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之恋

小时候，我喜欢红星，原因就是众所周知的《闪闪的红星》电影。那颗被导演拍得光芒四射的五角星，使我坚信它跟宝葫芦一样，只要拥有它，背课文、打猪草、采中药，计算水池第一次放三分之一，第二次放五分之三，现在水池还有多少水的数学题等等，世界上所有的难题都不在话下。要不，潘冬子遇到困难时，一看到红星怎么就有了勇气。当兵的哥哥帽子上有了它，一下子就跟平时判若两人，于是我给哥哥再三写信，得到了一枚与潘冬子一模一样的五角星。生怕丢了，装到贴身的裹兜里，晚上睡觉时，五角星隔着粗糙的家织布，紧紧贴到我肚皮上，五个角时不时在我翻身时还戳我一下，有些疼，可是我不会掏出来，因为只有贴着心，才安全。梦中，我成了红军战士，身穿灰布军装，头戴红星，“砰”一声，消灭一个敌人。再“砰”一下，把喷着火舌的敌炮楼端了，乐得都笑醒了。

谁知红星在我身上就呆了一天，第二天早上上学时，裹兜空了。我问妈，妈瞧着院子的核桃树说不知道。我问一直睡在我旁边的姐，她说也许你自己弄丢了。可是我的裹兜好好的，又没破，怎么就丢了呢？再说我还没出门。姐姐说，你晚上起来上厕所了？也许就掉到了地上了。我说可屋子里只有我和你呀。她说，她肯定没见到，还给我发誓说，如果她见到，肯定给我，她是姐姐么，比我大十二岁呢。姐说到这儿，用她香喷喷的花手绢擦拭我的眼泪，柔声地说，也许你到院子里丢了呢？三哥、四哥保不齐拾到了，还有一直在地上拱个不停的大肥猪。姐说到这里，忽然脸红了一下，又说，还有举着一把柴来借火的二婶，还有跟爹商量事的生产队长，还有一直在树上叫个不停的喜鹊，兴许是它叼进了柴堆、鸟窝，或者被羊踢进了院墙边深不见底的水窖里。姐姐最后说，每个人、每个物，只要到家里来过，都有嫌疑，毕竟五角星太漂亮了。姐这么一说，我感觉一点都没指望了，只好抹着眼泪去上学。在农机站当工人的姐姐，为了安慰我，骑着她车梁上缠着一圈圈绿色塑料纸的飞鸽牌自行车，把我送到了学校，还给我手里塞了一把水果糖。

红星的失落，使我难过了好长时间，不敢看男同学帽子上戴的红艳艳的五角星，这样的伤心一直伴随我上了初中，才明白五角星其实根本不可能帮我求证几何图形，也不能帮我背英语单词，但戴着红星的梦想仍诱惑着我，当个女兵多么神气，一身绿军装，走在尘土飞扬的县城，将是多么的荣耀。于是，高中没毕业的我，自动退了学，几番周折，终于当上了兵。穿上军装，我过马路时，特别紧张，生怕头上还没戴五角星，我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三个月训练结束，班长说你们像真正的军人了，才给你们一个个军装上缝领章，无檐帽上别五角星。

再往宿舍楼梯口的穿衣镜前一站，我一下子发现昔日那个丑小鸭忽然美了，细瞧瞧，眼睛还是那么小，脸蛋上还有故乡黄土高原带给我那一抹红的印记，我瞧了一个小时，确信就是头上的帽徽——那从小就让我神往的红艳艳的五角星，让我一下子与黄英姑、白莲花、王芳等一切电影中的女兵成了姐妹。

当我提干后，戴着帅气的大檐帽，穿着别着金灿灿的少尉肩章的军装来到姐姐家，无意中在她的书箱里，发现了童年我那颗丢失的红星，十多年过去了，它还是那么新崭崭，亮晶晶，可见主人是多么的珍爱它。当过卫生员、机床工、拖拉机手、会计的姐姐，最想当的还是女兵。她说，也许，我要没拿属于你的五角星，兴许今天我就跟你一样当上了女军官。

如果说第一次对五角星的向往是一种崇拜，那么当我真正成了它的主人后，我才感觉到它戴在头顶的内涵。戴上它，我就感觉自己不再与地方上的伙伴一样，更严格要求自己。比如上车，我要笔直地站着，不能做一切不好的事；比如，抗震救灾，甚至上前线，我都要冲在前面。

后来，随着年岁的增长，我忽然体会到戴着它的艰辛，比如跑三公里，比如上军事地形学课，比如射击，比如当我握起拳头，向党旗宣誓时，我再一次认识了红星，明晰了它对我，对于我们整个国家的意义。

年过半辈，我更深深地眷恋着它，希望像潘冬子一样，头顶红星，身背钢枪，永远走在两边开遍映山红的大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