜欢收集食品袋里的卡片一样。把糖纸包下来，用清水洗好，晾干后夹在书本里，五颜六色，煞是好看。高级一点的玻璃糖纸，放在手心上，糖纸受体温热度的影响，四边一卷一卷地往上翘，孩子们直勾勾地望着，眼里充满了好奇和神秘。

水果糖中，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要算是“唆啰蜜”了。

“唆啰蜜”，这种叫法实在是形象传神，“蜜”是说糖像蜜一样的甜，“唆啰”是指吃这种糖果时的动作、过程，用手举着糖放在嘴里一点点的吮吸、舔嘬、品咋。如果直接咬碎了，那“唆啰蜜”就与水果糖块无异了。

现在的儿童食品品种繁多，数不胜数，“唆啰蜜”早已在市场上绝迹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类似的棒棒糖，圆球形，插着白色的小塑料棍，尽管口味、包装远远超出早年的“唆啰蜜”，但显然已不被现在的孩子所青睐。在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物质商品极大丰富的今天，糖果在孩子心目中失去了往日的辉煌，成了一种可有可无的点缀。他们从小泡在蜜罐里，哪能想象我们小时候对“唆啰蜜”的渴望！

3. 苦中带甜大梨糕

“大梨糕大梨糕，小孩吃了不摔跤。”

早在四五十年前，天津孩子们之间流传的这句顺口溜，大概是我听到的最早的商品广告。

什么是大梨糕？这种经典的儿童食品，别的城市不知道有没有。在天津，50岁以上的中年人小时候大多吃过这种零食，却极少有人能说清楚它的具体内容。

大梨糕是当年私人小作坊熬制的一种膨化糖制食品。将砂糖加水在锅里熔化，糖水中兑上一点“起子”（发酵剂），黏稠的糖水在“起子”的作用下膨松发酵，经过冷却，就成了发糕一样中间带有小蜂眼的大梨糕。

在我小的时候，儿童的食品极为匮乏，国营的商店品种单调，花色稀少，倒是街上的小摊小贩还在出售自制的各种儿童食品。虽然到了“文革”期间，城市的小商小贩大多被割了“资本主义尾巴”，基本上绝迹了，但还有少数生活困难经过特批的个体商贩在街头的固定位置摆摊设点，卖一些儿童喜欢的小玩艺儿和小食品，成了孩子们喜欢光顾的去处。

孩子偶尔有了几分零花钱，大多想换换口味，直奔街头的小摊而去，手里捏着攒出汗来的几枚钢镚儿，咽着口水，徘徊在小摊前。

小货摊的玻璃格子下面一边摆放着各种小玩艺儿，一边是各种小食品，不外乎弹球儿、毛片儿、猴皮筋、拨糖、凉糖、豆根儿糖之类，花色品种比国营的食品店齐全多了。这里面就有切成块状的大梨糕。

大梨糕黄黄的脆脆的，比火柴盒略大，当年卖一分钱一块。也许是糖熬制得有点过火，吃在嘴里甜中带苦，有股糊了吧唧的味道。在那时的儿童食品中，大梨糕体积大而口味独特，天真的孩子们认为这种糖不仅好吃，而且买着划算。至于街面上流传的那句“大梨糕吃了不摔跤”的说词，它当然是一种夸大其辞的广告。

为什么叫大梨糕？也许和北方的俗语“吹大梨”（吹牛的意思）有点关系。尤其是老天津人，九河下梢，杂处八方，能说会道是有传统的，在天津卫码头上混事由，要站得住，立得稳，不仅得能干，还得能说，口若悬河，云山雾罩，俗话说得好：“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能说会道是老天津人的标志性特点。言过其辞，夸夸其谈，说大话、吹牛皮，谓之“吹大梨”。您想，它是糖稀经过发酵膨胀制成，就像吹起来的一样，也许人们与“吹大梨”相联系，冠以大梨糕之名。

当年，大梨糕是为数不多的几种儿童食品之一，它不仅满足了孩子们的物质需要，也丰富了他们的精神生活，逛小摊买零食，是我们那一代人苦中带甜的一种回忆。

4. 街头飘香爆米花

上世纪70年代中上期，好长时间街上才来一位崩爆米花的乡下人。虽然当年没有城管，但乡下人限制流动，到城里做点小生意那是难上加难。偶尔出现的爆米花匠，挑着一副担子，一头是火炉，一头是葫芦一样的黑转锅、布口袋等物件。

“爆——米花——”乡下人那悠长嘹亮的吆喝声在街巷中婉转回响，引得大人孩子们纷纷蹿出屋外，不一会儿工夫，人们就围住了爆米花匠。

爆米花的乡下人多是找一块空地，支好炉子，将人们准备的一碗米倒入黑乎乎的转炉，点上一点糖精，盖上炉口，用一根细铁棒拧紧，然后支在火炉的架子上，一手拉着木制的风箱，一手转动着大肚子转锅。铁黑的转锅上端装着一支压力表。十分钟左右，锅里的米加热加压到了一定的火候，乡下人将转锅从炉架上取下，锅口对准套在一条灰不溜秋的长布袋子上，脚踩转锅，用铁管或扳手在机关上一橇，就听“嘭”的一声闷响，爆好的大米花喷到布袋里，一股浓郁醉人的米花香气四溢，诱人口水。

一碗米爆得一盆大米花，这种神奇的变化诱惑着每一个孩子，手抓一把大米花填到嘴里，真是香甜无比。当然，如果家里有豆子、玉米粒，那爆出来的豆花、玉米花个大粒圆，酥脆芳香，更是米花中的上品。

当年，爆一次大米花只收两毛钱，一大锅白花花的大米花足够孩子们享用一阵子的，在缺少零食的孩子们眼里，那简直就是一次难得的圣宴美食。而这两毛钱当年不算便宜，够买二斤棒子面了，温饱尚未解决，普通百姓，爆大米花只能偶一为之。记得那时候，街上来了爆米花匠，我们缠着姥姥，死磨硬泡，反复央告也未必达到目的，一碗米加上两毛钱，也许就是一家人的一顿饭。

米花香甜味美，量大价低，颇受小孩子的喜爱。只是不知为什么，走街串巷的爆米花匠多在秋冬季节才偶尔出现在街头，平时吃不到匠人新爆出锅的爆米花，孩子们只能到商店里去买。

当年商店里出售的大米花分两种，一种是白纸上印点简单的红色图案，比书本略小的鼓鼓一包，量大而香，只卖四分钱一袋。另一种是圆柱体玻璃纸包装的米花，上面裹上了五颜六色的浅浅糖衣，好吃却量少，价钱也略贵，分量不足原来纸袋的四分之一，却卖到了五分钱一袋。精打细算的孩子们更喜欢前一种。

后来听说，街上爆米花用的转锅为铅铁合金，布袋也不卫生，用这种器具爆出来的米花对人体显然是无益的，但是在我们小的时候，人们的健康卫生意识较差，对食品没有太多的讲究，爆米花始终是颇受大众喜欢的儿童食品，直到现在，街上还偶尔能见到有卖爆米花的。但那种传统的转炉式爆米花基本上绝迹了，米花摊前也冷冷清清，少人问津。

5. 怀念馄饨

薄薄的皮，一丁点的馅，捏在一起，用锅煮熟，这就是馄饨。五十年前后，它是天津居民最普遍的早点之一，遍布街头的早点铺、早点摊几乎每家都在卖馄饨。早晨喝上一碗连汤带水热气腾腾的馄饨，解饱解渴带解馋，浑身舒坦，通体冒汗。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馄饨长大了，长胖了，里面的肉馅逐渐增多，馄饨就变成了云吞，虽然价钱贵上了几十倍，却仍然是人们早餐中爱吃的主要食品。

小时候，我经常看见服务员在店铺里包馄饨，一大盆稀乎乎的肉馅，一摞子薄薄的馄饨皮。服务员左手捏皮，右手用筷子沾上一点肉馅，往皮上一抹，随手一捏，扔在一边。这样包出来的馄饨煮熟了，肉馅只有黄豆粒大小，人们只能尝点肉味而已。这种馄饨放到现在只能算是面片儿汤，而且是稀稀的、薄薄的面片儿汤。

当年的馄饨九分钱一碗，在早点中算是价钱较贵的。

人们喜欢喝馄饨，主要是爱喝煮馄饨的汤，那是煮得发白的排骨汤，俗称高汤。鲜香可口，营养丰富。早点铺的馄饨锅旁放着一排小碟，上面盛着两块煮得烂熟的排骨，两毛钱一份。顾客选中其中的一份，服务员在滚烫的汤里将排骨加热。热好的排骨淋上酱油，肉香扑鼻，令人馋涎欲滴。吃早点来一份排骨，消费者大多是成年人，一般学生是吃不起的。

当年的馄饨质量虽差，汤却讲究。早点吃到一半，碗里没汤了，顾客端着大碗到窗口说一声：“师傅，来点汤。”售货员二话不说，一勺滚烫的热汤续到碗里，那是免费的。

煮馄饨绝大多数用的是排骨汤，个别高档点的饭馆也有用鸭汤的。我们学校附近有一家当年算是数得上的高档餐馆，除了正餐，每天也卖早点，那里的馄饨就是用鸭汤煮的，只是价钱略高，一碗卖到一毛二分钱。即使这样，每天也是顾客盈门，供不应求。

我上了初中，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每天几个同学结伴上学在路上吃早点。母亲有时破例给我一两毛钱的早点钱。这点钱，我舍不得天天喝馄饨，总是喝二分钱一碗的豆浆，剩下的那几分钱，能偷着买点零食或玩的小玩艺儿。偶尔馋得不行了，这才开开荤，买一碗馄饨犒劳自己。有一次，服务员没留神，捞上汤里混杂着的一块鸡蛋大小的排骨肉，我眼明手快，赶快端起来就走，生怕师傅反悔了要回去。那是我喝的最好的一碗物超所值的馄饨汤。可见贪欲之心，人皆有之，幼小如我，也以此为乐。

参加工作以后，有一次去杭州，晚上逛小吃摊，看见有人挑着担子卖“龙抄手”，我和同事心生好奇，要了两碗，端到手里一看，原来就是过去的馄饨。虽然肉馅稍多，却是清汤寡水，远没有我们小时候北方的馄饨好喝。

现在的云吞代替了过去的馄饨，并有向馄饨退化的趋势，肉馅逐渐瘦身，变得越来越少，仿同当年的馄饨，而且汤也变成了清水，少滋没味，再也吃不出当年那种浑厚鲜美的味道了。

我还是怀念那时的馄饨——盛满高汤的热气腾腾的馄饨。

6. 消失的烤饼

吃过烤饼见过烤饼的人们，还记得烤饼的样子吗？

长圆的烤饼，薄厚、口味像烧饼一样。四十年以前，天津的早点铺里烤饼始终扮演着主要角色，二两粮票六分钱，外加二分钱一大碗的热豆浆，一顿经济实惠的早点就解决了。别的城市是不是也有烤饼，我不清楚，但在天津，烤饼是人们普遍喜欢吃的早点主食。

我小的时候，一般市民在外面吃早点的机会不是太多。一来，当时的早点铺少，在外面吃早点要排队，耽误时间；二来，早点虽然便宜简单，但是得花钱花粮票，人们都过着苦日子，为了能省点钱，大多数人都习惯了在家里吃早点。晚上剩下的馒头、大饼、窝头等主食，第二天早晨热热凑合着吃两口。双职工家庭，父母早晨起来匆匆忙忙去上班，没有时间照顾孩子，早点基本上都是孩子自己解决。

我那时生活在姥姥家，家里的早点经常是有干的少稀的，头天晚上剩下的主食成了名副其实的“干粮”。这些所谓的早点怎样下咽，比我大几岁的表哥自有办法。他自创了一种“幸福汤”，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表哥将家里常备的炸酱油，舀上两勺，再盛上一点猪油，用开水沏上，一碗热腾腾的汤就兑好了，然后将干粮掰开了泡在里面，热乎乎地吃上一碗去上学。表哥将他发明的酱油汤美其名曰“幸福汤”，相当一段时间，我们的早点喝的就是这种自制的“幸福汤”。

偶尔家里也给点早点钱，一般也就是一毛钱。这一毛钱我攥在手里能捂出汗，琢磨来琢磨去舍不得花。不吃早点饿一顿，就能把省下的钱买点糖豆零食解解馋，就能买点弹球儿毛片儿过过瘾。可试过两回，不吃早点还真扛不住，到了上午课间操时间一过，饿得头昏眼花，手脚无力。

没办法，还是专款专用吧。到了早点铺，花六分钱买一个烤饼，二分钱买一碗豆浆，吃得肚子溜圆，头顶冒汗，截留下来的二分钱，日积月累，也能攒出一点点零花钱。

烤饼是当年最大众化的经济食品，二两一个六分钱，没有比它再便宜更实惠的了。许多市民都喜欢吃烤饼。那年月，能吃饱就算不错了，想吃好就不容易了。馄饨、馃子（油条）、炸糕、蒸饼也有买的，可价钱要贵上一两倍，偶尔打打牙祭改善一下可以，但天天吃馄饨、馃子的少而又少。为什么？大家普遍贫穷，生活水平相差无几，真有经济条件好的家庭吃点好东西也多是在家里关起门来偷偷地“闷得儿蜜”（独自享受），在外人面前显摆得瑟，那离倒霉就不远了。

我们后院的小伙伴“强子”，他们家就经常以点心当早点吃，那年头不是逢年过节谁家里平时能吃得起点心？你就是吃，也得眯在家里别让人知道呀！可是人家“强子”不然，“强子”到处显摆，手里托着油纸在院子里边走边吃，专门在邻居孩子们面前吃。

“这核桃酥油性太大，不如萨琪玛好吃。”他一边吃一边嘴里不停地念叨着，那副得意洋洋的神情让我们这些只能吃烤饼的孩子心生嫉恨。

凭什么他吃的比我们好呢？凭什么他三天两头调换着花样吃点心？论家庭条件，他们家也是双职工三个孩子，比别人家好不到哪去。虽然不至于吃窝头咸菜，但经常吃点心显然是不可能的。不用说，“强子”家的点心和他爸爸的职业有关。“强子”他爸在一家食品店当售货员，就在柜台卖糕点，而且常年在店里值夜班。我们确信，“强子”吃的点心绝对来路不正，不可能都是花钱买的。果然，“文革”爆发不久，“强子”他爸被单位打成了贪污犯，偷没偷钱不知道，反正是没少往家里倒腾点心。

松软可口香喷喷的烤饼是天津最流行、最受群众喜爱的首选早点。现在再让我早晨吃二两一个的烤饼，肯定是吃不下了。那时候人们肚子里缺油少水，饭量比现在大得多。我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我们缺少卡路里、蛋白质，成天像饿狼一样，吃起饭来狼吞虎咽，风卷残云，那才叫“牙好，胃好，吃饭倍儿香”，虽然是粗茶淡饭，但吃得有滋有味，居然也能茁壮成长，而现在的有些孩子每天看着饭碗发愁，跟吃药似的。

对现在孩子普遍存在的厌食症，我有个秘方告诉大家：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饿他两天。这种饥饿疗法除了对我的孩子不灵验之外，相信对其他孩子绝对百试不爽。之所以先人后己，是因为禁食措施一旦实行，我想挨饿的不是孩子，孩儿他娘会第一个拿我当试验品。小时候缺嘴儿，现在再混不上顿饱饭，这不是嘴给身子惹祸吗？所以在下始终未敢付诸实践，也算是憾中之憾。

烤饼现在是见不到了，我以为，就是有，也不好卖了。人们生活条件的改善，饮食观念的改变，饭量的逐渐减少，二两一个的大烤饼还会有人吃吗？我深表怀疑。

少年的生活是咀嚼不尽的，舌尖上的记忆难以忘怀，不论它有多少快乐和悲苦。社会的进步，淘汰了一些过去的物事。摆脱贫困的国人只能通过回忆来品味那难忘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