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学》汉文版2022年第1期｜冯良：凉山少年（节选）

冯良，彝族，1963年生，四川凉山人。中国作协会员。曾在西藏生活工作14年，现居北京。1980年代中期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代表作有：短篇小说《病故的老阿牛》《寻找麝香》《低烧》，短篇小说集《情绪》，长篇小说《西南边》《秦娥》《西藏物语》，散文集《彝娘汉老子》。作品译有英文、德文、韩文。曾获西藏珠穆朗玛文学艺术奖、十年文学成就奖。《西南边》首发《收获》，2020年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凉山少年（节选）

◎冯 良（彝族）

家兄名，单字“维”，初中以前，以为是“伟”，他自己也总在课本的封皮上落以“伟”字。等到小弟出生时起名“瑜”，方知家兄名“维”，取自三国人物姜维；“瑜”也取自三国人物，东吴大将军周瑜是也。

从没问过父亲，三国人物有的是大牌，起码周瑜不如诸葛亮吧，为何给两个儿子一个名之维一个名之瑜，都算不上三国时的大英雄大机灵鬼。

忆当年，冬天的夜里围着红红的冈炭火盆，门外北风呼啸，冷得浸骨，父亲给我们讲水浒说三国，演义过的版本，最能触发他讲述的热情。我听得多的有王矮虎和扈三娘的故事、武松的故事、浪里白条的故事、李鬼不是李逵的故事，晁盖也在其中。等我有了阅读能力，自己去读书时，才知道我父亲讲到的这些人物只是瞬间的精彩，不像他讲给我的感觉，仿佛他们在全本小说里呼风唤雨，是小说的灵魂所在。最让我失望的是，这些人物，比如王矮虎和扈三娘，他们不打不相识，具备了男女浪漫的基本且十分诱人的情愫，而且女强于男，反传统，按我父亲的讲述，完全是天造一双地设一对，看到终篇，才发现原来在后面捣鼓的是宋公明，不免扫兴！随着年龄渐长，我也越来越认识到，我父亲作为讲述者，是在自己的立场上对故事内容做了发挥的。他对讲述内容的选择和发挥令我钦佩，虽然在日常生活里他常常表现出崇敬大人物大事件的一面，但内心喜好的对象却更多是有个性的配角和小人物，对由这些小人物生发的趣事、囧事津津乐道。天性里的喜剧感让他一生不势利，心疼自己，凡事不那么在乎；跟得上时尚，哪怕一点点，所以也不很在意别人的看法，包括子女的。

说到他对大人物的崇敬，有案可查。比如当他从某个信息源知悉司马迁为避祸，留嘱让自己的后人改姓司或马，甚而姓冯时，他觉得特别光荣，想不到自己竟然可能与司马迁血脉相关。

以上两个方面谈不上是家父的矛盾处，就像我们学的哲学，得辩证地、唯物地来看世界，事物都是波浪式地前进，螺旋式地上升，当然，也会反向行之，人生也如此。

总之，不知道姜维哪里打动了父亲，他用“维”来做了长子的名字。而“维”字在我们的成长阶段不具特殊意义，远不如“伟大”的“伟”通俗易懂。

或者源于姜维的武将身份，父亲对儿子的期望于此，毕竟他是军人出身。

不论“伟”，还是“维”，1959年4月生人，母彝父汉，家兄，展开了只属于他的人间旅途。

家兄，包括我在内的一代人成长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从军几乎是我们那偏僻山区男孩们的唯一理想，它展现的荣耀、威武、浪漫，令男孩子们神魂颠倒，孜孜以求。这个理想贯穿于他们对社会、对人生的理解，是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包括历来尚武的民间风气促成的。

小学三五年级时，我哥哥每天进入梦乡前的常规活动基本是一个人的战斗。最常听见的是他模拟的枪炮声，“哒哒哒”“轰轰轰”，点射声“啾啾”，子弹随意穿行，余音尚绕梁，已然击中假想敌。随之响起的，是战死者临终前的呼痛声、倒地声。情景也模拟得很充分，你冲锋我掩护，手榴弹支援，竟然还有迂回、包抄、堵截这样的专业作战术语，伴随着他的翻滚声、匍匐声。他还会压低嗓门，略带惊恐地报告连长，有条蟒蛇出现在坑道，正朝他爬来。但他表示自己扛得住，绝对不会弄出动静来被敌人发现。夏天蚊帐里有赶之不尽的蚊子，他如果“啪”的一声打中了的话，会欣喜地欢呼自己打下来敌人的一架飞机。

他当然也会和自己的伙伴们玩实战。箭竹竿、家家必备的红缨枪是他们的武器。他们呼啸着跑过家属区、办公区，通常会招来大人的呵斥，偶尔也有赞扬，说，如果发生战争，如我哥哥一般的男娃娃们有备而上，一定能凯旋而归。

记忆里，我跟着哥哥与邮电局的男孩子们玩过一次他们的“打仗”。我们几个女孩子帮着挖陷阱，再搭上细棍子，铺上竹篾、油毡，最后轻轻地覆上土。为求逼真，潮土上再撒以干土，还缀上几片树叶子。“战斗”爆发在夜间，人影憧憧，声气喧阗，持续的时间不长，以邮电局一个孩子的惨叫结束互殴。按大人们事后所说，那个孩子踏入的陷阱差点折断他的小腿骨。

这起严重的事故，搞得双方的家长对峙了一段时间。至于我哥哥是不是被父亲收拾了一顿，我不记得了。那一仗他就算不是主导者也是战场提供者，我父亲单位的子弟中如他大小的男孩有限，发起和参战的都是他和他的朋友。

他的这些朋友的父母散布在小小县城的各个单位，政府机关、商业局、邮电局、公安局等，所来天南地北，都是凉山解放后随军转业或调干来的。对来自这些单位的子弟，当地人——主要构成者为农民——一般将他们称为机关上的娃儿。这些娃儿年龄相仿、投契者互为玩伴，少有和当地孩子往来的。

家兄终其一生相伴左右的毛根儿朋友，一位是刘雅曦，一位是刘志刚。所谓毛根儿相当于发小，树根草根刚冒芽就做了朋友的意思，感情深厚。刘雅曦长大后做刑警之余还画画，他做的雕塑写实且张力十足，直逼专业人士。

……我哥哥少年时也喜欢绘画，不记得他是否和刘雅曦一样跟专业人士学习过。但后来他曾负责所在小学校的美术课，还曾以美术字在乡村的墙壁上挣过外快，想必他的绘画兴趣已攀升为一定程度的技能。

记得少年时的他画过一幅戏谑味十足、漫画类的东西：那是个看戏的场景，基本都是观众的背影，唯有一位只及前排观众腰部的小个子男子，侧仰脸，鼻子眼睛嘴皱成一团，很是难受的样子。特别题曰：高个子看戏矮个子闻屁。

家兄少年有型，长相俊朗，小学中学都是校宣传队的一员。这让与唱歌跳舞根本无缘的我极度膨胀。看演出时，只要家兄出现在舞台上，我就会环顾左右而发声：我哥哥！我哥哥！还不断地以指相点。

小学有段时间，我在课间常向小友们炫耀说，我家哥哥每次演出回来都会给我们带油炸花生米。“我们”，特指的是我和妹妹。那种自豪的语气，仿佛给人感觉花生米取之不尽，其实大概也只有七八粒到十三四粒不等，包在一张作业纸里，还经常沾着稀饭汤。想来那花生米一定是我哥哥拣自演出后所谓宵夜的碗中，以满足他妹妹我的虚荣心。那个年代，一个山区县城少年业余文艺演出者能够吃到的宵夜，也就一两碗黏稠的稀饭配馒头和榨菜丝、泡菜、豆腐乳吧，油炸花生米算是奢侈的。

家兄出演给我留下最多印象的是打“鬼子”的歌舞，一队头扎羊肚毛巾、脸蛋涂得红红的游击队员绕台慢走，一会儿半蹲一会儿直立，要么甩胳膊，要么两手相握朝下压。歌词反复，有两句至今仍随时袭来盘绕脑海：“八路军来了烧开水，‘鬼子’兵来了埋地雷。”

很多时候，我并不知道哥哥在哪里和谁玩耍，又是怎么消磨成长的烦恼。相对地，他大概也不知道我的生活吧。但回想起来，在他十五岁离家以前，我们在一个屋檐下的时间多过和父亲的相处。

父亲长年不是出差就是下乡、驻村，在他离家的时间里，家政大权一直由家兄掌管，直到他去凉山民族师范学校上学。

没有大人管束，不用被催着睡觉，可以躺在床上看书、听趣闻，放学也不着急回家，踢毽子跳房子，可劲玩，再跑去帮农村同学摘猪草、给菜园子浇水，吃人家用新玉米面做的饼子，趴在人家的樱桃树、桑葚树上大吃特吃，再兜着走。还有小钱可以支配，父亲按出门时间的长短，会专门留多则三五元、少则两三元的买菜钱，这是何等愉快！一切喜欢的小玩意儿，吃的，玩的，都可以小遂心愿，代价就是少买或不买所有的蔬菜。如果手头宽裕，家兄偶尔还会带我和妹妹去打一次牙祭，去县城唯一的街道上一家集体性质的面馆吃碗素面，或者臊子面。他还会巧妙地用三五分小钱达成自己的“交易”，免去做饭、洗碗的烦劳，或者指使两个妹妹中的某一个帮自己跑腿。最后，大概率事件是透支了妹妹们的劳动，“等爸爸出差有钱了再补给你们”却成了空头许诺。

如此自在的快乐当年的我感受不到，反而羡慕朋友家有母亲按计划进行的各种管理和督促，每天两颗糖、一块饼干，苹果橘子分瓣吃，硬糖含在嘴里别急着吸别急着嚼，硬币存在外形可爱的陶罐里，摇一摇，叮叮当当响，大感富足。我们呢，有就海吃，没有就干瞪眼。比较海吃，干瞪眼的时候多到不计其数。

于哥哥而言，更快乐的是，我们家简直变成了他邀集朋友玩耍的乐园。他们借宿在此，动手做吃的，主要用的是我家的库存，也从各自家中摸索一些带来，家兄后来拥有的人人叫好的厨艺也许就奠基在这个时期。家里能够找到的珍藏食品，都被他们翻腾出来吃掉了。印象最深的是一搪瓷盆碗状红糖，有七八块吧，也不幸落入他们腹中。在那个挨饿、缺乏享受的年代，他们可是安逸无比，随便把自己瘫在床上、凳子上，一边咂着红糖甜汁，一边比声高，神乎其神地嚷嚷着自以为是的冒险和胆大。父亲归家，面向那空空的搪瓷盆，心痛到暴跳如雷，我只好掩护哥哥过关。我们常常互相掩护，这一次是我帮他，也挨了几条棍。家兄的那帮朋友一贯奚落我为管家婆，烦我动辄出面干涉他们，哪里晓得我也曾被动地帮过他们。

家兄招待客人的大手笔何止于他的朋友，我们的小姨小舅也在其列。他们和家兄年龄相仿，贵为长辈，却更像是玩伴。寒暑假来做客，哥哥热情相待，腊肉成块地取来煮食，家父碍于面子，婉转相告，腊肉有限，一年都得靠它们解馋。家兄全不入耳，父亲终于愤而呼喊，也不顾及长辈小辈：“你们这些憨娃儿，不晓得珍惜食物，早晚饿死！”大多数时候，腊肉是各种菜肴的提味儿之物，煎辣椒，炒或烩土豆、南瓜、四季豆、蒜苔，都会有腊肉的影子，晶亮的，干酥的，图的是肉香气。再比如薄薄地切上几片，铺在装满豆豉的碗里，放在蒸笼或者米锅里，靠被腊肉油脂包裹的豆豉下饭。

由小姨小舅讲来，我哥哥总是在调皮捣蛋，说他小时候玩跳房子的游戏，单腿跳到最后一格，不料被推出的一扇窗框碰疼了脑袋，未必破了皮，他却大怒，捡起随处可见的石头便砸了人家的窗玻璃；又说他某一天撕了街墙上的标语纸，一手一大张，舒展开双臂，将标语纸当成翅膀，快速跑起来作飞翔状，对大人经受的惊吓一无感知。

这个时期的家兄，我怎么也回想不起来他在哪里和谁一起玩耍。因母亲突然病逝，我俩被托庇给二姨，一起生活在那个因伐木而兴起繁荣的小镇，那时他九岁我五岁，直到半年后父亲才来接我们回家。两岁多的妹妹被送去了夹江县大伯家，两年后，已经五岁的妹妹才回到凉山和我们一起生活。

反而，我记得的是母亲去世前，某次哥哥带我坐父亲为我们自制的滚珠车，从坡上滑行到坡下，越滑越快，哥哥刹车不及时，连车带人，一块儿跌进了坡底的水沟里。我们的母亲，身着医务人员的白大褂，立在水沟沿上，笑微微的，身后是喜德县两河口区卫生院的一排平房。我甚至记得舔食过从其中的药房里流出的药片上的糖衣。我还记得，哥哥在阳光下晃动着一块儿小玻璃也可能是小镜子，逗比他年幼的包括我在内的几个小屁孩跳抓映在墙上的光影玩。

然后，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父亲在呼喊我哥哥时眼中含着的泪，“冯维，回来。”他喊的是。我也跟着哥哥往家跑，小小的心眼儿里恐怕有啥好吃好玩的落下我。那一天，我们从早饭后就在院子里玩耍。某个时刻我回去过一趟，我母亲躺在床上，也是笑微微的。我甚至记得她反手叠了叠枕头，为的是让枕头高一点舒服点。隔壁的易阿姨端着一只大碗在吃饭，她好像说，那一天可别让她三顿饭都在我妈妈的床前吃啊！她在等着给我妈妈接生，她希望新生儿快点诞生，好让她回家安心吃午餐和晚餐。其实，她那是在给我妈妈鼓劲。妈妈本来要给我们添一个弟弟的，却留下三个儿女，带着那个可能连眼睛都没睁的婴儿飘逝了。

直到现在，我父亲悲伤时总会说：你妈妈太犟，如果当年她没有追着我从县上调到区里，她就不会因为区卫生院简陋的医疗条件猝然离世。我母亲去世后，父亲从区里又调回了县上，而我母亲却永远留在了那个过去叫两河口区，现在区改成镇的狭小的峡谷里。

时常，我会因为母亲的笑微微怀疑我的记忆可能出错，毕竟那时我只是一个小屁孩，我母亲，她怎么一直都是笑微微的呢？就是我缠着她给我们一众小朋友讲故事，她踞坐在床上，夹在指头间的香烟烟气缭绕，她也是笑微微的。难道是她留在照片上的笑容操纵了我的记忆？

我母亲逝于三十五周岁，年轻、美丽的容颜永驻儿女心间。

年长我四岁的兄长有更多的时间承欢母亲膝下，和母亲的合影也最多。不是那种在照相馆摆姿作势的合影，而是拍自我父亲的相机。那是一部海鸥牌相机，但似乎不等我出生，它已下落不明。按父亲的说法，被朋友借来借去，不知道借哪里去了。

其实，更可能是父亲不再有心情玩了，他的年轻时光随着妻子的早逝悄然而去，落在他肩上的担子是三个年幼的儿女，最小的一个两岁半。

家兄的心情呢？

除了丧母的彻骨哀痛，我哥哥在成为乡村教师前，和邻家男孩无异，顽皮、义气、不和女孩啰唆，因为经常充当临时家长，主意笃定，相对于同龄人更具权威，因而更快乐吧。

成为乡村教师后，他越来越寡言少语。

他任教的第一个小学，当时在团结公社，后来公社改乡，他已经调离那里，去了另一个叫贺波罗的乡，再以后是新联乡，然后就是冕山镇了，他一直在那里工作，从镇小学副校长的位子上退休。

记得他在团结公社小学时，他的一个杨姓同学，也是邻家哥哥约我，准确地说是叫上我，打算去找我哥哥玩耍。那是1977年冬天，他们中学的同学，除刘雅曦、杨雪平等几位高中毕业便参了军，余下的有参加当年恢复高考后第一次高考正在等通知的，也有等着招干招工的，反正没人上山下乡了。

大概就在这段等待的时间里，他的杨姓同学想去我哥哥的工作地点探望一番，毕竟家兄是他那一拨同学里第一或第二个挣工资的。

结果只沿着公路边走了三分之一，我们就打道回府了。有明白人看着我直摇头，他们认为杨姓哥哥带着我这样一个拖累，后半夜都未必能到达团结公社，除非能搭上顺风车。

再以后，初三一年和高中两年，我忙学业忙得昏头转向。我的哥哥则辗转在联合乡、贺波罗乡，那时候还叫公社。我知道，也听见他请父亲帮忙，他想转行，想起码调来县上。哪怕转不了行，来城关小学教美术、教体育都可以。他的愿望却好像总是绕着他走，把他一次又一次地甩在他出发的地方。

周末或寒暑假，他回到家里，总像是一个沉默的存在，感觉他是借宿在家里的，事实也如此，家里并没有他特定的一隅。慢慢地，他回家少了，至多吃顿饭，基本长在朋友那里。

他的毛根儿有当完兵回来做了警察的，也有子承父业招工招干的。从州里招干来到县里后来成了他朋友的两位青年，一位进了法院，一位去了新华书店。后来，他们又都陆续调回了州上。

在法院工作的那位，因为某次执行公务的英勇行为声名鹊起。家兄实心赞佩，我回凉山探亲，他给我讲他的这位朋友如何反应灵敏、身手矫健，从已经启动正在加速的火车上钻窗而出，跳落在支棱着石块儿的路基上，伤了腿脚，还是抓住了嫌犯。我哥哥也感叹，怎么让他碰到了呢！他指的是他这位朋友的人生机遇。

家兄的理想坚定，他不停地在做他童年少年的行伍梦，都用不着我挑明。而自从我离家上大学再工作后，我们每一次见面，理想似乎成了我和他的对话戛然而止的一个敏感话题。

然后，我会走开，找我嫂子聊天，或者逗我的侄儿——相差五岁的两个侄儿，渐渐地也开始加入到他们的妈妈与我的聊天中。

我哥哥呢，每一次，他会一直坐在那里，静止的神情、体态，灯光和由窗户漫进来的天光也仿佛都是静止的。正对着他的那堵白墙上挂着幅装饰画，下边摆放的电视机荧光闪跳，却像是更深的沉静笼罩着我哥哥。好几回，我丈夫翟跃飞打赌说他要熬到我哥哥主动找他说话为止，哪能够！

有时，我哥哥也可能随时撇下我，或任何一位打算继续和他交谈的人，比如翟跃飞，嘟囔一句他要去厨房做菜了。

这即便是借口，也让人无法反驳。不单我，和我哥嫂相关的所有亲朋，都很贪他们家的一口菜肴，大菜如鸡鸭鱼的烹调、腊肉香肠的熏制，小菜如豆腐乳、泡腌菜、水豆豉，调料如豆瓣酱，于我们那侧身在云贵川三角地带的口味更多了泼辣中的蕴藉，那一种味道，从舌尖直抵心里，恐怕只有相当级别的食客才能体会得到。所以，谁能阻挡我哥哥去往厨房的脚步呢，又有谁能有我们的幸运呢！

……

节选自《民族文学》汉文版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