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语何妨话片时

2003年8月， 《文汇报》 “笔会”公布了为时一年的“长江杯”征文活动的评奖结果，周汝昌先生与我发表在2002年8月10日“笔会”的《关于“樯木”的通信》获奖，所公布的获奖理由为： “两通关于《红楼梦》的信札，闪电般的灵感和严密的考证中，浮续着中华文化的一脉心香。雅人深致，引人入胜。”后来还分别给周老和我寄来雅致庄重的奖牌。对于这次获奖，周老非常高兴，非常重视，他8月23日复我信时感叹： “昨日蒙你相告，方知我们得奖了，好比暑炎中一阵清风，醒人耳目、头脑。不知评委是何高人？寥寥数笔，不多费话而点睛全活了。那评词无一丝八股气，我所罕见，岂能不感慨系之！”8月25日再来一信说： “奖之本身是个标志性纪念品，真正意义在于这是文化新闻界的第一次公开评奖形式，给了我们（基本论点和治学路向）以肯定和高层次评价——大大超越了目下庸俗鄙陋的所谓‘红学’的‘界’域，这才是百年以来的红学研究史上的值得大书特书的重要事项。那位评委不知是谁，我深感佩（“界”内的那些人有此水平识见吗！） 《文汇》影响不小，是很大的鼓励。”

那次“笔会”征文，历时一年，在征文活动期间发表的三百多篇文章中，涉及《红楼梦》的尚有数篇，包括“红学界”某权威的文章，但最后甄选出的六篇获奖作品中，涉红只周老与我《关于“樯木”的通信》。我也觉得那评语非泛泛褒语，短短几句，一是肯定了“闪电般的灵感”，周老曾夸我“善察能悟”， “顿悟”时便有“闪电般的灵感”，红学非一般社会科学门类，悟性很重要，我少年时代读周老《红楼梦新证》初版，就被书页里不时闪耀的悟性，激活了对《红楼梦》本身的兴趣。二是肯定了“严密的考证”，周老作为红学考证派鼻祖胡适的后继者，其《红楼梦新证》就体现出了严密求证的特色，当然不无可商榷处，但从《史料稽年》入手，力图在宏大全面的历史背景下，去探究《红楼梦》真谛，这是引导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后辈踏上红学之旅的路标，也引得无数红迷朋友阅之兴味盎然。毛泽东不消说，本身就是红学大家，有其独到的观点，他就明确指示：要把周汝昌和胡适区别开来，他喜欢读《新证》的《史料稽年》部分，晚年目力很差，让把某些他喜读的书印成大字本，多是古籍，但《新证》中的《史料稽年》，也特别开列其中，印成大字本后，成为其枕边书之一。 “笔会”的评语不仅肯定了我们那“闪电般的灵感”与“严密的考证”，更褒奖我们的通信“浮续着中华文化的一脉心香”，而周老的红学观念，强调的正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文脉，他认为，分析《红楼梦》的思想内涵、艺术手法，当然是需要做的工作，但那只是对全世界小说的一种通行的研究，没有落实到《红楼梦》的特殊性上。 《红楼梦》不是一般的小说，而是一部超级经典，他将其视为一部可与中国古典文化中的“十三经”并列的“经书”，可称“十四经”。研究《红楼梦》的特殊性，才是红学的本分。而“笔会”评语寥寥几笔，竟点中穴位，认为是“浮续着中华文化的一脉心香”，且这样的通信文字， “雅人深致，引人入胜”，谆谆鼓励。周老认为那次获奖对我们爷儿俩意义非凡，我也一样兴奋。

后来在拜访周老时，他又提到“笔会”颁奖词，问我打听出来没有，究竟何人手笔？四十几个字，行云流水，四两拨千金。周老对之一唱三叹，还一再跟我说，我们的奖牌上，若镌刻上评语，该有多好！我就告诉他，打听出来了，那评语出自“笔会”主编，名周毅，是个女士，还很年轻。

现在回忆起往事，不禁有些伤感。一是2012年周老仙去前，我曾表示会在某个春天，陪他去东土城公园的海棠林去赏海棠，他眼睛近盲，且张爱玲说过“恨海棠无香”，但徜徉在海棠树下，闻一闻那海棠花发散出的缕缕温润的特殊水气，也可慰他挚爱那“葩吐丹砂、丝垂翠缕”为象征的史湘云之情啊。但我七忙八乱的，竟未能抓紧时机兑现此愿！怅怅！再，2019年10月，竟传来“笔会”主编周毅病逝的噩耗，她才享年50岁，上苍为什么不假这位才女多些寿数，多支持些作者，共同浮续中华文化的一脉心香呢？叹叹！

我和周老的通信，始自1991年，现在能找到的最后几封信，是2011年的，这通信绵延了二十年之久。我给周老的信，最初都是笔写，迨1993年使用电脑后，则除手写外，也有电脑打字后打印的，但我都没有留底稿，早期信件的电子文档，也在多次换电脑重新格式化后丢失。好在周老去世后，其家属在整理遗物时，大体都找出妥存。周老给我的信，早期字迹还大体清爽，后来他目力衰退到一目全盲一目仅0.01视力，仍坚持亲笔给我写信，每个字都有核桃大小，且难以顺延成行，更常常下一字叠到上一字下半部，甚至左右跳荡。接到这样的信，我总是既感激莫名，又兴奋不已，而费时费力辨认那些字迹，成为我的重要功课，一旦居然全部认出，那种难喻的快乐，便充满整个身心。周老给我的信，保存得相当齐全。现在经周老女儿，也是他晚年业务助手的周伦玲女士提议，把周老与我的通信凑齐，编了一本《周汝昌刘心武红学通信集》，我欣然同意，也有出版社愿出。从编成的通信集，人们可以看出，周老确实是我的恩师，我的红学研究，确实是在他指引下，一步步朝前推进的，当然我们在某些认知上，也还有所区别，但我们成了忘年交，我在信中多称周老为前辈，周老多称我为贤友， 《诗经·小雅·伐木》开首两句“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我们通信中的嘤鸣，既有“闪电般的灵感”，也有“严密的考证”，既有对中华文化的敬畏与咀嚼，也有被排挤攻讦中的相濡以沫，乃至生活上的关切抚慰。我们的观点当然只是一家之言，但对于广大的红迷朋友们，应该还是有相当参考价值的吧。

周老给我的信，多有即兴咏出的诗句，而我则多次将自己绘制的小画，或作为春节贺卡，或仅供赏玩一哂，随信寄去。其中有一幅画的是曹雪芹好友张宜泉诗句“寂寞西郊人到罕，有谁曳杖过烟林”的意境，说明文字为“癸酉岁末甲戌将至时，忽念及曹雪芹之伟大尚未为世人尽知，叹叹！画赠前辈汝昌先生”。周老收到后非常喜欢，当时就有拿到报刊发表的冲动。后来我又画了一幅较大的水彩画《沁芳亭》，周老见到立即赋诗： “不见刘郎久，高居笔砚丰。丹青窗烛彩，边角梦楼红。观影知心律，闻音感境通。新春快新雪，芳草遍城东。”原本想把这本书信集的书名，就定为“有谁曳杖过烟林”，但我的助理焦金木从网上查到，前两年刚有一家出版社出了本散文集，已作为书名；于是觉得周老诗句中“闻音感境通”，颇可概括我们通信的心音，但若作书名，似难吸引读者，于是又考虑干脆命名为“红楼嘤鸣录”。最后是出版方反复斟酌后确定为“解语何妨话片时”，很贴切。也通俗易懂。周老与我的通信汇集，相信能够不负当年“笔会”主编周毅那“雅人深致，引人入胜”的评语。

与周老见面交谈，以及见字如面，周老人格中的闪光点，常燃于我心臆中，那就是，他有一种孩童般的纯真，也就是具有赤子之心。他对人对事，都是如此，不会经营人际，不在乎背景来历，具有贾宝玉般的超俗眼光心地。他以赤子之心研红，口无遮拦，不计褒贬，把红学研究的空间，视为公众共享的园地。他扶持的后进，岂止我一个，有的民间研红者，被所谓“界内” “权威”蔑视，甚至斥为“红学妖孽”，他虽并不认同其说，但对其勇气，总是加以鼓励，对其中吹沙见金的价值，总是予以肯定，这种大度包容，足令人感佩。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请他开讲四大名著，他一身朴素的中山装，也没有特别理发，更没有染发，年老了嘴瘪了，满脸褶子，却有不止一个听众跟我说：周先生真有魅力！魅力何在？说他在台案上，双手十指交扣，未曾开言，笑容如孩童般纯真，一开口，平易近人，深入浅出，没有破碎句子，没有废话，一句接一句，逻辑链清清爽爽，说到尽兴处，自己先笑，眼如弯月，纹若绽花，其讲述的内容不消说对听众大有裨益，其赤子心态令人观之难忘！周老对《文汇报》给予我们通信评奖的反应，他在通信中给我即兴吟出的那些诗，不也都具有孩童般的纯真吗？

有一回去他家拜望，交谈中，他笑道：你在“百家讲坛”的讲法，做到了左右逢源，四角周全，正如脂砚斋评雪芹，下笔多有“狡猾之处”……我也就笑道：就如此小心翼翼，也还有人完全不容，看来真的是既要自我保护，也不能失去自己的真意呀！笑谈间，也就比对出，周老长我二十四岁，属于父辈，但他却体现出带棱带角的学术风骨，我呢，拿我“百家讲坛”头两集讲红学来说，就不像周老那样，强调红学的特殊性，而是把关于《红楼梦》的思想性艺术性的一般性表述，也涵括到大红学的概念里。我表述得相当圆滑，但其实，我骨子里坚定地跟着周老搞考据，我的原型研究，先从清代康、雍、乾三朝的政治动荡，特别是康熙两立两废太子，延续到乾隆朝废太子虽然已死，而其子弘皙，也就是康熙帝的嫡长孙，作为一股强劲的政治势力，与乾隆暗中较量，一度出现了“双悬日月照乾坤”的诡异局面讲起，以及与之相匹配的曹雪芹那跌宕起伏的家史，再通过文本细读，从《红楼梦》文本中找出相对应的投影，这样一种特殊角度，来层层剥笋，构筑我的“秦学”大厦。我的“狡猾之处”，正是力图通过我包容别人，来换取别人能相应包容于我，也就是，我认为，彼此既然都在大红学的格局之中，何必“相煎太急”！我的这种讲述方略，在一般听众中，还是有效力的，但所谓“界内”及“权威”，到头来还是容不得我，必欲扼杀而后快。现在想来，还是周老那种“童言无忌”，如林黛玉般， “我是为我的心”，更凸显出学术骨气。周老那孩童般清澈的人格魅力，是我应该永远忆念，也是我应该努力去修炼的。

《红楼梦》中菊花诗有句： “休言举世无谈者，解语何妨话片时。”我和周老的通信集，相信会有人感兴趣，或共鸣，或争鸣；当然，估计也会有人鄙夷不屑，那么，就“高情不入时人眼，拍手凭他笑路旁”吧！

2021年10月3日 绿叶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