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张桌子

那两天我忙乱着一些事，没空刷手机。还是被水兵兄在微信里嗔怪了一声：周同宾老师不在了，你也不哀悼一下？！我这才去翻看朋友圈，一边看着，泪就掉了下来。

周同宾先生是2021年7月1日去世的。此时我已到北京工作有大半年。离开河南后，不知不觉，一些信息就渐渐远离。从此至彼不仅是地理层面，信息空间也紧随着地理空间，手机里的联系人会默默更迭，而后，自然而然的，有些事情就不会知道得那么及时。

水兵兄说：周老师人好文好，我们都敬仰他，有空时你写篇纪念文章，我要编一本周同宾纪念文集。

当时就应下来。怎么能不写呢？虽然跟同宾老师没见过几次面，也没说过几句话，心里却一直跟他是近的。总觉得他像是我从小生长的村庄里的儒雅温厚的先生。曾经想象过，如果和他在南阳的某个乡下小院吃点儿小菜，喝点儿小酒，说点儿小话，那一定非常惬意。

见面少说话也少的人，心里不一定远。生活里这样貌似悖论的情况其实也寻常。又比如：人好未见得文好，才华和品德不成绝对正比。文好也未见得人好，有些人就是善于在文本外进行花式表演。同宾老师这样人文皆好的人，还是少的。

记忆里，最早的见面约是1999年，那时我还在老家修武县工作，第一次参加省里的散文年会，远远看着他，没有说话。后来我到省文学院当专业作家，他却鲜来郑州，因此也没见过几次。他话不多，再热闹的场合，也常常沉默着。说起话来也总是谦谨的，哪怕是面对很年轻的人。他对我的称呼好像就只是小乔，我也很开心被他这么叫着。

2010年至2015年期间，我在《散文选刊》做兼职副主编，还请他帮过忙。其中一事是《散文选刊》封二有个“作家书画”栏目，某期我们拟用二月河老师的牡丹图，二月河老师也爽快答应了，只是南阳距郑州几百里，我们不好去取，需得托付一个特别值得信任的本地人寄来。主编葛一敏老师首先想到的就是同宾老师，也知道同宾老师跟二月河老师特铁，于是就给同宾老师打了电话，同宾老师二话不说就去二月河老师家里把画取到，快递到了郑州。

那几年我和葛老师还一起张罗了一个华文散文奖，同宾老师的散文《1973年的一次下乡》获的是2013年度的奖。应该是2014年的春天吧，他来郑州参加颁奖典礼，是南丁老师颁的奖，众人笑称是80后给70后颁奖。授奖词里有几句可能是我拟的：《1973年的一次下乡》以精致的叙事、绵密的细节成功地再现了“文革”中后期豫西南乡镇日常生活的本真状态，对处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乡土中国的矛盾、迷茫、愚昧进行了深入解读，成为一个历史时代的生动写照。

周同宾发表获奖感言时说：“我从事散文写作已经好多年，得过很多奖，今天得到这个奖格外温馨、舒服。《散文选刊》创办的时候我参与了，万万想不到在30年后，我会在这么一个庄重的舞台上接受颁奖。不必再说套话，我只想利用余生再继续随心所欲地写吧，写我心中的历史，写我心中的事件，写我心中的自己。”

颁奖结束后是《散文选刊》创刊30周年论坛，因为写这篇文章，我请葛老师给我找来了论坛的发言记录，记录里清晰地记载着周老师的讲述，他说30年前参与《散文选刊》初创时，他们都是怀着满腔热情去干这个事，为了找某个文章，能在资料室钻一天，尘土满面，一直到傍晚才找到。选稿也很严格。一位很有名望的散文大家主动给杂志社投稿，“一看比较一般化，后来给他写信寄回去。隔了不久又寄来三篇，看到都很一般化……最后还是不要。”他说自己那时才40多岁，现在已经年过古稀，不得不感慨时间都哪儿去了。然后热情地为《散文选刊》做起了广告，说：“时间就在这30年间、将近360多本的散文当中。现在人们要想了解中国30年的散文发展历程，《散文选刊》是绕不过的宝贵资料。每一期薄薄的《散文选刊》积累起来、叠加起来，已经成了中国当代散文的丰碑，《散文选刊》没有理由不继续办下去，没有理由不继续办得更好。作为一个读者和作者，我有这样的期望。”

葛老师在邮件里还说，周同宾老师去世后，《散文选刊》以最快速度为周老师做了一期“纪念特辑”。其中，编辑部的同仁们撰文：“说到他对散文的贡献，说到和同宾老师的交集，说到我们刊物选发的同宾老师的散文，说到《散文选刊》初创时，同宾老师从南阳到杂志社筹备帮忙，那时省文联特别想调他，他还是坚决回到了南阳。同宾老师在我们杂志社工作时用过一张老式五斗桌，一位编辑偏爱那张传统实木桌子，杂志社整体搬迁后统一办公桌，那张老式五斗桌遗憾地留在了老办公室。”写到这里，葛老师又另起一段，郑重且珍爱地对我说：“说的那个编辑是我呢。那张传统实木桌子，是我到刊物后又分给我用，2002年夏天，杂志社整体搬迁，因统一办公用具，老式桌子被留在了老地方，为此，我遗憾了一段时间。”

一瞬间，我仿佛看到了同宾老师的那张桌子，那张传统的，老式的，实木桌子。这张桌子就放在他的皇天下和后土上。同宾老师就那样沉静淡然地坐在桌子后面，朴素智慧地写下了隽永的文字。坐在桌子后面的他，底气十足。他留下的文字也和白河一样，长流不息。

谨以此小文致敬并纪念周同宾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