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花》2021年第11期｜赵荔红：电影院

赵荔红，散文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散文随笔集《宛如幻觉》《回声与倒影》《最深刻的一文不名者》等，电影评论集《幻声空色》等。主编有《中国书写：二十四节气》《假如听到喵喵叫》。曾获《雨花》文学奖、林语堂散文奖等。现为上海人民出版社副编审。

电影院

赵荔红

1

我“看”第一部电影，是被妈妈抱在怀里，在露天操场，在大山深处。天地是个大影院，上演人世间的悲喜剧，那么多的角色参与，我也在其中；投向屏幕的光柱，上达天宇，与星月辉映。

年过半百的我，“回望”第一次看电影，写下这些文字。在妈妈怀里“看”电影的我，只有两岁，自然是记不得那个露天电影院，却“记住”了电影散场后的情景—是夏夜啦，没错，下过一场雨，天空是极纯粹的黑蓝，星子小小的，半个月亮洗过头脸、翻过山峰，将清冷谦悯的目光投向山凹田畴；月光被水田分割成一块一块银片，溪流间跳跃着无数碎银子；跳跃的还有蛙声，这里一下那里一下，一颗一颗圆圆地落在水田中；树叶子还在滴水，有时滴在头顶，有时在脖颈、胳膊、脚踝，冰冰凉。妈妈抱着我，爸爸牵着四岁的姐姐，一家四口的影子，在稻谷未割的田畴簌簌移动—电影在农场场部放映，我家住在红光作业区，从场部步行回家，要走五里山路。

雨后的泥石山路，尚有湿滑处，凹洼还积着水，映出银镜似的月亮，我的姐姐便去踩水洼，要将一个个银镜踩碎，她一路踩过去，将鞋子弄湿了，将裤管也弄湿了，妈妈就斥骂，骂一骂，她就哭了，一路哭到家。爸爸这下可真恼了，拿来一根筷子，去打姐姐的手掌心，一面打，一面说：再哭，再哭就把你关在门外，外面黑黑的，不许进来睡觉。不知是打疼了，还是被“外面黑黑的”“不许睡觉”吓坏了，姐姐整个人抽搐起来，小手蜷成拳头，无论如何也抚不平。这可将爸妈吓住了，轮番柔声柔气地来安慰：小红不怕，乖，都是骗你的—

是真？是幻？是爸妈叙说的？抑或只是影像？但我分明看见那晚的星星、月亮，听见那一颗一颗的蛙声，分明嗅到了空气中的雨意、草木蓬勃的香气……银色夏夜，我们一家四口走在泥石山路中，爸妈谈说着刚刚看的电影，我在妈妈肩头，竖着小脑袋，双手胡乱揪着她的大辫子，她那穿小碎花的确良短袖衬衫的年轻身子，又香，又软……

能够记起的山中露天电影院，应该是七八岁光景，我已上小学了。

过了秋收“双抢”，即是国庆节。晒谷坪一早就打扫干净，空气中流逸着新鲜的稻谷香气。晒谷坪中间是水泥地，西面高出公路的斜坡边上种有楝树、黄连木，胡须垂地的小叶榕树，枝丫扭曲的龙桑树，斜坡上还种有一排萱草，春末夏初，长长的梗子吹奏起鲜艳黄花，我摘了花来别在辫子上、纽扣上，不知那花亦名“忘忧”，戴了可以忘记忧愁吧？大人们只当是可食的金针菜，开不了几日，便全被摘光了。晒谷坪南面是个仓库，北面为办公房，东面挨着山，春日采了新茶就在晒谷坪过秤晾晒，秋天晒稻谷、玉米、花生等等，什么都不晒时，就是篮球场，当然，还是露天电影院。

国庆节那天，全区老少都聚到晒谷坪，早上篮球赛，下午拔河赛。参赛的、加油的、起哄逗乐的，吵吵嚷嚷了一整天，小孩子却眼巴巴等着晚上“加餐”。食堂在第三排宿舍边上，离晒谷坪远，十几张圆桌就直接排到公路上—那时节，既无上山的卡车，也无运货拖拉机，顶多有几头水牛、一群黑猪，慢腾腾绕过桌椅、甩着尾巴走过—“加餐”四点半就开始，夕阳打得桌椅通红发亮，区里能出门的老太、抱在怀里的宝宝，全都围桌上席；年轻气盛的爸妈去寻人斗酒，我便扒着印有“建设兵团”字样的搪瓷杯喝，喝醉了，往桌边一趴就睡着了。稍大点，就晓得不能喝醉！因为晚上要放电影。

当天边的胭脂红被烟灰墨浸染，天色由青白转成黑蓝，天就黑将下来了。月亮尚未升起，星子站得很高，山中的黑，是完完全全的浓黑，山中的静，是完完全全的寂静，村舍间漏出的三四点灯光，山坳里挤出的一两声犬叫，好似山神的呼吸—席面已撤去，人如珍珠般，从公路边又滚回到晒谷坪。从仓库拉出一根电线，吊着两个60瓦大灯泡，将晒谷坪照得通通亮，似乎人世间所有的光亮、所有的生气，全都汇聚在这一方天地。靠近仓库一边，排着高矮大小不一的木板凳、竹靠椅、方凳圆凳，都是从各家各户搬来的，惯例是头几排留给小孩老人，青壮年坐在后头，或索性站着。一块白幕布张挂在离第一排凳子百来米的位置，幕布两边用绳子拉撑在两棵树的枝丫上。电影放映机架在最后一排居中位置，小孩或大人，总好奇地围着放映机，放映员就赶：去去，去坐好。照例是吵吵嚷嚷，磕碰了，踩脚了，拉家常的，小孩子哭闹的、跑来跑去的，像是溪水在礁石上激起的浪花，直到放映员大喊道：不要吵了，不要说话了，开始了—声音才平下去，不时还有鱼从水面跳出来—大灯突然熄灭，晒谷坪一下子全黑了，失明了似的，大家被这种黑吓了一跳，就真的一点声音也没有了—突然，一道光柱，如此神奇，从放映机大张着的方口吐出来，像是巨龙长长的嘘气，在两棵树间的白幕布上凝聚成一面正方形亮光，跳闪着许多光点，也有蛾子没头没脑地撞向光柱，幕布上便映出飞蛾的影子，又依次现出工农兵标志、电影制片厂名、影片名—《铁道游击队》《小兵张嘎》《冰山上的来客》《五朵金花》—什么片名、什么人物、讲的什么故事，儿时的我，全然不记得，只是惊讶，白幕布上在动在说话的人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吗？我总是惊异地回过头去，听放映机“哒哒”地转动胶片，看那道微微泛蓝的光柱—人是如何顺着光柱走到幕布上的？月亮从屋檐探出头来了，它是来看电影的吧？星星睁大了眼睛，它们也是来看电影的吧？

胶片转动的“哒哒”声，突然中断，幕布上的人消失了，光斑乱闪，一会儿就全黑了。一卷胶片转完了，大灯亮起来，等下一卷胶片。原来每次农场只借一部电影拷贝，分几卷胶片，农场四个作业区，一个区一二卷胶片，轮着放，比如我们红光区放完一卷胶片，就等下一卷，运送胶片的职工，骑自行车将另一个区的胶片送来，换走我们区的，再送到另一个区去。所以，我们看的电影，有时不是从头开始，而是从中间某段，好在小孩子无所谓演什么，只要是看电影就好了，大人也无所谓，因为每部电影都看过许多遍，连对白都能背出来，只要是看电影就好了。但经常是，我们的胶片放完了，新的一卷迟迟没送到—另一个区还没放完？放映机出问题了？抑或送胶片的自行车坏在半路上了？—从一个区到另一个区，大约五里山路，若碰上前一天下雨路滑，自行车还可能摔到水田中去—种种状况，都是司空见惯的，大家就耐心等。等胶片时，大人说话，小孩子叫，猫狗也凑热闹，晒谷坪上又是吵吵嚷嚷的，若是超过半小时还不来，小伙子们就吹口哨，跺脚，小孩子就开始围着晒谷坪追逐乱跑了—月亮已高挂中天，星星汇成了银河，月亮的光辉，电灯的光亮，将晒谷坪变成了水晶宫，群山之中，那是唯一的光明之所，这光明，照彻我的一生，犹如那个七八岁孩童，我时时回首，看人们是如何顺着神奇光柱，走到历史的幕布上。

父亲喜欢的电影，应是《冰山上的来客》，儿时常听父亲用浑厚的男中音唱影片插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再见吧战友》《冰山上的雪莲》。这部电影我后来重看，觉得杨排长没系好的领口很潇洒，古兰丹姆与阿米尔的爱情很动人，相当唯美，洋溢着革命浪漫主义激情，连同《五朵金花》《阿诗玛》，在情节推进、镜头剪辑、演员表演上，都相当美好、富有艺术感染力，让人想起苏联《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之类的影片。

借来拷贝到场部放映的电影，毕竟是少。若要看时新电影，还得走到山下的晒口电厂，或更远的邵武县城去。农场的知青们，大多二三十岁，年轻有力气，下了工，便结伴走下山去看电影。我曾在《芳香年代》中，写过1972年仲夏夜妈妈去邵武县城看朝鲜电影《卖花姑娘》的事：

16点30分，之前一声不吭阴沉着脸的队长终于宣布提早收工。红光作业区的二十来个年轻人从田间急吼吼蜂拥回宿舍。男人在自来水龙头那大咧咧脱得只剩裤头洗澡洗头，女人打水回房。阿顺治（妈妈）擦好身子，不用照镜子双手翻飞就编好了辫子，穿上唯一一件没有补丁的的确良白底小蓝碎花短袖衬衫，深蓝哔叽长裤过于肥大，究竟是半新的。女人们嬉笑着出门时，公路上已经歪歪扭扭散站着十来个男青年，有穿海军套头衫的，有在腰上扎一根军皮带的，或在衬衫口袋上时髦地别上毛主席像章，斜背一个印有“福建邵武煤矿建设兵团”红字的军布包……

一群人闹嚷嚷地斜穿上红光区山坡翻到焦阳岭，下到晒口电厂，沿晒口溪岸一路走到邵武县，大概十六公里路、三小时。《卖花姑娘》有夜场，他们错过了晚上八点的，就等十点那场。阿顺治听说这个电影很苦，看过的人都哭了，早准备好了手帕子。那一夜，阿顺治和伙伴们放声饱哭：一开始只是小声啜泣，左右前后都在啜泣，啜泣声如花粉飞扬而打喷嚏一般传染，很快，整个黑暗电影院，陷落在汪洋哭声中，泪水河流滚滚向前，席卷了一切。连男人都嚎出声，有的女人哭得缓不过来、不得不走到电影院门口透气。电影里的花妮姐妹真的太苦了太苦了。是她太苦了，还是他们都太苦了？号啕大哭与其说是感同身受，毋宁说是乘机发泄—这样的同情的哭泣是正当的、值得赞赏的，是一场安全的集体情感放纵，甚至比亲人死去的哭泣更安全。电影结束电灯亮起来时，大家害羞地偷偷瞧着彼此红肿的眼睛，男人们装模作样大声嚷嚷地推搡着、掩饰着，女人们则心满意足地用手绢捂着眼睛叹着气。然后，他们轻松地走出电影院，回家路上，几乎是欢快地唱起了《卖花姑娘》里的主题歌：

卖花来呦，卖花来呦，朵朵鲜花红艳艳，从小河边摘来了粉红色的八仙花，从山坡上采来了美丽的金达莱。/卖花来呦，卖花来呦，快快来买这束花，让这鲜花和那春光洒满痛苦的胸怀。

回农场照样是摸黑翻山，人多，倒也不怕。只是一场大雨，将大家淋了个透，虽是仲夏，深夜山中，不免也寒津津的。这样走到红光区宿舍，已是凌晨四点多。却了无睡意，就有人露地点起一堆火，阿顺治和姑娘们解开湿了的辫子，就着火烤起来……

妈妈去看《卖花姑娘》的1972年，我才三岁，姐姐五岁。后来姐姐回莆田老家，我在那个农场一直待到十岁，却始终没能与父母去晒口或邵武看场电影。去城里看电影，对于我，是遥不可及的事，如同童话世界般迷幻、美好。每次爸妈进城看电影，就会把我反锁在家。妈妈说我小时候好乖，不哭，不闹，总是乖乖地睡觉。其实我并没有睡着。我清楚地记得，一天夜里，又是一个人待在家，黑暗中，我躺在宽大的架子床上，一直竖着耳朵听门口的动静；也许已凌晨三四点钟，窗玻璃透进一点点朦胧灰，有什么东西“唏唰唏唰”响，我用被子蒙住脑袋，又忍不住露出眼睛去看，原来是一只黑猫，它拿爪子将窗户推开一条缝，挤了进来，在书桌、橱柜那逡巡了一圈后，就跳上床来，“呼哧呼哧”地来嗅我的头顶，我将脸蒙在被子里，它嗅完一遍后，就窝在我的脚后，“呼噜呼噜”睡起来……我也终于睡着了……

2

再一次看托纳多雷的《天堂电影院》，再一次沉浸、感动。西西里岛金色阳光下，黑色散聚的蚂蚁人，瘦长的毛驴，洗发女子，蓝色大巴缓慢而笨重地停在广场……年少的“多多”是我，那些淳朴、欢乐、饶舌的人们，也正是我的故乡亲人—陷落在黑暗影院，惊讶于那个大张的狮子嘴射出的蓝色光柱，如何能将男人女人的欢爱、将可怜可叹的人生，投放在一小方块白色幕布上？奇奇欧，阿尔弗莱德，随影片或哭或笑，将整部台词背下来的……他们，都是一个个“我”。

在电视到来前的日子，电影院是一个中心，一个充满人世欢爱喜怒的场域。人们在那里出生，起居，相聚，恋爱，争吵，老去，一个个瞬间，在电影院里汇聚成时间之长远，偶然的碰撞构成命定之必然。托纳多雷以其忧伤温暖的镜头，怀旧美好的音乐，叙述自身成长，缅怀亲人、爱者，纪念广场、大海和石头房子；他所唤起的，是我们所有人，对逝去时光、对爱、对故乡的无限依恋和追忆。时间不会消失，时间在呼吸，在树叶上，花瓣上，在鸟的翅膀上，在爱人甜蜜之吻上，在墙面发黄蒙尘的纸片上，在棺木上、祷告上，也在建造与摧毁的名叫天堂的电影院上，在一截一截的胶片上……

《天堂电影院》摄于上世纪80年代，那个时间，在我的南方故乡小城，我也拥有一个“天堂电影院”。多少个时日，在那个封闭的黑暗空间，我秘密地沉溺着、放纵着自己，与荧屏上的人，同哭同笑、同喜同悲，跨越时空，经历不一样的人生，丰沛迷人、跌宕起伏。

县人民影剧院位于两条商业街交汇处，我家在凤山街，顺街直走，跨过十字街，就能看到电影院。电影院对面有个极大的农贸市场（在小孩子眼中，一切尽是大的），中间隔着一条宽大马路，与电影院前的地坪相接，越发显得开阔。地坪中间是通道，两边设有报栏，报栏前还有小人书摊子、古玩字画摊子、花草鱼鸟摊子等等，端午节有粽叶艾草，中秋节又特别有桂花枝叶卖，到春节时就会摆上春联、鞭炮、灯笼等等。爷爷携我去菜市场买小菜，总会到电影院前的报栏兜兜，看看报纸新闻，在小摊前站站停停，与人说几句闲话，或看人斗牌、下棋。售票处在电影院入口与报栏中间，新电影出来，会拿粉笔写在黑板上，至于张贴明星照、电影海报，那是后来的事情了。新电影到来的消息，如蝴蝶般瞬间就飞到县城所有人家的饭桌上，一部电影又往往放映个把月，这样，不独全城人都知道有新电影在放，且有半城的人看过不止一遍，看过的又有一大半会唱电影主题曲，而关于这部电影的话题，要谈论大半年。

有个同班同学，叫一平，她的父亲是县人民影剧院经理，她的家，也在影剧院边上。有了这个便利，只要放电影，我们就去看。我们总是提早去，先待在一平的小房间，两个女孩，一起缩在床上，絮絮说话—一平，头发细黄，穿小领子小碎花宽腰衬衫，小脸总挂着一缕忧伤，笑容在她薄薄的唇边，一闪而过—电影开始了，灯全暗下，厚厚的门帘垂放下来，神奇的蓝白光柱，从二楼一个方形空洞打出来，投射在白色幕布上，我和一平，猫一般钻进影剧院—居然能找到空位，暗喜；更多时候，座无虚席，我俩就站在最末一排，或两边走道，直站到电影结束—那时，我的理想是当一名影剧院领位员，手电筒扫来扫去，很是威严，想看多少电影，就能看多少—因为一平父亲，我们不必担心会被领位员赶出去，满可以放心大胆、美美地看完电影。若是一平不在，又恰好放映我很想看的电影（其实什么电影我都想看），便咬咬牙，买票进去，一张票一毛五分或两毛钱，花去我当月的大半零花钱；但买票看电影的感觉真是太好了—啊哈，我终于占据了一个宽宽大大的座位，陷进去，窝在那，真希望自己从此长在那个位置上。

当时在县城里放映的电影，我几乎全看过了。诸如反敌特片《黑三角》，爱情片《庐山恋》（这是新中国大陆第一部吻戏，女主角张瑜换了26件衣服），而《泉水叮咚》的插曲《泉水叮咚响》、《小花》插曲《妹妹找哥泪花流》，如果你不会唱，便不是80年代的人。最吸引我的，当然是国外译制片，苏联的《列宁在1918》《夏伯阳》，南斯拉夫的《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墨西哥的《叶塞尼亚》，日本的《追捕》（杜丘带着真由美骑马那段太酷帅了）、《望乡》（太苦了，少女时很不愿意看）、《远山的呼唤》，西方的《基督山伯爵》《尼罗河上的惨案》《佐罗》，等等。

让我印象深刻的，有一部后来再也没看过的影片：内地与香港第一次合作的、李翰祥导演的《画皮》，惊悚而恐怖的一部片子。当王生趴在窗户上，看女鬼将一张美人画皮抖擞着往身上一披时，全场一片惊呼；当女鬼将血喷向宝剑、扑向王生、挖出心脏时，黑暗中有孩子吓哭了，我同所有少女一样，捂着眼睛，又从指缝间将这些细节尽数看了，夜晚无数次回忆那些场景，吓坏了自己……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人鬼之间的幻变，体会到恐怖的存在。年少的我，将电影中的幻，当作了真，不知那个吓人的鬼面孔，不过是一种“像”，但凡多一点知识与经验，便不会害怕；而在往后岁月中，在现实世界里，会遇到比那鬼怪还要吓人的人，会见到比那画皮的鬼脸还要恐惧的人的“面孔”，那种恐惧，却无法凭知识或经验去克服。

但卓别林教给了我爱与怜悯。当时我看的是卓别林最早的一批影片，包括《寻子遇仙记》《摩登时代》《大独裁者》等。往后岁月中，我又陆续看了卓别林的大部分影片，包括早期的众多喜剧短片，而几部长片代表作，更是不知道看过多少遍。卓别林电影的经典性在于：年少时的喜欢是直接的感性的，有了一定知识、阅历、品鉴能力后，再去看，无论是熟悉的重复，还是新奇的解读，都令我一如既往发自本心地欢喜。未经历世事之时，看卓别林电影，只觉得好笑、滑稽，充满欢乐。稍稍长大，再看，笑了也哭，感知温暖，也体会到悲悯。每次看到同样的细节，比如《寻子遇仙记》中玻璃匠夏尔洛与儿子逃避警察那场戏，儿子皮球般滚到父亲身边，好似有根线牵着，父亲拿脚踢开他却如粘糖怎么也甩不掉，都要笑；看《城市之光》中盲女摸着流浪汉夏尔洛的手，“认”出他，说“是你”，都要哭。至今想来，技艺娴熟至于无的状态，似乎还不那么重要；最重要的是，卓别林的心，如此柔软，满含对人、对世界的爱与深情，他是如此深刻地洞察世界、预知未来，如此深切地体会到人性之种种……正是卓别林的电影，让年少的我，最早体会到爱、温暖、怜悯；也正是卓别林的电影，让年过半百的我，渐渐衰老的我，体会到爱人与被爱，体会到更多的孤寂，体会到四处弥漫着的不安与恐惧……

从黑暗电影院出来，进入阳光鲜艳的南方街市，会有短暂的眩晕。市声喧哗，人车流过，现实如幻象，似与我全不相干。我还沉浸在电影中的悲欢、险境，那颗含愁多感的少女心，还在悸动着。有时因为流了太多的泪，眼睛红肿，生怕撞见人，也不好意思回家，我就顺着十字街走。那是一条青石板路老街，尽头是古谯楼，街两边排着各种吃食店面摊点，燕皮馄饨、香菇炒米粉、油炸春卷，以及海蛎锅边糊的香气，我就是闭着眼睛，也能分辨出不同。但少女时代的我，对饮食并不怎么感兴趣，只为了稍稍平复一下看电影后的情绪。有时我会拐进十字街与凤山街交界的一个小人书店，租一本小人书，缩在角落里看起来。

更多时候，我会多走几步，走到十字街中间位置，拐进一条仅容一人的小弄堂，在一个大门前停下，砰砰敲门，然后就会听见娟或她弟弟大声应道：来了，来了—进门是个天井，穿过天井，步上二级台阶，便是个宽大客厅，铺着齐整的大红方砖，两边各有两间厢房，娟的闺房，在右边靠后一间。在晚饭前的时间里，我和娟就缩在闺房，她听我讲刚刚看过的电影（其实她已看过），有时，我们一起收听电影《简·爱》的广播，我扮演罗切斯特，她扮演简·爱，跟着广播，一句句念诵着对白……这样，南方的天空，就慢慢地暗了下来……

3

上世纪80年代的复旦大学，无论什么时间，都是极舒适的。尤其在春天。虽说风景无甚新奇，草坪平平整整好似一块块豆腐，但若在合适的时间，顺着有趣的路线，就会碰到正在盛开的花。

二月里，曦园小土坡上的梅花就开了，挨着梅花的是两棵日本单樱，梅树花叶相杂时，樱花就盛放了，远望一片白，近看是种忧郁的藕色，一歇开，一歇就落了，风吹吹，满地都是花瓣。我才刚十八九岁，一切都向着明朗的方向想，花落了只觉得美，撑开格子裙，站在樱树下拍照，没有花之落、春之逝的伤感。何况，樱花落了，理科图书馆前的桃花就开了。那是棵极大的桃树，枝丫极力张开，罩着一片平坦青绿到惹人爱怜的草地，满树粉花不杂一片叶，真真美好到令人怀疑。若是晚来一周，桃花将就看两下，目光得投向斜对面的一丛丛垂丝海棠上，那些密密绽放的轻薄小花，清淡，羞涩，低垂着少女的脸，花树也是密密挨挤在一起，围着小小一方草坪，可以躺下一人，那是个绝妙所在，极隐秘，我是偶然钻进花树发现的。坐在小草坪，花树环绕，别人发现不了我，我却可以透过枝丫看见外头的动静，最重要的是，我在里面读书、发呆，嗅着花香，花瓣就极轻极薄地落了一身，梦一般。待在垂丝海棠丛里，直到花谢，才挪到对面一排紫藤花架下，白色靠椅上，垂下一串串紫色的梦，那是成串幽暗的宁静。紫藤花开的时候，水杉全都泛绿了，穿过密集的水杉林子，向燕园走去。

去燕园的路上，会看见几棵紫荆浑身上下挂满了紫花，紧挨着的，是棵恣肆绽放的西府海棠，这两种花，差不多同时开放，颜色错杂，衬在蓝天下，油画一般。越过这一带，就是燕园了。我喜欢坐在燕园东面高处的一副石桌凳那儿，包裹在竹丛与迎春花之中，只要起得够早，就可以占据这片高地，大声念诵《论语》章句或英文，从那里看，燕园一览无余：朝西一处假山，流泻着一挂小小瀑布，下行成溪，自西向东流淌，小溪两岸堆叠起犬牙交错的假山，南面与高起的土坡相连（我曾将一只小鸡埋在那），北向与草坪相接。溪流在我坐着的石桌椅下，折向北流，最终汇聚成一方池塘，几棵大香樟树将池水倒映得斑斑斓斓。溪流池水环绕着一片平整的青绿草地，草地之北，矗着一幢三层红砖小洋楼，那是日本研究中心（如今改成灰白调，寡淡了许多）。小楼边有条小石径，植有茶花、桂树，绕过小径，就能看见两块大草坪，那是相辉堂的区域了。

我的目的地是相辉堂。其实从望道路，越过三教、一教可直通相辉堂，我却要绕这么一大圈，曲曲折折抵达那里。我去相辉堂，多是为了看电影，而电影放映季，又多在四五月。看了花开，于花树间读了书，再去看一场电影，还有什么比这一天更幸福的？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校园里充满“自由而无用”的氛围—也许学校围墙尚未透绿，外界压力尚未侵入校园；也许，当时的大学生，特别单纯幼稚，对未来既无过多考虑，也尚未承受生活的压力，校园，就是一个独立自由的象牙塔。当时的我，也只如花草树木，在春日阳光雨露下，自由地呼吸，蓬勃地生长。在那四年时间里，我尽着自己的喜好，海绵吸水般，饥渴地吸收知识、艺术，如水流般向着美善奔去—唯独忽略了世故的生活哲学、圆融的处世技艺、高超的攀爬手段；而时间流逝，年龄增长，我依旧没能学会这些技艺与哲学，故而别人都在进步，我却停在原处—在那样一种“自由而无用”的校园氛围下，课余活动特别多，讲座、戏剧、电影、音乐会，种种。从周三到周五晚，三教有各种讲座，随便哪一场，都挤满学生。电影是周三开始售票，周五、周六晚间放映。就是在“我的大学”里，我疯狂补看了许多世界经典电影。相辉堂就是我的电影院。

暮晚，相辉堂前的两片大草坪染上了一层橘金夕光，散着或坐或躺的人，有独自拿了本书看的，有喁喁私语的情侣，有一起过生日的姑娘们；草坪间水泥路上有打羽毛球的，也有歪歪斜斜学自行车、连人带车撞向草丛的……东草坪尽头，几排水杉最先暗下来，笼罩着一层淡淡烟紫，早晨或暮晚，我喜欢在水杉间的幽暗小路，来来回回走着，背诵着诗歌或英文。傍晚时分，有时还能见到老校长谢希德，绕着相辉堂草坪散步，头发银白，面容安详。因为病腿，她走路缓慢，一瘸一拐，却简朴雅致，同事或同学向她打招呼，她就含笑站住、应答着。她的工作自是极繁忙，据说她常搭校车上班，为了能在车上与员工随意交流。这位卓有成就的科学家，倡导“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办学理念，无为而治，她任上的复旦，却洋溢着生机与活力。多年后某天，我为杂志“大学的理念”专辑去采访她，为大雨所阻，竟迟到了，她丝毫没流露责备的神色，安详答完，将我送至楼梯口，我不知那时她已重病在身，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我留下的是她最后的采访录音；我每每后悔竟然迟到，大雨不是借口，也每每想起她站在楼梯口，因为智慧、宽和、慈祥而显现的从容优雅的姿影。她是我们永远的校长。周五、周六的傍晚，她站住了，会问同学：“今晚相辉堂演什么电影？”抑或者，她会与我们坐在一起，一起看电影。

相辉堂是幢两层的青灰色多功能礼堂，开学或毕业典礼，教职工大会，放电影、话剧演出或音乐会，全在那里举办。礼堂极大，放电影时依旧是满满当当座无虚席，当时没有宽屏幕，影像也并非高清，有时座位又在后面几排，论观影效果，显然与现在不能相比。但简陋的条件并不影响大家观看的热情。如今回想起，与众人挨挨挤挤一起看电影，似乎是天底下最有趣也最幸福的事。黑暗之中，即使不交流，涌动的热情也会相互传递，一起欢笑，一起哭泣，一起受到鼓舞，一起感动至于哽咽，那方小小银幕，展现出的是怎样一个神奇而辽阔的世界？音乐，色彩，光线，故事，人性，心灵与思想……看完电影，会和同学坐在草坪上激烈争论，也会和他绕着草坪走，细细分析那些经典桥段，草坪深处，有情侣暗影，有吉他弹唱，白栀子花开了，风带来浓烈馥郁的香气，若加上有月亮，就近乎完美了。

相辉堂时代，我看了许多外国电影，诸如《阿拉伯的劳伦斯》《宾虚》《桂河大桥》《乱世佳人》《西线无战事》《猎鹿者》《野战排》《莉莉玛莲》，等等，这些大多是已译制，或较普及、商业化的经典电影。大导演们的小众艺术电影，当时尚未接触，后来能够看到，归功于VCD、DVD的普及。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电影的各种艺术探索已走到了尽头（《天堂电影院》是一曲挽歌），中国电影却勃发出生机，陈凯歌、张艺谋等第五代导演正以其丰沛的创造力，拍出许多优秀作品，诸如《黄土地》《孩子王》《老井》《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霸王别姬》《活着》，等等。假如说世界电影的黄金时代是上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八九十年代就是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除了第五代导演正处于创作巅峰，还有如我一般正在生长、如饥似渴观看电影的第六代导演，如贾樟柯（1970年生）、王小帅（1966年生）、娄烨（1965年生）、姜文（1963年生）、张元（1963年生）等。可惜中国电影艺术勃发的春天，仅仅十年，与世界电影接轨的同时，也一并卷入90年代后期消费主义技术主义大潮，更兼别有缘故。

陈凯歌的《霸王别姬》，是我整个读书生涯中印象最深的一部影片。当时，影片刚刚在香港上映，大陆这边尚未公演，不知是谁又是从哪里获得拷贝，我们就在研究生礼堂观看。环境非常嘈杂，音响效果又极差，我在最后一排，总被前面的同学挡住，就索性站起来看完了电影。震撼！无法用别的词语来形容我的感受。后来，我又看过几遍，才能比较全面地分析这部电影。我清楚地记得：

程蝶衣说：“什么是从一而终？从一而终说的是一辈子。少了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段小楼回答：“你可真是不疯魔不成活啊。……我是假霸王，你是真虞姬！”

可惜，世上多的是假霸王，极少有真虞姬。一旦情形变化，假霸王立马脱下戏服去卖西瓜，不断妥协、原谅自己的结果，便是从此败坏与堕落，再也无法向上。故而，后来他们互相揭发，程蝶衣嘶哑着嗓子含泪悲愤地说：

你当是小人作乱，祸从天降。是咱们自个一步步、一步步走到这个田地的，报应啊……

当他和段小楼都化了舞台妆被抓去，旁人皆胆战心惊，唯独他冲到师哥跟前为他勾勒脸谱，任何时候，霸王的脸谱都要“美”，这才是顶顶要紧的。直到他惊诧地听段小楼对他的“揭发”，才黯然神伤叫道：

你们都在骗我——我也揭发，我揭发姹紫嫣红，我揭发断垣残壁——

看到这里，怎能不泪眼婆娑？程蝶衣这一辈子，太热爱他为之生死存亡的虞姬，太热爱这些“姹紫嫣红”“断垣残壁”的美，这就是他的罪，他不与众人苟合，按照菊仙说的，就是他与这个世道的“别扭”。

因为这部影片，我认识了张国荣。从一而终的张国荣。若非张国荣的精湛演绎，《霸王别姬》虽构思精致、沉郁厚重，效果也要大打折扣。张国荣、程蝶衣、虞姬的姿影融在一起，都是为艺术而艺术，为爱情而爱情。这也是我的追求与热爱。故而，我找到张国荣的大部分影片来看，他是为每个角色而生的：《阿飞正传》中那只“一出生就死去的鸟”，颓废想飞而不能的浪人旭仔；《春光乍泻》里总将“让我们重新开始吧”挂在嘴上的何宝荣；《夜半歌声》中十年生死两茫茫的多情宋丹平；《胭脂扣》里难为情死却敢偷生的十二少；《霸王别姬》中那个戏痴戏疯子程蝶衣……都是张国荣自己。真挚的，多情的，妖娆的，妩媚的，眼神迷惘的，颓废沉郁的，他为男人倾国倾城，也为女人倾国倾城。《霸王别姬》中的程蝶衣，最契合他从一而终为爱情为艺术的精神。若干年后，张国荣如《阿飞正传》里那只疲倦飞鸟，自空中坠落，据说，其他都摔碎了，唯面色完好。“不疯魔不成活”啊，有了虞姬的死，这“姹紫嫣红”“断垣残壁”的爱与美才有了微茫的希望，这“四面楚歌”的霸王才有了千古传唱的可能。至少还有一个虞姬！

4

盛夏白昼，阳光炽烈，暑气蒸腾。在城市的堡垒中，每个窗户就是一个洞穴，我们，一个一个原子，缩在某个洞穴，相互隔绝，互不相通。既无引领者携带穿越各种苦刑，连制造幻象的人也不曾见到。于是我关闭门窗、拉上窗帘，为自己营造一个密闭的单人影院—用一台糖果盒大小的投影仪，将电影投到一堵白墙上，在“屏幕”变幻的光色里，我进入到影像世界中，触摸那些动人面孔，试图抵达那些伟大导演的秘密内心—

我沉浸在独属于伯格曼的魔幻世界中，体会他的焦灼、紧张、幻觉，一个现代人的孤独感，精神的分裂隔绝，对宗教的恐惧痴迷，对情感的极端渴求，渴望抚慰、爱人与被爱……我试图贴近他，好像贴近我自己，试图倾听他的喃喃絮语，好像倾听自己内心……内心如深湖，如潮涌，如火山喷发……

我追随塔可夫斯基的摄影机眼：大风撼动枝叶起伏、荞麦田奇迹的战栗的瞬间，隐约锯木声、纽扣掉落地板的有魂灵的声音，雨漏过窗台、渗进地板，渐暗的背景、起伏的白纱帘，巴赫、达·芬奇在流动的影像中，焦灼的内心、莫名的恐惧、死亡与再生，神秘的宗教气息，蓝灰、暗绿或深褐色调，长镜头缓慢而通透地追寻、穿越俄罗斯忧郁而诗性的大地，骏马，水草，富有节奏地呼吸着的时间……追随塔可夫斯基的“眼睛”，如此幸福又痛苦。

我痴迷于小津安二郎的静而不寂、默而有声：阳光倾斜，在移门、窗户几经折叠，投入室内，光线显得特别透明，与格窗、白色窗纱、窗前的花草，以及门窗外被光线雕刻的颤动的竹枝影子，形成一种空而不寂、不动如流的感觉。在貌似静默的空镜头中，微妙难言的情绪，悄然传达。

我如同埃里克·侯麦，午后三点钟坐在巴黎的咖啡馆吃点心，从咖啡馆望出去，窗外所有的一切都是迷人的，街道、车、人，尤其是女人。在这样散漫的午后，她们，孤独的、焦虑的、心事重重的、安详的、匆忙的、有伴侣在身边甜蜜走过的，全都那么迷人……我既是一个被侯麦呈现的女子，又是一个旁观者，还是一个阅读者，我有着他的女人们所有的痴迷与困惑、期待与失落、爱与被爱的渴望。

……

什么是真？眼所见，耳所闻，我现实经历过的是真的呢，抑或屏幕上呈现的影像是真的？生活是真呢，抑或梦幻是真？有时，我更相信后者。

“过去的真实画面一闪而过。”本雅明如是说。掐断光柱，影像消失，记忆中断，时间不再延续，一切如梦似幻。而定格的画面，又似乎将瞬间凝固成永恒。

21世纪，人类朝着进步道路一日千里、头也不回地狂奔着，斯芬克斯不再站在路边等待俄狄甫斯，他张着技术的翅膀快乐地翱翔于黑暗天空。我这粒微小的原子，深深恐惧于随时被吞没进黑暗宇宙的可能，于是试图在胶片中，在影像的黄昏里，重温逝去的时光，电影，好似黑暗中闪耀的一点点星光，一束束微暗的火，我观看电影，接近光与火—在电影中，穿越时空，经历重大事件，为情所感泪流满面，我有千百种身份，死过千百次，又复活了千百次。

但本雅明又说：“没有一首诗是为读者而写，没有一幅画是为观看者而画，没有一部交响乐是为听众演奏。”因此，没有一部电影是为观众诞生的。唯其如此，每一个观众，都在重新创造一部电影。

我在我的电影院里，再造一个世界。

《天堂电影院》中的萨尔瓦多，一个人陷落在黑暗中，观看那个老去的西西里小镇电影放映师，将无数剪切下来的“吻戏”胶片连接成一部完整的电影。那么多的吻，喜悦的、含满泪水的、充满渴望的、离别无限伤心的，在沙滩边、草丛里、礁石上、树林中，那么多的吻……我在我的电影院中，感受那么多的爱，那么多悲伤焦灼，那么多同情与怜悯，那么多不一样的瞬间而永恒美好的人生，那么短暂，那么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