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2021年第12期｜杨献平：黄土大梦（节选）

杨献平，河北沙河人。先后在西北和成都从军。作品见于《天涯》《人民文学》《中国作家》等刊。主要作品有《匈奴秘史》《生死故乡》《沙漠里的细水微光》《作为故乡的南太行》《南太行纪事》《自然村列记》《丝路上的月光马蹄》《历史的乡愁》等。现居成都。

黄土大梦（节选）

杨献平

似乎有所隐没，但仍旧是掩不住的。季节在北方，是一种隆重的加冕，也是庄重的覆盖。一个从未来过的人，在火车上睁开眼睛，一色的黄——黄出了叠加与层次，满眼的黄——黄得深入和彻底，整个世界，乃至内心和灵魂，都被这黄贯穿、俘虏了。在此之前，我只是看到过隐藏在北方和南方大地之间零星的黄土，具有强大的黏合力，与周边的黑土、白土、焦土连在一起，相互牵扯，人们用来和煤炭取暖做饭，也用来敷房顶、刷内墙。铺在房子里，就是土炕；抹在院子和路上，就是干结的路面，可以走车马，皇族贵胄走，更有贩夫走卒、下里巴人也走。

而陕北的黄，是集中的黄，悲愤的黄，绝望的黄，生存的黄，战争的黄，沉默的黄，飞奔的黄，苍天的黄，大黄的黄，黄天的黄，黄种人的黄，黄帝的黄，黄河的黄。黄得层层叠叠，上下齐黄。黄得丰润， 里外冒浆。黄得万里云淡，寸步开裂。黄得风掣电闪，笨拙巨磐。黄得刮骨钢刀，黄得寸断柔肠。黄得天昏地暗，黄得赤焰漫卷。黄得风头如刀，黄得摧枯拉朽。黄得世事婉转，黄得神鬼打战。越是接近，步步河山之间，耳边似乎有连绵的涛声传来，先是汹涌澎湃，雷声轰隆，渐而静默无声，宛若处子。于此，我不由得想到不远处的壶口瀑布，这黄色的大河，穿心过肠的丝线与弯刀，在陕北之侧，壮士飞天、英雄成仙般地纵身一跃，以不复返的气势和风度，向下的向上，向上的向下，那一片天地的黄，顿时浑然一色、磅礴无极，黄得透亮，又混沌无极；黄得孤独，又万千护佑。与此相近的，当然还有伟大的黄帝陵。

人类的每一个的祖先，都是神，而且是永恒的。古来便是。面对这一个人，我想到的第一个姿势，是躬身和下跪。向自己的来处，也向众生的来处。向着无际的时间，也向着派生万物的天地。日光和空气如此平凡而又伟大，给予我们成长与死亡的终极力量，也给予我们情感与欲望。正如耳边忽然而起的连绵歌声，从塬上、峁上、圪梁梁上、河沟沟里，从牧羊人的皮鞭，也从老铁匠的火焰，从男人的心坎坎，也从女人的眼眼里，隐隐约约，又高亢嘹亮，其中有爱、有疼、有腥味，也有烟火。“想亲亲想得我手腕腕（那个）软，呀呼嘿；拿起个筷子我端不起个碗，呀儿呦。想亲亲想得我心花花儿乱，呀呼嘿，呀呼嘿；煮饺子我下了一锅山药（那个）蛋，呀儿呦，呀儿呦。”这声音，浸满了人间的爱恨情欲，起伏跌宕的是从古至今的人类的疼痛与欢爱。还没到延安，我的眼睛就鼓胀起来了，鼻子发酸，还有点疼痛感，眼泪似乎是黄河当中最有力量的那一股。

似乎再没有其他地方能够给人以饱满充溢的情感了，而且是先入为主、主题恢宏。这莽苍无际的大荒原，表面奇崛、蜿蜒、瘠薄、偏远，而内里的蕴藏、丰厚、多汁、动情、旷远与朴素，大抵是独一无二的，延安也只能是独一无二的。她在每个中国人的耳膜和内心、精神和灵魂中，都是那么地大音苍茫，寥廓无疆。我闭上眼睛，那一道道坡、一道道梁和一声声的低吼与呻吟，欢呼和悲怆，都在刹那间于天地之间飞腾萦绕，似乎是古今中国的历史、现在和未来，往事中的农耕狩猎、铁马金戈，拖儿带女的恓惶、王者的振臂一呼与战斗者的弯弓长刀，盛世安居的炊烟、乱世离乱的踉跄，在这片土地上，踩踏出了绝世的印迹及回响。

扑面而来的是浓郁的土腥味，尽管是五月，干裂的灰尘及其强大的气息依旧明显，看不见的虫子一样蜂拥，呼吸也有些阻隔。慢慢也觉得身体开始发脆，毛囊开始收缩。当然，其中还有一些水汽，很甜，但很硬，有些滋润，也有些粗糙。我知道，这黄土的大地，宛若一个浑圆的大梦，每个进入其中的人，只有在绝境之中，方才会面对苍穹群星，参悟到人生乃至整个人类的秘密，继而校准方向，一击而中。那水汽肯定来自稳稳凼凼而流的延河。也是一色浊黄的物体，她的每一丝流动，都牵扯了整个延安，甚至延安之外的广大区域。水在黄土之中，也在黄土之下，是一种润泽，也是一种杀伐。

乘坐出租车穿城而过的时候，我惊异地发现，尽管时代的发展使得整个中国都高楼林立，机车奔走，人们的衣饰乃至居住的房屋也都流光溢彩，俨然当代世界的模样和姿态，但黄土依旧是最本真和显赫的存在，是一种无声的笼罩、反射和涂抹。这种来自大地最本真的色彩，以及干结的块垒，可以硬如铁石，又可以软成血液的黄土，累累山川，道道塬梁，其中充盈和鼓荡着的，仍旧是古老的颜色及其最深刻的呈现、隐喻和担当。

清凉山、宝塔山、王家坪、兰家坪，无处不高耸，无处不圣地，这里的一草一木，甚至不断流散的空气和云霓，也都与近代和当代的中国有着深刻联系。其中的宝塔山，令我想起一个人，他被誉为八百年以来第一完人，也是诗人、政治家和军事家。他的一句诗歌被王国维称之为古来三大境界之一：“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这个人便是著名的范仲淹。据说，那白色的高塔颇有神奇之处，建于唐代，其中供奉有舍利子。公元一○四一年左右，范仲淹奉命驻守延州，与契丹和金作战。他在延州，时短而效长。一个人克己守正、奋发有为的能量，在传统的帝国之中，无疑是巨大而且积极的。

由范仲淹提拔和倚重的种世衡及其兄弟、儿子们，在延安之于西夏的阻击和防守，特别是种世衡的反间计，使得李元昊损失了他的得力战将野利刚浪棱、野利遇乞两兄弟。种世衡构筑的青涧城，即今延安古宽城，有效地阻挡了契丹和西夏人的铁骑。特别是他对于羌人的信义与诚恳，使得他在异族当中，也享有崇高的威信。

范仲淹和他的部将种世衡，堪称古代边关防御和经略之中的典范。特别是种世衡，其世代忠诚，对属下之关心和爱护，可谓感天动地。史书记载，凡有士卒伤病者，种世衡或是其弟种世材，再或是其儿子总会亲自慰问，安排食宿和疗治方剂。使得属下将士为之甘效死命，这种强大的凝聚力，使得“种家军”也名震一时。种世衡膝下八个儿子，皆为当世之才俊。其后人种师道更是声名远播。

历史的一个铁律是，凡是兴盛的朝代，主要是其当政者与辅政者通力合作、上下一致的结果，同时更是辅政者的人品和修养达到了“天下为公”“达则兼济天下”的境界，才可以实现的。反之，朝代的衰败，也是人的道德修养乃至“私心公行”的问题。面对范公曾经镇守之地，我的内心涌现的景仰与热爱，竟然使得自己有些荣耀的感觉。

这种感觉，大致是与古圣人之心相通的。至于我，不过是先贤大师的子孙，之所以能够在一些地方和时刻，觉察到他们的那种宏大心迹，当然是血脉、文化、精神和灵魂等层面的诸多因素。就像黄河和炎帝、黄帝，前者以流态化的方式，聚拢了大半个中国的山川日月、天地精华；后者用智慧归纳万民，统御一方，并且创造了一系列的奇迹和传奇，使得他和他们的后人绵延不绝。它们相互滋养，无时不刻地哺育着泱泱中华文明，也无所不在地镌刻在时间和民族的内心碑面上，成为世代因袭的灵魂图腾与精神封印。

这两山夹一河一城的陕北重镇，简短地浏览和穿越，我的内心当中就被突然充盈了，也突然变得蓬勃，还有一些激越与悲怆。气候和地理环境是可以改变人的，尤其是像陕北这样的具有鲜明地理特征和独特气候的地方，数千年以来的文化形成与精神勾勒，黄风的塑造和黄土的雕刻，多旱少雨，泥泞中的跋涉与峁梁沟坎，窑洞中的人间炊烟与生儿育女，风尘中的粗粝和细腻，让我觉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浑厚、笨拙与张扬，以及隐忍的冲撞、礼节的触发与抗击……诸如此类，陕北，这一片自然和人的地域，历史与现代的叠加和勾勒，引领着每一个进入其中并且在这里觉悟的人。

在夜幕中下车，双脚落在地上，我瞬间觉得了一种暖意。这种暖意，并不是素常的甚至高大上的那种空洞之语，而是真切地用身体接触到了这一片皇天后土在时间和人类历史中种种起伏跌宕的感觉。其中最可爱的，便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以及他们创造的信天游民歌。尽管，这种酸曲、调儿并非延安独有，宁夏、山西、甘肃等地也非常普遍，但就内容和唱腔而言，尤其是陕北信天游所表现的那种极致的人伦性情，以及对生活与炽烈之爱的渴望，毫无顾忌，甚至有些情欲至上的表达，却是无可替代的。我在聆听的时候，不觉得一丝淫荡，反而有一种人性的纯粹和干净。

相思之苦，求偶之切，在陕北民歌当中，有着刀子一般的显现，其中有要人命的嘶喊与呻吟，也有慷慨大义与坚忍的贯彻。事实上也是如此，我们人生在世，最紧要的事情，其实就是生养，繁衍的过程，贯穿了人生大部分时光。其中的爱恨情仇，是人类生命中最生动的那一部分。

因而，苍茫的黄土高原，顿时变作了暖色和肉色，那种黄，只有生活在这片高地上的人们才能够理解，并世代尊重和延续。

满天那个星星一颗颗明，

有两颗它最明那就是咱二人；

你在你的那个圪梁梁上哥哥我在那沟，

看中了的那个哥哥妹子你就招一招哟手。

诸如此类，一句句，一声声，一字字，一行行，不掩饰，反而有一种骨子里的浪漫；不废话，反而有着疼死人的真诚；不虚滑，反而叫人欲罢不能，柔情满胸。

这样的歌声，在我很小的时候，在书本上看到，不知道怎么着，瞬间就让我流下了卑微而又高贵的眼泪。当时不理解，现在忽然明白，其实打动我的，是人类血脉当中那种持之久恒的本能式的情愫，它朴实无华，好像山根无意中脱落的黄土坷垃，也像是河边深陷于淤泥的丑陋卵石。根本不需要修饰，却总会在某一时刻，准确地命中人生命和灵魂当中最柔软与脆弱的那一部分。

这使我想到老子的一句话：“大音希声”。

这黄土高坡上的人们，怎么会有如此丰沛的情感、决绝的肝肠与刚烈的精神呢？也怎么会有如此之多的民间创作与表达，并且那么深刻、从容地世代流播与传承呢？

延安，无论在哪个朝代，因地理上偏远、凶险，似乎总是边疆的一部分。黄河咆哮而来的黄土堆积起来，使得这一片高地充满了深厚的黄土气息。而黄河，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犁铧和一艘庞大土船，不停地翻耘、切割、分解、冲撞、漂移、停泊、起航，但都不动声色。地表的隆起与崎岖，也只是外在，而我始终觉得，陕北之地，其“隐喻”性，显然是超越表面形状的。黄河流经，由冰冷而渐渐发暖的浊水激浪之中，携带了来自大地最高处的诸多非凡信息，如龙、龙族、龙脉，游牧的血性与雄浑，积雪包含的天庭，青草和树木之间的峭拔与孤冷，泥沙中最细碎和最有粘合力的元素，如此等等，在陕北之地“潜龙勿用”，乃至“见龙在田”“龙战于野”“飞龙在天”。

这种隐喻，确确如“乾卦”各个爻辞。而黄帝，特别是我站在传说中他亲手种植的巨大的柏树下的时候，这种绵延就开始了，或许在他之前，还有一个更悠久和庞杂的部族及其民众的存在。只是，被时间淹没了。大地上的人群，永远具有承接性。而黄帝和黄土高原，当然不唯陕北一地，凡是有黄土的地方，都是黄河的佳作，也是巴颜喀拉的造就。躺在延安的夜里，两边的黄土山上灯火明亮，群星在天幕中一如远古时候璀璨。我听到窗外似乎有雨声。哗哗的雨，急骤而又强大，啪啪的响声使得整个楼房都在颤抖。我关掉所有的灯光，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的延安，泱泱的延河穿桥而过，她浑浊的腰身宛若身段丰腴的女子，在这弯曲的黄土大沟里，姿态曼妙而从容，通天彻地地逶迤而去。

日光落地，在清凉山上，有一种轰然撞响的非凡之色。中央新闻局，这是文化和思想宣传的中枢。并不遥远的年代，中国的红色革命声音，以文字和广播的方式，从黄土的沟坎里发声，传向全国全世界。毛泽东说：“应该把报纸拿在自己手里，作为组织一切工作的一个武器，反映政治、军事、经济并且又指导政治、军事、经济的一个武器，组织群众和教育群众的一个武器。”大致，他是第一个将“新闻”和“文化”称之为武器并且使之真正发挥了 “武器”效能的人。他还强调说：“共产党是左手拿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他始终有着坚定的目标，以及不妥协的精神。他在任何时候都是一往无前的。关于这一点，在参观中央新闻局旧址的时候，我觉到的是一种强大的话语力量。而且，他的这些话语是成系统的，在各个领域都显示出了威力。贯穿了整个中国，甚至影响到了全世界。他是创造的，前无古人，他所建立的“话语系统”，在任何时候都有着强大的笼罩与俘获功效。

罗斯·特里尔在他的《毛泽东传》中说：“毛的真正创造性在于他把三样东西结合在一起：枪、农民武装和马克思主义。”他说的当然正确，但我觉得，毛泽东的组织与宣传思想更其无敌，他建立了属于自己的一套政治宣传运作系统和模式，像他的思想，既不完全拘泥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又不按照苏联的教条主义来。他的审时度势，他对中国的研究，特别是中国各阶级的研究和分析，超出了他同时代的任何人。当然，鲁迅的国民性发现和表达，可能是毛泽东所喜欢和认同的。但他绝不全部拿来，而是择其要而用之。正如他自己所说：“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于我有用的坚决为我所用，于我无用甚至反作用的，坚决弃之不用。

难以置信的是，当年的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竟然是在狭窄逼仄的窑洞里完成的，那些新闻工作者、排版和印刷工人，几个人甚至十几个人挤在不足十平方米的窑洞里，却向着全国和全世界发行报纸、播出中国共产党的消息，以此鼓舞了千万同胞和“同道”中的仁人志士与各路英雄。历史总是会主动进行选择。面对一张张图片、一件件旧物，我几次深呼吸，因为我从中看到了一种特别激越人心的力量。人最可怕的，不是其行为，而是其心。不是他的张牙舞爪，而是他的贯穿始终并且坚不可摧的精神意志。

出了陈列馆，站在屋檐的阴影下，我长出一口气，点了一支香烟，吸了几口，又走到已经炽烈的日光下，抬头仰望着清凉山。这累累黄土、层层坡岭，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到四十年代中期，仿佛释放了数千年以来的精气和灵气，使得一个党，于此间绝处逢生，又瞬间崛起，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态势，不过十三年，就转败为胜，从弱小到强大，而后以鲸吞和席卷之势，“百万雄师过大江”。这种气势与结果，想来在当时的世界，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奇迹。

而这一个伟大奇迹创造者的领导者，居然是在延安这座当时偏远而又破旧的城镇里，对着世界和中国做出了及时、准确的判断，进而以书信和电报、报纸和传单的方式，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引领和指挥愈来愈壮大的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即使在今天，也有些不可思议，而历史却真真切切地站在了我们面前，我们也都是其中的一分子。此外，一个更重要的事实是，尽管过去了七十多年，人类的世界已经面目更换，科学技术的发达，思想思潮的云涌，很多当年的人已经故去，但现在的中国，到处还充满了“延安的痕迹”，依旧在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一手探索和缔造的“话语空间”“制度体制”“行政方式”“精神信仰”当中，不断地跨步向前。

去杨家岭，凉山之间，黄土铺路，山坡上长满了荆棘，以枣树、紫荆居多，紧密的茅草匍匐其中。参观了中共六大会址以后，我特地去了毛泽东故居，还有朱德和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的。其内陈设简单，一张床、一个书架、两个单人沙发和一张茶几。半圆形的窑洞光线不好，即使现在进去，也有些发暗。最令人瞩目的，便是那一张好像是松木桌面的书桌，还有一把硬椅子。我用手抚摸了一下桌面，还有些光滑。可以明显看出，那桌面有些磨损，当然是由于手掌和纸张，还有袖口的作用。我想到了《论持久战》《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新民主主义论》《论新阶段》《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文章，也记起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只有坚持统一战线，才能坚持战争；只有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战争，才能有最后胜利”。“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物”。等等，即使现在读来，这些话语和形势判断的准确性、深刻性、新鲜性也是令人惊艳不已、心生钦服。此外，还有著名的《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如此重要的文章，大致是毛泽东在这里写就的。站在他的书桌前，我有些肃然。凡是创造者，总是了不起的。毛泽东的一生，似乎都在进行着前所未有的发展和创造的事业。或许，他要做的，是超越一切古人的事情，而不是一个时代、一个百年。这种雄心至今仍旧为世界共睹。尽管他身体去了，灵魂和精神却在我们的这一片土地上依旧蓬勃。而所有的圣人和伟人，都是留下了自己的非凡创造形体及其影响力的。宋人魏野有诗句曰：“圣人不私己，动为万世则。”毛泽东似乎就是这样的一代天骄。在枣园和杨家岭，朴素的衣着内，包裹的是一颗廓然之心；有点随意的动作之间，伴随的是响遏行云与唤醒万众的语言。

窑洞半圆，上面尤其像地球和苍穹。身居窑洞内的人，装的是整个世界和人类。尤其在那个现在看起来灰白陈旧的年月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之所在，似乎是神话中的某个壮阔和神奇的情境。这窑洞，也有些穴居的意味，当然也有大隐隐于野的旷然。我在想，那些从异国他乡来到这里的人，如李德、斯诺、马海德、史沫特莱，以及记者斯坦因、爱泼斯坦、福尔曼、武道等，面对当时的一番景象，他们为什么激情上涌？尤其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面前，他们的态度何以一致地寄予了同情和最大的希望？

这窑洞，这窑洞之外的一切，黄土之上的事物，显然是与发达无关的，甚至有些萧条。但其中蕴藏的活力及其能量却灼人面孔、摄人心魄。他们所进行的事业，用开天辟地来形容当然毫不为过。没有经验的模板，在当时的世界，似乎只有他们如此这般。这对于中国和世界来说都是新鲜的，具有鸿蒙之功的。由此，我想到《道德经》中的一句话：“天长，地久。天地之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从另一个角度说，天地间长生之物，都是公而忘私的。正因其不自私，而得到了万物的“成就”。或许这样的解释并不符合老子这段话的本意，但我觉得这句话正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生生不息、卓尔不群和节节壮大的状态及其主要原因。

这种精神，其实也暗合了中国古来之“达则兼济天下”以及“为万世开太平”之宏志大愿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刘少奇等人的故居面积均不大，院落甚小，但内里却是乾坤人间、万里河山。毛泽东的故居之外，有一片茂盛的小树林，树林旁边，放着几个石墩。这样的简朴情境，似乎很难与家国大事联系起来，可事实上，当年，毛泽东便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度过了他“指挥胜利”的十三年，直至全国大局已定，中央机关北上西柏坡。这样的居住点，和当时的农家没有什么区别。而毛泽东，却在农家院落里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并且赋予了这个时代以全新的生机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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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节选，完整作品请阅读《人民文学》2021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