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漠忠骨
金秋的新疆和田墨玉县，层林交错，绚丽多彩。迎着正午大漠的炽风，我轻轻地行走在一片墓地里拜谒着、寻找着。这是一块约宽300米、长800米的平坦沙地，沙地里长眠着几百位“沙海老兵”和他们的妻子。
我轻轻地在墓地一块墓碑一块墓碑前敬仰着缅怀着，当我一头汗水的找寻到此次我特意前来要采访的这位老兵生前事迹的“王交角”时，先是有些许激动，继而又有些悲壮感，内心难以平静。静静地凝望着“王交角”……相对无言，那简朴的墓碑上刻有“王交角，山西离石县人，1918年6月出生，2000年10月逝世。”这位从抗日战争中走来，从解放战争中走来，徒步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进军和田，默默奉献一生的“沙海老兵”，把忠骨埋在了大漠里，守望着屯垦的家园，实现了他生前“活着在这里战斗，死了在这里葬身”的诺言……
自打参军起，他就是喂骡子、牵骡子；
穿越大沙漠时，他牵着骡子从阿克苏走到和田
走进如今的兵团十二师四十七团，心里默默致敬着这里当年那些挚爱着生命却不怵死神、充满着深情又弃舍无悔的老兵们。这天上午，我如约见到老兵王交角的三儿子王年喜。采访中，年已60岁退休在家的王年喜，有些为难地告诉我，他只听父亲生前讲过，父亲在山西老家参加八路军，打仗到新疆，徒步穿越沙漠到和田，至于在部队时打仗的那些事他很少听父亲说过。
“那你其他兄弟姐妹有谁知道呢？”
王年喜有点伤感地说：“我就兄弟四人，老大王银喜和老四王权喜早已病逝；老二王贵喜幼年时因突发高烧病烧坏了大脑，一生未婚，现在眼睛基本失明。”
我窃想，如果王年喜的大哥要是在世，他应该知晓一些父亲当年在部队期间的事。毕竟他是老大、年长些，后来又当过四十七团的团长。但这也只能是一个假想。
在王年喜家采访了大半天，朴实、憨厚的王年喜见我对他父亲生前的事问得那么执着，略有一番所思后说：“走，我带你去找其他人问问。”
在王年喜的带路和介绍下，我寻访了健在、住在四十七团的老兵董银娃和刘来宝，两位耄耋老兵已无法交流。随后又寻访了几位年长的“兵二代”和原“老兵村”干休所所长、现为四十七团敬老院院长的舒万福，仍收获不大。
伫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和田纪念碑前，我默诵完碑文，受了启发，决定前往团部查团史、找档案。
费了两天的功夫，终于翻找出王交角的档案。泛黄的档案里，有王交角的简历、自传等历史资料，还有一句组织对他的认定：“作战次数二十余次。”
我仔细研读王交角的档案。这份档案引领着我拨开岁月的风尘，穿过历史时空的隧道，一幅王交角生前往事的画面扑面而来……
让我们顺着这份档案走进王交角，看看这位被尘封的老八路是如何历经艰难一路打仗进军到和田的吧！
档案里有份落款为“王交角”的自传，是他1969年3月5日手书的：
“我出生于山西省离石县麻地公社赵庄大队石弯村，贫农，父亲叫王生林，生有我们兄弟姐妹6人，地无半分，屋无半间，靠父亲给地主扛长工挣钱养活一家8口人。一家老小经常饿肚子，没粮吃，就向富人借粮，借上一斗粮，一个月便加利五升，就这样我家欠地主的债一年比一年多，根本无法还清。
吃人的旧社会迫得我一家人无法生活下去，为挣上几个钱，母亲就领着我两个姐姐和两个妹妹，日夜不停地拉鞋底、做鞋，卖给人家挣上几个钱；父亲就把我和哥哥送到地主家当长工，就这样我全家人拼命的干活，仍是弄不饱肚子，也还不完地主的阎王债。
我7岁至11岁这5年时间里，给村上的一家富农割牛草，我一天忙到晚，也割不到100斤清草，就是割到100斤，也只能换来一碗稀饭，一天只吃一碗稀饭，还得给富农割草，有时割着割着就晕倒在路边。
在11岁至13岁这两年时间里，仍给村上这家富农放牛。一天忙到晚饿肚子是家常便饭。这还不算，经常还要挨打受骂。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我没有把牛放好，富农家人便大骂：‘你吃了我的饭，不把牛放好，给我滚蛋’。我挨了骂没吭声，他还是不放过我，拿起一根粗木棒就打我，猛打了三下，木棒立即成了两段。象这样的打，在两年中我不知挨过多少次。从此，使我知道富农家的饭不是咱穷人吃的。
我14岁那年，在富农的逼迫下，就回了家。可是在旧社会哪有穷人的出路，家中无地无屋哪里有饭吃？为了活下去，我家就只能租地主的地种，可狠毒的地主开口便讲：‘租地种可以，收的粮食对半分’。我家也只能答应。当粮食一上场，地主就来要粮，尽把好的拿走，剩下坏的给我家，一年忙到头，一家老小仍是饿着肚子。这样的生活，一直坚持到25岁。
当时喜讯传来了，共产党领导穷人闹革命，我才找到了革命的道路。我带着家恨国仇，在26岁的那年，在家乡参加了八路军，当时编入了新兵十团二营五连当战士、军马饲养员，每次作战时我都冲在前头。1949年12月解放新疆，我随大部队进了新疆……”
细研王交角入伍后的简历，他原名叫王生有，可能是参加革命后怕家人遭报复才改的名。1944年3月，也就是他26岁那年，他参加八路军被编入新兵十团二营五连。这是一支曾在我军编制序列中，以能征善战而闻名的英雄部队。我浮想着，那时，正值青壮年、能吃苦的王交角，应该“每次作战我都冲在前头”吧！
抗日战争时期，这支部队是八路军三五九旅七一九团，先后挺进华北开辟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参加了保卫陕甘宁边区和南泥湾大生产运动，完成了“南下北返”“中原突围”等重大作战任务。1944年8月后，王交角随部队先后被改编到三五九旅七一八团二营四连、七一九团机炮连当战士和军马饲养员，他在抗日战场上想必一定英勇杀敌过。
解放战争初期，这支部队转战西北战场。他一定也随部队参加过沙家店、青化砭、瓦子街等众多重大战役，他那“作战次数二十余次”，应该大多在此期间。
新中国成立前夕，王交角所在的三五九旅在王震将军率领下进军新疆。王交角跟随大部队参加了澄城、邰阳之战，永丰镇战役，一路解放宁夏、甘肃，与西北马步芳、马鸿逵的军队决一死战。从陇原大地到哈密、库尔勒、阿克苏，王交角与他的三五九旅战友们用脚板踏平了几千里沙漠戈壁。
1949年11月，王交角所在的三五九旅七一九团改编为五师十五团。十五团在到达南疆重镇阿克苏的当天又接到命令，迅速向和田进发。因为此时，和田的国民党残余势力正企图破坏和平解放，妄图分裂祖国的极端势力也蠢蠢欲动，正加紧策划武装叛乱，情况十分危急。为迅速解放和田，制止叛乱，12月5日，王交角身为一名饲养员，跟随二军五师十五团1800名官兵从阿克苏出发，沿和田河古河道徒步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他背着背包、1条枪、1把刺刀、50发子弹、4颗手榴弹、1把圆锹、一只水壶和三天干粮，再加上一捆干柴，身负这样的重荷，牵着驮有物资的骡子，大风吹得他睁不开双眼，遭遇沙风暴时还要看护好自己心爱的受惊的骡子，每天在沙漠中行军百里。就这样，全团官兵历时15天，行军1580里，把五星红旗插到和田城头。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政委习仲勋发出嘉奖电：“你们进驻和田，冒天寒地冻，风餐露宿，创造了史无前例进军记录，特向我艰苦奋斗的胜利进军的光荣战士致敬。”
徒步横穿大漠，在王交角的身上一定有许多披满尘埃的惊心动魂的故事。四十七团团史里有王交角这么一段记载：“王交角，1944年参加八路军。自打参军起，他就是喂骡子、牵骡子，他爱骡如命。他从来没骑过骡子，都是用骡子驮伤员，驮武器。每次宿营，他自己顾不上吃饭，先喂骡子。穿越大沙漠时，他牵着骡子从阿克苏走到和田……”
他不怕吃苦，最怕给组织添麻烦；
从进疆到离世，他再也没有回过老家
十五团在完成解放和田的任务后，又发扬南泥湾精神，屯垦戍边昆仑山下。
1950年3月，王交角和他的战友们奉命进驻和田墨玉县，他们一手拿枪、一手拿坎土曼，既要进行军事训练，完成保卫边疆的任务，又要进行大生产。
1955年，王交角和他的老十五团的战友遵照毛主席的命令，集体脱下戎装“拿起生产的武器”，成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军垦战士。从那以后，他的一生就都交给了这片光荣的土地。
在王交角的自传里，我看到这样的字样：“没有共产党便没有我王交角的一切。”“成了党的人，就要听党的话，为党做事。”我想，这应是他生前的肺腑之言。我不由推测到，正是有着这样的原动力，当年他脱下戎装与战友们在沙漠里开荒造田，住地窝子，食粗粮喝涝坝水，人拉肩扛搞生产，才无怨无悔。这，也是王交角那一代共产党员身上共有的特质。
王交角当年开荒生产的事迹，他的档案里是这么记载的：“开荒造田时，他驾驭着双骡双铧犁，一天一夜开荒几十亩。”“他一贯积极负责，从不叫苦，踏实肯干，在生产运动中立二等功一次。”“他三次获得突击手光荣称号，历年被团里评为先进生产者。”
“他真是一头革命的老黄牛啊！”王年喜说，这话用在他父亲身上一点儿也不过份。“记得小时候，父亲经常腰痛、腿痛，从不休息，听母亲讲那是父亲打仗时落下的病根；有一年父亲负责给连队地里浇水，大渠一来水，他天天守在地里浇，困了就睡在地头，这一浇水就是十几天不沾家门，每回都这样；父亲年老时，连队照顾他身休有病，安排他夜里为连队站岗，他负责得很，一个人在连队周围到处巡查，夏天还好受些，冬天那么冷的天气也不回家暖和一会儿，他站岗的那几年，连队从未出过事。”
雷建民是一位扎根团场的老兵后代，岁月的沧桑，让这位67岁的老人沉静而安详，但当我提起王交角，老人的眼神中迸发着闪亮的光彩说：“那可是一个大老实人啊！资历老从不倚老卖老，当年和我们年轻人一样，是一个工作不怕苦不怕累的人。那年连队开挖大渠，王交角当时是连队饲养员，完全可以不参加挖大渠，但他积极要求参加，白天同我们一起挖大渠，每天早早起床去喂骡子，晚上两点还要去喂一次，一天喂三次，那么忙他都没有耽误过喂骡子。”
“王交角是个老八路，警惕性特别高。”雷建民说，他听父亲生前多次讲过王交角这么一个事。那是1958年的一天深夜，“大头棒子”（团场人对民族分裂暴恐分子的旧称）暴乱，暴乱分子个个手持钉满铁钉的大木棒包围了三连；被王交角发现了，王交角迅速持枪骑马冲了出去，连开了几枪，连队干部听到枪声迅速集合起正在熟睡中的职工，当夜就把“大头棒子”给镇压下去了。
说起父亲当年在团场的事，王年喜越说越激动，“小时候，我们兄弟4个，一个比一个能吃，粮食不够吃，常常挖野菜充饥。”他说，“父亲在连队喂骡子、当饲养员，有一天，我对父亲说，爸，你悄悄地拿些马料回来，我们磨成面吃吧。父亲一怒，说那是公家的，拿回来了骡子吃什么，不行，坚决不行！就这样，即使我们饿着肚子，父亲也从未拿回过一粒马料。”
“王交角公私分明，那真是不掺一点水分。”雷建民介绍说，有一次，王交角年幼的二儿子王贵喜发高烧，烧得几乎不省人事，他谁也不讲，自己就背着儿子走路往团部卫生队送。连队到团部有20多公里，当时又没有大路，全是沙漠碱滩，他从凌晨走到上午12点才赶到团部，卫生队医生说来得太晚了，结果儿子的病给耽误了，大脑被烧得不够用了，到现在也没有找到媳妇。其实，他那时是饲养员，完全有条件自己套辆马车将儿子送到团部，说不定抢救还来得及，但事后他硬是坚持说那骡子和马车是公家的，不能私用。
“他不怕吃苦，最怕给组织添麻烦。”王年喜回忆说，父亲从不给领导提困难，团领导经常问他有什么困难，他总是说，没啥困难，有多大困难都自己扛着。王年喜的母亲以前在团场有工作，生了他们四兄弟后，身体不好，父亲在连队忙得顾不上家，连队干部就安排他母亲去给单身职工洗衣被；后来有病、又要照顾孩子，衣被也洗不了，就这样成了没有工作的家属。一家六口人全靠他父亲一人的工资生活，母亲就给父亲讲，“你看，咱家这么困难，团长王二春和你都是老八路，又都是一起穿沙漠过来的，去找团长给我恢复一下工作吧。”父亲硬是不去找团长讲。
雷建民同王交角曾在一起工作过。雷建民老人介绍，后来王交角当了班长，他不爱说话，也没批评过人，他当班长就是带头干，干得比别人多，干得时间比别人长。后来要提拔他当排长，他说啥也不干，因为开会排长要讲话，他说他只会干不会说。其实，他那时也有初小文化，当个排长完全没问题。
在王交角的档案里，我看到他的先进事迹材料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他有4个孩子，爱人又是家属，当时团里有规定，凡是人均不到12元的老战士家庭，可以享受团里的补贴。王交角不要。那年月粮食不够吃，每个月王交角都到巴扎上买回一面袋青稞馕，4个儿子一天一个分着吃，而他自己和爱人都吃野菜。他家那么困难，每月发工资时，他都不忘先把党费交了。
几十年过去了，王年喜说起大哥王银喜生前曾给他讲过父亲的那个往事，仍忍不住泪水……
“父亲一辈子没吃过饱饭。后来日子好过了，父亲得了癌症。有一次他见我手里提了一兜白面馒头，眼睛一下亮了，我看出父亲想吃。我掰了一块送到父亲嘴里，父亲嚼着嚼着一下吐了出来。他已经不能进食了。一想到这幅画面，我就想哭，当初我吃青稞馕时为什么不知给父亲掰一块呢？”
“父亲从踏上这块土地起就再也没走出大漠，从进疆到离世，他再也没有回过老家。”王年喜说，父亲年轻时因路途遥远、交通艰难，生活也困难，忙于开荒生产回不去；到老了，又走不动了。
说到这，王年喜默默擦了眼角的泪水说，“父亲真是苦了一辈子，他1980年离休时，仍是一名普通职工，一句怨言都没有”。后来，团里为他父亲这样的老兵在团部修建了有几排小平房的“老兵村”，他父亲这才从土坯房搬进砖瓦房住，为此他父亲感到十分满足与幸福。
舒万福介绍，1999年国庆节，兵团安排老兵到乌鲁木齐、石河子参观，他随队服务，刚到乌鲁木齐住在徕远宾馆那晚，王交角和其他老兵被宾馆的设施惊呆了，看着那么漂亮的房间、那么干净的床铺，都不敢睡，大家穿着衣服在房间地毯上睡了一夜。在石河子广场，王交角和老兵们列队走向王震司令的铜像，向司令员举手敬礼。并向司令员报告：
“报告司令员：我们是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二军五师十五团的战士。我们完成了你交给我们的屯垦戍边任务。你要求我们扎根新疆，子子孙孙建设新疆，我们做到了。我们没有离开塔克拉玛干，我们的儿女也留在了新疆……”
他这一辈子，真是献了终身献子孙；虽然没有给我们
带来多少物质财富，但他给我们留下了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王年喜四兄弟就老二王贵喜没当过兵。当年他们兄弟三人从部队复员时，都有机会安置到他们想去的地方上工作，但都没能过了父亲这一关：你们年轻人都走了，将来开出的地谁种啊！
“为什么想要去地方上工作呢？”我问。
“你不知道当年四十七团的条件有多么艰苦。”王年喜说，这里自然条件本来就恶劣，三面沙漠，每年沙尘暴、扬沙和浮尘天气多达200多天；当年有一首描述和田环境的歌谣：“和田苦，一天要吃二两土。白天吃不够，晚上再来补。”留在四十七团，这一辈子就注定像父辈那样垦荒造田，顶风沙、扛烈日……那苦、那累、那难，你可能无法想象，年轻人谁不想有机会去地方工作啊！“我们兄弟三人倒是有机会，结果硬是被父亲给拦在了这里；这一拦，我们又是一辈子。想想我父亲，他这一辈子，真是献了终身献子孙。”
“就说我吧。”王年喜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有激情，但更多的是苦涩。
王年喜在团中学读完初中后，就辍学到连队从事大田劳动。两年后，19岁的他主动报名参军。服役期满后，依照父亲的心愿，回到四十七团，在二连开荒种田。
“父亲对我们兄弟比较严格，我刚上班时，父亲要求我好好工作，要靠自己、不要靠别人，做人做事，本本份份。”
也许是父亲的激励，或许还是骨子里的传承，走上工作岗位后的王年喜，苦活累活总是抢着干，他年轻，有的是力气。他说，那时播种时，一个骡子拉一个犁，用人牵着犁地播种。每年播种、秋收，都是不分昼夜的干；犁少、工具少，就人替骡子拉犁，这叫人歇骡歇工具不歇；为了不耽误生产，都吃住在地头，有时干着干着就躺到地里呼呼地睡着了。地里全是细沙土，有时一觉醒来，鼻子堵住了。
“你问累不累？能不累吗？每天天麻麻亮，我们就出工了，天黑得看不见人影才收工。随后，我们啃块烤馕，喝口水，等月亮一露脸，又干起来了”。
后来，随着牲畜的增多，有了拖拉机等机械，生产条件这才逐渐好了起来。但他们的劳动强度一点儿也没减。当时他们有个口号，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王年喜说，在兵团人的字典里，找不到“苦、累”二字。
我静静地听着王年喜讲述他的往事，讲着讲着他哽咽着半天说不出话来……
“说起过去的生活，提起来伤心，说起来闹心。”王年喜说，他从记事起到当兵，穿的衣服都是拣大哥、二哥的，补丁摞补丁，只有到了过年，母亲才给他扯布做件新衣。工作后，他第一个月领了18.18元的工资，狠了狠心花了5元钱，这才买了他人生第一件毛线背心。
“现在想来，我父亲真是穷了一辈子，苦了一辈子。”
小时候，他家穷，烧不起煤炭，他兄弟几人到戈壁滩、沙漠里挖骆驼刺根、红柳根、芦苇根，挑回家烧饭；后来，买回煤面子掺土打成煤球、煤砖做饭，用于冬季取暖；再后来，他们兄弟长大了，家里条件好了一点，这才开始烧煤炭。
“要说吃的那更是闹心。”那时他家吃的全是苞谷面，还经常断粮；每人每月只供应有二两油，三个月或半年攒够一小瓶油了才去打回一次；他母亲将筷子上绑着白布条，只在炕饼子时，才把筷子伸进小油瓶里沾点油，在锅里面擦一擦。那时，十天半月见不着油星是常有的事儿。
包谷面不够吃，他们就去挖茴茴草、马齿苋等野菜充饥。过去上学午饭都是自带，“每天中午我就啃着一个干窝窝头”；那时经常吃不饱，“沙漠里有一种我们称为‘羊捞完草’的，茎嫩水分多，我常去掐着生吃。”
“每当回忆起这段往事，我的眼眶总是红红的。”王年喜说，以前家住地窝子，上面铺着芨芨草，白天干活吃了一身沙土，晚上刮风毛杆子落下沙土又吃了一身；后来住的是草芭子、木芭子屋。
“上小学时，铅笔用到抓不住了，我才舍得扔掉；上了初中，大哥送我一支他用过的钢笔，有时家里实在没钱买墨水了，我就用锅灰加水当墨水用。”
说着，王年喜起身从柜子里取出一只小搪瓷盆，小心翼翼地解开包了几层的塑料袋，对我说：“这个小盆，今年已有63个年头了，比我的年岁还长。你看，尽管这盆底圈的瓷都磨掉了，盆还像新的一样。当年我母亲专门用这盆和面，连洗菜都舍不得用，和完面就洗净放起来。”这只不大的小搪瓷盆，成了王年喜最宝贝的东西。他说他一看见这盆，就想起父母当年就是用这个盆和面把他们兄弟四人养大的。“父亲虽然没有给我们带来多少物质财富，但他给我们留下了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说到此，王年喜淡定而坦诚地说：“有时仔细想想，父亲他们当年枪林弹雨，出生入死，屯垦戍边，吃了多少苦？他们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我们能过上好日子？”
他又说，“你看，经过我们两代人的奋斗，如今四十七团的变化多大啊，那真是翻天覆地，职工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沙海老兵节’的连年举办，老兵精神一代代在传承，来这儿进行红色教育旅游的人一天比一天多。我当年就是做梦也想不到晚年能过上这么好的日子！”
“如果父亲要是在天有灵，能看到四十七团今天的发展建设，我想，他一定会感到欣慰的！”
尽管我是一位唯物主义论者，但此刻，我宁愿相信王年喜的老兵父亲王交角是在天有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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