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玫

红玫是初中一年级的时候转到我们学校的。

她们乡里原来有自己的中学，因为生源减少，统一合并到镇中。插班的一共五六个初一学生，分到我们原有的两个班级，红玫是其中最出挑的一位。

第一天报到，她站在大家面前，落落大方地介绍自己，声音婉转动听。她的眼睛有点细，笑起来弯成好看的两枚柳叶，眼眸里面水波荡漾。她说话也不一样。我们刚入学那会儿，同学间相互介绍的仪式，都是照着程式把姓名爱好赶紧报完，溜下讲台。红玫却有播音员主持节目一样的从容自若。她轻侧着头，微笑着，一字一字地讲，而不是像我们大多数人说得一团囫囵。介绍末了，她还洋气地加上一句， “请大家多多关照”。哇，把我们都看呆了。

红玫和插班进来的另一个女生，都是高个子，老师安排她们坐最后一排。下了课，忽然男生们都往教室后面跑。大家都知道为了什么，又都不好意思说什么，有一搭没一搭地闹来闹去。红玫也不恼，笑吟吟地跟他们聊天，什么都敢聊。她大大方方地，男生们倒也坦荡起来。

我们学校有个非正式的联谊传统，偶尔没有正课，老师让不同年级的同学挤在一个教室里，大家即兴表演娱乐。有一天，正在上体育课，忽然下起大雨，体育老师指挥我们奔到廊下避雨。正遇上初二年级的一个班也上体育课。两个老师一合计，雨天反正不能外出活动，索性把两个班级合在一起，来场小联欢。大家在教室里坐定，每个班轮流出节目。初二班的一个男生唱了《金瓶似的小山》，高音结束时，大家一齐鼓掌。轮到我们班，老师指名叫我先唱，大概因为他知道我是音乐课代表。我唱的是“天上的雪，悄悄地下，路边有一个布娃娃……”。到了第二轮，红玫从教室后面笑吟吟地站起来，说： “我给大家唱一首小虎队的《爱》……”话音未落，男生们都吹起口哨来。那会儿上初中，我们哪敢提爱不爱的，连想一想都脸红。口哨声还在，红玫已经认真地唱起来。她唱得清越悠扬，每个转音处的光滑圆润，听得教室里一片安静。唱完了，我们都使劲鼓掌。

六一节到了，按照惯例，每个班要出一到两个节目参加乡里的演出，还要比赛评分。红玫能歌善舞，老师便把节目的准备工作派给她。选曲目时，我们叽叽喳喳讨论的还是《让我们荡起双桨》 《鲁冰花》之类的儿童歌曲。红玫一挥手，定的是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她在录音机上把磁带倒好，教我们怎样抬头挺胸，踏着“天地悠悠”的节奏走舞步。到了演出那天，我们都穿着白衬衫，黑踏脚裤，从礼堂舞台的两边点着步出来，自己也觉得好看得不行。

那天压轴的是红玫的独舞。这些天，她把刚放学的时间都用来给我们排舞了。这支独舞，她一直是一个人在练习，我们从没有看见过。演出报幕过后，音乐响起，她一身裙装，轻舞出场。那时我们已表演完毕，坐回到观众席上，一齐望向那个在舞台上轻盈旋绕的身影。伴奏的音乐对我来说是陌生的： “我曾走过许多地方，把土拨鼠带在身旁，为了生活，我到处流浪，带土拨鼠在身旁。”歌曲里的一点点莫可名状的温柔和忧伤，都萦绕在她软软的腰肢和手臂间。许多年后我才知道，那是歌德的诗，贝多芬的曲子，淡淡的节奏和旋律，听过了，却好像永远也忘不掉。

红玫是那天全场惟一的独舞，最后拿了比赛的二等奖。演出过后，全校都知道了她的名字。课间休息，不时会有初二初三的男生到我们教室外面晃荡，有的还吹起口哨。渐渐地，红玫跟这些高年级的同学也熟络起来。

那些日子，我们好像也忽然开始长大。女孩子们哼起了“苦涩的沙 吹痛脸庞的感觉”。我的同桌住在学校附近，家里有不少流行歌曲的磁带。她邀我们一起去她家听歌。偶尔，她会拿出一盘空白磁带，教我们自己录歌。录完了，我们一遍遍地回放，听着自己的声音从录音机里神奇地传出来。我跟红玫，我坐第一排，她坐最后一排，本来离得远。现在因为一起唱歌跳舞，又一起听歌录歌，渐渐熟悉起来。

有一天，她把我拉到角落里，有点紧张地问我： “怎么办，我收到情书了！”

她的脸红红的，往常的镇定不知到哪儿去了。她把那封信展开来给我看。那个人是初二的男生，信写了有三页长，倾诉自己多么喜欢她。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情书是这个样子的。

要不要告诉老师？我问她。她摇摇头。

过了些天，她告诉我，那个人又给她写信了。这次她显然没有那样紧张了。她把信里的一些内容复述给我听，一边说，一边脸上飞霞似的红起来，但还笑着。 “他很会写的哦！”她不再称他为“那个人”。

不久，我们班女生都知道红玫有了一个初二的男朋友。他们在课间的时候偷偷地会面。放了学，就给对方写长长的信。操场上，红玫把那个男生远远地指给我看。她告诉我，那个人已经跟她“私定终身”。 “他还说，要去把他妈妈的一个银戒指偷偷拿来，送给我。戒指的意思，你知道的哦！”她的眼睛亮亮的，脸庞也亮亮的。

“私定终身”这样的词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震撼了。我不能完全明白它的意思，更觉得那是跟我的生活永远不可能有瓜葛的词。也许正是因为我什么也不懂，红玫才会把这件事情告诉给我听？

这场恋情结束得很快。我们也不清楚起因是什么，似乎是那个男生又找了新的女朋友。总之有一天，红玫跟我们讲： “那个人原来是骗我的。我不会再理他了。”她把他们以前的信都撕掉，扔了。

不久，我们升上初二，学业紧张起来，在教室做作业的时间越来越多，玩和聊天的时间越来越少。为了上学方便，红玫跟同乡的三四个女生一起，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小屋。放了学，一些同学会去小屋找她玩。男生们忽然开始注重打扮起来，早上来学校，头发都梳成流行的三七分，没有摩丝，就用清水把前面的头发压整齐。上学路上，他们有意绕道，从红玫住的小屋前经过，又故意嘻嘻哈哈弄出很大的声响。

然而，红玫坐在教室后面，越来越心不在焉的样子。她的成绩退步得很快。老师找她谈话。谈话结束回来，她的脸上是一副不屑的表情。

有一天，她告诉我： “我不想读书了，我要到上海去闯荡。”

我吓了一大跳。

“你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我要闯出点名堂给你们看看。我会唱歌的嘛，我去上海唱。你们不知道，上海有很多歌厅，很多人去听歌。如果运气好，有一天我成了歌星也说不定。”她把这个意思说给几个要好的女伴听。这个大胆的想法完全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和勇气。我们嗫嚅着劝她，再想一想看。但她似乎心意已决。不久，她给几个人都写了道别的卡片，郑重地交给我们。

有一天，红玫没有再来上学。她真的退学了。

没有了红玫的身影和声音，教室里好像少了点什么。先前跟她同桌的女生现在一个人坐着，那里渐渐成了教室的角落。日子一天天溜走，只剩下紧张的备考做题。

初三的某一天，我们正埋头自习，不知是谁走进来，兴奋地报告： “红玫回来了！”我们不上自习了，都跑出去看她。穿过操场西边的一扇小门，是学校惟一的小卖部，红玫就坐在小卖部里的长条椅上，笑吟吟地望着我们。她化了妆，脸上因为涂了脂粉，显得更白了。她的眼睛还是亮亮的，眼睫毛弯弯地卷曲起来，有些细细的黑色睫毛膏落在眼睑上。小卖部的录音机里放着《涛声依旧》。大家看着她，想说什么，又分明感到了两个世界的隔阂。人声杂沓里，恍惚听见她说，今天只是回来一下，马上又要回上海去。

从小卖部走出来，我才想起，都忘了问她在上海做什么。我似乎理所当然地认为，她一定是在那里唱歌。我想象中的歌厅是一个光亮的舞台，红玫站在光亮的中心，对着一支话筒歌唱。她眼睛里的光亮从舞台下的人群上方掠过，飘向远远的地方。

后来就没有再见过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