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文艺》2021年第10期｜强雯：小城的重申

强雯，重庆人，有小说散文见于各刊，曾被《小说月报》《北京文学·中篇小说选刊》《长江文艺·好小说》等刊物选载，曾获中国新闻奖、重庆文学奖、红岩文学奖、巴蜀青年文学奖等。出版有长篇小说《吃鲸鱼的骡子》《养羞人》，散文《重庆人绝不拉稀摆带》，中短篇小说集《石燕》，主编图书有《母城之光》。

小城的重申

强雯

明代有仪

铜梁，在重庆的西边。对于它，人们更多地知道铜梁龙，那一带擅长的民间技艺是舞龙。而舞龙总是离不开贫穷，当地人也觉得穷。除了舞龙。

但是考古队的勘探，让铜梁人有了底气，他们提到了明代。

那是铜梁的盛事。

古有梦游华胥之国，其乐无涯者，现实有追念怅然，宝马争驰于御路。而这些“游”与“驰”都少不了阵仗，架势，虚设。

这既是礼制，也是风俗。

雄兵万千、激荡沙场，雕车竞驻、节物风流，绮罗飘香、隆重登场，不论是战前鼓舞，还是盛事逡巡，此姿态必不可少。大到家国存亡，小到百姓的生老病死，婚丧娶嫁，都需要隆重而庄严的仪式。

繁文缛节中透出的礼仪之统，亦是对生命的敬重。仪式感的存在，固然是虚，但正是这份虚势，才能让实际内容有更深厚的承载。

仪式之重，具象成物，可在仪仗俑等诸俑中观睹究竟。

中国仪仗俑最为出名的当然是陕西西安的秦始皇兵马俑，那是按照真人大小来设计的，是皇帝的陵寝护卫。迄今为止发现了4个坑，仅一号坑就有8000多个陶制的兵马俑。

不过在重庆铜梁，也出土了形态各异的地方明代仪仗俑等，相映成趣。

在现已出土的铜梁明代石俑里，以张文锦沈氏夫妇合葬墓出土的石俑最为称奇，如今是国家一级文物，也是铜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号称“小兵马俑”。其秩序整齐，威风浩荡，不过在形制上是微缩，个头最高的没有超过30厘米。

这“小兵马俑”的出现，不得不提张佳胤。

张佳胤是张文锦夫妇的儿子，先后在明嘉靖、隆庆、万历三朝任职，官至太子少保、兵部尚书，是著名的“嘉靖五子”之一，明代中期的一品大员。张文锦去世时，张佳胤虽只是六品官职，墓葬石俑却马虎不得，其完整成套，前面有鸣锣俑、击鼓俑、吹奏俑开道，中间是四人抬轿俑，共计22件仪仗俑，以及马两匹、伞盖、书桌、交椅各一件。

张佳胤的母亲比较长寿，在世之时，张佳胤又屡获战功，官阶高升。其母亲去世时，张佳胤的权力已然煊赫超过了父亲，官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为正三品，沈氏也被封为太恭人，享受四品待遇，所以张母的墓葬行仪规格胜过了张父，一共有57件仪仗俑。队伍前面有鸣锣、击鼓、吹奏乐队十二人，中间是八人大轿，加上两个扶轿的，共十人。轿子前后有两顶圆形伞，轿子前有两排文官，后面有三排武将，穿的是钢铁不坏之盔甲，手上拿着各种刀枪等兵器，器宇轩昂。

尤其称绝的是，沈氏墓中的八人肩舆俑，是在一块整石上雕琢完成的。其整石长41厘米，宽25厘米，高16厘米。古代雕刻者在此完整石头上，根据情景细节，雕出八名轿夫，两名侍女，以及他们抬附着的一乘大轿，其间的镂空剔透之感，让空间与人物栩栩如生，其工艺之难，也让人叹为观止。其中一名轿夫弯腰扯掉落的鞋子一景，更让人忍俊不禁。这么“不严肃”的细节，被反映在官宦人家的仪仗画面中，可谓开明，也可谓真正懂得了艺术之美。在铜梁这爿巴蜀小乡里，民间的智慧与审美毫不逊色于庙堂。

其实，铜梁亦是明代墓葬发掘集大成之地。

从1973年至2012年间，铜梁县共整理了60多座明墓，发掘出仪仗俑500余件。这些石刻俑除了反映官宦出行的排场之外，还反映当时官宦人家的生活。有的明墓中的石刻就有供桌、粮仓、书案、石椅、石床、车马、官轿、箱柜等生活用品，不仅轿夫、仆人、武士的穿着和神态如神，连反映官宦人家酒桌之上的美味佳肴的石刻，都十分精美，可谓活灵活现。

当年曾大量参与铜梁明代墓葬考古发掘的工作人员刘华钢，现在已调至铜梁区博物馆。每天逡巡这些石俑，或给友人讲解这些石俑来路，仿佛梦游到明朝，华冠丽服，坊间趣乐，身临其境。

全前溪墓出土的明代仪仗俑，官威井然，不输阵势。墓主全寅，是明代嘉靖时期的铜梁商人，经商有道，富甲一方。同时又乐善好施，曾捐资修建全德桥、文庙等，被时人称为“义士”。这些石俑于1999年铜梁区城市改建修筑道路时被发掘。有鸣锣俑、击鼓俑、吹奏俑、四人抬轿俑、侍从俑以及书案等。置于最后的案台以及座椅，玲珑逼真，座椅上无人，但墓主人的亡灵似乎就在其上。全寅一生为商贾之列，少暇观书，但对文化的眷恋和崇敬，透露其明器之间。书案旁有一婢女手持圆盒，毕恭毕敬，这红袖添香之意，符合了中国传统读书人的审美意趣。从墓主人生前捐资文庙之实，再观其葬身随品，读书少大概对他来说是一种遗憾，也是一种来世的偿还和心愿。“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或可隐约有现。

值得一提的是，在铜梁明代石刻中，还有一种特殊的四人女性抬轿俑。她们的出现撕开了明代日常生活的一角。

四人女性抬轿俑表情欢快，每个人的眼睛都笑成了月牙儿，虽然抬轿的动作不一，洋溢着女性的甜美和烂漫。在古时候，男性轿夫很普遍，女性轿夫却很少，女性以“三寸金莲”为美。但“三寸金莲”显然是承受不了体力活的，这些明代石墓中出土的女性轿夫俑，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铜梁较为开化的民风民俗。

不过，翻阅史籍，女性轿夫也是应时而需的社会工种。唐宋时，若家中无男丁，这家人便被称为是女户，这女户要是贵为王侯将相级别，出行就得坐轿代步。男女授受不亲，伺候她们的轿夫则统一由女性担当。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取福州女轿户”到南京服役。当时，闽南一带，民风纯正，礼法不拘，所以女子并不强行裹足，闽南妇女以轿夫为职业的不在少数。

明代，女轿夫主要供宫廷大驾、婚礼、选妃以及亲王、公主婚配时使用。洪武皇帝以后，女轿夫就不多见于正史之中了。只在一些皇子公主婚礼中，仍有专职负责抬凤轿的女轿夫偶尔出现。京城北迁后，宫中肩舆大多开始使用内宦，而宫外轿夫则应差达官，只有男性服务。因此宫廷女轿户逐渐成为夕阳产业，沦为宫廷礼仪中的一项配套差役。

奇怪的是，明代中后期，女轿户在民间反而更为多见起来，开始出现在大户人家的后宅闺园中，为遵守礼法的豪族内眷服务。

“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观铜梁明代石俑，恍如置身一部《梦华录》，虽为身后之事所雕造，何尝不是现实地方文化的复刻与翻版？

水下有春

刻舟求剑，虽然是一个带有否定意义的中国成语，但纵观人类历史，这样做的人，很可能是科学家，或者科学的奠基人。

知道用刻舟的方式，说明他具有数学思维，更呈现了其严谨之态。换个角度看，他其实是想在大江大海中找到一个坐标，能够考虑坐标这种方式，我们就不应该嘲笑他。至少他推动了文明的进程。比如怎样在大江大海中找坐标，有时可能是海水里的石脊、崖壁，有时可能是船。虽然石头和木舟的材质不同，但是他们确实有共性，即使并不是完全稳定的。舟会随波逐流。石头会被江水淹没，时隐时现。

但远古时期的科学家发现，有些石头的出现是有规律的，于是便在石头上画了一条线，这条线，改变了人类文明的进程。这就是水文线。

公元前三千年，埃及人就开始了水文观测。一块记录尼罗河水位的石碑碎片（公元前3500年～3000年）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世界性水文观测记录，现藏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巴勒姆博物馆。在今天埃及的菲莱、艾德芙等地的神庙，还遗留有古代的水位测量标尺。它被称为“尼罗河水尺”。

其实，除了埃及，巴比伦、中国等文明古国都是世界上较早进行水文观测的国家。世界上目前唯一的一座水下碑林博物馆就建在重庆涪陵小城，即白鹤梁水下博物馆。它是因白鹤梁水下碑林而建造，这是一块长约1600米，宽16米的天然巨型石梁，仅在春冬枯水时露出水面，石梁中间雕刻有一双石鱼，人们发现每次当水平面正好在鱼眼睛时，第二年便会是丰收之年。双鱼兆丰年一说越传越奇。

这鱼如此神奇，以至于中国历来文人骚客，不吝华美想象，赋予其神妙之功。宋代乐史所著的《太平寰宇记》卷一二○中，载“开宝四年……江心有石鱼见……部民相传丰稔之兆。”宋代王象之所著的《舆地纪胜》卷一七四写有：“在涪陵县下江心，有双鱼刻石上，每一鱼三十六鳞，一衔蓂草，一衔莲花，有石秤、石斗在旁，三五年或十年方一出，出必丰年，唐大顺元年镌古今诗甚多。刘忠顺有诗，见在石上。”

明代的《明一统志》《蜀中名胜记》，清代的《全蜀金石志》《重修涪州志》《八琼室金石补正》等，对白鹤梁石鱼都有不同程度的记录。

中国素有刻石之风，从秦汉之时便初见其形，此后历朝历代盛行不衰。隋唐以后，尤其是宋代，随着文人文化的兴起，事无巨细地在石头上刻字成为潮流。在白鹤梁上，历史名人朱昂、刘甲、黄寿、王世祯等题刻均有出现，而名气最大的，当属一代诗人、词人、书法家黄庭坚。

黄庭坚被贬官至黔州（今重庆彭水），期间也曾到涪陵，也在白鹤梁上留下了墨宝。“元符庚辰涪翁来”，这一墨迹至今被传为“谜一样的作品”。黄庭坚自称为涪翁，可见对涪陵是有深深的感情，没把自己当外人，不过黄庭坚在写“来”字时，写成了上下两部分——不去。写这句话时，他的贬官之途已然结束，要离开重庆，在白鹤梁上吹着江风，怅望长江，百感交集。这究竟是来，还是不去，黄庭坚的真实想法淹没在时空长河中，后人多种解释，无非是给白鹤梁又增加了一段佳话。

揭开浪漫的面纱，这其实是一双科学世界里的鱼。

白鹤梁题刻在重庆涪陵区城北的长江江心，石梁上刻有自唐代广德元年（763年）至1963年间，长江涪陵段1200余年间的枯水水文。

其实，在长江三峡库区目前留存的水文石刻近200处。其中洪水石刻174处，枯水石刻6处。如此丰富的数量，在世界上是罕见的。特别是其中的枯水石刻，体现了先民在江水水位观测方法上的多样性。

在长江三峡的水文石刻群中，白鹤梁题刻最为璀璨，在它现存的165段枯水题刻中，涉及水位观察的有108段。为长江航道运输以及现代水利工程的修建提供了参考，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白鹤梁也因此被称为“长江古代水文资料的宝库”，中国千年“水文站”。

白鹤梁上唐人所见的石鱼，是古代涪陵人用来观测长江枯水水位的独特标尺。每当江水枯落，石鱼出水后，人们便通过观察鱼眼与水位线之间的距离来判断江水的枯落程度。

这种水文观测方法与现代水文站所使用的“水尺零点”（最枯水位的水位起点）的原理相同。石鱼最早的雕刻年代应该不晚于唐代广德元年，本有两尾，现在仅存一尾，以及其上的“石鱼”二字，“盖因岁久剥落，形质模糊，几不可问”。清代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涪州牧萧星拱在其上重刻双鲤，并题有《重镌双鱼记》。

因为修建三峡大坝之故，白鹤梁长久地淹没在江水中。即便如此，科考人员还是把白鹤梁的精华部分保存了下来，在其上修建了一个博物馆。

水下世界是幽暗昏冥的，即便是被保护在舱房中，参观者要经过长长的电梯，去到水下展馆部分，距离水平面150余米。经过清理的江水浸泡着白鹤梁，好像躺在羊水中的胎儿。透过机舱般的玻璃窗孔，人们借助灯光，或隐约或清楚地看到历代题刻、衔着蓂草的石鱼。幽绿泛黄的水世界，是遥远的人间，那里曾歌舞升平，嬉笑欢颜。“神仙福慧，山水因缘” “观石鱼之兆丰，拂涪翁之遗迹”……甚至元代蒙古人也在此留下一句“阿弥图太萨塔”，意译为“生命的意义在于荣誉”，这是川江枯水题刻群中唯一的古代少数民族文字题刻。

不锈钢制作的灯管在水下努力照亮过去的痕迹，不过，要想把所有题刻看清楚是不太可能了，参观窗口旁是题刻的投影，帮助参观者辨认水中碑林的字迹。在水下环形参观廊道，其实非常安全，但常识告诉我们，铜梁铁壁外均是浩瀚的长江，我们不过是在一个可乐瓶子里参观水下世界，如此便不由得加快了脚步，好像龙王会随时发作起来，让人心生悚悸。

回到地面，看长江水波澜不兴，对岸青翠欲滴，好像做了一个长长的梦。

爱的清光

四川乐山市，最有名的，除了乐山大佛，还有乐山钵钵鸡。这是市民层面的审美，乐山小城的“阿里巴巴”们，并不满足于此，这里有爱，以及以爱的名义昭然天下的性。

食色，性也。这是生前的凡事,也是大事，是人性使然，是顺天地自然之意，马虎不得，违逆不得。死了呢？是不是果真就白茫茫一片干净，清心寡欲？错，食色，性也，天地不灭。

第一次在棺材上看见采阴采阳术，我大吃一惊，古人的大胆、浪漫甚至抽象化的文艺精神，与死亡世界相连，绝非惊世骇俗之举，而是一段时期的文化、民俗。中国古文明的博大精深，此处倒可以探幽一番。

这棺材不是普通棺材，是汉代的石棺。

在离四川乐山大佛不远的麻浩崖墓葬，出土了这样一具特别的汉代石棺。

棺身四面皆浮雕。正面为迎客宴饮图，大肉大酒，十分开怀，四周有神兽护佑。后面为龙虎衔壁图，龙虎在人们的观念中，是能帮助、护送人们升仙的神兽灵禽。侧面，也就是死者的头放置的那一面，是伏羲和女娲的交尾图，两位神仙的下半身交合、纠缠在一起，呈舞蹈状，上身也极尽快乐之状，伏羲和女娲手中各执一个圆盘，一个圆盘里画着鸟，一个圆盘里画着蟾蜍，都是美好的仙境之意。

为什么要画这样一幅画在棺材上呢？阴阳交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化生万物。这是对死者的超度，对来生永恒的一种抽象寄望。而该石棺的另一个侧面，也就是死者脚放置的那一面，则是绘有双阙，这代表着成仙之门。

食色，性也，可以说这棺材上，全都点到，全都画到。通常，大部分墓葬、石棺，以及石棺旁的石壁上，都画着或雕刻着宴饮的场面，毕竟，民以食为天，饮食文化，是根本与必须，而宴饮之乐，也引申为一种通俗意义的快乐。在死后的极乐世界中，美酿仙桃，西王母驾临，代表着一种富贵生活。口腹之欲通常是墓葬绘画中的常规。但以性为主题的绘画就很少了。

伏羲与女娲是中国神话中繁衍后代的神仙。至于他们有怎样的爱情，并没有直接的文字。很多版本里关于他们的故事就是一笔带过，如“他们繁衍了人类”。

这一句总结陈词，给人极大的想象空间。所以在石棺画中，给他们的冥界赋予了美好——阴阳采补之乐。这美好是如何的？似乎直到唐代诗人那里才有了美妙的抒写与表达即“共赴巫山云雨时”，以自然喻万物的生化来暗喻阴阳交合的现在时和未来时。

绘画早于文字，在已有的考古文献中，专家发现人类最早是用绘画来记录生产生活，由此带来象形文字，以致成就了现在的书籍文献。

那么采阴采阳用神话人物来象征和表示，和唐诗是一个效应，也许是那时人们还不便于启齿，但实际上，都已经心存此念。

这只是麻浩崖墓众多石棺中的一具。麻浩崖墓位于凌云、乌尤两山之间的溢洪河道东岸，麻浩是其地名，崖墓，是古代流行于乐山的一种仿生人住宅，凿山为墓的一种墓葬形式。这种墓葬流行于1800多年前的东汉至南北朝时期。这一方2003年于乐山市中区水口乡石羊村出土的石棺，很好地诠释了汉代的生活场景，以及人们大胆和自由的民风。

除了乐山，在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出土的大量汉代石棺上，也普遍有伏羲女娲交尾的石刻画像。合江县汉代画像石棺博物馆收藏了近五十尊东汉至南宋时期石棺，在这些厚实、阴沉的石棺棺身上，大多数刻有伏羲女娲交尾图。这种象征良辰美景的春宵之图，消解了大规模石棺带来的恐惧。以1995年合江镇出土的5号石棺为例，伏羲女娲巨大的尾部似身体般粗壮，他们缠绕成麻花状，各自的上半身相向而立。

死后还在棺材上刻画阴阳交合之图，除了纪念男欢女爱的人世快乐，也是希望墓主人子子孙孙无穷匮也。不管是从私人角度的愉悦，还是从开枝散叶的家族大计为考，都提供了无穷的想象。

重庆出土的汉代石棺，也有不少绘有伏羲女娲阴阳交合的浮雕像。比如重庆璧山县蛮洞坡崖墓出土的一具棺材，棺身两侧以及两端皆有较为丰富的画像。前端以双阙为主体画像。左右阙规格相同，一左一右位于端面正中。后端以伏羲女娲为主体，两位大神则更具有人形。左侧应为伏羲，头戴进贤冠，吻部突出，腹部如鼓，右手托举日轮。而右侧的女娲，形态与伏羲基本相同，不过是左手托举月轮。两人穿着宽袍束腰衣服，手挽着手，而且都长出了人腿，两腿之间，各有一条巨大无比的蛇，有眼睛有信子，尖头细身，互相交叉，看上去十分生猛。

三峡博物馆里馆藏着这些汉代棺材以及伏羲女娲交尾的拓片，摒除常人感到的阴森，也能咂摸出人类视死如生的趣味和生殖美学来。

看多了棺材上的采阴采阳术，你不禁觉得古人的可爱、质朴、笨拙，以至于这些特点交融，显出了对死后世界用力过猛。这种爱本是好意，是成全，大概是石头雕刻缘故，所以表现出一种刚硬，少了爱本身的柔和。如果换一种材质，是不是会更接近爱的本身呢？

至唐代，这个民风更为开放的朝代里，在墓葬上也延续了“阴阳合欢”。

吐鲁番的伏羲女娲图，出于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交河故城附近的墓地也有少量发现，大多在夫妻合葬的墓穴中，一般用木钉钉在墓顶上，画面朝下，少数画则折叠包好放在死者身旁。伏羲在左，左手执矩，女娲在右，右手执规，人首蛇身，蛇尾交缠。二人上方有以象征太阳的一周画圆圈的圆轮，尾下是象征月亮的一周画圆圈的半月，画面四周画了象征星辰以线连接的圆圈。我国古代有“天圆地方”之说，女娲执规象征天，伏羲执矩象征地。因为绢帛材质的柔软，这种“阴阳合欢”墓葬品就显得如爱一般柔和了。

爱是温柔乡。

夫妇合葬，在墓中放置神仙阴阳交合的画像，自然代表了世世代代为夫妻的美好意愿。可见这生前的恩爱。

生亦何欢，死亦何乐，在这些交尾的墓葬画上，古人对于人本位还是有着浪漫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