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2021年第6期｜郁葱：烟云夜雨十年灯

郁葱，原名李立丛。当代诗人、编审。著有诗集《生存者的背影》《世界的每一个早晨》《郁葱的诗》等十余部，散文随笔集《江河记》《艺术笔记》，评论集《谈诗录》《好诗记》等多部。《郁葱抒情诗》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尘世记》获塞尔维亚国际诗歌“金钥匙奖”。

烟云夜雨十年灯

□ 郁 葱

这些年写的文字，很多在回忆，回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自己年轻时的经历。朋友问我：“看你总在怀旧，那个年代美好吗？”我说：“那是一个让人感觉到复杂的年代，一言难尽。”后来又一想，哪个年代不复杂？包括我们已经经历的、现在经历的和即将经历的，但在那个年代，会感受到更多的真诚和真纯。实际上想一想，也没有更多的期待，早年的单纯不是刻意的，周围的人都比较真纯，所以天与地都有着该有的颜色，阴郁和晴朗那么分明。真纯有时候是一种性格，有时候是一种记忆，相信那句话：经历什么，就塑造什么。

我到河北省文联工作，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80年代初调到了《长城》和《诗神》编辑部做编辑。那时接触的都是老一代的作家和诗人，名气较大的像田间、梁斌、徐光耀、李满天、张庆田等等，我曾经在另外的文章里记述了。即使是那些名气相对不大的老作家也都非常有性格，现在回忆起来，让人觉得跟当下的世风有很多不同。

老作家汪润是四川乐山人，曾先后在晋察冀火线剧团、冀晋日报社、中国青年报社、中央文学研究所工作，1953年调到河北省文联任专业作家。1968年2月石家庄成为河北省省会，省文联（省文艺组）之后也搬到石家庄，但汪润还依然住在保定市的省文联老宿舍。老先生平直而倔强，比如除了自己的工资，他一分钱都不从单位多拿。记得有一年春节，我受单位的委托去看望他和邢野先生（《平原游击队》的作者）等老作家，汪润住在一个并不宽敞的院子里，当时他正在家中自己做午饭，铁炉子上铝锅里的水已经烧开了，冒着腾腾的热气。我带去了一些慰问品和慰问金，他坚辞不收。我说：“这是单位所有人都有的。”但他还是坚持让我带了回来。单位经常会发一些福利，有现金有实物，现金给他寄去，他都会如数退回来，以至于后来在单位积攒了不少这样的款项。会计对他说：“该报差旅费、医药费了。”他说：“我有工资，报什么差旅费医药费？”他甚至连一分钱的差旅费都没有报销过。汪润前辈的性格让人觉得很独特，在那个时候的省文联，这样的性格绝无仅有。

老诗人钟铃，他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蜜蜂》《河北文学》杂志诗歌组编辑，因被批斗过受了刺激，神志不大清晰了，总是怀疑有人在监视和迫害他。落实政策以后，他在省文联办公楼的4楼有了一间临时宿舍，与我们《诗神》编辑部相邻。钟铃前辈那时候整天嘴里念念有词，见到年龄相仿的人就很提防，但见到我们这些年龄小一些的同事就满脸笑容。一开始我们跟他见面时总是打招呼，但他有时候总是说一些摸不着头脑的话，还有时发愣一般地看着你，之后我们也就不敢再轻易跟他交流。省文联的老同志们说钟铃神志不清的时候还会打人，但我没有见过。他自己在宿舍里整天把衣物、生活用品乱扔，搞得一片狼藉，但每天早晨在我们上班之前，却一定把楼道和我们这层楼的楼梯擦得干干净净，我们对他说：“有打扫卫生的清洁工，您就别擦了。”他听到我们跟他说话，看我们一眼，笑一笑，接着擦楼道和楼梯。对这位前辈诗人，我们感到既可叹又可敬。

作家常庚西，1932年生人，在省文联大家都称他“老常”，一个很实诚很朴实的人，老家是获鹿县。老常很早就参加了工作，但依然是一口不改的乡音。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大家就爱听他讲一些很有趣、很诙谐的乡间趣事和笑话。他肚子里的故事很多，谈吐幽默，文艺理论研究室主任刘振声说：“老常是大家的开心果。”早年他在《河北日报》、石家庄地委等单位工作，1957年左右被下放，饱受磨难，妻子也因此患了病。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落实政策调到了省文联，在《河北文学》散文组做编辑，以后又做了行政工作，担任机关党委书记、人事处长。正因为吃了很多的苦，所以他更加懂得世态炎凉、人间冷暖。在农村下放的时候，他的人缘极好，跟村里的百姓处得像一家人，隔三差五就会有乡亲们来省文联看他，给他带来大枣、核桃、瓜果蔬菜、鸡蛋小米什么的，他也分一些给同事们，我就吃过老乡们给他送来的大枣，连收发室的魏大爷都知道，一有村里乡亲背着大包小包来省文联，就一定是找老常的。他在任时也遇到了一些类似“运动”的经历，由于自己曾经的遭遇，他说：“一定要坚持绝不整人，绝不给自己的同事打棍子、扣帽子，绝不轻易处分作家。”我想，如果说他那些曾经的经历有什么“正面影响”，这是其一。老常一边做编辑，一边写了不少小说和散文作品，我发表的第一篇散文《月上柳梢》的责任编辑就是常庚西。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故事甚至是传奇，现在想起来，有些能够理解了，但有些依旧让人感慨。作家、评论家李剑是我在炮兵三十四师时的宣传干事，我的直接上级，清晰地记得在部队第一次见到他时的印象：热情、自信、很有激情。李剑脸庞黝黑，思维敏捷，偶有惊人之语。1978年之后，我们先后退伍到了河北省文联。我经常想起改革开放初期的“《歌德与缺德》”事件，这篇文章发表在1979年第6期的《河北文艺》上，其主要观点认为“那种不‘歌德’的人，倒是有点‘缺德’”，这在当时正在进行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文艺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当时有传言，说李剑这篇文章是什么人授意写的，实际上都是猜测，《歌德与缺德》的确是李剑当时的理念和观点，是他自己要写的。好在之后李剑并没有被打棍子扣帽子，而是被时任中宣部长的胡耀邦请到了钓鱼台座谈，坦诚、宽容、开诚布公地讨论各自的观点，使得文艺界的思想解放大大向前推动了一步。那时著名诗人田间先生主持省文联工作，他又是《河北文艺》主编，本来压力很大，但从北京回来后一改愁容，见了大家神情舒朗，这对于一向不苟言笑的田间先生是很难见到的。当时我担任省文联的机要秘书，几乎每天都要给田间先生送文件，也近水楼台先读到了有关《歌德与缺德》的附有各级领导签字的文件，就对田间先生说：“我觉得他们的口吻没有传说中的那么紧张。”田间先生说：“批评应该挨，但没有压力了。”后来李剑还发表了一些小说作品如《醉入花丛》，这些作品与他《歌德与缺德》中的观念成为两级，又引发了一场争论。我想，这也许是性格使然。两次受到批评，李剑表面镇定，实际上很有压力，害怕遭遇到不公平的对待，那时他与《河北文学》编辑张从海交往最多，从海曾经跟我谈到过，那一段时间李剑每天晚上都让从海陪他谈到深夜。这两次风波之后他调到了北京，从那以后跟他就一直没有再见过面。2018年《长城》的几位老编辑聚会的时候，那次著名的北京座谈会的参与者、时任《长城》副主编的作家张峻先生谈起了这件事，回忆起了当时的情景。他说每次想起来，都觉得历历在目。2021年初，李剑去世了，想起来，他的形象还依然是在部队时的模样。世事沧桑，多少豪杰俊杰，皆成往事。

当然还总会想起我刚到《长城》编辑部时的几位主编、副主编。肖杰先生我在《春夏自冷暖》一文中已经回忆过了，我一直说肖杰老师是职业编辑的典范。当时《长城》主编是苑纪久，那是一个非常直率、坦荡的人，对刊物很上心，做事从不拖泥带水，他担任主编的时候，刊物办的很有品位。纪久是一个很随和的人，经常亲自去找作者约稿，没有主编的架子。编辑部经费不富裕，但他为了培养作者，也为了给刚到编辑部的年轻人创造机会，让我带着七位小说家走了江南五省，现在想起来，那次的行程对我作用很大，让我的眼界一下打开了。

副主编陈映实，跟苑纪久有着同样的率真和直爽，但更外露一些，在编辑部他是大家公认的直性子，对稿子有什么看法，对工作有什么思路，甚至与主编有什么分歧，从来不加掩饰，编辑部开会的时候，总是能听到他侃侃而谈。陈映实性格外在，而内心善良，他做编辑，自己也搞创作。那时他的妻子和孩子还没有来石家庄，他在省文联四楼有一间办公室兼宿舍，宿舍收拾得很整洁，一尘不染，我送稿子到他的房间，总是看到他在案头，不是校对就是在写作。

副主编宋木林，一个学者型的长者，他科班出身，语言文字功底深厚，性情内在、扎实，是个很文人气的主编。那时候的主编、副主编都很朴实、朴素，1986年夏天，宋木林带我去秦皇岛找小说家解俊山、闫明国约稿，我们住在一个简陋的招待所，两个人住一个房间。老宋工资不高，抽着一种廉价的香烟，因为第二天要去见当地文联的领导，我对他说：“我去外面给您买一盒好点儿的烟吧。”老宋说：“不买不买，抽好烟我不习惯。”后来看到有些人那么奢华那么欲望无度，就觉得内心里很不舒服。2016年9月，宋木林先生出版了专著《浅说汉字》，这是一部普及性、学术性兼备的著作。老宋寄书的同时在信中说：“这是我写的关于汉字及其演变的小册子，请过目批评。不知怎样送达你处，想来想去还是通过邮局寄吧。”宋木林先生在序言中写道：“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也是当今世界上近四分之一的人们所使用的文字。汉字和它所记录的汉语的特点相适应，因此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汉字迥异于拼音文字，有着复杂而独特的结构和完整的体系，是最为典型的，也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仍在使用的表意文字。”他从什么是文字，什么是文字学，谈到了《说文解字》、六书说、甲骨文、篆书以及汉字字义字音的演变，还有异体字、通假字、形旁声旁的互为通用等等。

总是回忆起20世纪80年代，是由于那个年代的确有许多让人留恋的地方。比如说我刚到《长城》做编辑的时候，是从通联编辑做起的，以后才做了小说、诗歌编辑。当时按照规定，稿件应该是三审制，但实际上不仅仅是三审，常常是责任编辑、组长、副主编、主编四审，而且都认真在稿签上签署意见。即使是副主编确定不采用的稿子，主编还要再过目，这样体现了对作者、对稿件的尊重，也磨炼了一个编辑部一丝不苟的编风。在主编、副主编和老编辑们的熏陶下，我也养成了对待编辑工作细致、负责的习惯和工作态度。

我一直保留了那个时候的几份稿签，其中一份是河北青年作者佟德凯的中篇小说，标题是《圣女》，上面清晰记载了签署的意见：

责任编辑意见：这个作品题材较新，写了一个有信仰的医生纯净向善的内心世界，以及她对自己毕生追求事业更深层次的领悟。语言富于哲理，主题深而不露，建议采用。郁葱1986年9月30日。

编辑组长意见：作为社会的人，她是医生，但其中的那些病人哪里去了？文字不错。赵英10月6日。

副主编意见：题材较新，文笔也可以。但此类题材值得考虑，一个人有宗教信仰是可以的，但李静怡作为医生，为了自己的追求而放弃对病人的抢救，是否被法律所允许？这篇作品，我一下吃不准，请纪久同志看看。肖杰10月12日。

主编意见：作者在题材上下了功夫，在题材上开拓新的领域，这点值得肯定，文笔也不错，可看出作者是用心尽力写作的，但要考虑到发表后的社会效果。我意不用。苑纪久10月27日。

另外一份稿签是刘晓滨的中篇小说，标题是《白色的恐怖》：

责任编辑意见：一个离奇而又可信的故事，作品写动物与人的关系，写人的兽性与兽的“人性”，语言顺畅，有新意，又是我省青年作者，建议采用。如采用，文字上我再修饰。郁葱1986年3月19日。

编辑组长意见：作者身上有可贵的东西，思考生活，寻找一种生活的哲理，但有点浅尝辄止。赵英4月3号。

副主编意见：笔触细腻，文字顺畅，寓生活哲理于一个近乎荒诞离奇的故事中。取耶弃耶？请纪久阅后定夺。宋木林1986年4月15日。

记得后来这份稿签和稿子是主编苑纪久亲自交给我的。那个阶段我接连送了几篇稿子，但都没有通过，纪久怕我有情绪，就对我说：“要理解编辑部对稿件的取舍，许多作品介于可发可不发之间，对年轻编辑可能要求和约束更严格，尺度不能降低，这样才能让你的审美水准迅速提升，而且学会从多方面考虑作品发表后的效果。”我理解了这些话，并且一直记着。

很多时候，也会想起那时的幼稚和不懂得尊重前辈，至今汗颜。《河北文学》《长城》有一位老编辑王泽震，她的生活很坎坷，性格也很内向，一辈子踏踏实实做编辑，发现了不少青年作者。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单位按照上级部署开始清理档案，将“文革”中对干部和知识分子的不实之词以及与个人履历无关的资料从档案中取出来，我当时负责这项工作。王泽震的档案里有一个旧信封，信封里没有任何内容，我看那个信封上有一张20世纪50年代的邮票，很喜欢，就对王泽震说：“这个信封我留下吧，我喜欢那张邮票。”王泽震看了一眼那个信封，平日里不怎么流露情感的她突然眼圈红了。我当时觉得很诧异，后来想，那个信封一定是勾起了她生命中难以忘怀的记忆，而我那时候还那么执拗地索要那张邮票，实在是很不应该。

刘艺亭是一位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的老作家。1957年的时候，他就担任省文联党组副书记，之后在1980年5月召开的河北省第四次文代会上，复出工作不久的刘艺亭担任省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他待人诚恳、和善，平日里不怎么说话，是一个非常善良、让人尊敬的老人，因为吃了很多的苦，所以对世间冷暖、人情世故知之甚深。2013年1月，在他96岁高龄的时候，还给我寄来了他创作的叙事诗《初到广东——任仲夷轶事》，从他写给我的信上的笔迹可以看得出来，老人那时写字已经不是很顺畅了。20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烟酒供应很紧张，都要凭票或是单位靠关系来购买。那时省文联有一个习惯：每到年底，都要给大家发两瓶酒。1981年底我结婚，因为家里没有酒，就想提前把自己的那两瓶酒领出来，跟当时的行政科长说了，但他不同意，让我去找办公室主任，办公室主任也表示“这个事不好解决，一开口大家都提前领怎么办？”从办公室里出来之后，急得我直掉眼泪。这个时候，刘艺亭和《河北文学》副主编肖杰说着话走了过来，看到我眼圈红了，就问：“郁葱你怎么了？”我觉得他是党组书记，可有了倾诉的对象，就对他说：“我明天结婚，下午就要回父母家，想提前把两瓶酒领出来，但是他们不同意。”刘艺亭听了对我说：“不着急，结婚这是大喜事，不能耽误，你跟我来。”那时省文联家属楼跟办公室在一个院子里，我懵懵懂懂跟着他向宿舍楼走去，刘艺亭从家里拿了两瓶酒递到我手里，很快肖杰也拿着两瓶酒走出来，一定要我拿着带回家。怎么也推脱不了，我只好把肖杰带来的酒收下了。后来，我就是带着这两瓶酒回家结的婚。春节过后，我把单位发的两瓶酒领出来想还给肖杰，他坚持不收。每当想起这件事，内心都觉得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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