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美与共

我是什么民族？在有关我的所有证件、表格中的“族籍”一栏中，全都填成“纳西族”，与徐霞客称当时的纳西族前身“么些”人“官姓为木，民姓为和，别无他姓”的情况不符。我称自己为纳西族的根据是：我出生在纳西族村落，说纳西语，穿纳西族服装，拥有与其他纳西族成员基本一致的文化及其心理。然而，在我的家谱上，却白纸黑字书写着白氏始祖清末才迁自昭通府。无论从姓氏还是从始祖迁居地观之，我的始祖原为汉族，成为纳西族是近100多年来的缓慢同化结果。据族中一位长老的叙述，始祖是一位军医，因驻防丽江期间立有军功而被上司赏地落户于我的出生地通东。更远的寻根让我得知，白姓起源于楚地白公国，最早的祖先叫白公胜，后代子孙因政治、军事等原因鸟兽四散，其中一支流落到了西南地区，我们就是他的后裔。

而那时，通东仅是一片三面环山的荒野。与我的祖先共同开发这个村落的，还有一户和姓纳西族，一户李姓白族。三族三户为一村后，他们互相通婚，手足相望，并因四周皆是纳西族村落而以纳西语为共同语言，以纳西族服装为通用服装，并用超民族的“通东人”称呼自己，渐渐淡化了民族的分野。只是这三姓人家一直留下“三元一体”的种种痕迹：和家忠厚、尚武、信东巴、节日以祭天祭祖为最隆重、擅长牧猎；白姓温和、好学、尊儒释道，长于匠艺、喜欢交际交往、节日皆汉传；李氏机敏、灵活、工于商贸、信佛与本主，节日重“二月八”、擅长治水与农耕。只是这一切都求同存异、相安无事，且互相沟通、有起有承、有转有合，形成了独特的“通东文化景观”。

据我考察的结果，这种“三元一体”的“通东文化景观”的形成大约有这样几个原因：其一是政治基础，即没有“改土归流”这一政治背景，白、李二姓是断然不能进入纳西族腹心地带并与纳西族土著聚居于一村的。因为在木天王时代，除了土司府需要的医士、术士、学士、工匠，外人，尤其是外族是不得进入丽江的。政体、政权的完全统一，才造成了丽江与全国、纳西族与其他民族的一体化，并不断深化。其二是文化条件。汉、白、纳西三个民族都有灿烂的文化，纳西文化作为本土文化，早已形成其受容性；汉文化源远流长、兼收并蓄；白族文化多元开放，不同文化彼此交融、共同繁荣。其三是经济生活背景。丽江是滇西北地区的经济中心，并拥有一座象征性的古城。这座古城依托茶马古道、滇川藏贸易集散地，700多年来一直在促成各民族共同市场、共同经济生活体，以及命运共同体。而在这里，商人以纳西族为主，商品以纳西族物产居多，商道大多分布在纳西族山乡，商贸语言主要使用纳西语，商贸行为主要依赖纳西族经济生活，商贸观念大都出自纳西族文化传统，因而任何进入这一经济体系的人能够被它所同化。

前几年，在久别多年之后偕满汉合璧的妻子与纳汉合一的女儿回到故乡的土地上，见到相违几十年的堂兄中，有一位娶了独龙族夫人，另外两位各与一位傈僳族女子相结合，而两个堂妹则嫁给了两个白族人家。而这都是通过我们走出山门，或从政、或从学、或打工、或参军才实现的，关键还在于这些家庭都美满而又和睦，毫无芥蒂、隔阂。我们那一大群生龙活虎的子女的存在，很难让我再用传统的民族观念区别谁才是纯正的什么民族。今天的民族现实及其亲属关系和感情，比我们从书本上了解到的知识远远丰富得多、精彩得多。

的确如此，古往今来民族隔阂造成了许许多多的人间悲剧，阻碍了人类的进化、社会的认同、民族的进步、国家的统一。而破除隔阂，追求人类种群间、民族间平等自由交往，实现自我认同与更高层级的民族共同体的梦想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打开用象形文字写成的纳西族神话《崇般图》，就将整个宇宙起源统一于一个神奇的白蛋，把藏族、纳西族、白族视为一母所生。《龙鹏争斗》也把人（社会）与署（大自然）的关系确定为同父异母的兄弟关系。在民间传说中，纳西族的保护神还拥有纳西族、藏族、白族出身的三位夫人，所表明的都是寻求建筑在血缘基础上的地缘政治乃至民族联盟政治、国家政治最大公约数。

面对如此族源流变过程，我常常拷问自己：我所属的民族对我所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事实上，民族是历史的产物，它是基于生物性的种族而演变出的文化概念及其实体。一个人依附于什么的文化实体便属于什么样的民族，它给你一种基因，一种定力，一种责任。而生活在今天这样一个平等的、开放的、流动的、加速度运转的社会，更要保护、继承好优秀的民族传统与民族精神，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这让我深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加强中华民族大家庭建设，我们才能既“各美其美”，又“美人之美”，最后达到“美美与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能生机勃勃、生生不息地行进在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上。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