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包花生米
又是一年中秋节，一包从沂蒙大山里寄来的红皮花生如期而至，粒大颗满，清脆香甜。这是一个半路相遇的不同祖不同姓的农民兄弟寄来的。十六年了，年年如此，让我不得不相信起缘分来了。
那是二零零六年八月的一天中午，我在单位的食堂吃过午饭，习惯地走到旁边的城市公园溜达了几圈，然后准备回到办公室休息。天空被太阳照得白花花的，蒸腾的空气如波纹般在眼前晃动，走在路上，明显地感觉到地面的热浪顺着裤腿不停的向上翻卷，身上的汗珠咕嘟咕嘟的顺着毛孔往外冒，衣服早就湿透了。在离单位门口二十多米的地方，迎面走来了两个壮实的男子，年龄大的四十来岁，中等个头，满脸红润，头发略长，坚硬的梳向右边，穿一身褪色的帆布衣裤，洗得很是干净利索。年龄小的二十来岁，个头略高，小平头，穿一身军绿色的衣服，双手搭在右边的肩上，拽着一个鼓鼓囊囊的编织袋子缝制的大包，一步一摇地跟在后面，一看就知道是外地的民工。
我看他们直冲着走过来，便有意地转到一边，想提前跨过马路去，而这两个人却丝毫没有躲避的意思，反而直接挡在了我的面前。我心里一惊，以为他们要找事，便抬头冷冷地看了他们一眼，责问道：“你们要干嘛？”
中年男子此时正用略显疲惫的目光看着我，被我一问，瞬间满脸涨红，右手不停地挠着头皮。四目相对，我感到这个人不像是要找茬，而是有所求的样子。
“我......我......”中年男子结结巴巴的，异常尴尬，说不出话来。
我看他们没有恶意，便不再追问，抬腿要走。
“俺俩一天多没吃饭了。”年轻人赶紧说。
这时的中年男子像是要憋炸了似的，终于说出一句话来：“俺们没......没钱了，你能......能......给俺两个吗？”
我一听，头脑中的第一感觉就是“两个骗子”，因为这几年偶尔的听到过社会上有些人假扮可怜行乞骗钱，从而过上富裕生活的传言。我愤怒而轻蔑地瞥了他们一眼，回身迈步就走。刚走出几步，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声掺杂着悲凉、自责、羞愧的长叹声，这叹息像极了那种“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的绝望、无奈和悔恨。我的心猛地颤了一下，一下子想起了自己少年时期在外地求学回家的路上，在中转车站被小偷偷走车票钱的那种无助和悲哀，以及独自在夜色中深一脚浅一脚的步行二十多公里回家时的害怕和委屈。漆黑的田野里，寂静无声，远处的树木就像是晃动的人影，也像是窜动的野兽，吓得我头发都直立着，想哭又不敢哭，直到半夜敲开家门，才浑身发抖的趴在母亲怀里大哭了一场。这情景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中年男子这声哀怨的叹息，一下子触动了自己内心深处那根柔软敏感的神经。我不由自主地回过头来，看到中年男子涨得猪肝似的方脸和年轻人慌乱的眼神，直觉告诉我，他俩不是骗子。于是我温和地问：“你们是哪里的？”
中年男子见我停下了脚步，像是一下子又拽住了刚刚飘走的救命稻草一样，满脸淌汗地说：“俺是沂蒙山的，莒县人。”
“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中年男子眼圈有些泛红地捏了捏发酸的鼻子：“俺是奔着干建筑的老乡来的，可是按照地址找到这里，人早走了，说是跟工头闹别扭，到别的地方去了，俺们到其他工地找了三四天，也没找到，钱也花完了，宾馆不让住了，便在公园的连椅上睡了一宿，一天没吃饭了。”
我感同身受，随口又问：“怎么不给家里打电话呢？”
中年男子不好意思地说：“家里哪有电话呀。”
我后悔自己的无意之问。当前，手机还是象征身份和地位的奢侈品，就是安装一部程控电话也得需要几千块钱，而且不管打不打电话，每月还得交上几十块钱的座机费。而站在面前的，是两个正在为温饱而奔命的人，我这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吗？我赶忙又问：“你们打算咋办？”
“先回家再说，所以才想请你帮俺买两张车票。”中年男子汗颜地说。
此时，我彻底相信了他们，毫不犹豫地掏出汗津津的钱包，拿出一张百元大钞，顿了一顿，又抽出一张，满怀同情地递给他说：“先去吃顿饭吧！”
中年男子手足无措的在裤子上擦了擦手心的汗，接过两张崭新的钞票，带着哭腔地说：“谢谢兄弟！谢谢兄弟！您告诉俺地址，俺会还您的！”
我摆摆手，心里为能帮到他们感到轻松和满足，爽快地说：“不用，快点回家吧。”说完，在对方的千恩万谢中走进了单位的大门。
那些年里，两百元对于一个吃财政饭的家庭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竟让我三下五除二地捐了出去。为了交账，晚上回家便一五一十的向媳妇作了交代，同时，为了博得媳妇的同情和支持，还特意得详细描述了两人的可怜相，以此说明此事的必要性。谁知媳妇一听，眼睛瞪得鹅蛋一般，照着脑袋就是一巴掌，打得我眼冒金星：“你这个傻瓜蛋，败家子，被两个山里的骗子卖了还帮人家数钱呢，亏你还是个单位的领导，传出去还不让人笑掉大牙。”
接着，媳妇便有鼻子有眼的举例说明起来：她的哪个同事什么时候在哪个地方被一个装的很可怜的老太太骗了多少钱，哪个朋友在大街上被一个声称破产流浪的骗子诈了多少钱，哪个朋友......，举不胜举。总之一句话，凡是在街上要钱的都是骗子，给钱的都是傻子。
媳妇的一番振振有词，一时间把我说的五迷三道的，竟又怀疑起当时自己的直觉和判断来，进而后悔起自己的行为太过草率了。因为害怕别人笑话，从此便不敢在人前提起此事。
大约过了两个来月，天气渐渐变凉了。一天下午，我刚走进单位的大门，就看到两个站在传达室门口的男人走了过来，嘴里高兴地喊着：“兄弟，兄弟，俺可找到你了。”
我定睛一看，原来就是前段时间在路上跟我要钱的那两个山里人。我一下子瞪大了眼睛，惊讶地问：“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中年男子转身从年轻人手里接过一个布袋子，递给我说：“兄弟，这是俺们山里刚刨的花生，你尝尝。”
“不用不用。”我急忙推辞。
中年男子硬塞过来说：“兄弟，你别嫌弃。”
当着旁边其他人的面，我怕驳了他的面子，只好接了过来，沉甸甸的，足有二十斤。
“这么多，谢谢你们了。”我真诚地说，“走，上去坐坐，喝口水。”
“这，方便吗？”中年男子犹豫了一下。
“没事，走吧。”既然他们敢回来，骗子之说便不攻自破了，我从心里又相信起当初的直觉来了。
中年男子示意年轻人接过花生袋子，跟着我一起进了二楼的办公室。
“坐，请坐。”我以主人的身份招呼他俩。
中年男子却一下子拘束起来，不肯坐下，木讷地说：“您，您是局长？”
我一下子明白过来，显然他是看到了门口的挂牌和办公桌上的服务承诺牌，便故作满不在乎地说：“奥，是副局长，大头兵。不过与你们无关，还是叫我兄弟就行。”确实，他们是远道而来的山里人，没必要在他们面前显摆臭架子，那样也会使自己显得太没度量和涵养了。再说，对于两个一面之交的陌生人来说，这也就是摆个姿态，等他们出了门，还是各忙各的，各归各路，没必要叫真。
“那怎么行，您是领导。”
“对你俩来说，不是领导，还是叫我兄弟就行。”他俩越是尊敬我，我越是表现出平易近人的姿态，给他俩倒上茶水，“快坐下，喝水。”
两人仍然有些拘束地坐下了，端起茶水，猛地喝了一口，有些烫，但还是强忍着咽了下去。
“怎么又回来了？”我又问了一句。
中年男子“奥”了一声，像是忽然想起什么，急忙放下茶杯，从口袋里掏出两张叠得皱皱巴巴的百元钞票，放到办公桌上：“俺是来还钱的。”
我瞬间感动了一下，山里人就是厚道，言出必行，这么远的路还跑回来还钱。我赶紧站起来说：“不用不用。”硬是把钱塞到了中年男子的口袋里。
中年男子高低不让，涨红着脸说：“钱是借的，必须还，要不就是骗子了，以后没法见你了。”边说边把钱压到了桌子上的文件夹里。
看他慌张的样子，我便没再坚持，反倒欣赏起他们诚实守信的为人了，甚至从内心里觉得，就这两人的品行，也不枉与他们称兄道弟一回。我收回心思，问道：“你们什么打算，这就回去吗？”
中年男人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常......常局长，俺想......”
“还是叫兄弟吧，这样顺耳。”我打断他的话，愈发表现出平和谦虚的姿态。
“好吧，只要你不嫌弃，那俺就高攀了。兄弟，俺想先在这里找个工地干活，看情况再说。你能帮帮忙吗？”
“工地的活以前干过吗？”
“干过，在俺那里的建筑公司干过几年。”
“那好，我先打个电话问问。”
之所以愿意出面帮忙，一是同情心使然，山里人出门在外不容易；二是通过还钱一事，看得出他俩是重情重义知道感恩的人，不是见钱眼开利欲熏心之辈；三是这也恰好是我分管的建筑施工监管工作的范围，即使有以权谋私之嫌，为山里的农民兄弟找个活干，也是能够拿到桌面上公开显摆的事。
我拿出随身携带的电话号码本，找到了当地有名的房地产企业——兴凯建工王总的电话。忽地想起，还不知道二位贵姓呢，便笑着问了句：“你俩叫啥呢？”
中年男人也憨憨地笑了：“帮了这么大的忙，还没告诉兄弟俺俩的名字，真是怨俺。俺叫陈玉宝，他叫陈玉奎，俺是叔辈兄弟。”
电话要通了，对面传来王总的声音：“喂，常局长，你这大忙人，今天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了？”
“你才是大忙人呢，有个事想请你帮忙。”我直截了当。
“别逗了，你还请我帮忙，有事直接吩咐。”王总也是干脆利落。
“我有两个沂蒙山来的兄弟，想来咱这里干点活，他们在老家干过几年的建筑队，技术和人品尽管放心，你看能帮忙安排一下吗？”
“你还有沂蒙山的亲戚？没问题，只要你出面，坚决照办。明天你让他们来找我。”
“好的，他俩姓陈。对了，你那里能安排民工宿舍吗？”
“能，不过是上下铺，七八个人一间房，条件差点。”
“没关系，有住的地方就行，明天我让他们去找你。”
“好的。”
放下电话，旁边的陈玉宝听得明白，赶紧道谢：“谢谢兄弟，谢谢兄弟！还是您当领导的面子大，这又帮了个大忙！”
“都是兄弟了，还谢啥。”人都是愿意听好话，陈玉宝的几句恭维说的我心里很是舒服，也自觉脸上很是光彩，高兴地随手拿过一张纸条，把公司的地址和王总的电话写给陈玉宝。他俩便起身离开，想先找个宾馆住下，再出去逛逛市区。为了给他俩省点钱，我让办公室的齐主任带他们到了单位定点接待的宾馆，让他们按合同折扣价结算，结果齐主任知晓了我们之间的机缘，成人之美，直接按工作接待记账结算了。
下午下班后，我让齐主任把那包沉甸甸的花生米分成两份，一人一份。齐主任边分边称赞：“质量真好！人家这是精挑细选的。”
当我拎着那包鲜亮饱满的花生米回到家里，连同那两张揉的皱巴巴的百元大钞一同放到媳妇面前时，媳妇又是瞪大了鹅蛋般的大眼看着我，想要从我脸上极力寻找出哪怕一丝丝的谎言迹象，嘴里连连地否定着：“不可能，肯定不可能。”边说边拎起花生米到厨房做饭去了。
第二天下午下班时，陈玉宝站在大门外等我，告诉说王总安排得很好，让我放心，我便没再过多的关注此事。时间一长，便慢慢地忘下了。
春节很快到了，工地陆续停工了，民工们拿上一年的辛苦钱回家过年去了，我的监管压力也一下子轻松了许多。这天上午，我正在办公室里吞云吐雾，门当当地敲了几下，我回了一声，门便被推开了，山里兄弟俩穿着原先的那身衣服走了进来。我赶紧起身：“陈老哥，快坐快坐，今天怎么来了？”
“工地放假了，俺俩今天想回家，过来跟你说一声。”他俩边说边坐在沙发上。
“奥，车票买好了？”
“买好了，下午三点的车，晚上就到家了。”
我给他俩倒上茶水，陈老哥接过茶水，放到茶几上，又站了起来，从随手提着的帆布包里掏出一条苏烟放到办公桌上：“兄弟，也没啥可买的，给你条烟抽吧。”
我一看，发自内心的不忍，这是山里兄弟风里来雨里去挣的血汗钱，我怎么能要呢，便瞪着眼生气地说：“陈老哥，你这是干啥？赶快收起来。”
陈老哥看我真的生气了，急忙摁住烟说：“兄弟，你别急，既然你不嫌弃俺，咱就是亲兄弟，俺佩服你的为人，非亲非故的帮了俺这么大的忙，俺就是一点心意，合不合适你都得收下，要不俺俩出不了这个门。”
“是兄弟才更不能这样。”
“就是一点心意，要不俺心里过意不去。”
看着他那满是期待的眼神，我不再坚持。一条烟，对我来说不算什么，但对于天天起早贪黑却顿顿水煮白菜的民工来说，却是一个很重的礼物了。我很感动，发自内心地对他产生了一种深深的尊重，瞬间感觉到跟他亲近了很多，便赶忙招呼他坐下，问道：“过完年还回来干吗？”
“回来干，在这挺好的，临时也没其他打算。”
“那好，有啥事随时给我打电话。”
“俺俩人生地不熟的，有事肯定给你添麻烦。你忙吧，俺俩就走了。”说着站起身来。
我赶紧从桌子底下拖出两提白酒，两盒茶叶，让他们带回去。两人坚决不肯，我冲着陈老哥一瞪眼说：“你若不拿，就把这烟收回去！”两人只得接了过去。
第二年的五月份，因为老伤犯了，我到医院做了一个右腿膝关节外侧半月板摘除手术。手术不大，但毕竟活动受限，并且手术刚过，麻药消退，便是剧烈的疼痛。到了晚上，更是疼得厉害。已在学校当老师的小侄子便到医院陪我，不停地捏捏这里、拍拍那里的，缓解一下疼痛带来的烦躁。
刚吃过媳妇送来的晚饭，病房的门便被推开了，山里兄弟俩探头探脑地进来了，手里提着一大兜的香蕉和苹果。
我很惊奇，赶忙招手：“你们怎么知道了？”
山里兄弟俩快步走过来，陈老哥说：“是齐主任告诉俺的。”他看我疑惑的样子，接着说，“自从上次到宾馆给俺安排住宿，俺便记下了他的电话，有时便联系一下，他人很好，也很热心，是俺让他留意，如果你有什么头疼脑热的，一定要告诉俺的。”话刚说完，感觉不对，又赶紧说，“奥，俺这可不是咒你啊。”
看着他那实在的样子，我不觉笑了起来，疼痛感也好像消退了许多，便把小侄子和哥俩互相介绍了一下。陈老哥说：“今晚让侄子回去吧，俺陪着你。”
我一听他是认真的，赶紧说：“那不行，白天你还得干活，晚上睡不好，干活不安全。”
“没事，最近几天都是在平地干活。”
“那也不行，白天这么累的活。”
陈老哥说啥也不听，急赤白咧地说：“没事，你若把俺当兄弟，就让俺在这陪着你。”说完不由分说的把侄子和他兄弟推出了病房。小侄子看他这样，便说：“小叔，那我先回去了。”又回头对陈老哥说：“陈叔，隔段时间给我小叔揉揉胳膊和腿，会轻快些。”
陈老哥忙不迭地说：“行行，放心吧。”
送走他们，陈老哥像是完成了一个很大的心愿似的，表情轻松了许多。他一会给我倒杯水，一会给我削个苹果，没等吃完，又递上一根香蕉，把我的嘴里塞得满满的。过了一会儿，又手忙脚乱的给我捋捋胳膊顺顺腿，还笨拙的给我捏起脚来。他的手劲很大，稍一用力，便疼得我直咧嘴，急忙喊：“轻点，轻点。”陈老哥便哈哈地笑着放松了手劲。旁边的病友也羡慕地支使着自己的媳妇给他捶起大腿来，惹得媳妇一阵地数落。
陈老哥好像有使不完的劲，来来回回，一住不住，弄得我刀口再疼也装作不疼的样子。直到半夜，他才趴在床边打起了呼噜。
我也努力的想睡着，躺在床上不敢动，一动就疼。时间一长，身子底下床单的皱褶就像一根木棍一样横在那里，硌得难受。直到天快亮了，我才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一连三天，每到晚上，陈老哥都要陪在医院，怎么劝都不行。直到第四天，已经感觉不到伤口的疼痛了，才在大家的极力劝说下，让小侄子替换了他，但他还是每天晚上坚持过来坐一坐再走。
一个星期后，由于是硬伤，主要靠自我恢复，不再用药，便出院回家休息。之后，陈老哥便三天两头的跑到工地办公室打个电话，也没有很多的话，只是问候一下，唠个嗑，三言两语的便放下了。
一个月后，我便上班了，虽然膝盖弯曲还不行，一沾地就疼，但是坐着办公没问题了。陈老哥便抽了一个下午快下班的时间，到我办公室说了很长时间的话，直到天快黑了，才扶着我坐到车上，让司机送我回家。到了这个时候，兄弟这个称呼，已经完全没有了过去那种多多少少存在的牵强和拗口了，彼此之间已经没有了任何世俗观念影响的、没有任何身份地位隔阂的平等坦诚的异性兄弟了。
中秋节又要到了。这天，陈老哥又提着两大袋地道的红皮花生来到办公室，说：“这是今年刚收的花生，俺让你嫂子寄来的，你让弟妹尝尝。”
我不再客气，只是说：“太多了。”
陈老哥没有了过去的拘束和矜持，随口说：“多啥，又不值几个钱。你若觉得合适，就给齐主任一袋。”
“这有啥不合适的，很好哇。”我随手摸起电话，把齐主任叫了过来。齐主任一边跟陈老哥握手，一边高兴地提着花生说：“托常局长的福，吃上山里正宗的花生米了，谢谢你啦！”
陈老哥有点不好意思了，连忙说：“谢啥，又不是什么好东西。”
“对我来说，这是最好的东西了。”齐主任边说边笑着出去了。
陈老哥重又坐下，说：“中秋节俺就回去了，可能不回来了。”
“为啥？”我猛地抬起头来。
“村里新开了一个石料厂，你嫂子想让俺回去干，离家近，方便些。”
这个我理解，撇家舍业的，不如老婆孩子热炕头，便说：“好吧，回去给嫂子问个好，有机会我去找你玩。以后若想出来干，随时给我打电话。”随后，我从抽屉里拿出两份企业走访的过节物资：“走的时候，你和老弟到商店带上点吃的。”
老哥不要，我知道他怕我花钱，便毫不隐瞒地说：“没花钱，是别人送的，我还有。”
老哥收下了。临走，我又从书橱里拿出一个刚刚换下的六成新的摩托罗拉翻盖手机说：“给你个刚倒下来的手机，回家要用，就办个卡。”
老哥不再推辞，说了句：“我在山里等你。”便起身走了。出门前，又回过身来，紧紧地握了握手。两个人都没说话，但都感到了彼此的不舍。
下班的时候，我看到办公室的人员人手一份的提着一个食品袋，里面盛着鲜亮的红皮花生。大家都很高兴的和我打招呼，都说花生超好吃。看来大家都已知道了我和山里兄弟的事，把它当成一段佳话了。
老哥回到山里后，便办了一个手机卡，十天八天的打个电话。后来慢慢变少了，三两个月打个电话。话题也总是绕不开石料厂的收入和家里值得高兴的事，比如孙子满地跑了，翻盖新房子了等等，说的最多的还是要我到山里去玩，去看看浮来山定林寺里那棵四千多年的银杏树王，遮天蔽日，十好几个人都搂不过来。我也一直答应着，但却一直没有成行。只是到了每年的中秋节，便会准时的收到一份沉甸甸的鲜亮的红皮花生，带着浓浓的大山的厚实。我每次都会让齐主任分成多份，送给大家尝尝，也总会引来一阵的欣喜和敬佩。
每当这时，我都会回家炫耀的把袋子放在餐桌的中央，夸张的拍拍媳妇的后脑勺说：“怎么样，不是骗子吧。”媳妇每次也都是不服输的嘴硬：“这是特例，不小心就会上当受骗。”我便会哈哈地笑着给她个台阶。
十几年过去了，虽然相距不到两百公里，但我们却一直未再见面，只是靠着电话维护着这份朴实干净的兄弟情分。而这份兄弟之情却丝毫没有因为时间和空间的影响而逐渐淡化和疏远，反而如同陈年老酒愈久弥香。
直到二零一九年二月下旬的一天，我参加一个全省的工作现场会，途经莒县，计划安排是住一晚上再走。我便给老哥打电话，说晚上到他家吃饭，问他远不远。老哥一听，忙说不远不远，也就二十公里，我找车接你。我说不用，打车过去就行。老哥高兴得连连说：“我等你，我等你。”
到了中午十二点半，突然接到通知，领导行程有变，不在莒县住宿了，下午两点，集体乘车返回济南会场。于是我赶紧给老哥打电话，告知情况。他一听，一下子就急眼了：“什么，怎么会这样，你等着，我马上赶过去。”我刚要阻止，电话已经挂断了。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不见老哥的身影。我心里急，打了几个电话，没人接。一点五十了，人们都已上车。我坐在车窗边，不停地看着窗外。正在坐立不安的时候，突然看到两个穿着黄大衣的人骑着一辆摩托车疾驰过来，前边的人戴着头盔，弓着腰，后边的人光着头，手里挥舞着一副拐杖，正是老哥。
我一阵激动，赶紧下车。老哥看见我，来不及说话，立刻从车后梁上解下一大编织袋子东西，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拖到大客车边，长舒了一口气说：“这是刚从地窖里扒出来的地瓜，你带回去尝尝。”他头发凌乱，满脸冻得通红，鼻涕都出来了。
我担心地问：“腿咋了？”
“没事，在矿上磕了一下，有点骨折，快好了。你先把东西放车上吧。”
我赶紧请司机打开行李舱，和刚刚停好车的陈老弟一起把袋子抬着塞进舱里。同行的车辆先后启动了，来不及多说，我便和老哥使劲地握了握手，又向旁边的老弟招了招手，便上了车。就在车辆驶出宾馆大门的时候，我清楚地看到老哥那多年来被生活磨砺的满头的白发和那冻僵的遗憾的表情，鼻子不禁酸酸的，差点掉下泪来。
客车在快速地前行，我的心起伏不定。回过头去，看着薄雾下那渐渐隐去的大山，我仿佛看到沧桑的老哥拄着拐杖，用力地挥舞着粗糙的大手，大声地冲我喊着：“兄弟，下次一定要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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