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狸、猫和邻舍：我鼻尖下的新世界

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在世界上搅和了两年。在多伦多，我们经历了三波疫情高峰（第四波正来临）、数度限制令。这些日子里占据新闻首位的，常常是数字、曲线、图表：感染人数、重症监护人数、死亡人数、疫苗注射率、疫苗突破率……有段时间，每天睁开眼睛，都要先安抚一下可怜的小心脏，才敢翻手机。不知从何时开始，那些数字和曲线失去了锐角，它们已经把我的玻璃心磨出了毛面。而掩藏在数字和图表之外的一些隐形之物，却渐渐浮上了表层。

上星期去看家庭医生。按防疫规定，候诊室里只许进四个人。我坐上了第三把交椅，打开书，半心半意地翻阅着，等候护士喊我的名字。突然，我眼角的余光里飘进了一朵云。扭过脸去，只觉得眼睛生疼——是那种被突兀的阳光灼伤的疼。那是个年轻女子，金发碧眼，一袭黑衣，细瘦高挑，哪儿都惹眼，哪儿都合适。她在第四把椅子上坐下，拿出手机，开始打电话。声音如鸽哨，在我和她之间的两米社交距离中轻颤，空气化为银箔。我震惊。过了一会儿，才终于醒悟，那是愤怒。我已经两年没有这么近距离看见过一张裸露的陌生人的脸了。口罩在潜移默化中修改了我的日常审美，成为面部的一个固定特征。一张不戴口罩的脸，是对我新的审美底线的野蛮践踏。赤裸的美丽有毒。

疫情这把刀子，不动声色地修理了社交规则。我们学会了用轻碰手肘代替握手、拥抱、颊吻，用视频聊天取代在餐桌上热烈地（有时甚至面红耳赤地）辩论。我们娴熟地把牵挂卸成小片，塞进礼包，让快递员完成本该是己任的登门拜访。疫情修订词典，改变审美，重新定义友情的表达方式。

疫情也重新规定了行走方式。我已经两年不曾旅行，只能沿着被新冠划出的那个小圆，日复一日地兜着圈子。这样的散步方式，在心情好的日子里，可以被称为养生之道，而在心境恶劣的时候，可以被尖刻地形容为放风。就在这些可以是养生之道也可以是放风的散步途中，我意想不到地发现了一些从前未知的东西。鼠目当然只有寸光，只是，寸光里也有天地。

一

今年春天，草长莺飞的时节，我所在的安大略省正处在第三波疫情高峰，我在翘首等待疫苗注射轮到我的年龄组。有一天傍晚，散步时我突然看见了一只眼生的动物。从背后看它像一只狗，身子却比狗单薄，皮毛上泛着一层隐约的橙红，尾巴也比狗蓬松。听见我们的脚步声，它停下，转过身来，我看见了它细瘦的面颊和尖长的嘴巴。刹那间，我的心停跳了一个节拍。

那是一只狐狸。

在车辆和行人都很稀少的街面上，它静静站立，和我四目相对——我们已经毁坏了社交距离。夕阳中，它的眼睛是两颗灰色的玻璃珠子，有一层淡淡的光，也许藏着一丝意外，但肯定不是惶恐。沿街住宅的阳台上，有邻人探出身来，拿出手机拍照。待会儿社交媒体上将会出现一个黄脸婆娘和一只黄脸狐狸的合影，外加一个溅满“狗血”的标题。

后来我又多次遇见它，还有它的一家子。两大两小，有时成群出现，有时单独行动。每一只都形销骨立，皮毛稀疏，冬天显然已经销蚀尽它们的脂肪。最小的那一只，前腿伤残，走路像袋鼠一样跳跃。它的家人并未给予它格外的关照，它在独自重建新的平衡系统，以三条腿的力量追赶着四条腿应有的速度。

渐渐地，我们发现狐狸的窝巢就在我们附近的社区公园，一片被树丛遮掩的低洼之处。公园的儿童游乐区和网球场都因疫情关闭，草地上偶有夫妻带着孩子和狗在玩飞碟。狐狸在人和狗的附近安静地走动，偶尔也嬉戏，像猫一样彼此舐舔。疫情把人类逼入一个缩小了的活动半径，狐狸堂而皇之地走进了人类让出来的地盘，人和兽都平静地接受了新的地域划分。

狐狸一家，成为我散步途中的寻常景致。我看见它们在邻人的墙根拱土寻食、在雨棚里歇息、啃嚼路边的树皮。有一次，一只小狐狸在草地上滋啦滋啦地撕咬一只空矿泉水瓶子。饥饿改变了肉食动物的肠胃。我心里突然有点难过。儿时的教育在我心里篆刻下的那个狡猾刁恶形象，在这个秩序紊乱的春天里，遭到了某些颠覆。它们看上去和猫犬无异，寻食，嬉闹，沉默，忍耐，并未与人类为敌。

二

我们已经在这个街区居住了16年，除了右边的那户紧邻，几乎不认识任何邻舍。16年里，我们一直是这个街区的一个孤独存在，几乎与“世”隔绝。活到这个阶段，旧的友情已经存妥，新的友情懒得开始。只是没想到，这几只狐狸会在16年的围墙上凿出第一个洞眼。

有一天，我们在散步途中，看到街心突然停下一辆车子。一位中年白人女子摇下车窗，朝人行道大声呼喊着什么。半晌我才明白，她在和我们说话。“我是你们的邻居，住在下一条街。要是你们家有猫，别放它出去。这里没有鸡，狐狸会伤害猫。”女人的关照让我的心热了一热，我和先生不约而同地想起了黑花。

黑花是我瞎取的名字，它是我们散步途中经过的一户人家的猫，白底黑斑，常常蹲在阳台上晒太阳养神。见的次数多了，它就认得了我们。每次经过，轻轻一呼，它就会娉娉婷婷地走下台阶，咻咻地闻着我们的裤脚，然后猝然倒地，毫无廉耻地露出一个粉红色的肚皮，乞求爱抚。再后来，远远听见我们的脚步，它就会从阳台上一跃而下，跑到路边迎候我们，给我们的衣服上留下一绺绺柳絮似的白毛。如此风骚，如此轻信，如此慵懒，正该是狐狸最顺嘴的一口肉食。

再次经过黑花家门口，黑花正蹲在阳台的小茶桌上，任我们千呼万唤，纹丝不动，目光固定在一个不知名的远方，神情完全陌生。这时的黑花，仿佛一只披着黑花皮囊的陌生动物，灵魂已被偷换。顺着它的目光望过去，我一身的汗毛唰地炸成了针——对过的草地上，蹲着一只狐狸。几周的时间里，狐狸的皮毛显见地有了光泽，肚子渐渐圆润。

猫和狐狸久久对望着，隔着一条窄街和一坨绷得很紧的空气。那天回家，一整个晚上我都在后悔没有去敲黑花主人的门，把鸡毛信传递给他们。我知道黑花的主人是一对空巢老人，但从未和他们说过话，所以不敢贸然上门。

后来的几天里，我们再也没有看见黑花，不免产生了各样可怕的猜测。终于有一天，我们遇见了它的男主人。他正在草坪上浇水，黑花蹲在不远处闭目养神。我的小心脏咚的一声落回原处。我鼓足勇气，过去和他打了一个招呼，怯怯地说起了关于狐狸的担忧。他听了哈哈大笑：“狐狸只吃小动物，对莉莉这样的大猫，它不敢惹。街上有一家人买了肉食，定时喂狐狸，它们不饿。再说，我们家的莉莉，哪是轻易让人欺负的主？”我暗想着一只猫和一个悍妇之间的重合度，忍不住微笑。

“林太太家的猫，才真是个事。”他指了指隔着两个门的那座房子，对我们说，“他们两口子去香港探亲，叫疫情给关在那儿了，原先说好替他们管两个星期的猫，一下子大半年过去了，也不知他们怎么样了。”

我这才知道，这个街区住着我的同胞，黑花的真名叫莉莉，狐狸欺小。还有，在这个被疫情划出的小圈子里，人和动物都各自活着，相安无事，彼此好奇，偶尔相助。

从那以后，路过黑花，哦不，莉莉的家，我就理直气壮地呼唤莉莉，蹲在地上和它玩个天昏地暗。从前只要主人在，我们就绕道行走，不去招惹他们的宠物。那感觉仿佛是，当着主人的面，你不可未经允许和他的女儿轻易搭讪。如今我和主人认识了，我们已经明了路子，我可以堂而皇之地“调戏”他的宠物。

三

在后来的一次“放风”途中，我和保罗搭上了话。他住在斜对过，这些年里，无论是夏天修草，还是冬天铲雪，我和他相遇过一千次。每次都可以和他打个招呼，说上几句闲话，可是我没有，我甚至从没向他投掷过一个试图交流的眼神。就在这个被疫情逼疯了的春天，我终于隔着人行道，对保罗喊出了一声迟到了16年的哈罗，问候了他和他的父亲，一位永远在草地上干活或者坐在门廊上乘风凉的老人。保罗似乎一直在等待着这一声哈罗，他热切地走过来，强壮有力地接住了我的话题。我们谈起狐狸，谈起猫狗，谈起化学药剂禁用之后的除草新招，谈起他父亲并不十分强壮的心脏。从那一天开始，我们就有了断断续续的对话，我们不再是陌生人。

有一天半夜，我们被一些嘈杂的声响惊醒，拉开窗帘，发现保罗家门前停着一辆救护车，闪烁的警灯把街道切割成一块块居心叵测的光影。我的心一抽，一下子想起了保罗的父亲。

第二天一早，我们打开门，就看见保罗站在车道上送两位客人出门。在这个社交活动严格受限的时节里，来客本身就是不祥的征兆。我们朝他走过去，他尚未开口，声音已经哽咽。“昨天，我下楼，看见他……”他未能把一句话说完，眼中已经蓄满泪水。“76岁，他才。他有三个子女，为什么，偏偏都是我，发现了他们？那年，我妈也是……”

“Sorry”，我吐出这个用烂了的英文单词，便无以为继。我虽然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30多年，却依旧不敢确定母语文化里适用于这种场合的套话，比如“节哀顺变”该如何移植到另一种文化的套路之中。我不能拥抱他，我们中间隔着那团疫情的毒雾。可是，那一刻我突然感到了一丝莫名的亲近，因为我看到了保罗的眼泪，我参与了他的哀伤，而其余，终是可有可无的废话。

第二天，我们买了一盆紫罗兰，给保罗送去。我选择了紫——那是一种宁静安详的颜色。保罗接过花，泪水再次在他眼中聚集。“爸爸总是夸你们家，说你们是这条街上最爱惜房子的人，总是不停地打理房子，漆外墙，搭门廊，换窗，换隔栏，每季都有花样。他说现在的人太懒，他喜欢勤快的人。”

天。老爷子的目光从未闲着，把什么都看在眼里。可是我，16年里，无数次经过他跟前，却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话。是什么东西，给我的心蒙了这么严实的一层脂油？让我宁愿错过一千次精彩，也不愿再冒一次被伤害的风险。

“你可不许，搬走。”我结结巴巴地对保罗说。这是一句完全不着四六的安慰话，说出口来，我却没有懊悔。只是遗憾，他的老爷子没能听见。

四

夏天过去，秋天来临，疫情反反复复。公共场所逐渐开放，宅家却已从必须变成了习惯，一天一次的“放风”仍在持续。

“放风”途中，我们又认识了邻人洁西，一位战后从欧洲过来的移民。话题是从相互赞美开始的，我夸了她阳台上一整季不败的鲜花，她夸了我身上那件稀松平常的上衣。我们大概都憋了太久，我们渴望叙述。她把她的身世故事，隔着两米的社交距离扔给了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17岁的她背着父母，和她的男友毅然离开了铁幕之下的故土，来到加拿大。“我只认得几个英文字母，可是我念完了书，拿到了学位。从东欧来的女人，在那个年代都选择做家庭主妇。可是我，一直到退休，都在学校教书。我们家，有两份收入。”她对我说，得意溢于言表，口音依旧浓重。

再往前走几步，就到了艾伦的地界。他的前院完全可以和一个小型街心花园媲美。花草不是随意种下的，每一个层次、每一种颜色、每一段花期，都经过了精心设计，月月都有当值的花朵。我们只知道美，却不懂得其中的道理。有一天，我终于不再沉默，高声赞扬了他的手艺。他停下手里的剪刀，开始一一介绍他的花：名称，花期，适宜的土壤和肥料，如何分枝繁殖。然后，他指着草地上一张漆成天蓝色的木椅说：“这是专门给华森太太留的，从前她就住在隔壁，可惜两年前走了。她那时已经不能走动，我们给她做了这张椅子，让她坐在这里赏花、歇凉。只要她在，我们都不能有大动静——她不让我们惊扰鸟儿。有一次，我们从超市购物回来，她不让我们下车进屋，说啄木鸟正在树上干活。可惜了我们一筒好冰激凌，全化成了水。”

我们哈哈大笑，约好入冬之前到他这里讨花种子。

再接着，我们结识了街头的一对来自中国的夫妻。“结识”在这里明显词不达意，他们已经在这条街上居住了多年，只是我们一直没有交集。现在我们散步时，会特别留意他们是否在家。我们闲散地聊几句前半生在故土的种种往事，和后半生移居他乡的种种经历，感受着母语在舌头滚动时的畅快淋漓。

疫情期间最大的震撼，是我的紧邻菲比的去世。菲比，是我在这个街区第一位（很长时间里也是唯一一位）认识的人。她来自巴贝多斯，酷爱阳光。除了严冬，她几乎每天都在户外，清晨六点，就已经在草地上劳作。浇水，除杂草，补种，移植，收集花籽。每一次我们在户外相遇，她总是隔着篱笆喋喋不休地教授我各样细琐的种植经验。她的口音浓重，我并不总是听得懂，常常只是懵懵懂懂地点头，小心掩饰着渐渐磨薄的耐心。我们和菲比的交往，也就维持在日常的园艺交流，年节的礼物交换上（她送我她烤的甜点，我送她巧克力或红酒）。入冬时，她会来喊我先生替她爬梯清扫屋檐上堆积的落叶；我们出门旅行时，也会委托她收集信件，但我们从未进过彼此的家门。

一向劳健的菲比，在摔了一跤之后，竟然就走了。有一天，我们发觉她家里没点灯，虽有疑惑，但未曾上心。一直到三天后警察来电话，我们才知道，独居的她已死在家中。我和菲比真正的相识，是在她的追思礼拜上。我们毗邻多年，我竟然不知道那个在我看来平常到几乎琐碎的菲比，年轻时竟然是IBM的雇员，不仅游历过世界，还是舞蹈俱乐部的固定成员。我看着保罗和其他三位亲友抬着菲比的棺木，送她去一个没有返程的地方，心怀感伤。菲比永远也不会知道我是一个作家，永无机会看到我翻译成英文的任何一本书。16年，并没有把我们变成朋友，我们永远只是熟人。

这两年里，疫情这把钝刀割去了我一大片天空，却让我意外发现了鼻尖之下的一小方地界。我现在关心柴米油盐的价格，关心邻居草地上的落叶是否收妥，关心街上某一辆车停得太久是否因为主人生病，关心狐狸是否找到了过冬的地方，关心我的香港邻居何时能和他们的猫相聚。这场疫情，让我发现了从前视而不见的东西。对这两年中发生的一切，我到底该心怀感恩还是怨恨？我不知道。哪个答案都不对，怎样选择都残酷。或许，问题本身就是谬误。我只能默默忍耐，在疫情的低气压之下努力呼吸，好好生活，等待空气渐渐清朗。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