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延津与延津

刘震云与外祖母

河南延津是我的家乡。

延津濒临黄河，“津”是渡口。因水运便利，三国时，曹操曾“屯粮延津”。官渡大战，更早的牧野大战，就发生在延津附近。但黄河不断滚动翻身，两千多年过去，延津距离黄河，已有三十多公里，成了黄河故道。作为渡口，已是两千多年前的事了。

《诗经》也产生在延津附近。其中的邶风、鄘风和卫风，在周朝，皆是我乡亲口头传唱的民谣。台湾有个学者叫李辰冬，他经过二十年的艰苦考证，又说311篇《诗经》，不是口头民谣，而有一位文字作者，这位诗人叫尹吉甫，是延津人。我提尹先生，并无攀附之意，我们家，自我妈往前辈数，都不识字。

我从小生活在延津县王楼乡西老庄村。黄河故道盛出两种特产，一，黄沙；二，盐碱；我们村得到的遗产是盐碱。春夏秋冬，田野上白花花一片，不长庄稼。据说，我外祖父他爹，是西老庄村的开创者。他率领家族，在这里落脚，看中的就是盐碱。一家人整日到地里刮盐土碱土，然后熬盐熬碱，然后推着独轮车五里八乡吆喝：“西老庄的盐来了”“西老庄的碱来了”。新起的村庄，就着“老庄”的村名，显得出售的盐碱有历史传承。得承认，这是一种智慧。

我们村距开封四十多公里。放到宋朝，就是首都郊区。那时的宋徽宗和李师师，口音都跟我们村差不多；说的都是普通话。我母亲年轻的时候，曾到开封学过汴绣；这趟旅行，成了她多少年聊天的经典话题。“我当年在开封学汴绣的时候，曾去状元桥吃过灌汤包；元宵节那天，还去马市街看过灯市。灯市你懂不懂？那阵势……”我不懂。后来读了孟老元的《东京梦华录》，懂了。

当我阴差阳错成为一个作者，“延津”作为一个地名，频繁出现在我的作品里。为什么呀？是不是跟福克纳一样，要把延津画成一张邮票呀？这是记者问我的经典话题。我的回答是，我不画邮票，就是图个方便。作品中的人物，总要生活在一个地方；作品中的故事，总要有一个发生地；如果让这人的故事，发生在延津，我熟悉的延津胡辣汤，羊汤，羊肉烩面，火烧……都能顺手拈来，不为这人吃什么发愁；还有这人的面容，皱褶里的尘土，他的笑声和哭声，他的话术和心事，我都熟悉，描述起来，不用另费脑筋。正如有人问，你好多部作品的名字，都是“一”字开头，如《一地鸡毛》《一腔废话》《一九四二》《一句顶一万句》《一日三秋》，是不是有意为之呀？我的回答是，有意为之是件痛苦的事，给每部作品起名字的时候，我真没想这么多；但走着走着，抬头一看，它们像天上的大雁一样，竟自动排成了行。我这么说，估计人家也不信。不信就不信吧，一个作品名字，不是什么经天纬地的大事。

我书中的延津，跟现实的延津，有重叠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因为都叫延津，容易引起混淆。现实的延津不挨黄河，县境之内，没有自发的河流；总体说，延津跟祖国的北方一样，是个缺水的地方。但《一句顶一万句》中，却有一条汹涌奔腾的津河，从延津县城穿过。元宵节闹社火的时候，津河两岸锣鼓喧天，人山人海；第二天早上，沿河两岸，剩下一地鞭炮的碎屑和众人挤丢的鞋。一些读过《一句顶一万句》的朋友去了延津，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在县城走了一遍，问：河呢？塔铺是延津的一个乡，我写《塔铺》的时候，以“我”为主人公；在高考复习班上，“我”与一位清秀的女孩李爱莲，发生了纯洁的爱情。一些朋友去了塔铺，四处打听：李爱莲的家在哪条街？《一日三秋》的开篇，从六叔和六叔的画写起。六叔画的，全是延津和延津五行八作的人；六叔死后，这些画作被六婶当烧纸烧了；为了忘却的纪念，为了重现六叔画中的延津，我写了《一日三秋》这本书——这是书中的话。一些朋友读了这本书，常问的问题是：延津真有六叔这个人吗？现在，我用六叔的画作，统一回答这些问题。

“六叔主要是画延津。但跟眼前的延津不一样。延津不在黄河边，他画中的延津，有黄河渡口，黄河水波浪滔天。延津是平原，境内无山，他画出的延津县城，背靠巍峨的大山，山后边还是山；山顶上，还有常年不化的积雪。有一年端午节，我见他画中，月光之下，一个俊美的少女笑得前仰后合，身边是一棵柿子树，树上挂满了灯笼一样的红柿子，便问，这人是谁？六叔说，一个误入延津的仙女。我问，她在笑啥？六叔说，去人梦里听笑话，给乐的。又说，谁让咱延津人爱说笑话呢？”

不知我用六叔的画，说明白这些混淆没有。没说明白也不要紧，文学混淆了一些现实，也不是什么经天纬地的大事。

我的意思是，什么叫文学？生活停止的地方，文学出现了。

其实，如果我只是以延津为背景，写了一些延津人发生在延津的一些事，只能算写了一些乡土小说。乡土小说当然很好，但不是我写小说和延津的目的；欲写延津，须有延津之外的因素注入，也就是介入者的出现。是谁来到了延津，激活了五行八作和形形色色的延津因素和因子，诸多因素和因子发生了量子纠缠，才是重要的。这是一个艺术结构问题。在《一句顶一万句》中，有一个介入者叫老詹。有老詹和没有老詹，《一句顶一万句》的格局是不一样的，呈现的延津也是不一样的。老詹是意大利一个传教士，不远万里来到延津。老詹的本名叫詹姆斯·希门尼斯·歇尔·本斯普马基，延津人叫起来嫌麻烦，就取头一个字，喊他“老詹”。老詹来延津的时候，不会说中国话，转眼四十多年过去，会说中国话，会说河南话，会说延津话；老詹来延津的时候，眼睛是蓝的，在延津黄河水喝多了，眼睛就变黄了；老詹来延津的时候，鼻子是高的，在延津羊肉烩面吃多了，鼻子也变成一个面团。四十多年过去，老詹已是七十多的人了，背着手在街上走，从身后看过去，步伐走势，和延津一个卖葱的老汉没有任何区别。老詹在延津待了四十多年，只发展了八个徒弟。老詹在黄河边遇到杀猪匠老曾，劝老曾信主。老曾按中国人的习惯，问：“信主有什么好处？”“信了主，你就知道你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我本来就知道呀，我是一杀猪的，从曾家庄来，到各村去杀猪。”“你说的也对。”老詹想想又说，“咱不说杀猪，只说，你心里有没有忧愁？”“那倒是，凡人都有忧愁。”“有忧愁不找主，你找谁呢？”“主能帮我做甚哩？”“主马上让你知道，你是个罪人。”“这叫啥话？面都没见过，咋知道错就在我哩？”两人不欢而散。由于延津的天主教势单力薄，延津办新学的时候，教堂被县长征作学堂，老詹从教堂里被赶了出来，住在一个和尚废弃的破庙里；但老詹传教的心仍锲而不舍，每天晚上，都要给菩萨上炷香：“菩萨，保佑我再发展一个天主教教徒吧。”在延津被传为笑谈。

老詹和延津的关系，不知我说明白没有？

《一日三秋》中，也有一个介入者叫花二娘。花二娘就是六叔画中那个仙女。老詹到延津是为了传教，花二娘到延津来，是为了到延津人梦里找笑话。你笑话说得好，把她逗笑了，她奖励你一只红柿子；你笑话没说好，她也不恼，说，背我去喝碗胡辣汤。但花二娘是一座山，谁能背得动一座山呢？刚把花二娘背起，就被这座山压死了。或者，就被笑话压死了。

一个笑话，与延津的量子纠缠。

我的意思是，如果只写延津，延津就是延津，介入者的介入，便使延津和世界发生了联系，使延津知道了世界，也使世界知道了延津，也使延津知道了延津。

除了介入者，从延津出走者，对于写延津同等重要。这是另一个艺术结构问题。在《新兵连》中，我写了一群从延津出走的乡村少年。他们在村里，到了夏天，还是睡打麦场的年龄，当他们离开延津，到达另一个世界，马上发生了困惑。刚到新兵连吃饭，猪肉炖白菜，肉瘦的不多，全是白汪汪的大肥肉片子。但和村里比，这仍然不错了，大家都把菜吃完了，惟独排长没有吃完，还剩半盘子，在那里一个馍星一个馍星往嘴里送。新战士李胜看到排长老不吃菜，便以为排长是舍不得吃，按村里的习惯，将自己舍不得吃的半盘子菜，一下倾到排长盘子里，说：“排长，吃吧。”但他哪里知道，排长不吃这菜，是嫌这大肥肉片子不好吃，他见李胜把吃剩的脏菜倾到自己盘子里，气得浑身乱颤：“李胜，干什么你！”接着将盘子摔到地上。稀烂的菜叶子，溅了一地。李胜急得哭了。事后“我”劝李胜，李胜说：“排长急我我不恼，我只恼咱村其他人，排长急我时，他们都偷偷捂着嘴笑。”这里写的不仅是李胜的难堪，也是延津在世界面前的碰壁。同时，“他们都偷偷捂着嘴笑”，是我那个阶段的写作水平，开始知道由此及彼。由延津到世界，也是由此及彼。

在《我不是潘金莲》里，主人公李雪莲也走出了延津：她从延津走到市里，走到省里，来到北京。走来走去，只是为了纠正一句话，“我不是一个坏女人”；但她走来走去，花了二十年功夫，这句话还是没有纠正过来。一开始还有人同情她，后来她的絮叨就成了笑话，没人愿意再听她说话。当这本书出荷兰文时，我去荷兰配合当地出版社做推广工作，一次在书店与读者交流，一位荷兰女士站起来说，她看这本书，从头至尾都在笑，但当她看到李雪莲与所有人说话，所有人都不听，她只好把话说给她家里的一头牛时，这位荷兰女士哭了。接着她说，当世界上只有一头牛听李雪莲说话时，其实还有另外一头牛也在听李雪莲说话，他就是这本书的作者。

这是李雪莲和世界和牛的关系。

再说一位从延津出走者，便是《一句顶一万句》中的私塾先生老汪。老汪有四个孩子，三个男孩，一个女孩。三个男孩都生性老实，惟一个女孩灯盏调皮过人。别的孩子调皮是扒树上房，灯盏爱到东家老范家的牲口棚玩骡子马。牲口棚新添了一口淘草的大缸，一丈见圆。灯盏玩过牲口，又来玩缸，沿着缸沿支岔着手在蹦跳，一不小心，掉到缸里淹死了。那时各家孩子多，死个孩子不算什么，老汪还说：“家里数她淘，烦死了，死了正好。”转眼一个月过去了。这天，老汪去家里窗台前拿书，看到窗台上有一牙月饼，还是一个月前，阴历八月十五，死去的灯盏偷吃的；月饼上，留着她小口的牙痕。当时灯盏偷吃月饼，老汪还打了她一顿。灯盏死时老汪没有伤心，现在看到这一牙月饼，不禁悲从中来，扔掉书，来到牲口棚的水缸前，开始大放悲声。一哭起来没收住，整整哭了三个时辰，把所有的伙计和东家老范都惊动了。转眼三个月过去，下雪了。这天晚上，东家老范正在屋里洗脚，老汪进来说：“东家，想走。”老范吃了一惊，忙将洗了一半的脚从盆里拔出来：“要走？啥不合适？”“啥都合适，就是我不合适，想灯盏。”“算了，都过去小半年了。”“东家，我也想算了，可心不由人呀。娃在时我也烦她，打她，现在她不在了，天天想她，光想见她。白天见不着，夜里天天梦她。梦里娃不淘了，站在床前，老说：‘爹，天冷了，我给你掖掖被窝。’”“老汪，再忍忍。”“我也想忍，可不行啊东家，心里像火燎一样，再忍就疯了。”“再到牲口棚哭一场。”“我偷偷试过了，哭不出来，三个月了，我老想死。”老范吃了一惊，不再拦老汪：“走也行啊，可你到哪儿，也找不到娃呀。”“不为找娃，走到哪儿不想娃，就在哪儿落脚。”老汪带着妻小，离开延津，一路往西走。走走停停，到了一个地方，感到伤心，再走。三个月后，出了河南界，到了陕西宝鸡，突然心情开朗，不伤心了，便在宝鸡落下脚。这年元宵节，宝鸡满街挂满了灯笼，万千的灯笼中，他似乎又见到了灯盏。

不知我说明白没有？

我进一步想说的是，地域性写作，和走出地域的写作，不仅有外来介入者、从地域出走者的区别，更重要的是，背后还有作者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分野。鲁迅与其他乡土作家的区别是，乡土作家写一个村庄，是从这个村庄看世界；鲁迅写一个村庄，是从世界看这个村庄，于是有了《阿Q正传》《祝福》《孔乙己》等作品。

我曾经说过，文学的底色是哲学。

接着我想说说幽默。目前我的作品被翻译成二十多种文字，文字到达之处，读过我书的人，都说我很幽默。其实这是一种误会，因为他们没到延津来过；到了延津他们就知道，我是延津最不幽默的人，我的乡亲，个个比我会说笑。这也是花二娘到延津来找笑话的原因。延津人日常见面，不以正经话应对，皆以玩笑招呼。张三到李四家去，李四家正在吃饭，李四邀请张三坐下吃饭，说的决不是“请坐，一块吃点吧。”而是：“又是吃过来的？又是不抽烟？又是不喝酒？”如果是外地人，便不知如何应对，场面会很尴尬；延津人会这么回应：“吃过昨天的了，不抽差烟，不喝假酒。”坐下一块吃喝起来。两个延津人，在一起讨论非常严肃的话题，如张三与李四谈一单生意，或李四想找张三借钱，也是以玩笑的方式进行讨论；谈笑间，已安邦定国；或者，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延津人为什么这么幽默？这也是一些记者问我的经典话题。当然，幽默的源头不该从幽默本身找；如果幽默只是幽默，就成了耍嘴皮子；幽默的背后，可能有更重要的现实和历史原因；结论可能是：喜剧的底色会是悲剧，悲剧的底色会是喜剧；或者，悲剧再往前走两步会是喜剧，喜剧再往前走两步会是悲剧；幽默再往前走两步可能就是严肃，严肃再往前走两步可能就是幽默。《一日三秋》中不会说笑话的人，在梦中被花二娘压死了，等于被笑话压死了，也等于被他的严肃压死了。一九四二年，因为一场旱灾，我的家乡河南被饿死三百万人。三百万人是什么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纳粹和希特勒迫害致死的犹太人，约一百一十万人；等于一九四二年的河南，有三个奥斯维辛集中营，缺少的是纳粹和希特勒。这些被饿死的河南人，是如何对待自己的生死呢？逃荒路上，老张要饿死了，他临死前没有愤怒，也没有追问：我是一个纳税人，为什么要把我饿死，国民政府为什么没有起到赈灾的责任？而是给世界留下了最后一次幽默，他想起了他的好朋友老李，老李三天前就饿死了，他说：“我比老李多活三天，我值了。”老张为什么能用幽默的态度对待生死？那是因为从商朝到一九四二年，黄河两岸发生的饿死人的事太多了。我写《温故一九四二》的时候，曾采访我的外祖母：“姥娘，咱们谈一谈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二年是哪一年？”“就是饿死人的那一年。”“饿死人的年头多得很，你到底说的是哪一年？”当严酷成为一种日常的时候，你用严肃的态度对付严酷，严酷就会变成一块铁，你是一颗鸡蛋，撞到铁上就碎了；如果你用幽默的态度对付严酷，严酷就会变成一块冰，幽默是大海，这块冰掉到大海里就融化了。

关于幽默，不知我说明白了没有？

延津有一种地方戏，叫二夹弦，大家再去延津的时候，建议大家听一听。这个剧种管弦节奏急，唱腔语速快，从头至尾，像两个人在吵架，让人目不暇接和耳不暇接。有什么事，不能慢慢说吗？急管繁弦，难说烟景长街；但它就是这么快，不给人留半点间隙和喘息的时间；就像我们村的人吃饭，个个吃得快，生怕吃了上顿没下顿一样，大概也是历史留下的病根。急切的戏剧，你听着听着就笑了，也是一种幽默。

至今想来，延津让我第一次感到震撼，正是我离开延津的时候。我当兵那年，在新乡第一次见到火车。那时的火车还是蒸汽机。我随着几百名新兵排着队伍往前走，上到火车站的天桥上，一列绿皮火车鸣着笛进站了。在火车头喷出的蒸汽中，从火车上下来成百上千的陌生人，又上去成百上千的陌生人，这些人我一个都不认识，我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过去我在村里，村里的人我都认识；熟悉没有让我感动过，现在为了陌生和陌生的震撼，我流泪了。排长问：“小刘，你是不是想家了？”我无法解释熟悉和陌生的关系，我只好说：“排长，当兵能吃白馍，我怎么能想家呢？”

从此，我离开了家乡。后来，我和我的作品，又不断回到家乡。这时的回去，和过去的离开又不一样。我想说的是，延津与延津的关系，就是我作品和延津的关系，也是世界跟延津的关系。换句话，延津就是世界，世界就是延津。

谢谢延津，也谢谢每一个读过我作品和去过我家乡的朋友。

2022年1月

刘震云，汉族，河南延津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曾创作长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四卷）、《一腔废话》《我叫刘跃进》《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一日三秋》等；中短篇小说《塔铺》《新兵连》《单位》《一地鸡毛》《温故一九四二》等。其作品被翻译成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瑞典语、捷克语、 荷兰语、俄语、匈牙利语、塞尔维亚语、土耳其语、罗马尼亚语、波兰语、希伯来语、波斯语、阿拉伯语、日语、韩语、越南语、泰语等20多种文字。2011 年，《一句顶一万句》获得茅盾文学奖。2018 年，获得法国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根据其作品改编的电影，也在国际上多次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