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浦龙江路75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无数个寒暑假，我是少年，从诸暨来，瘦骨嶙峋，出没在杨浦区龙江路75弄。

所有的风恣意而激荡，新鲜甚至充满黄浦江的腥味，并且吹起我十来岁干燥贫瘠的头发。我愿意四处游荡在附近的六大埭和八大埭，沪东工人文化宫……我的身体充满着使不完的劲，我的眼睛像侦察兵一样观察着四面八方。我去过摆渡的江边，去怀德路和许昌路闲逛，我简直无聊透顶。每一个夏天睡不着的夜晚，我偷偷起床，开门，手中拿着一根短棍，沿着28路的主向，从许昌路站向提篮桥站出发。短棍划拉着高大围墙的墙体，发出突突的声音。路灯光照着蝴蝶牌缝纫机、飞跃牌电视机、凤凰牌自行车的巨大广告牌……

这是一个睡不着的少年，十分热爱着上海的气息，也热爱着狭长如裤带的弄堂。

龙江路75弄简陋粗鄙得像棚户区。我外婆家的门牌是12号，我十分后悔，老房拆迁的时候没有把这块门牌号作为纪念收藏起来。弄堂里住着扬州人、绍兴人、南通人和宁波人。他们从四面八方汇聚过来，操着各不相同的口音。在弄堂的东边，有一个痴呆的小伙子，粗壮有力，一年四季全身赤祼，拿一双呆滞的眼睛看人。后来他失踪了。他是被谁带走的？还是自己把自己弄丢的？弄堂西边的第一间，住着一个脸上全是小坑洼的年轻人，也许那是青春痘留下的疤痕。我经常看到他站在小方桌边，神情忧伤地拉小提琴。他一个人生活，没人知道他的家境，只知道有一天他从外地来到弄堂，打开了这扇门，走进了积满灰尘的房子。据说这是他孤身一人的姑妈留给他的房子。还有我外婆家的隔壁，住着一位美丽的姑娘，她的父亲鼻子上有颗黑痣，所以我们叫他“黑鼻子”。“黑鼻子”对人友善，但是对女儿管教很严，不允许漂亮的她去参加厂里的文艺晚会。后来“黑鼻子”车祸死了，我们谁也没想到，他的身份竟然是一名便衣警察。

75弄最美好的记忆，都属于我。我去公共自来水龙头淘米和接水，我戴上红袖章，替外婆执勤，傍晚的时候摇响铃铛，穿行在弄堂，吆喝着“关好门窗，小心火烛”。在让自己显得十分忙碌这件事上，我十分卖力。

舅舅龚金喜，上海自行车三厂年轻的热处理车间工人，他订了《新民晚报》，那时候这份报纸瘦弱而单薄，一共才六个版面。我能看到同样年轻的女邮递员送报纸的时候，推着自行车一路向前，脚步匆忙，十分麻利地把每户的报纸从报袋抽出，像飞镖一样扔向门板。报纸会顺着门板滑落，像一个惊惶的孩子。最后报纸到了我手上，我会急切地翻开，寻找副刊“夜光杯”……在弄堂里，我认识了对门7号的一对姐弟，他们的爷爷是绍兴人，不爱说话。他们的父亲是出租车司机，母亲是一家商店的营业员，在我的印象中，他们家干净而整洁。我还认识了15号的女孩，她们家来自南通，她叫我垃圾瘪三，可能是因为我来自诸暨乡下。她的母亲是一名教师……

少年的时光飞快得像一道光线。当我十七岁的时候，当兵去了南通。探亲的时候，我带着我的战友们晃荡进了这条弄堂，这时候发现，这条弄堂，如此狭长瘦小，装不下我摇晃的青春。

而弄堂附近，有一座新沪钢铁厂，产生巨大的粉尘和噪声。我只能望见高高的厂房，我在想厂房里，藏着多少的秘密。我一直想要寻找这些秘密。后来我写下的小说《秋风渡》，女主人公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就在新沪钢铁厂工作。六大埭菜场，被我写在了小说和电视剧《麻雀》中，那是一个地下党员接头的地点。我回忆着龙江路75弄的一切，并且写下了无数的散文。

2020年的某一天，我参加上海书展，心血来潮，出现在这块早就拆迁了的地方。现在高楼林立，但我能找见许多影子。比如以前龙江路的派出所，现在是社区办公室。我绕到了龙江路后面的扬州路，那儿的弄堂，保持着30多年前的模样。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用他苏北口音的上海话告诉我，这一大片的弄堂，暂时拆不了了……他加重了语气说，我一直在等待着拆迁的这一天。

因为等待，生命变得绵长而且更有意义。那我们又在等待什么？

我站在路口，看到了曾经的一座录像厅。那儿深埋着我少年的行踪。阳光刺眼，龙江路像一场若隐若现的白天的梦，或者说浮在我记忆中的海市蜃楼，依稀清晰，又万千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