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2021年第6期｜向以鲜：杜甫江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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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者，在这篇散文中，他以现代人的视角，还原了诗人杜甫自开元十九年（731年）起，游赏江南的经历。阅读杜甫的诗作，追寻他的足迹所至，江宁、姑苏、杭州、越州……透过文字，能看到一个青年诗人对于美好事物与情感的珍惜，感受江南的“英雄与阴谋，雅致与风俗”。作者运用丰富的史料进行阐述，以诗为镜，从中也能窥见大唐盛世的风貌。

杜甫江南行

□ 向以鲜

开元十九年（731），杜甫收拾好行囊，带足钱物，走的是水路，从洛阳南边的广济渠坐船出发，经淮水、扬州、邗沟，渡长江前往江宁。那时他还不认识李白，也许已经听过李白的名言：“大丈夫读书学剑，志在四方，我必仗剑去国，辞亲远游。”

这一次，才是青年杜甫真正意义上的首游，前方是江南，江南。

在陌生的江南，有叔父杜登在武康(浙江湖州)做县尉，还有姑丈贺撝在常熟做县尉。万一遇上什么事，或者银子不够用时，还可以找二位长辈接济一下。当时正值开元盛世，天下太平，物美价廉，也花不了多少钱。正如杜甫后来在《忆昔》诗中所说，家家户户都有吃不完的粮食，到处是美好的丝帛，人们可以在任何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根本不需要选择什么吉日良辰，天下诗人是一家人，走到哪儿都是亲兄弟。

史载：开元十八年（730），全国死刑案只有二十四件。这样的天下太平，即使放到今天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需知当时大唐帝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到了十二年后的天宝元年（742），全国拥有三百六十二个州郡，八百个羁糜州，近一千六百个县，一万六千多个村镇，八百五十多万户人家，近五千万口人。

二十岁意味即将进入丁年，成为真正的成年人。一般的唐代男丁青年，这时面临着两个巨大的现实问题：纳税和从军。这是压在唐代男性青年头上的两块石头，在荒年或战争年代，可是两块要人命的石头。诗人杜甫，完全没有在意这回事，他的脑海中，只有梦想的江南，他也根本不用为这两件事操心。天宝十四载（755），杜甫从长安回奉先探亲，写下名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里面就说：“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

原来，杜甫从出生那一天开始，他就已经免除了“租税”和“征伐”的困扰，他是一个多多少少拥有一点特权的人，一个相对比较自由的人。这种特权和自由，既来自他的诗人祖父杜审言和县令父亲杜闲，也来自他的外公家与唐王室的姻亲关系。仅从血统来看，比起李白那些不太靠谱的所谓贵胄血世系来，杜甫是实实在在的有着鲜明唐朝王室血缘的诗人。我之所以说杜甫只是拥有了一点特权的人，原因在于，在开元天宝时期，具有这类特权的人实在不在少数。《旧唐书》上记载：天宝十三载（754），全国户数为九百六十多万户，其中不课（免税免役）的多达三百八十多万户。全国人口数为五千二百多万，不课的人就有四千五百多万。朱东润统计说，从户数方面看，免税免役的户数占百分之五十四，不免者占百分之四十六；从人口方面看，免税免役者占百分之八十六，不免者仅占百分之十四。平均免税免役的每户约十四人，不免者每户约七人。了解了这个背景，我们便会对杜甫的双免（租税和征伐）身份，才不至于有太多谅讶。同时，也能理解像杜甫这样一个具有双免身份的人，甚至还有一些“薄田”的人，在战乱时期有时连吃饭都成了问题。有特权的人太多，很多时候就等于没有特权。

杜甫在江南游赏了四年之久，从现在的一些回忆诗作中，我们可以寻觅其足迹所至，遍及江宁（南京）、姑苏（苏州）、杭州、越州（绍兴）和台州等地。

杜甫首先到达的是江宁（南京）。那时候的江宁既非政治中心，亦非商业集散地，在繁华程度方面远不及扬州。但是，那儿有六朝的风流——“王谢风流远”——对杜甫来说，具有强烈的吸引力。那儿有石头城，有凤凰台，有陆机兄弟的读书堂，有朱雀桥和乌衣巷，有顾恺之的瓦官寺，有谢灵运的康乐坊，有昭明太子萧统的北高峰读书台，还有钟山沈约宅和江总宅。

多么幽深的地方，多么迷人的年华，怎么可能没有诗呢！可是，在杜甫流传下来的诗文中，很难找到一首江南的诗篇。

现存杜诗中被公认的杜甫写得最早的一首诗，是开元二十四年（736）游齐赵时在山东所写的《登兖州城楼》，人们认为那一首是杜甫学习其诗人祖父《登襄阳城》的练习作品。

有没有比这首诗写得更早的呢？洪业第一个提出质疑，并给出了他的答案。《夜宴左氏庄》：“林风纤月落，衣露静琴张。暗水流花径，春星带草堂。检书烧烛短，看剑引杯长。诗罢闻吴咏，扁舟意不忘。”此诗通常被系年于开元二十九年（741），洪业认为此诗当作于开元二十三年（735）的暮春。诗中提及的“吴咏”是确认此诗写作时间的最好佐证：杜甫在南方已经游历了好些时候，也许有几年了，他可能已经学会了足够多的吴方言，能够理解吴咏。

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吴咏”，除了指代吴越的方言方音之外，还包括（甚至主要包括）吴越的诗歌和音乐，亦即“吴歌”和“西曲”，这是一种带着浓郁江南水乡色彩的爱情欢歌或悲歌，亦即文学史上著名的“艳歌”（艳曲）渊薮所在。正如郭茂倩所指出的那样：“艳曲举于南朝。”洪业说，我倾向于认为，如果将此诗系年于南方游历结尾的735年暮春，它将变得极富意味，它甚至可能是735年之前写的。杜甫“检书”“看剑”也许跟他即将返回、准备科举考试有关。

我认为这个推断很有价值，即使从诗歌风格来看，这种被陈贻焮称为“妩媚”的作品， 也与杜甫早期迷恋六朝诗的事实相吻合。诗中所表现的纤丽之美，对未来充满期待的神情，洋溢着一种遮掩不住的青春气息，“检书”“看剑”之际，完全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

还有没有比《夜宴左氏庄》更早的诗作呢？洪业认为《江南逢李龟年》最好系年在735年之前。这个推断足够大胆，可惜并没有太多的说服力。大唐乐圣李龟年是开元天宝时期最走红的宫廷乐师，安史之乱以前的李龟年，绝无可能流落到江南。李龟年不仅善歌，工谱曲，亦擅吹筚篥，尤其会打羯鼓，深得玄宗宠爱。唐玄宗也打得一手好羯鼓，他与李龟年虽是皇帝和乐工的关系，但在音乐艺术的世界里情同手足。

杜甫漫游江宁的情形，在他写给许八拾遗的诗中可以梳理出一些线索。他对江宁记忆最深的还是游瓦官寺，那儿有大画家顾恺之画的维摩诘经变壁画。乾元元年（758），杜甫在长安做左拾遗，同事许八就是他当年在江宁时认识的老朋友，正好许八要回江宁看望家人，杜甫写了两首诗给许八，一首直接写给许八，另一首实际是写给江宁旧友旻上人的，请许八转呈。

《送许八拾遗归江宁觐省》有条自注：“甫昔时尝客游此县，于许生处乞瓦棺寺维摩图样志诸篇末。”可知杜甫当年曾向许八索要过瓦官寺维摩诘图的小样。诗歌从送别的套话开始，顺便称颂了几句唐朝推崇“孝理”以及“内帛”和“宫衣”的荣耀。许八从长安回到江宁，走的也是水路，过淮阴渡京口，令杜甫有旧地重游之想。当年他和许八一同参观瓦官寺，一同观摹顾恺之壁画的情景历历如在目前：“看画曾饥渴，追踪恨淼茫。虎头金粟影，神妙独难忘。”

“虎头”是顾恺之的小名儿，“金粟影”就是维摩诘壁画，据《净名经义钞》上说：梵语维摩诘，此云净名，过去成佛，号金粟如来。从《京师寺记》的记载可知，顾恺之不仅是一个大壁画家，也是一个大行为艺术家：“兴宁中，瓦棺寺初置僧众，设刹会，请朝贤士庶宣疏募缘。时士大夫莫有过十万者，长康（顾恺之）独注百万。长康素贫，众以为大言。后寺僧请勾疏，长康曰：宜备一壁。闭户不出。一月余，所画维摩一躯工毕。将欲点眸子，乃谓僧众曰：第一日观者，请施十万；第二日观者，请施五万；第三日观者，可任其施。及开户，光照一寺。施者填咽，俄而及百万。” 杜甫对于壁画“饥渴”般的热爱，就是从瓦官寺开始的，顾恺之的壁上神秘画迹，为青年杜甫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他后来写了很多题画诗，尤其题写壁画的诗，源头全都在这儿。清人王士禛在《蚕尾集》中指出：“六朝以来，题画诗绝罕见，盛唐如李太白辈间一为之，拙劣不工，王季友一篇虽有小致，不能佳也。杜子美始创为画松、画马、画鹰诸大篇，搜奇抉奥，笔补造化。嗣是苏、黄二公，极妍尽态，物无遁形……子美创始之功伟矣。”题画诗并非杜甫首创，按徐复观的说法，“特杜甫于每一诗皆全力以赴，故其题画诗特见精采。”

《因许八奉寄江宁旻上人》：“不见旻公三十年，对书寄与泪潺湲。旧来好事今能否，老去新诗谁与传。棋局动随寻涧竹，袈裟忆上泛湖船。闻君话我为官在，头白昏昏只醉眠。”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和一个南方僧人交上了朋友，即使过了二十七年（“三十年”举其整数），一想起旻上人，杜甫竟然落下泪来。杜甫很想再和这个旻上人一起做一些“好事”：作诗，下棋，寻竹，泛船。旻上人应该是杜甫结交的第一个僧人，江宁也是杜甫与佛教最早结缘之地。

从江宁坐船顺江东下，抵达吴越游的第二个大站姑苏（苏州）。姑苏游及之后的各种场景，杜甫在《壮游》诗中进行了蒙太奇般的回忆：“东下姑苏台，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遗恨，不得穷扶桑。王谢风流远，阖庐丘墓荒。剑池石壁仄，长洲荷芰香。嵯峨阊门北，清庙映回塘。每趋吴太伯，抚事泪浪浪。枕戈忆勾践，渡浙想秦皇。蒸鱼闻匕首，除道哂要章……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归帆拂天姥，中岁贡旧乡。”诗中提及的风景故迹，除王谢不在苏州，其余如吴王阖闾墓、虎丘剑池、长洲苑、吴阊门、太伯墓、太伯清庙、专诸墓等均在苏州及附近。姑苏之后，杜甫继续东行，到杭州过钱塘江，在萧山登览西陵故驿楼，然后转向东南方向，到会稽凭吊吴王勾践及秦皇古迹。然后，杜甫来到吴越游的第三个重要目的地越州（绍兴）、台州一带。

杜甫在大唐帝国的东南沿岸这种广泛的游历，感受江南的“英雄与阴谋，雅致与风俗”， 今昔对映，这对于哺育一颗杰出诗心来说至关重要。如果说江宁是艺术的，苏州是历史的，那么绍兴就是美的。

到了绍兴古城，杜甫径奔南边，那儿有一座人工湖泊鉴湖，又叫镜湖或长湖。《宋史》载：鉴湖之广，周回三百五十八里，环山三十六源。自汉永和五年（140）会稽太守马臻始筑塘，溉田九千余顷，至宋初八百年间，民受其利。

杜甫到达绍兴的时候，正值夏天的五月，他和朋友们来到闻名已久的湖畔，泛舟其上，穿行于碧波与荷田之间。采莲的歌声响起来，杜甫循声望去，船头坐着一位越中少女，真美啊！杜甫看得呆了，《壮游》诗中是这样写的：“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

很多年过去了，很多细节，比如发饰、服饰、姿态或歌声早已都忘记，只有那白色的皮肤，白色的脸庞，白色的手腕，白色的足踝，白色的幻影，一团白色的火焰在杜甫的眼前跳动，闪烁，分离又重合，如同逆光中的白色影像。那片天下最白的肤色，让镜子里的夏天湖水也变得清凉了。还记得苏轼在童年时代听说的那位蜀宫美人么？她的“冰肌玉骨”也可“清凉无汗”呢！这或许是杜甫一千多篇诗作中写女性之美写得最好的两句，夏天的南方的美人！堪与匹敌的只有杜甫在秦州深山中见到的那位佳人了：“天寒翠袖薄，日暮依修竹。”冬天的美人，杜甫记住了那一身心痛的颜色，翠绿的，和修竹一样单薄的身影。夏天的白色，是青春和未来，而冬天的绿色，是迟暮和无望。

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青年诗人，对于美好的事物，比我们更善于发现也更为珍惜。郭沫若说，“杜甫也并不经常是那么道貌岸然的”。为什么要道貌岸然呢？难道道貌岸然比不道貌岸然更好吗？杜甫对越女的赞美是真诚的，也是纯洁的。在唐代诗歌中，能够与越女抗衡的是李白笔下的胡姬。杜甫的越女，天真浪漫的少女；李白的胡姬，成熟的透着热烈性感的青年女子。

一个才华非凡的年轻诗人，怎么可能不热爱美丽的女性，她们的灵魂，她们的身体！

德国美学家莱辛（Lessing）曾通过画家与诗人对于身体之美的不同表达方式，试图说清诗画的分野所在：身体美是产生于一眼能够全面看到的各部分协调的结果。因此要求这些部分相互并列着，而这各部分相互并列着的事物正是绘画的对象。所以绘画能够、也只有它能够摹绘身体的美。诗人只能将美的各要素相继地指说出来，所以他完全避免对身体的美作为美来描绘。荷马常常是这方面模范中的模范，他只说尼惹斯是美的，阿奚里更美，海伦具有神仙似的美。但他从不陷落到这些美的周密的啰嗦的描述，他的全诗可以说是建筑在海伦的美上面的。正是这位荷马，故意避免一切片断地描绘身体的美，以至于我们在翻阅时，很不容易地有一次获悉海伦具有雪白的臂膀和金色的头发。正是这位诗人，他仍然懂得使我们对她的美获得一个概念，而这一美的概念远远超过了艺术在这企图中所能达到的。人们试回忆诗中那一段当海伦到特罗亚人民的长老集会面前，那些尊贵的长老们瞥见她时一个对一个耳边说：“怪不得特罗亚人和坚胫甲开人为了这个女人，这么久忍受着苦难呢，看来她活象一个青春常住的女神。” 还有什么能给我们一个比这更生动的美的概念，当这些冷静的长老们也承认，她的美是值得这场流了这许多血、洒了那么多泪的战争呢？

中国诗人杜甫正是用荷马的笔法，为世人留存了一抹盛唐南方美人倩影，和海伦一样，有着“雪白的臂膀”，她“活象一个青春常住的女神”。

到了绍兴，杜甫一定会到更南边的名胜区域，坐船至曹娥江上游剡溪，再到天姥山下。从后来的《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中得知，杜甫穿着一双青色的布鞋，游览了若耶溪、云门寺、山阴道和禹穴，还可能游历了新安江、富春江沿岸。陈贻焮推测，杜甫可能在开元十九年（731）至二十一年（733）期间，在越中遇见过前辈大诗人孟浩然，那时孟夫子正好也在越中漫游。在夔州回忆旧事诗作《解闷十二首》之六中，杜甫说：“复忆襄阳孟浩然，清诗句句尽堪传。即今耆旧无新语，漫钓槎头缩颈鳊。”如果两人真的在越中见过，或许还一起垂过钓呢。其实，杜甫的吴越游，还应该与另外一个大诗人相会，只是时机还未成熟，缘分还未到达，他们几次擦肩而过，把必须的必然的相见推后了几年。这也未尝不好，相见的好酒多藏一会儿，更好喝。

有一个细节值得提及：杜甫在游历苏州时，曾有顺着长江东渡大海到日本去的想法——不，不仅仅是想法，已经付诸行动——杜甫买好了或者雇好了一条漂洋过海的船只！几十年之后，杜甫漂泊到成都，住在草堂中，还专门购买了一条木船。当他从梓州避乱重返成都时，看见心爱的船儿已经破损，突然想起当年在苏州打算出海的情形，不觉万千感慨涌来，青春的梦想此生已无法实现，只能看着木船一天天破败下去：“平生江海心，宿昔具扁舟。岂惟青溪上，日傍柴门游。苍皇避乱兵，缅邈怀旧丘。邻人亦已非，野竹独修修。船舷不重扣，埋没已经秋。仰看西飞翼，下愧东逝流。故者或可掘，新者亦易求。所悲数奔窜，白屋难久留。”

杜甫内心中一直有一个大海梦，一直怀着深深的向往，并为未能浮渡大海而遗恨终生。

李白想做一名“海上钓鳖客”，杜甫也想“掣鲸碧海”中。

儒家文化的土壤是农耕和土地，但是，孔子和孟子都梦想过大海。

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孟子说：观于海者难为水。

【向以鲜，诗人、随笔作家，四川大学教授。有诗集及著述多种，获诗歌和学术嘉奖多次。上世纪八十年代与同仁先后创立《红旗》《王朝》《天籁》和《象罔》等民间诗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