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物启事

刚刚，我又丢了一件东西。下午把一些坏了的鞋子清理掉，其中有一双马丁靴，鞋帮和鞋底之间的线绷断了一截，看得出还用胶水粘合过，但效果并不好。我很久没穿过这双鞋了，甚至已经忘了有这么一双鞋。我把它归类到可以扔掉的鞋里面。很快，四五双鞋子放进方便袋，满满当当一大包，被家里的阿姨拎到门外。这些鞋子，坏了很久了，一直没舍得扔，但也没再穿，是该清理出来扔掉了。然而，也不知是什么触发的，我忽然想起，那双马丁靴的来历了。

我一向不喜欢正装，哪怕在老家办婚礼那天，我也只勉强穿了一件灰色休闲西装外衣，一条蓝色破洞牛仔裤，一双卡其色马丁靴。这套行头，是我在婚礼前两天匆匆忙忙买的。那时候，什么都是美好的，人那么年轻，太阳那么好，天蓝得渗出水来，生活正待翻开新的一页。被我扔掉的那双用胶水粘合过的马丁靴，即是婚礼时候穿的那双啊。后来坏了，我觉得这鞋子意义特殊，才用胶水粘合的……然而，我下午见到它时，竟全然没想起这些。

我想，兴许阿姨只是把鞋子放在门外，还没扔掉呢？我打开门，四处看看。什么都没有。阿姨应该是晚饭后下楼把它扔进垃圾桶的，这时候，四五个小时过去了，垃圾桶肯定已经运走了。它曾经长久被我遗忘在阳台鞋柜里，现在，又被遗弃在上海如山的垃圾堆里了。一种强烈的失落感，瞬间击中我。

类似的失落感，我自然并非头一次感受到。我丢失过的东西，还有很多。比如手机，前前后后，怕是丢过三四个吧？这么说，我真算得上一个丢三落四的人了。记得的就有三次，有一次是单位门口，上出租车的一瞬间，忽然感觉到手机没了。应该是被人偷了，可怎么被偷的，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又一次，是在重庆，手机丢后，第二天我还得去和朋友碰面，只能找另一朋友随时跟着我。还有一次是在昆明，丢了手机后，我从饭店找到咖啡馆，手机没找到，还失去了一个朋友，又结识了一个朋友……手机丢失，只有一次找回来了，是在小区里，下出租车后，回到家里，发现手机掉在车上了。用家里阿姨的手机打过去，一个女人接了，说在楼下出租车里等着我呢。我赶紧跑下去拿，女人从后座将手机递给我，说你再不打电话过来，我上班就要迟到了！此时，她的抱怨，也是美好的。

失而复得，实在少之又少。大多数丢失的东西，只能在记忆里觅寻。

比如，沉沉一易拉罐硬币。那是我从小学二三年级开始积攒的，一分、两分和五分，还有几个一角的，再后来，有了一块的，其中最多的是五分的。我常常将那些硬币倒出来，孔乙己似的将它们排在桌面，一个个看上面的年份，有好几个五分的是一九五几年的。那时常有人传说，一九五几年的硬币非常值钱。村里来过一个货郎，给人锻造戒指，指明只要一九五几年的两分硬币，别的都打不成戒指。两分的尚且如此金贵，更何况五分的呢？我隐隐揣着一个珠光宝气的希望，积攒着、珍藏着这些硬币。后来，我渐渐明白，要靠这一罐硬币一夜暴富不过是无稽之谈，可我还是执拗地积攒着硬币，尤其是碰到那种年代久远的，一定会塞进易拉罐里，将那些年代新近的替换出来。等我读大学时，罐子沉甸甸的，拿在手里，真如价值千金似的。一次又一次点数，我对那些年代久远的硬币已然亲近如同亲人，灯光下它们泛着淡淡的光，不知见证过多少人拮据的手指头，也曾寄托过我对未来可笑的愿望。然而，某个假期我回到家，再次找这罐钱时，爸妈说，他们看着这些硬币不好用，拿到银行去兑换成纸币了。

还有一件丢失的东西和父母有关。上初中后，妈把我小学时候的所有书都卖给收破烂的了。这些书里面，语文课本是我最为珍惜的。我还记得好多篇语文课文：春天来了，小草发芽了，小小竹排江中流，金斧头银斧头掉河里，黄河里的铜牛升上来，西门豹将巫师扔进河里，来到一座滨海小城，小狮子艾尔莎奔跑着，世界上星光灿烂，张衡哪里数得过来？……我记得文字，也记得画面，还记得背诵这些课文时，坐在屋顶看到的那么多落日。落日一日一日一去不返，那些课本也都化作纸浆了吧？

更多的丢失，却是赖不得任何人，只和我自己有关的。

比如满满一铅笔盒人牌。所谓“人牌”，是厚纸片上印了动画片或影视剧的剧照，葫芦娃、封神榜、西游记等等。我小学时候有过短暂的赌徒生涯，喜欢打牌，喜欢游戏，为了赢得这些人牌，我的右手在水泥窗台上拍得又红又肿。最终，一张一张攒起来的人牌足有满满一大铅笔盒。再比如，满满一木盒小图书，有水浒传、三国演义、杨家将、岳家军、螳螂拳、隋唐演义、燕子李三，都是我用废弃作业本到村里收破烂的同学家换来的，一本一本整整齐齐地装在一只木盒子里，读大学了，我有时候回家还会拿出来看一看。渐渐的，也不知道哪一天，人牌也好，小图书也罢，都被我遗忘了，等我想起它们时，再也找寻不着了。

还有很多，很多。比如一本厚厚的英语笔记本，那是我整个高中阶段记下的。隔壁村有位高中生来家里，说要补习英语，我一时冲动就将笔记本给他了。后来想起，虽说那笔记本于我再也没用，但毕竟有三年的时光在里面，多少有些后悔。再比如一件米白色夹克。那是初中时候买的，初中毕业时拍下的几张照片里，我都穿着它。到高中后，我仍经常穿，某次上课，我大概是在想一题数学怎么解吧？两手交叉抱着，搁在桌上，右手捏着钢笔，笔尖儿扎在夹克的左边袖子上。不知不觉，一团蓝色的墨迹洇开来了。当天中午到外婆家吃饭，刚好爸妈也到外婆家，我们坐了藤编的小板凳在太阳底下聊天，妈说，你袖子上那一团是什么？伸手拂了两次，都没拂落，细看了才知是墨迹。我以为妈会说我，但她什么都没说。

我到上海读大学了，仍然经常穿这件夹克。读研究生时，又一个冬天到了，我要找它出来穿，忽然发现找不到了。它是什么时候丢失的？是我从复旦南区搬到北区时弄丢的吗？怎么可能弄丢呢？我明明记得，我把它装进箱子了的。

现在，我想起那只花箱子来了。那是我妈的嫁妆。它的年纪，至少比我长两三岁。它来自施甸县内的工厂，来到集市上，被买回去，充作嫁妆中的重要物件。通体紫红，在紫红上有着白色碎花。这样的款式，在那个年代是很流行的吧？它从外婆家所在的永平村，行了十多公里路，来到奶奶家所在的汉村。从此在汉村的一间屋子里，一待就是二十来年。这二十来年里，我和它是那么熟悉。它始终放在里屋柜子上面，塞满我们一家四口的衣服，塞得太多了，以致它从来都是打开的状态。在箱盖的里层，还有一个小袋子，里面常会放些零钱，一角两角五角，我好多次把手伸进小袋子里……二十来年倏忽而逝，这只历史悠久的花箱子，被从里屋请出来，被腾空了衣裳，装满我的衣裳和书本等。箱子合拢后，用湿抹布擦一遍，紫红底上的白碎花，又一次闪烁出即将远行的光芒。拎在手里，很踏实的样子。只是，这次花箱子面临的旅程不是十多公里，而是三千多公里。

家里决定让阿爸送我到上海，我们拎着花箱子出门了。刚到昆明不久，我们就发现事情不对了。花箱子太重了，拎着走几步是没问题的，但拎着它下车，拎着它在路上走，拎着它去买火车票，拎着它去赶火车，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再看别人，他们手上的箱子是有轮子的，不用拎着，只用拉住拉杆，那箱子便如一只驯顺的小狗，乖乖地跟上了。我们的花箱子，没有轮子，只有扎扎实实的几十斤分量。阿爸拎一段，我拎一段，阿爸再拎一段。我再要拿过来，阿爸不让了，他把花箱子扛在肩头，恍若扛着一垛沉重的鲜花，我们往昆明火车站一路飞奔。

三天两夜后，夜色迷茫，我紧跟着阿爸，阿爸扛着花箱子走出上海火车站。

再后来，这只箱子跟着我在复旦待了好几年。在复旦，我从本部搬到南区，再从南区搬到北区，在北区内部还搬了一次。这只花箱子，是什么时候被我弄丢的？是被我不小心弄丢的，还是，刻意弄丢的？那么大一只箱子，肯定不可能是不小心弄丢的。那么是什么时候，我决定丢掉它的？眼前出现一个凌乱的画面，那是即将搬空的寝室，花箱子躺在地上，敞开着，肚子里空空如也，一副无话可说的样子。或许，这就是我要遗弃它的时候了吧。

想起小时候看电视剧《红楼梦》，最后一集，宝玉从狱神庙出来后，醉金刚倪二跟狱卒讨回玻璃绣球灯还给宝玉。这灯原是黛玉的，那夜宝玉去探望黛玉，走的时候下雨，黛玉顺手拿来给宝玉照亮。如今，黛玉已死，贾家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生活亦已烟消云散，宝玉孑然一身，只剩这一盏小小的灯照亮前路。不远处一艘船驶过，船妓敷衍完男人后，出船对月祝祷，看到岸上提着玻璃绣球灯的宝玉，即刻认出来了。宝玉也很快认出船上的是湘云，猛往河里跑，两人执手相看泪眼。转眼间，湘云又被船上的人拖走，宝玉拎着灯，一路追去。几个官差撞上宝玉，蛮横地将玻璃绣球灯打破了，只给他遗落一地碎片。

许多年过去了，我仍然记得这一《红楼梦》原著中没有的情节。物犹如此，人何以堪？那么多人，被宝玉丢失了，或者，是宝玉被他们丢失了。

许多年过去了，我究竟丢失了多少东西？实在难以计数。还有一件黑色皮夹克，一只棕色毛绒熊，一辆电动车，几辆单车，许多本书……大多忘却了，这些少数记得的，时不时地默默回到眼前，让我徒然叹惋。比起拥有它们，失去它们，似乎让我更深地知道它们的存在。它们丢失时，是连一句告别的话也没有的，即便是被我刻意丢失，它们也不会有一丝抗拒，不会有一句怨尤。它们沉默着，就此消失了，或许在哪处人间和别的人在一起；或许在某处黑夜一般深广的垃圾填埋场，发霉，发臭，面目全非；或许早已魂飞魄散，正如终有一日的我。

2020年11月16日2:5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