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文学》2021年第12期｜车海朋：八芒村的孩子们

车海朋：广西作家协会会员。小说、散文刊于《作品》《广西文学》《青年作家》《湖南文学》等杂志，有作品被《散文选刊》转载。现居广西百色。

八芒村的孩子们

文/车海朋

一

八芒村下起了阵雨，雨瓢泼了半个钟头，势头渐弱下来。我踏出村委楼，伸手往露天里一探，雨已完全消停，一道道浊黄的水流顺坡汩汩而下，淌过操场流去，终将汇入雄浑的驮娘江。阵雨给操场带来厚厚一层泥沙，一只篮球埋得仅剩一半，但它没有被遗弃，两个挽起裤脚的男孩把它捡走了。他们一步一颠涉过操场，两串深深的脚印，从泥沙里一直延伸进学校一楼的教室。

雨过天晴，天空如洗，蓝得无可挑剔，对门的茅山之巅几朵明亮的云，山间一道彩虹若隐若现。驮娘江发源自云南，流经广西西部山区，朝着右江、珠江奔腾而去。我们驻在江畔的村里，隔着油画般的甘蔗坡，望得见白练似的沿江公路。公路上有甲壳虫一样的工程车开过，车队过后公路上白晃晃一片，路旁的芦苇成片倒伏，又顽强地扬起。工程车是去下游八公里处，建设瓦村水电站的。

八芒村小学楼与村委楼相接，白墙红瓦，绿漆门窗，楼两侧分别建了平房，一侧是厕所，另一侧是饭堂。还差大半个月进入暑假，现在还有学生来上学。刚刚捡走篮球的两个男生，家在三公里外的中屯，因为回家路途远，他们放弃了午休，把时间节省下来打篮球。一个球，两个人投来投去，渐渐地失去了竞技性，便有些漫不经心。下午两点半，大喇叭准时播放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流行歌曲：“不要问我太阳有多高，我会告诉你我有多真。”八芒村迎来一天中最喧腾的时刻。歌声是催促所有回家午休的孩子赶紧回校上课的。

我们的脱贫攻坚“作战室”在一楼，后窗正对着操场。一年多来，除开假期、周末和断电的日子，我的耳膜循环了成百遍杨钰莹的歌，听完《轻轻地告诉你》，再听《山含情水含笑》，一张专辑循环往复，设若哪天换了新碟，那倒是让人感到突兀的事情。到后来即便离村在外，每到这个钟点无论身处何地，我的耳鼓里总会隐约地萦绕杨钰莹的歌，几乎成了生理性条件反射。

我们这支扶贫工作队，于二〇一八年三月到八芒村。其时小学校开设一到四年级的课程，校长姓班，三层楼，三十几个学生，四个老师教语文、数学，兼轮流给学生煮饭；每个周末，派其中一个老师进一趟县城，给学生采购“营养午餐”的食材。翌年，小学校撤掉了两个年级，只剩一、二年级，十来个孩子，校长还姓班，含他在内一共有两个老师。每日里，杨钰莹的歌依然在唱，学校却空寂下来。下午四点，学生散去，老师下班，附近的阿叔或者大婶就会运来自家的收成，笸箩里摊着红辣椒或花椒、八角，席子上铺着油茶籽、玉米棒之类，偌大的操场变为五颜六色的晒场。

我刚来驻村之初，一天大伙正在布置脱贫攻坚“作战室”，窗子突然被撞开，窗外无一人影，大概是风撞开的。不一会儿，窗口突然探出几张小脸，村主任韦志同一挥手，说：“去去去，别来捣乱。”他们并不走开，直愣愣地看着我们。我说：“你们念几年级？”几个小脑瓜活泛起来，相互纠正着对方：“那是电脑……那是打印机……那又是传真机……”我说：“你们可以进来参观。”于是四五个孩子拐过墙角，从正门鱼贯而入，这里摸摸，那儿瞅瞅。一个矮个子女孩瞪着大眼睛，看着墙上我的工作牌，一字一顿地念道：“第、一、书、记。”然后大着胆子问我：“你是干部吗？”韦志同要赶他们走，我摆摆手，然后对小女孩说：“对呀，我是村干部。”

二

“你们村的黄志强又跑了。”一天，初中校长打电话到村委，让我们帮忙寻找黄志强。我和扶贫工作队队员老林、小罗慌了手脚。脱贫攻坚的教育目标，是九年义务教育控辍保学，一个都不能少，一个村只要辍学一人，即视为工作队的失职，下一次县里发通报，是要上黑榜的。辍学劝返，不是一件轻松的任务。上半年，邻村有个男孩初二辍学，跑到珠海进了工厂，工作队千里迢迢赶到珠海，跟厂方谈判才把男孩带回来。另一个村，一个初三女生厌学跑了，工作队派专人到县城去寻，软磨硬泡才拉回学校，十五六岁的孩子竟已经订婚。

八芒村的初一学生黄志强，两年前其父意外离世，家里有妈妈和一个哥哥，还瘫着爷爷。从个人良心而言，即使非职责所在，我也不愿意一个孩子在这个年纪辍学。村主任韦志同很淡定，说这孩子不是第一次跑了。我问怎么办。韦志同说，上他家。我们即刻出发。

路边，远远地看到一个人，花衬衫，长头发，乍一看是个女人。走近一看是个男的，并且很年轻，正蹲在柴垛上刷抖音。韦志同对我说：“黄志坚，黄志强的哥。”那人抬头瞟一眼我们，埋头继续玩。队员小罗上前递过去一支烟，那人接过，匆匆锁了手机，叼起烟，点燃。小罗指指我说：“这是车书记。”黄志坚腾地跳下来，长发一甩，喊一声“领导好！”，手向我伸来。韦志同打掉他的手，骂了一句壮族话。黄志坚仍是嬉皮笑脸的。

关于黄志坚，我了解到，他曾报名入伍，但筛查下来了。两年前他爸走得突然，家庭失去顶梁柱，他家迅速返贫了。他就此加入打工大军去了广东，鉴于仅有小学学历，身无一技，没厂子招收他。他凭一身蛮力搬砖，钱倒也能挣，但是实在苦累。今年他又去报名参军，但是文凭这一关被卡死，他不得不又离开。农历七月十四，壮族的“鬼节”这天，他从东莞回来后决定不再走，因为建瓦村水电站，他们家的土地被征用，拿到了二十万征地补偿款，他计划用来搞运输。当前最重要的事是考驾照，按照政策，贫困户学车减免学费。黄志坚算了一笔账，学费减免，两千块钱还是要准备的，比如要给教练买红牛喝，可能还要买香烟。

聊了一会儿，黄志坚才说：“我弟在家呢。”我们松了一口气，向他家走去。是黄志强给我们开的门。他不跟人打招呼，也没别的话，默默地给每个人搬凳子，然后缩在角落一言不发。我想问他爸怎么没的，最后忍住了。韦志同用壮族话跟他沟通，他抿着嘴不理。这时一个中年妇女干活回来，冷不丁看到一屋子人，有点错愕，听完韦志同一番介绍，她才放下手中的镰刀，神情松弛下来。听黄志强妈妈说，黄志强曾逃过两次学，都逃得不远。两次逃学，都被村干部和老师苦口婆心地劝回了学校。这一次她见他又逃学回来，已经骂过他。

我看着眼前这个逃学的少年，他将头埋在膝盖间，除开脚上穿的人字拖，似乎看不出一丝丝桀骜不驯。他的哥哥黄志坚看起来桀骜不驯，这时却一直为自己念书少懊悔，喋喋不休。在这件事上，兄弟俩形成鲜明反差。黄志坚聊起他当年只读完小学就辍学，没人督促他，更没有村干部来做工作，他还暗自高兴，后来闯荡广东，才意识到学历的重要性，如今应征入伍学历不合格，又一扇门朝他关上了。他为弟弟惋惜，说：“现在上学有‘营养午餐’，还有‘雨露计划’，弟弟你是赶上了好时候啊。”他认为弟弟不回学校念书，将走上他的老路，有他后悔的一天。

黄志强在他哥哥的劝说和我们的旁敲侧击之下，说出了他这次逃学的原委。原来，这天清早黄志强刚进教室，一坐下代数老师就进来了，他盯着讲台，却并没有去听老师讲什么。他的注意力全在抽屉里，两只手扒拉着能代替牙签的尖锐物，最后摸出来一支水笔，在桌上划拉两下就伸进了嘴里。因为有一块叉烧顽固地塞在牙槽里，他要把它剔出来。一个同学转头盯着他的嘴看，哧哧地笑出来，继而引来更多同学盯着他笑。他不明所以，一咧嘴露出两排黑牙，引起哄堂大笑。课堂秩序被捣乱了，老师罚他站起来。黄志强不耐烦，一屁股坐下。老师让他出去。黄志强突然把代数课本撕了个粉碎。老师有些手足无措，去向校长反映这个问题。黄志强趁机拎起书包跑出了学校，头也没回……

了解到这个情况，我们答应向他的老师、校长反映，他不是故意扰乱课堂秩序。这次劝返出乎意料地顺利。在我们的帮助下，工作队几乎没摆什么大道理，黄志强答应回学校。末了，他在我们的劝返记录本上，歪歪斜斜地签上了他的名字。

三

班校长喜欢将黑色Polo衫扎进长裤里，腰上挂一提钥匙，高兴时吼一嗓子。有一次见他高兴，我说其实我也是师范生。他说教书累，还是公务员好。然后我了解到，他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师毕业就走上讲坛，已经有二十几年，从未想过改行，几次调入乡镇学校的机会他都放弃了。这时那个叫小丽的女孩又来了，定定地看墙上我的工作照，认真地问我：“你真的是干部吗？”

村里的孩子普遍没出过远门，鲜少去乡以外的地方，一些留守儿童甚至没离开过八芒村，外面的世界对于他们不过是父母打工的去处。他们说不出什么豪言壮语，甚至从不谈理想，长大这件事情本身兴许是他们的愿望。我试图让他们明白，长大后有许许多多比打工更好的工作等着他们去做。孩子们清一色讲壮族话，普通话讲得拗口，他们天性害羞内敛，只在熟人面前展露单纯开朗的一面。我们这些帮扶干部进村来，给他们递橘子苹果，他们躲得远远的不肯接拿。为了与这些孩子打成一片，我跟他们约法三章：一、可以进我们办公室参观，但不能碰资料；二、进农家书屋看书、弹电子琴、玩魔方前，要先打报告；三、女生要记住，不能进工作队员宿舍。之后的日子，村里的孩子们都管我叫“车老师”。

班校长说：“书记还真像一个老师。”

他们不会知道，多年来我确乎有一个无处安放的“孩子王”之梦，大三那年我考取的教师资格证，迄今压在抽屉里。很多场合大家聊遗憾，我的遗憾之一，是这辈子只当过两个月的老师，那还是大学里的实习期。工作数年，偶尔想到自己曾经的梦想是当老师，还是有一些失落，即使我那些毕业当上老师的同学也不会理解我的执念。我们同一轮驻村的干部队伍中，有学医的，也有英语八级的；我们约定找机会到乡里的学校去讲讲课，讲卫生课，讲英语课，我可以讲讲作文课。如能兑现，不论算不算另一种形式的支教，对于我自己也算一种慰藉。

小丽比同龄人矮半个头，刘海一绺一绺贴在额头上，不怎么洗头，穿的衣服又松又垮，猜是捡穿兄姊淘汰的衣服。有一个星期，我看她每天穿同一套校服上学，胸口现出深浅不一的油腻，问她的妈妈去哪儿了。她不答我，怎么问，她都抿着嘴。后来从班校长那儿得知，小丽出生三个月，妈妈就跑了。八芒村偏远，条件艰苦留不住人，女人想方设法往外面嫁，男子不出去闯荡，压根娶不上妻。而且一部分夫妻未领证，给那些不安分的女人落下逃婚的机会。小丽是由奶奶带大的，脑瓜里没有“妈妈”的概念，她不知母爱是什么滋味。小丽奶奶忧心忡忡，说小丽爸爸常年在广东务工，一年回来待不到一个月，等小丽读到三年级，总不能让她一个七十岁的老太婆去外面陪读吧！

小丽冬天就更不洗头了，也不梳头，每天七点睡得正香就会被奶奶叫起来，胡乱洗洗脸，就高一脚矮一脚地来上学了。傍晚放学，几个小孩背着书包走过杂货店，互相默契地停下脚步，一窝蜂地拥进店，出来时有的嘴里含着棒棒糖，有的啜着可乐，有的嘎嘣嘎嘣嚼辣条。小丽站在公路上等他们，偶尔她也进去买一袋干脆面，既当零食，也当晚餐。

这天天特冷，小丽照常穿着塑料凉鞋来上学，踢踢踏踏地走到校门口，发现气氛不对，操场上一个同学也没有，这才想起这天是周六，于是走到秋千架下荡一会儿，又到村委会门口站着，吸溜吸溜鼻涕，看着我们忙上忙下。小丽的样子，令我想起希望工程宣传画上的那个“大眼睛”女孩，想到她的家境心情有些沉重。在村里总有很多类似的时刻，让我们明白该做的工作还有很多。距下一次公益岗位申报还有一段时间，我记下了小丽爸爸的手机号码。

四

晓梅抱着一本厚书，靠门站着读。晓梅跟黄志强是同校、同级，但不同班。傍晚七点钟，天光擦黑，我们几个工作队成员去晓梅家“家访”。晓梅的妈妈是村妇女主任韦秀英，她有孕在身，挺着大肚子出来招呼我们进屋坐。我们夸她培养孩子有方，女儿晓梅念初一，是学校有名的语文学霸，培养出这么优秀的闺女不容易。她也认为，为了孩子，她不出门打工是值得的。晓梅这几天追着电视上的《朗读者》和《中国成语大会》看。这个年龄的孩子都追星，别的同学追鹿晗、追TFboys，她却崇拜董卿阿姨，想从电视上学知识。

晓梅家的房子是两层精装修，一楼的瓷砖贴到天花板，厨房建在旁边。村里的危房改造已完成九成以上，她家是其中之一。像韦秀英，是村里早年外出打拼、先富起来的典范。韦秀英是家中幺女，丈夫是从云南过来入赘的。婚后小两口就进城务工了，在南宁、百色等地的楼盘搞装修，最忙的时候，两人一天能挣一两千块钱。为了多挣钱，每年到了年底，往往要到腊月二十九才匆匆返乡，年货都来不及备。五六年下来钱攒够了，但是心里愧歉，苦了花甲父母。晓梅出生后，两口子便回家盖楼，丈夫管护油茶兼收购山货，她则当选为妇女主任。

晓梅由爷爷陪读，租乡政府旁边的房子住，省去往返奔波之苦。晓梅管外公叫爷爷，老人有一张古铜色的脸，看上去不显老，可晓梅背地里说爷爷“老糊涂了”，这显然是沟通有代沟之故，因为爷爷让她去考“民师”。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老人把两个女儿供读完初中（那个年代，在八芒村，初中生可算知识分子），然而没一个女儿考上“民师”，成为老人一块心病。那个年代考上“民师”，等于一只脚迈进公家门槛，毕业包分配，铁饭碗就端稳了。爷爷不知道，现在中专生不吃香了，他的观念仿佛停留在上世纪。

晓梅的爸妈开明许多，只要孩子肯念书，考什么学校，将来做什么职业，全由她自己。我们的“家访”工作结束，主人执意留我们吃晚饭。晓梅的爸爸在厨房忙碌，一会儿就蹿出了鱼香，我像只馋猫被勾进厨房。晓梅爸爸是打鱼的一把好手，驮娘江水好鱼美，他瞄准好天气，择一平缓江段撒网，翌日收网，运气好的话，鲇鱼鳜鱼罗非鱼，啥鱼都有。提起炸鱼，他十分愤然，炸药往江里一扔，嘭，水花飙起几十米高，大鱼小鱼统统翻起白肚皮；那一回黄志强的爸炸药没扔出去，结果炸翻了自己，人就这么没的。他说人应该感恩母亲河的馈赠，不能贪心，炸鱼是拿生命开玩笑，还破坏生态系统。他说出“馈赠”“生态系统”这两个词，令我觉得他很有文化，一问才知道他是中专生。自然，我们的共同语言就更多了。

当晓梅爷爷得知我是师范大学毕业，他教导晓梅“要向车老师学习”，晓梅冲爷爷扮鬼脸。我以为晓梅只会埋头念书，不似同龄的农村孩子那般皮实，其实不然，晓梅带着我们到屋后，要摘果子给我们吃。她走到一株黄皮果树下，踢掉鞋子，噌噌几下上了树，仿佛有一只无形的大手托着她。我把晓梅上树的照片发在朋友圈，配文为：《成语大会》未来选手。

五

一场雨导致了断电。村里停电是常事，以至于村民们都没了脾气。我把电话打到供电所，得到的答复是电线杆倒了。倒了为什么不扶？因为天气预报说过两天还有暴雨，扶了还得倒。小学校的大喇叭安静了，工作队的冰箱变成了铁皮柜，任由五花肉发臭，青菜变黄。眼看着手机电量一格一格消失，手提电脑屏幕熄灭。我不得不到备了发电机的村民家去充电。意外的是，预报中的暴雨没有来，在路上倒是遇到了黄志坚。他仰躺在摩托车上休息。油箱圆滚滚的，黄志坚新剃的光头也圆滚滚的。见到我，他说这两天很郁闷，科目二遇到麻烦，等待驾校通知补考。这时公路尽头传来动静，他噌一下弹起来，遂看到有一辆轿车开过来，他不屑一顾地嘟囔：“两驱成个鸟，中看不中用。”再看到韦志同的五菱面包车开过来，他又撇撇嘴：“太土了，土得掉渣。”他着急拿驾照，车型都物色好了，广本SUV。他说越野车底盘高，开起来剽悍。旁人揶揄他，广本SUV运人还不如面包车哩。他又动摇了，觉得皮卡也不错，能跑山路，还能拉甘蔗。那之后，他在村头遇着有皮卡开过来，就上去打听价钱。

在八芒村，生活像任何一个普通壮族村落一样，冗长，重复。下午四点一刻，班校长送走最后一个孩子，反身锁上校门，校园彻底静下来。他一边往宿舍走，一边叹息道：“两年，用不到两年，一个都没有了。”他叹的是村级学校要撤并——整合教育资源，优化学校布局——是乡村教育大势所趋。然而，站在村民的立场，孩子六七岁便要外出求学，条件许可的家庭把孩子送到乡里或县城去上学，租个房子，由一个家长专职陪读；但不是每个家庭都有这个条件，孩子就只能寄宿，刚刚学会给自己盖被子的孩子，生活自理是个大考验。之前，已有不少高年级学生到乡里念书，孩子在学校一待就是一周。周末学校关门，寄宿的学生要离校，家长周五去接孩子，周日再送孩子回校，单程就要走四十几公里。由于建造水库，道路十分坎坷。买汽车的家庭毕竟少，大部分靠摩托车接送孩子，如果两者都无，那就只能蹭别人的交通工具，总不能让孩子骑马上学吧。我每每在往来的路上与“摩托车队”相遇，车上的人衣裤已不见原色，脸上脖子上都是土，招呼之间，两轮眼白，一口白牙，一骑绝尘。

八芒村的成年人，比如韦志同、韦秀英这一代，他们成长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都在村里念的小学，那时候小学校还是完小，从五年制到六年制，即使校舍低矮、教具匮乏，倒没有耽误他们一茬一茬毕业。如今政策好了，村小撤并，上学的路却远了。我也曾想，师范生一年一届，多少人同我一样心怀教师梦，却无法实现，这就是现实。一边缺师资，一边缺机会，如何从机制上均衡，依然是乡村教育的一个症结。

六

这一天，正是初夏的天气，柴油船突突突突地划开江面。我们的船穿过江两岸墨绿的甘蔗林，再拨开齐肩的芦苇，前去参观总投资二十八亿的超级工程——瓦村水电站。该电站建成，将成为国家西电东送的重要一站。韦志同专心地开船，这个质朴的壮族汉子，当村干部好几年了，从外表看仍跟一般村民无异。途中，班校长攀着队员老林的肩膀，放开喉咙唱《海阔天空》，说黄家驹是他们那个年代的青春偶像。老林来自同一个年代，讪笑着挤兑班校长，杨钰莹呢，杨钰莹是不是你的梦中情人。

一路上，大家有说有笑，情绪饱满。可是我注意到，十来个一同参观瓦村水电站的孩子中，那两个“篮球小将”心事重重的。一问才知道，他们的爸妈仍在广东务工，下学期他们将离开村小，转学到广东，升入高年级。然而新学校，对他们而言是一个遥远的概念，忧虑爬上他们九岁的脸庞，既憧憬又不安。

那天参观回来，我们得知黄志强又逃学了，是晓梅从学校带回来的消息。晓梅说，学校给黄志强补发了课本，可这孩子人在教室，心不在焉，上课总盯着天花板数羊，临近期末考试，终又当了逃兵。得知这个情况，我们没有休息一刻钟，又赶紧找黄志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