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2021年第5期｜方向明：斯人可嘉——袁可嘉交游及家世

方向明，男，浙江慈溪人，中国作协会员，散文、小说、评论散见《人民文学》《十月》《散文选刊》等期刊及多种选本。著有散文集《故乡书》《西皮散板》，主编《斯人可嘉：袁可嘉先生纪念文集》等。

斯人可嘉

——袁可嘉交游及家世

方向明

袁可嘉与卞之琳

没想到我会写卞之琳。对于我说来，卞之琳是写在书里的。是遥远的星辰。是铜像。一次在南京吴为山雕塑馆，见到一尊铜像，写着卞先生的名字，立刻联想到一些看不懂的外国字。那时只知道，他是能将外国字翻成中国字的翻译家，很了不起。

对卞之琳的亲近，自然是因为袁可嘉。读可嘉先生的文章，晓得卞先生和沈从文、冯至，还有闻一多、朱自清、杨振声等先生，都是袁可嘉在西南联大时的老师。袁可嘉说“西南联大对我的影响是重要的，可以说基本上决定了我后来要走的路。我有幸在这里遇见了许多好老师。他特别点出沈从文、冯至、卞之琳的名字，说他们都对我有过许多帮助”。在编袁可嘉纪念集的一年多时间里，还读到可嘉先生很多文字，给我的直觉是，袁可嘉与卞之琳先生可能是最亲近的。

在昆明西南联大的新校舍的茅屋里，21岁的袁可嘉捧读用土纸印刷的卞之琳的《十年诗草》，很受震动，惊喜地发现“诗是可以有另外不同的写法的”。袁可嘉自述“曾受业于之琳师两年（一年学翻译，一年学现代小说艺术），新中国成立后又长期和他共事并在他指导下工作，对他的诗品人品都很敬重”。正是在卞之琳等先生的影响下，西南联大的青年学生袁可嘉走上了现代主义的新诗之路。研究者发现，袁可嘉的一些作品与卞之琳的作品有着“血缘”联系。香港大学张曼仪教授早在1984年出版的《新编中国文选》提到《沉钟》时写道：“这首诗在构句和命意上受卞之琳的影响，另一首《空》简直是卞诗《白螺壳》的缩影，而两首都归结于对生命的沉思。”

卞之琳之于袁可嘉，是新诗创作和研究的引路人。但他们之间，又远不止于此。师生之间，处着处着，多了一层超出师生的感情，这是很宝贵的。卞先生与学生袁可嘉之间，就有这么一层关系。袁可嘉的第一份工作是北大西语系助教，担任大一英语课的教学。1950年夏至1953年底，袁可嘉离开北大，被调到中宣部毛选英译室，和老师钱锺书做了几年的同事。毛选译校工作结束后，袁可嘉调入外文出版社英文部任翻译，主要是为英文版《中国文学》译现代诗和短篇小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那时国内作家写的东西在审美上是不大经得起“翻译”的。袁可嘉在1992年写的《自传》里说：“1957年我觉得外文出版社的工作不适合我的志趣，主动申请调离，经卞之琳老师引荐，进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西方文学组担任助理研究员，正式开始搞英美文学的专业研究和翻译工作。”短短几行字，令人产生很多联想。我不晓得不善言辞的袁可嘉怎么和卞先生商量的；同样不善交际的卞先生又是找谁说了，动用了怎样的“关系”？反正，凭我的直觉，兹事体大，袁可嘉寥寥数语，背后的过程已经难以再现了。不过，彼此知己般的情谊，显然已经超出了一般意义的师生关系。

我总觉得这一对师生很像。先说卞先生吧，童道明先生曾忆起外国文学研究所几位前辈，写过冯至、李健吾后，说到卞之琳。他说，三位都是人好学问也好的老前辈，但那时年轻人对他们的称呼是不一样的。我们不管当所长的冯至叫冯所长，而是叫他冯至同志；李健吾是党外人士，我们叫他李先生，或健吾先生；卞之琳呢，干脆叫他老卞，他是老前辈中最能和青年人打成一片的。哈哈。

同事中流传着卞先生的一桩逸事。卞是诗人，也写散文，20世纪60年代时写过一篇《漏室铭》投给《北京晚报》，记述他遭遇的居室漏雨之苦，行文诙谐，怨而不怒。《北京晚报》当时发行量极大，卞先生一时间也因此在北京老百姓中间获得了知名度。一次到医院看病，医生见到病历上的名字，就问：“您就是写《漏室铭》的吧？”让卞先生哭笑不得。

卞先生性情温和、诙谐、谦和，与我所知道的袁可嘉先生很相近。袁先生个子不高、谦逊、平和、低调。《文汇读书周报》的郑海瑶写过一个专访稿，题为《古典的现代主义者——袁可嘉》。这一提法，同是“九叶”诗人的郑敏在香港“中国与现代主义”研讨会上也说过。不过，在袁可嘉看来，两人所言意思有所不同。郑敏说的是袁可嘉早年诗作受了中国古典诗词影响；而郑海瑶则是说，袁先生气度平和，衣着朴素，主张现代与传统融合。

大概就是性情、气质和秉性的相近相通，袁可嘉和卞之琳的情谊历久弥笃。卞先生作古多年后，在袁可嘉先生逝世一周年的追思会上，说话率直的翻译家江枫称，袁可嘉的诗歌译作，三百年后人们还将记得；他说，袁可嘉是有着至善至美品质的真实的人，我能够感同身受的，是他的尊师爱友。他对卞之琳先生，执弟子礼堪称楷模。在江枫看来，弟子对师长最大的恭敬莫过于发扬光大其学术成就。1989年卞先生诗创作60周年之际，袁可嘉撰文《略论卞之琳对新诗艺术的贡献》。1990年8月4日，“卞之琳学术讨论会”在京举行，会上分发了由袁可嘉一手组织出版的论文集《卞之琳与诗艺术》。从可嘉先生的尊师重道，足见他对传承的认真不苟。

外文所同事童道明说，卞先生去世前好几年就不出家门了。热心的年轻人张晓强不时去看望看望他，回来还告诉我们一个他的发现：“卞先生喜欢吃油炸马铃薯片。”“为什么？”“他喜欢听马铃薯片咬碎时发出的响声。”童道明听出了卞先生晚年的寂寞，我则听出了卞先生的有趣。也许童先生说的是对的。

2000年11月24日，另一位年轻人从上海到北京专程探访卞先生。客人进门时，卞老正在看女足比赛的电视转播。老人喜欢看足球比赛，对英超联赛各队的情况如数家珍。他平时还喜欢听昆曲和江南丝竹。客人问起老人的身体，女儿青乔说，爸的胃不太好。吃得很少，有时只喝点酸奶。问到12月7日要举行的卞老文集首发式和作品研讨会，不知卞老是否参加？青乔说，这次生病，爸特着急，他很想去会会各位朋友。休息几天，7日应该没问题吧。三卷本《卞之琳译文集》刚出版，大家都在为筹备文集首发和研讨，为庆贺先生90周岁寿辰而忙碌着，谁都没想到，12月2日上午9点15分，卞之琳先生溘然长逝。这时，离他90周岁生日仅差六天。

这时，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袁可嘉兴致勃勃地算着时间，为参加恩师90周岁寿辰及研讨会，他不顾家人的反对，执意要回一趟北京。他甚至说，就我一个人，我也要去！寒冷的冬天，拖着病体，袁可嘉在大女儿晓敏的陪同下，从纽约飞到北京。可是，到了北京，却传来恩师去世的噩耗。文集首发式和作品研讨会还是举行了，只是，庆生变成了追思。12月8日（正是卞老90周岁生日），卞之琳先生的遗体由家人护送到北京八宝山公墓。这位90周岁的老人，身着西装，安卧鲜花丛中，面容依然清癯安详。女儿青乔精心包裹好刚刚出版的译文集，把它和老花镜等物件放进棺木，还特地备了一本笔记本，两支笔。“怕他一支不够用。”在即将合上棺木的最后一刻，卞之琳先生的老学生，79岁的袁可嘉离开后又奔了回来，伏在卞先生的身边，喃喃低语。卞先生生前最喜欢白玫瑰，袁可嘉将两朵白玫瑰，轻轻地放在了卞之琳老师的胸前。

8年后，87岁的袁可嘉追随老师而去：2008年11月8日，袁可嘉在美国的女儿家中安详离世。

袁可嘉有一首与卞先生名作《断章》同名的诗：

我是哭着来的，

我将笑着归去。

我是糊里糊涂地来的，

我将明明白白地归去。

“九叶诗派”的诞生

“九叶诗派”是如何形成的？“九叶派”的命名又是怎么来的？

谢冕著《中国新诗史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版）说，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新诗“复兴的年代”，被迫的“流亡者”和“逃亡者”的归来，是这一时期中国诗歌最为动人的风景。而九叶诗人又是众多“归来者”当中颇引人瞩目的，放着“异彩”的诗群。在这部带着诗歌激情的文学史著作中，谢冕对于“九叶诗派”做了非常概括的描述，他认为，作为一个诗歌群体，九叶诗人都不同程度地具有鲜明的现代主义倾向。谢冕不无诗意地写道：“九叶”在新时期的阳光下伸展着浓郁的春意，作为现代诗的前辈，他们成为“朦胧诗”最有力的支持者。

作为“九叶”之一的袁可嘉，关于九叶诗派的发端，有着十分节制的叙述。他在《袁可嘉自传》中回忆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诗歌创作，谈到了一段重要的史实。“1947年，在上海办《诗创造》和《中国新诗》的朋友之一，诗人陈敬容写信和我联系，约北方青年诗人（如穆旦、杜运燮、郑敏、马逢华等）为他们撰文写稿，这个南北串联实际上是后来到80年代才得名的‘九叶诗派’的肇始。”这段文字中，最重要的信息是“九叶诗派”是时隔30年后的20世纪80年代才得名的。袁可嘉告诉我们这样一个悲欣交集的史实，却也是那么波澜不惊。

可是，我们在袁可嘉的文字里，找不到关于20世纪80年代初《九叶集》编辑和出版的细节。这件事是怎么发起的？集子又是怎么命名的？这些，都是我所好奇的。同为“九叶诗人”的郑敏先生在2004年10月14日撰写的悼念诗友王辛笛先生的文章中，谈到了《九叶集》编辑出版的缘起。郑文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细节，以及诗人的笔触。“那是一个早夏，我接到诗人、书法家曹辛之的短函，说请我去他家参加一个诗人的小聚会。在那之前，我和其他一些所谓20世纪40年代的诗人，曾被热心的诗人及当时的《诗刊》负责人之一邵燕祥先生重新挖掘出来，作为一批‘出土’诗人，重新出现在《诗刊》上，这不能不说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当时的新诗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新诗再一次汇流、握手，而找回诗歌的更丰富的源头。”

据郑敏先生的回忆，那次聚会上，在出版社工作的曹辛之对诗友们说，新中国的诗歌读者们，大约都没有机会读到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新诗；他希望那天到他家的几位，加上没到场的，9人各选出十几首20世纪40年代的旧作，出本合集，献给今天的诗歌爱好者，以弥补人们对于那个年代诗歌记忆的空白。那么这本合集，应该叫什么呢？郑敏写道：“我们带着那个时期从旧时代走过来的文人普遍存在的自卑心态，否认自己的作品是‘社会主义的花’，那么它们是什么呢？”最年长的王辛笛说，咱们9个人的旧作，就算作陪衬社会主义新诗之花的9片叶子吧！这样。就诞生了《九叶集》的书名。“我们心甘情愿地从‘花’退到‘叶’的位置上，心中暗暗庆幸，若不是九人中有一位在出版界供职的曹辛之，恐怕连叶子也当不上，只好扼杀于旧日的泥土中了。回顾那些初见曙光的日子，我们还算是幸运的一批。”郑敏明确地说，“王辛笛是《九叶集》的命名人”，而在命名的过程中“充分证明了他的政治智慧和成熟”。在郑敏看来，曹辛之则是发心做这件事的“发起人”。郑敏先生不无感慨地写道：“《九叶集》的问世揭开了新时代新‘新诗’的帷幕；然而那些揭开帷幕的手，却是一些在20世纪40年代拿起诗笔的，布满历史皱纹，走向老年的手……”

有人说，如此看来，“九叶诗派”的诞生似乎是一个偶然的历史现象。郑敏老人怀念王辛笛先生的这篇文章，题为《必然中的偶然》。我以为，这篇文章最大的价值就在于，老人揭示了一个哲理。曾就读于西南联大哲学系的老诗人，如此写道：

——“我们的相逢是很偶然的，但因为我们都出现在中国新诗20世纪40年代的网上，我们的相逢又是必然中的偶然。”

——“《九叶集》的问世是那个时代诗歌创作一个必然中的偶然，因为是时代创作气候的必然使得这原本不相识的9个诗人在偶然的聚会中留下了新时期诗的轨迹，历史就是这样用它的必然将许多的偶然串成项链，织成网络，这就是文化，许多偶然穿成的人们心灵的必然的痕迹。”

“九叶诗派”已被写入许多文学史教材和著作，穆旦的诗作更是几乎被推上了中国新诗的巅峰。事实上，九叶诗人创作繁盛期的20世纪40年代，的确没有这个“派”名，当年他们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团体或同名的中心刊物，只是有着共同的艺术倾向和追求。之所以被称为“九叶派”，是在《九叶集》出版之后逐渐叫开来的。他们的作品后来被收入《中国现代十大流派诗选》（吴欢章主编）中，正式被人们承认。这个被承认，“九叶”的每一个成员都是不可或缺的，作为“九叶”之一的袁可嘉，在这方面又有着怎样独特的贡献呢？

1981年出版的《九叶集》，并没有请当时的文坛泰斗作序，也不是最年长的王辛笛写序。这篇序，是“九叶”成员们“公推”袁可嘉写的。之所以让袁先生担此重任，我以为是袁可嘉在现代派文学（尤其是诗歌）理论方面的造诣和成就决定的。此文堪称“九叶诗派”的理论宣言，而袁可嘉也因此被称为“九叶的理论代言人”。

袁可嘉也果然深孚众望。序文开宗明义说，9个年轻诗人写出了“忧时伤世”的诗篇，内容上具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艺术上吸收了西方现代诗歌的某些手法，在“我国新诗的发展史上构成了有独特色彩的一章”。他认为，9个作者对诗与现实的关系和诗歌艺术风格、表现手法等方面有相当一致的看法，正因如此，他提出了这样一个判断：“他们在风格上形成了一个流派。”（于他，于整个诗歌界，这么说可能是第一次吧？）袁先生还把他们的诗与其他“派”的诗歌做起了比较，他认为，比起当时的有些诗来，他们的诗是比较蕴藉含蓄的，重视内心的发掘；比起先前的新月派、现代派来，他们是力求开阔视野，力求接近现实生活，力求忠实于个人的感受，又与人民的情感息息相通的。在艺术上，袁可嘉指出：使“思想知觉化”是他们努力从西方现代诗里学来的艺术手法，简明而精到地点出了九叶诗的艺术特点。序文指出了“九叶”共同的倾向，并一一点评了其中八位各自的鲜明个性，“穆旦的凝重和自我搏斗，杜运燮的机智和活泼想象，郑敏塑像似的沉思默想，辛笛的印象主义风格，杭约赫（曹辛之）包罗万象的气势，陈敬容有时明快有时深沉的抒情，唐祈的清新婉丽的牧歌情调，唐湜一泻千里的宏大气派与热情奔放”，唯独没有对自己的诗说上一言半语。此文第一次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九叶”诗歌的特征，成为关于这个诗群的第一篇论文。此后，关于这个诗歌群体的话题，一时成为诗坛的热点，引起了一股“九叶”热潮。

《袁可嘉自传》在回顾“进入新时期”的学术历程时记述了两件事。第一件事，经历过80年代的人们忆起总会津津乐道，那便是由袁可嘉和董衡巽、郑克鲁主持编译了一套《外国现代派作品选》，1980—1985年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陆续出齐，为新时期中国文学打开了一扇“西窗”。袁可嘉说：“我在卷首撰写了长篇《前言》，力图以科学求实的态度对现代派文学做全面的具体的分析，指出它的长处和局限，以及它对我们的意义和我们应采取的态度。”这篇长文的重要性显而易见，用袁可嘉自己的话说：“在我看来，这篇文字标志着我对现代派的研究走向成熟的新阶段。”

第二件事，则是《九叶集》的出版。《袁可嘉自传》是这样记述的：

与此同时，我和在京旧日诗友杜运燮、郑敏、陈敬容、杭约赫（曹辛之）以及在外地的王辛笛、唐湜、唐祈商定合编《九叶集》，各人自选解放前诗作若干首，公推我作序，交江苏人民出版社印行。此书1981年问世后，多次重印，深受读书界欢迎，国内外评论多达70余篇，因有“九叶诗派”之称，被誉为中国现代十大诗派之一，正式进入了中国现代文学史。

由此，我们是否可以做如是观：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有着共同艺术倾向和追求的青年诗人们的南北串联中，袁可嘉是“穿针引线”的人；经过30多年的沉寂和“逃亡”，20世纪80年代初，已不再年轻的诗人们相约出了一本合集，名为《九叶集》，袁可嘉以他在现代派研究方面的深厚造诣，当仁不让地成为九叶诗派的理论代言人，这篇《九叶集·序》就是以跨越时空的独特方式面世的“九叶诗派”的第一篇论文，也为文学史中一个诗歌流派的诞生，发出了第一声啼哭。

袁可嘉与穆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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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袁可嘉与穆旦联系在一起的，是1981年出版的《九叶集》。他们已经无法掰开，因为“九叶”。中国新诗的历史已经这么写了，即便后来有些史家为了突出穆旦而有意将他与“九叶”拉开距离，但终究分不开了。

我们还知道，穆旦和袁可嘉都出自西南联大。“九叶”两拨人，一拨是联大的，另一拨是在上海办诗刊的诗友。

联大一拨，穆旦、杜运燮、郑敏被称作“联大三星”，有人将袁可嘉也拉进来说是“四杰”，有些牵强，因为袁可嘉与前面三位只是“同一空间”而非“同时间”的“同学”。不过，说他们都是联大先生们的得意门生，应该不会错。沈从文先生就在一封信中特别点到他所接触到的年轻人中的穆旦、郑敏、袁可嘉、李瑛等，认为希望正在这些“活泼青春的心和手”中。《泥土》的年轻人把沈从文看作穆旦、郑敏、袁可嘉的“后台”，也没有错。

袁可嘉说过：1941年秋天，我怀着兴奋的心情，跨入了昆明大西门外的西南联大新校舍。而穆旦1940年8月已从西南联大外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42年2月，国军杜聿明部入缅甸作战，向西南联大征求会英文的教师从军，穆旦志愿参加远征军，于是有了一段烈火淬炼的经历，也为后来的命运埋下了“原罪”。也就是说，袁可嘉在西南联大即使与穆旦有直接的交集，时间也很短，且是，大一新生与青年助教的关系。

从现在看得到的资料推测，1947、1948年，他们一定有过交集。那时候，袁可嘉已从联大毕业，成为北大西语系的青年助教，穆旦被生活所迫在天津、沈阳、北京等地辗转奔波，但他们还是联系上了，都应约为上海诗友办的杂志寄过诗稿。这段经历，《袁可嘉自传》里写得明白：

“1947年，在上海办《诗创造》和《中国新诗》的朋友之一、诗人陈敬容写信和我联系，约北方青年诗人（如穆旦、杜运燮、郑敏、马逢华等）为他们撰文写稿，这个南北串联实际上是后来到80年代才得名的‘九叶诗派’的肇始。”

发掘史料真是件有趣的事，有趣在它的不确定。时间的尘埃覆盖了很多真相。比如，在一本已经发黄的1988年北京“三联”出版的《论新诗现代化》的小书里，就意外地发现了袁可嘉早在20世纪40年代写的对于穆旦诗作的评语。那是发表在《新路周刊》1948年一卷17期的一篇“书评”，评的是“南北方才子才女大会串”的“成果”：《中国新诗》一、二集，题为《诗的新方向》。袁可嘉写下了一段语气谦逊、实则颇为自信的断语式的话：

“我个人觉得他（按：指穆旦）是这一代的诗人中最有能量的、可能走得最远的人才之一；这类预言是否可靠，我并无多大把握，我只是向自己的读诗经验负责。”

说这话的时候，袁可嘉只有27岁，正在北大西语系教英语，也只有这样的时候，袁可嘉敢于从自己的审美出发说出“读诗经验”来，以后似乎很少再读到这类“最”字断语了，以后恐怕也没有那样的语境和心境了。

细读《论新诗现代化》一书的许多篇什，袁可嘉的诗学阐发，正是以穆旦的诗为主要例证的。

20世纪90年代，文学史家将穆旦放在整个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背景上进行论述，称他是“四十年代重新萌发的中国现代诗的一面旗帜”（谢冕）；钱理群等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更强化了穆旦在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说他是“‘中国诗歌现代化’历程中的一个带有标志性的诗人”。而青年学者袁可嘉提出此类评价的时间，要比钱理群们早半个世纪。

2

袁可嘉和穆旦的性格类型差异较大，这在读了他们各自的作品，包括袁可嘉的自序和穆旦极少的散文类作品以后，可以得出的印象。但他们都经历了西南联大这座熔炉的淬炼，这一点非常重要，虽然一个在联大前半段，一个在联大的后半段。

他们都经受了西南联大校园自由民主风的熏染，一样接受了西方现代派诗潮的影响，他们在同样尘土飞扬的公路上颠簸，向着一个共同的所在。

“这在我学习生活中是关键的一步。当时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近在身边，但我舍近就远，决意去昆明上学。那时吸引我的主要是西南联大的民主学术气氛和它在文科方面的盛名。当时内地交通异常困难，我作为‘黄鱼’（私货）搭上一辆装满黄沙的货车，身子坐不直，只好躺在沙子上，真是苦不堪言。”（《袁可嘉自传》）

这是1941年秋，袁可嘉走向他“决意”选择的西南联大的情景。

4年前，1938年2月底至4月底，穆旦走向西南联大的历程，更带着穆旦式的决绝和率性。

抗战爆发，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迁至长沙，是谓长沙临时大学。战火还在逼近，临时大学继续南迁。这是穆旦《抗战以来的西南联大》一文的叙述：

“1938年2月中旬，长沙临大分两批离湘：一批海行者，经广州香港海防而抵滇；另有同学教授等约三百人，自湘经黔步行而抵昆明，凡三千三百里，费时六十八日。抵滇后，长沙临时大学易名西南联合大学，于同年五月，正式在滇上课。”

从更多的史料看，当时长沙临时大学迁往云南，实际有三路，海行一路，坐船为主；公路坐车一路，年老体弱的教授为主，冯友兰先生还在途中折了胳膊；而穆旦选择的第三路，步行三千三百里，历时68天，史称“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长征”。远远看去，他们似乎是一支军队，因为他们个个穿着一色的黄军装，戴着黄军帽，还绑着裹腿。但走近一看，却又不像军队，因为他们既没有背枪，也没有佩刀，每人只背了一把油纸伞。不少人还戴着眼镜，胸前别着钢笔，年轻而瘦削的脸上透着斯文。师生们一路考察民俗民情，收获确实不少。他们提出的口号是：“借以多习民情，考察风土，采集标本，锻炼体魄，务使迁移之举本身即是教育。”

在这次三千里步行中，有一个细节，很能看出穆旦的个性。

同学杜运燮曾撰文说，在这支队伍中，有一个原是清华大学外文系的学生，有个举动引起周围同学的特别注意：他每天从一本小英汉词典上撕下一页或几页，一边“行军”，一边背单词及例句，到晚上，背熟了，也就把那几页丢掉。据说，到达目的地昆明时，那本词典也就所剩无几了。他就是穆旦，学校里绝大多数同学只知道他叫查良铮。

另一位同学王佐良更进一步指出了穆旦三千里步行的意义：“他是从长沙步行到昆明的，看到了中国内地的真相，这就比我们另外一些走海道的同学更有现实感。他的诗里有了一点泥土气，语言也硬朗起来。”

从这类事情，可以看出穆旦和袁可嘉两人不太一样的性格。

袁可嘉给人的印象是温和的。在蓝棣之教授眼里，可嘉先生“实在谦和得令人失望”“连保护自己的能力也没有”“我从未见他发过火，发过牢骚与怨言，在家里也未见他发过脾气”。

但是，要指出的是，在人生的紧要处，在节骨点的选择中，我们还是可以感觉到袁可嘉内心的果敢。

就说说袁可嘉的三次“选择”吧。第一次，17岁从军。那时，家乡对岸的乍浦已经沦陷，“与其坐等家乡沦陷，不如投笔从戎”，文弱的书生竟不顾慈母苦苦劝说，在一个深夜出走金华，参加了国军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袁可嘉从军时间仅10个月，因所在部队节节后退，作风腐败，他觉得不是可留之地；另在一则材料中他说自己身体条件不好，怕吃苦，还是想继续读书，于是在长兄帮助下又回到了学校。第二次，高中毕业后，袁可嘉“舍近就远”，毫不犹豫选择了有着民主学术盛名的西南联大，并在联大确定了自己的学术道路。第三次，他觉得外文出版社的工作并不合自己的志趣，又一次听从“内心的召唤”，设法调入社科院外文所，选择了自己钟情的西方现代派的研究和译介，此后无论顺境逆境都坚持在这一领域摸爬，独立而清醒。

袁可嘉内心的“韧劲”和“刚健”，很多时候是被表面的柔和包裹了。

穆旦在人生的抉择中，似乎更加决绝。他的几次抉择，离开大学助教教席志愿参加远征军入缅；留学美国不忘学习俄语，毅然回国后以超常的热情翻译普希金，以及此前的“三千里步行”，都显示了穆旦性格中更硬朗、更义无反顾的因子。形容穆旦，常见“苦难”“受难”的词语。同学兼诗友的王佐良对此异常敏感，在《一个中国诗人》（1946）中，他从穆旦当年由缅甸撤退“从事自杀性的殿后战”，到对其诗作的解读，指出在穆旦身上，有一种难得的“受难的品质”。可以说，这注定了穆旦的悲剧性。王家新则称穆旦是“一个受难的诗人”，不仅在于他的实际遭遇，更在于他对人生价值意义的追寻和坚守，在于他那圣徒般的受难、奉献和牺牲。

失却了讲台，失去了写诗的权利，仍然义无反顾，译诗不辍，在每日的劳作中，在最底层的生活中，不离不弃，把一生献给诗歌而不悔。

穆旦，热情狂放而又小心谨慎，细致敏感而又大义凛然，平民平凡而又秉性高贵，孤独孤寂而又愤世嫉俗。——“丰富和丰富的痛苦！”

1977年2月，穆旦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59岁的生命遽然终止。此时，“文革”已经结束，新时期的曙光正微微透现，但这位历经磨难的中国写作者，已经无从领受了。

袁可嘉是“幸存者”，于是，他要为“殉道者”做一些事情。

1981年7月，《九叶集》出版。袁可嘉撰写的《九叶集·序》为他们的重新出场提供了话语依据。当时的语境下，袁可嘉先得阐明他们的“立场”：“九位作者作为爱国知识分子，站在人民的立场，向往民主自由，写出了一些忧时伤世、反映多方面生活和斗争的诗篇。”《九叶集》并未突出穆旦。袁可嘉对于穆旦的评语，也没有40年代说的那两个“最”字。“九叶”是按姓氏笔画排列的，穆旦排在了最后。思想文化界毕竟刚刚解冻，对“九叶派”的阐释只能在爱国主义和现实主义话语框架内进行。

《九叶集》的扉页，写着这样的献词：

在编纂本集时，我们深深怀念当年的战友、诗人和诗歌翻译家穆旦（查良铮）同志，在“四人帮”横行时期，他身心遭受严重摧残，不幸于一九七七年二月逝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谨以此书表示对他的衷心悼念。

辛笛 陈敬容 杜运燮 杭约赫

郑敏 唐祈 唐湜 袁可嘉

一九八〇年一月 北京

袁可嘉与许芥昱

许芥昱，于中国读者说来，是陌生的。他是袁可嘉在西南联大外文系的同学，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的教授。写他，是因为他勾连着袁可嘉命运的起伏，关乎一段沉重的历史。

袁可嘉与许芥昱的交往起于20世纪40年代的西南联大。《袁可嘉自传》里说，1941年在重庆读完高中，他报考了在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大。当时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近在身边，他却“舍近就远”，决意去昆明上学。吸引他的，当然主要是联大的先生们，还有就是联大校园的民主学术气氛。联大校内学生社团很多，袁可嘉和陈明逊、马逢华、邹承鲁合办了一个名为《耕耘》的双周壁报。袁可嘉还参加了系里同学许芥昱主持的英文壁报《回声》以及西洋戏剧学会的活动。这些同学中，很多后来都在美国发展，比如与袁可嘉“趣味相投”的马逢华，是美国华盛顿大学的教授；比如一起办《回声》英文壁报的许芥昱，则是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的教授。

许芥昱是比较文学专家，以“世界眼光”看中国，得了解中国文学界的情况，于是来找老同学袁可嘉。可是，他一定想不到，他的到来，会给袁可嘉和他自己带来什么。关于这个事情，《袁可嘉自传》是这么记述的：

1973年3月底，老同学、美籍作家许芥昱教授来京访问，找到了我，他在京住了半年，收集中国当代作家的情况，用英语撰写《中国文艺界》一书（后在1975年出单行本，辟有专章评述我的工作）。我和他本是熟人，我正需要美国歌谣资料，他也要我提供国内文艺界的情况，因此来往较多，引起公安部门的怀疑。7月10日，北京市公安局来人找我谈话，要我交代和他来往情况并中断和他的联系。不久，许被驱逐出境，我被定为犯有“为美国间谍提供情报的反革命罪行”，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公开批判，展览罪行图片，在外文所接受监督劳动。这样，我有四年时间停止业务工作，每天打扫厕所或从事其他劳动。这桩冤案到1979年才获得正式平反。

袁可嘉的“好日子”其实不止4年。1957年春袁可嘉调入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满以为可以专心做英美文学研究了，不承想“反右运动”来了，小心谨慎的袁可嘉还是因为所谓“右派言论”受到审查。此后二十来年，袁可嘉都不能做什么研究，只能选择“成分正确”（余光中语）的苏格兰农民诗人彭斯的诗做一些翻译，再就是为“反资批修”需要写一些批判英美现代派文学的文章。1973年互换文学“情报”的经历，让两个老同学成了“难友”，许芥昱被驱逐出境，袁可嘉则雪上加霜，连写“批判”文章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1958年以后的20年，《袁可嘉自传》里的叙述，调子灰暗，着墨简省。对于声势浩大的那场运动，也只是说了“忙于写交代，做检讨，不是整人，就是挨整，十年间是非颠倒，人妖混淆，简直像一场没完没了的噩梦”这样的话。只是不太明白，可嘉先生这样“谦和得令人失望”“连保护自己的能力也没有”（蓝棣之语）的书生，他又怎么“整人”呢？

历史总算出现了转机。袁可嘉又可以做学问了。1979年，也就是大学毕业33年后，袁可嘉被提升为副研究员，并兼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外文系副教授，讲授西方现代派文学，带硕士研究生。这个时候，曾“连累”老同学的许芥昱教授，将给袁可嘉的学术生涯带来怎样的机遇呢？

1980年9月，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许芥昱教授发来邀请函，请袁可嘉前往该校讲学半年，为中文系研究生开设“中国新诗”、为比较文学系开设“西方文学在中国”两门课程。

这是喝洋墨水的袁可嘉第一次走出国门。

这次在美国，袁可嘉一直待了近两年。袁可嘉后来以愉快的口吻忆及这段经历。先是在旧金山讲“中国新诗”半年，袁可嘉从胡适讲到七八十年代的“朦胧诗派”。1981年3月始，在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分校，任帕登基金会访问教授，主讲“中国新诗”3个月。“这是一个美丽的小城，到处鲜花盛开，故有‘花城’之称。帕登讲座在美国学术界颇有声望，我得到邀请被认为是一种荣誉。”袁可嘉在花城住到1981年7月底。随后受北卡罗来纳州“人文中心”的邀请，担任中心的客座研究员，做为期9个月的现代派文学研究工作。“在去北卡前，我有一个月空闲时间，和妻子、外甥等访问了波士顿、华盛顿等城市，参观了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著名学府。在留美两年期间，我先后访问过七所大学，参加过多次国际文学会议，结识了一批中外专家、学者和诗人、批评家，进行了国际文化交流，也为自己打开了眼界，增长了见识。”

袁可嘉在美国还遇到了很多文朋诗友。抵达旧金山不久，正赶上爱荷华大学“中国作家周末活动”，受聂华苓女士邀请，袁可嘉与众多海内外华文作家相遇，从照片上可以看到袁可嘉与艾青、王蒙、秦松、陈若曦等名家相会的情景。1980年11月，袁可嘉应邀去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访问，与在联大时合办《耕耘》壁报的同学马逢华重聚，并见到了诗友杨牧。

袁可嘉这次的学术之旅本来是愉快的，圆满的。但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1982年1月4日，邀请袁可嘉访美的老友许芥昱教授突遭意外，不幸在旧金山的一场泥石流事故中遇难。泥石流吞没了他的家。他本来是可以免遭灭顶之灾的，为了抢出宝贵的学术资料，他又回屋了……其时，袁可嘉还在北卡“人文中心”做客座研究员。

当我写到这里，我不知该如何下笔。

人生无常。生死无常。

袁可嘉先生忍着悲痛写下《悼芥昱》一文，痛悼这位在西南联大一起学英文、办壁报的老同学，在“史无前例”的运动中一道蒙受冤屈的老友！

现在读到这些零星史料，我的心里还隐隐作痛。虽然没能找到当年那篇悼文，袁可嘉那时的心情，却是可以想见的。他是一个克制的人，他能忍，可是他的内心一定纷乱的，沉痛的。

许芥昱教授不幸罹难，萧军、艾青等从国内发去了唁电。

据现有资料，我们知道，许芥昱教授留下了两本介绍中国文学的英文书：《二十世纪中国诗选》（1964）和《中国文艺界》（1975），这是最早向西方介绍“九叶诗派”的英文著作。

许芥昱的“特嫌”身份却一直未得到公开纠正。

过了若干年，1988年8月，袁可嘉在青岛疗养，某日突遇暴雨。面对滔滔海浪，狂风骤雨，袁可嘉竟“悲从中来”，成诗一首。或许，这也是可嘉先生当年突遇老友罹难时的心境？此诗题为《茫茫》，未曾发表。

雨也茫茫，海也茫茫，

天地玄黄，我将何往？

生也茫茫，死也茫茫，

宇宙洪荒，我将何往？

我将何往？地狱？天堂？

我将何往？火化？水葬？

何处我来，何处我往，

青山绿水，皆我故乡。

许芥昱先生本来应该是袁可嘉晚年在美国可以倾心交谈的挚友之一，可是他却早早地走了。所幸的是，在美国，还有许多对中国文学有着割不断情结的华人作家，比如夏志清先生，董鼎山先生（其弟董乐山是袁可嘉在社科院的同事）。夏先生2013年12月在纽约去世，我们编袁可嘉纪念集邀稿的时候，夏先生刚辞世不久。我们还是请到了董先生为纪念集写来的专文。董鼎山1922年出生于宁波，比袁可嘉小一岁，他们年龄相仿，出生地不远，在文学上兴趣相投，晚年相遇也是缘分。鼎山先生1947年赴美留学，就一直在美国，但对于袁可嘉的诗论却并不陌生。可嘉先生早年提出“新诗现代化”，董深表认同。他说，当年以金斯堡为代表的美国新诗人掀起反对商业化运动，这与袁可嘉的“新诗现代化”理论可谓不谋而合。尽管这些美国诗人反对的是商业化，不是政治化，但“新诗现代化”显然反对非诗因素对新诗艺术性的腐蚀。董先生还说，金斯堡的出现较袁可嘉晚了至少十年，这也证明可嘉的先见之明。

袁可嘉家世

“1921年9月18日我出生于浙江省余姚县六塘头袁家村（现为慈溪市崇寿镇大袁家村）一个以经商为主的人家。一百二十多年前曾祖名世公自绍兴汤湾迁来，祖父贤庆公和父亲袁功勋善于经营，比较开明，发家后对地方建设有所贡献。”

《袁可嘉自传》是这样开篇的。信息量很大，用词稳当，似乎又语焉不详。围绕着袁可嘉家世，坊间有许多传闻，也有很多疑点。

袁可嘉的长兄袁可尚先生，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曾随社会学家潘光旦教授进行社会调查。1990年他快80岁了，时有紧迫感，便搜集材料，就袁氏移民历史做了些调查，写成简要文字（以下称《家族简史》）。说到移民第一代，他是这么写的：

我曾祖父名世公在清代咸同年间（1851—1874）率领他的两个弟弟名扬、名熙驾帆船，面向余姚北部濒钱塘湾盐区（后称庵东盐场）运盐运卤，以制盐为业。名世公是长子，是移民的第一代带头人，有胆量有能力，带领十来个人筚路蓝缕，衣食住行很艰苦，创业亦非易事，居住在六塘前的茅舍里（俗称火筒舍，是用稻草、篾片编制而成，受雨腐烂，每两三年要翻盖或修铺）。

移民第一代之艰辛，可见一斑。另有材料说，名世公又名双喜，迁来那年，双喜的独生子贤庆（1858—1934）才5岁。照此算来，其迁移时间应在同治元年（1862）。还说，初来时生活十分艰难，据传双喜妻曾讨过饭。

可尚先生还考证出袁家绍兴旧址及世系。绍兴祖籍地，当在安昌门外二十八洞闸后花台门，旧时有祠堂。相传旧谱孝堂帏立有“国赋名贤、功可世奕”的联语，袁氏先人以此为后裔排辈。曾祖名世公有兄弟名扬、名熙；祖父贤庆公，有堂兄弟贤逢、贤忠、贤森、贤岳、贤奎、贤孝、小贤等7人；父辈功亭、功成、功鉴、功勋及堂兄弟功盛、功林、功传、功先、功潮等18人；移民第四代可字辈，有可仕、可元、可用、可尚等堂兄弟16人。

袁氏发家，当是移民第一、二代共同奠基的。其中的关键人物应是名世公独子贤庆公，即袁可嘉的祖父。《家族简史》记述祖父贤庆公事迹较为翔实，可摘录一些：

“移民时我祖父贤庆公仅五岁，幼年聪慧，知识根底比较强，后曾做塾师。他生性憨厚稳重，待人做事周到，善于经营，继承名世公强劲作风，勤恳经营运输、制盐、开设米店、建造房屋，遂使我家经济日趋发展，至光绪年间已为当地首富。”

这里所言“当地”，应是指袁家落脚的小村庄。要称富盐场，成为“盐区三富”“姚北大户”，那是移民第三代“功”字辈手里的事情了。

贤庆公是如何富起来的，《家族简史》说到一些，“经营运输、制盐、开设米店”，还在相公殿经营恒大祥绸布店、设邮政代办所等。但最为核心的却没有提到：贤庆公最核心的身份，是盐场众多“篷长”之一。

何谓“篷长”？庵东盐场其时实行“专商专卖制”，政府允许有经济实力的大商人来场设廒收购，即为“廒商”。清光绪六年（1880），浙西“五属公廒”在庵东开办，老板是大名鼎鼎的张静江。廒商在收盐范围内建若干个堆盐仓库称“盐篷”，并保荐当地有势力的能人为“篷长”，篷长负责收盐具体事务，过秤、报数、记账，钱款也要待日到篷长家中结算。篷长可得到丰厚佣金，还有调动资金搞运输做买卖的空间，主要运大米、棉织品等生活必需品，顺手推销给盐民，所以当篷长是盐区致富的捷径。

可以说，贤庆公手里，不但立足已稳，而且打开了局面，这在此地地名中，也可看出端倪来。

袁家移民第一、二代经营了大约三四十年，在海涂地垒起高坨基，终于盖起5间瓦房。时七塘未筑，潮水仍经常光顾，所以坨基填高在150厘米左右。接着以此房为中心，向南及东西两侧盖有独立瓦房，分居名世公兄弟。此谓“前三房”。前三房聚居一处，是为强调其同根一源。此地原无地名，坊间俗称“六塘头袁家”。后官方以此名村，有大袁家村建制，人民公社时期称光明生产队，2000年12月与六塘亭村合并为六塘村，至今未变。

贤庆公5岁移民六塘，76岁仙逝。有4子，即功亭、功成、功鉴、功勋兄弟，此为迁移海乡第三代。他们继承贤庆公家业，将袁氏家族经济和社会地位推向了顶峰。海乡人津津乐道的是四兄弟的风云传奇，还有他们带着悲剧色彩的“谢幕”。

第三代四兄弟在四弟功勋结婚后分家，时在清末民初，俗称“后四房”。据《家族简史》及《庵东志》，四兄弟均以经营盐业为核心，又各有发展；各自经营家业，又相互扶助。岁月沧桑，几度秋凉。时间到了21世纪，一度沉寂的海乡六塘袁家，重被提起。岁月弹指刹那，六塘袁氏风华不再。看得见的东西只有老屋。袁家洋楼现在挂有“袁可嘉故居”的牌子，2014年又辟为“袁可嘉文学馆”，陈列了袁可嘉先生的事迹和遗物。这幢房子是由袁可嘉的父亲袁功勋建造的，时间是袁可嘉十来岁的时候。前阵到访崇寿，当地人对这幢洋楼的建造人起了异议。于是再查史料，证明小洋楼确是袁功勋的杰作。

这是袁可嘉“结拜兄弟”屠勇的文字：“四房袁功勋住在后面与二房横三间大瓦房相连接的竖三间大瓦房，互相呈丁字形，门朝东开，前大门对中央空地，中门与二房贯通，后门可到庆德小学。四房在袁可嘉出生后十余年，靠西又新建一座五开间的二层西式楼房，有外走廊连接旧屋，廊外植花草树木，三面有为地基用土而开掘的河道。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为乡公所、棉花加工厂、医院等用房，现为袁可嘉文学馆（又称故居）。”故居作为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于2011年被列为慈溪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袁功亭确实也建过洋房，但并非二层“洋楼”。据《屠居秀亲族纪念集》说，大房袁功亭老房子5间瓦房，后在老房子前面以新式的钢筋水泥盖了个5间洋房，是平房。建于1920年，作为大儿子袁可仕的诊疗所，后又在诊所旁设学堂，新中国成立后设为四五村小学，后改为光明小学。2011年也被列为慈溪市文物保护单位，文物部门鉴定文字中写道：主人袁功亭，原与周边建筑共同组成庭院，人称“袁家大院”。

袁家的昌盛，离不开几代贤妻良母。谈到母亲，袁可尚在《家族简史》中写道：“我母受旧礼教束缚，出嫁后隐名。在百岁冥寿之际，我手足九人均不知母亲名字。有说叫施小妹，有说叫施妹金，我想母亲是外婆的独生女，比较宝贵，可能叫妹金。吾母一生辛勤劳累，操持家务，哺育九个儿女，将其一生心血，无私地都给了子女，真是伟大的母恩！”

袁家百余年间，以盐业为主，经过三代人拼搏，接力开拓，从无到有，从有到小康，从小康到富裕，又在抗日战争中败落下来。这是历史的必然，也存遗憾。袁可尚如是说。

袁家致富后，重视对子女的培养教育。将子弟输送到外埠升学深造，宁波、杭州、上海、北京都有他们的足迹。盐区当时只有袁家有大学生。出大学生早，而且人数多，第四代就有6人，对女孩教育一视同仁。第五代及其以后则更多。

袁家第一个受高等教育的人，是袁功亭的长子袁可仕（约1894—1932），曾就读于北京医学专科学校，毕业后留校被聘为病理学助教。1919年夏，发起成立艾酉学会，主办《通俗医事月刊》出版发行，署名“袁弘毅”，发表《种痘》《沐浴》《小儿的便秘》《中年妇女注意》等文章，1921年1月停刊。后离京返乡，在家设医院，为海乡第一所西医诊所，还培养了两个医务人员。《袁可嘉自传》曾写道：“还有一位堂兄袁可仕，他是热带病医生，曾在我3岁时为我治疗额头巨创和疝气，保全了我的小命。”袁可尚在《家族简史》叹云：“结核病专家，却终于患结核病，39岁中年折故。”

袁功成三子袁可志是纺织设计院高级工程师。女儿琴香，后改名袁棣华，杭州产科学校毕业。

袁功鉴三子袁可忍，黄埔军校毕业，曾参加抗战，拒绝跟随国民党去台湾，后在上海从事文化誊印事业。四子袁可达，浙江医学院毕业，后任苏州省立医院眼科主任。长女袁国华，杭州产科学校毕业，婚后开设公济医院。

袁功勋育有四子五女，子可尚、可章、可嘉、可忠，女蕨英、爱琴、卓琴、醉琴、轶群。长子袁可尚少小离家读书，17岁北上南开、清华，后在中国红十字会担任英文秘书，新中国成立后在邮电部工作。1957年被错划“右派”，1968年遣返原籍监督劳动，1979年获改正。袁可嘉排行老五，1946年毕业于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小女儿轶群杭州师范学院毕业，后任杭州开元中学高级教师。

可尚子家栋大学毕业后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工作。可章长女家模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后任教于上海教育学院；次女家范毕业于兰州护校，后任甘肃平凉中医院护士主任。

袁家读书种子，绵延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