渴慕

一

那年踏上法兰西大地，在我是第二次。参加法兰克福国际图书博览会的间隙，我前往巴黎踏访二百多年前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伏尔泰的故迹，亲炙其遗泽，满足多年来的渴慕。

先贤祠——法兰西思想与精神的圣殿，自是必到的。我快步直奔地宫，在整个墓群最中心、最显赫的位置，正是伏尔泰的灵柩。棺木高大而精美，上面镌刻着铭文：“诗人，历史学家，哲学家。他拓展了人类精神，他使人类懂得：精神应该是自由的。”旁边是伏尔泰的大理石全身雕像：左手擎着一卷手稿，右手握着一支鹅毛笔，神情端肃，注视远方，似乎在思考着重大的问题。我屏住呼吸，唯恐打搅了他，伫立半刻，然后默然离去。

作为天主教会的死敌，伏尔泰早就料到，即便他结束了生命，教会也不会饶恕他，必定加以报复、迫害，因而，他临终前与友人商定，将遗体秘密地运出，暂时安放在外地，并嘱咐把棺材一半埋在教堂里，一半埋在教堂外，用意是：上帝让他上天堂，他就从教堂这边上去；上帝让他下地狱，他可以从棺材的另一头悄悄溜走。直到13年后，法国大革命期间，他的遗骸才被运回首都，安葬在先贤祠中，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凭吊与瞻仰。其间还有一个细节：遗体运出前，友人将伏尔泰的心脏悄悄地摘出，经过科学处理保存在一个盒子里，上面刻着他的留言：“我的心脏在这里，但到处是我的精神。”后来，作为镇馆之宝，由法国国家图书馆珍藏。

接下来，是驱车前往伏尔泰的终焉之地，人们习惯地称之为“伏尔泰咖啡馆”。它和先贤祠同属拉丁区，都在塞纳河左岸。早年，伏尔泰的家就在路边，因而这条路现在以他的名字命名。在这里，血气方刚的思想家以笔为枪，向专制王朝和天主教会宣战，从而在巴黎以至全国激起一波波惊涛骇浪。他两番入狱，屡遭放逐，近三十载漂泊在外，直到辞世前几个月才重回巴黎。塞纳河的清波应识其傲岸依然的旧影，但“故园归去已无家”，他只好借住在亲戚维莱特先生的家中，位置在现今仍然营业的“伏尔泰咖啡馆”楼上。举目望去，墙壁上的铭牌标示着：伏尔泰诞生于1694年11月21日，1778年5月30日病逝于此。

此前19年间，伏尔泰一直居住在毗邻瑞士的法国边陲小镇费尔奈。这位瘦骨嶙峋的老人，以其巨大的能量投身于启蒙事业，写出了不计其数的传世之作，并且通过接待来访者和书信往来同外界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一如既往地以书信、文章揭露教会的黑暗，抨击王朝的腐败与社会的不公。整个欧洲都在倾听他的声音，费尔奈俨然成为一个舆论中心，他则被尊称为“费尔奈教长”。

二

在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众多思想家中，被誉为“欧洲的良心”“法兰西思想之王”“科学和艺术共和国的无冕皇帝”的伏尔泰，是公认的领袖和导师。他才华横溢，博学多识，著述宏富，在文学、历史和哲学诸多领域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作为思想解放的鼓吹者、法国启蒙运动的先驱，他的名字更是代表了一个时代。他崇尚自然神论，尊重科学，倡导自由，一生都在鞭挞专制、强权，反对宗教狂热。他还对中国和中国的文化思想大加赞颂，展露出由衷的渴慕之情。

在伏尔泰内心深处，有着深深的中国情结。在他看来，中国在政治文化、伦理道德、宗教信仰各方面都优于西方国家。他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古代文化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中国文明有着悠久深远的历史渊源，把中华民族视为世界上最明智最开化的民族。在其哲学、历史著作和文学作品里，每当谈到中国时他都有浓厚的兴趣。他编撰的《哲学辞典》中有不少关于中国的条目；《路易十四时代》《历史哲学》《巴比伦公主》等著作中，都有关于中国的专论；特别是在世界史式的《风俗论》中，他以两章篇幅论述了中国文化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指出人类的历史以中国为开端，人类文明、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始于中国，“中国人的历史从一开始便显得合乎理性”。

他悉心推崇中国的儒家思想，强调法国启蒙精神要从中汲取营养。他说，中国最古老最有权威的儒家典籍“四书五经”之所以值得尊重，被公认为优于其他记述民族起源的书籍，就因为这些典籍中没有任何神迹、预言，没有国家缔造者的政治诈术。中国儒学博大兼容，各种宗教都能在中国和平共处。相形之下，欧洲基督教却派别横生，互相残杀。他以中国儒家的“民贵君轻”主张为武器攻击封建君主专制；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认为这是超越基督教教义的最纯粹的道德。在以他为首的一大批法国思想家的推动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于1789年被载入《法兰西共和国宪法》。

伏尔泰对孔子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在《风俗论》中说：“孔子不创新说，不立新礼；他不做受神启者，也不做先知”，“我们有时不恰当地把他的学说称作儒教，其实他并没有宗教”，“他只是以道德谆谆告诫世人”。伏尔泰说：“我读孔子的书籍，并做笔记，我觉得他所说的只是极纯粹的道德，既不谈奇迹，也不涉及玄虚。”由于倾慕孔子之学说与为人，他自命为“孔门弟子”，竟将耶稣像换成孔子像，晨夕礼拜，并为词以赞：“孔子，真理的解释者，他使世人不惑，开发了人心。”

在18世纪中法文化碰撞交融的历史大潮中，伏尔泰作为开辟航程的先行者，除了根据他的理解对中国本身作比较深入的分析研究，还将中国作为参照物探讨法国以至整个欧洲的诸多问题，扩大了中国文化在欧洲的影响。正是他，以史学家的开放视野发现并弘扬了中国古代文明，以哲学家的深刻识见追寻着中华民族的精魂毅魄，以文学家的敏锐感觉开启了中法文学交流的历史航程，从而在两国文化交往的史册上谱写下辉煌的一章。

三

谈及伏尔泰钟情中国文化，不能忽略他与同时代的中国乾隆皇帝及其诗赋的一段情缘。事情要从乾隆东巡盛京（今沈阳）说起。

盛京为清王朝龙兴故地，东巡中，乾隆帝发思古之幽情，御制一篇《盛京赋》，全文约四千字，陈述此次恭谒祖陵的宗旨、感受与经过，状写出盛京的山川形胜、地域辽阔、物产丰饶，追怀开国时期的文武功臣，再由彰显军威的围猎，延及耕桑农事、国富民殷、宫室富丽，内容十分繁富，显现出意在雄视百代的帝王文学的气魄。

在中国文学史上，《盛京赋》创造了三个“唯一”：历代帝王中雅擅诗文者数不在少，但写赋的寥寥无几，作京都大赋的只有乾隆一人，此其一；其二，以塞外名城为题材作赋，在赋史上，在历代文人中，乾隆是唯一的；其三，在中国历代京都赋中，只有《盛京赋》流传到海外，并产生了一定影响。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常驻北京的法国耶稣会的阿米奥神父（钱德明）将《盛京赋》译成法文，经法国东方学家约瑟夫·德经认真审核、作序，在巴黎提亚尔出版社出版。年已76岁的伏尔泰读了《盛京赋》，兴奋至极，当即写道：“我很爱乾隆的诗（指《盛京赋》），柔美与慈和到处表现出来。我禁不住追问：像乾隆这样忙的人，统治着那么大的帝国，如何还有时间写诗呢？”他满怀热情地写下诗篇《致中国皇帝》，说：“伟大的国王，你的诗句与思想如此美好”， “接受我的敬意吧，可爱的中国皇帝！”然而如此热情的颂赞，乾隆帝一无所知。就此，伏尔泰在致瑞典皇帝的书简中道出了心中的怅惘：“我曾投书中国皇帝，但至今，他没有给我一点回声。”他还把这封书简寄送给所有与他保持联系的外国王室贵族朋友。可以想象，如果乾隆帝得知，远在万里之遥的域外，竟有一位在人类进步史上产生巨大影响的思想家、文学家对自己如此赞赏，他会做何感想？

应该承认，伏尔泰对中国社会文化的高度评价，包括对乾隆皇帝的赞美，由于受到翻译质量、传播渠道的限制，特别是存在着借宣扬中国文化以达到其改造法国社会的意图，其中有明显的夸大、美化成分和误读、曲解现象，但其赤诚的渴慕和善意的尊崇，至今仍然令我们由衷地感动。从这位伟大的启蒙思想家身上，我们或许能受到启发：以博大的胸怀对待世界上的多种文化，取长补短，去粕存精，从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