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苦的打工岁月
历尽艰辛最终被分到了都昌汽车站，赣北汽运公司都昌分公司。虽然不如意，但总算有个单位。
1991年1月10日上班，当时，在别人的眼里，汽车站还是个不错的单位，工资高，坐车还不用花钱，人来人往交际又广，还时不时的能收获许多新闻爆料。可是真正的情况外面的人是不一定清楚的。在老占去上班的时候，汽车站实际上已经到了很难维持下去的边缘了。他被分在行政办公室，专门替单位接待来来往往的人。平时他都尽可能地为单位职工多做点事情，与同事都尽量保持友好的往来。在行政办公室这个位置上他也是做出了最大的努力去建立人际关系。然而汽车站的职工大多是司机，还有临时聘请的售票员。司机与售票员这样特殊的职业，是难以做到文质彬彬高素养待人的。所以，他一个刚从学校毕业的斯斯文文的人，与这样的群体打交道，并不是件很简单的事情。而想要在单位上取得重要的位置就更难了，再加上汽车站那时已经频临解体，就更没有必要谈发展。于是上班才一年多，老占就起了念头要离开单位，去外面谋求新的出路。
1992年7月1日，单位搞承包，老占既没有资金又没有过硬的人脉，就被分到了机务科修理班，跟着师傅学徒。学修车，他并不是怕苦怕累就不学下去，只是发现在机务科很难学到一些适用和更高层次的技术。在那里都是学一些老一套的修车方法，没有很大作用，远远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单位上还经常有人说：一个中专生学修车多没出息呀！这使得他更没法静下心来学习。经过多重考虑，老占还是下定了决心离开单位，准备背上行李去福建泉州打工。
当时单位上有两位同事对他一都直很关心。第一位是机务科经理邹金龙。他对老占一直蛮好，老占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邹经理就对他说一定要写一份离职报告，让邹经理在上面签字。他还说：“我很支持你去外面闯荡，但一定要给自己留条后路，万一外面不如意时，你有我签字认可的离职报告，到时还可以回到单位上班的。”老占很感激地按他说的做了，但他当时的想法就是不再回单位上班了。第二位就是老占的校友，杨家乾学长，他平常就很关心老占在单位的情况。那次老占离职前，杨学长特意叫上另外两个校友一起请老占吃饭。他一再叮嘱老占在外面要好好发展，杨经理的关心和支持给了老占很大的鼓励。
还有一个促使老占离开单位的原因是，从91年1月上班到92年7月离职，这一年半的时间里，他除了跑分配时欠下了3500元，在单位上班后还又累加了1500元的债务。由于老占一直都很热情好客，接待朋友时，不光是想办法让他们坐免费的车，到了吃饭的时候总不忘让朋友吃饱了再离开。因此他在行政办公室上一年班，是自己荷包里贴钱招待人的。月月入不敷出，这样下去，别说找对象结婚生孩子，连自己都养不活。
92年7月1日单位真的解体了，所有业务搞承包。老占当天就去九江向铁路上和发电厂的两位同学各借了100元作为路费；当时在都昌汪墩教书的陈明华同学买了一个行李包送给他。第二天早上，也就是7月2日，他带着行李坐上了都昌到南昌的班车（当时单位天天有发往南昌的班车，虽然解体了，但那时本单位的人还可以免费乘坐的）。当时坐在老占旁边的是一位来自江苏吴江镇的销售经理，来都昌推销他们的电缆。到了南昌汽车站，下车后那位经理叫了一辆的士，示意老占一起走，而老占当时就局促不安，主要是担心身上只有200元钱，的士车到火车站还不知道要多少钱呢。经理看出了老占的心事，就直接说“不用你付钱的，我反正是要去火车站，顺便带上你，这费用我单位可以报销。”听他这么一说老占就放下心上了他的的士。
到了火车站，老占直接买了去福州的车票。在去福建前他通过资料查询到有两个地方，一个是福建泉州，另一个是广西北海。这两个都是发展得比较好的地方。考虑到广西北海远了点，怕路费不够，就选择了泉州。去福建的一路上还算比较顺利，只是上了车后，中途因为前方塌方，火车停了一个小时才继续前行。那年年底他从福建回家过年时听说，7月3日那天南昌到福州的火车刚刚开过去，而从福州回南昌的火车却在那里停了两天时间，原因就是遇上了严重的塌方事故，当时那辆列车上还有一名教授被落石砸亡。当地农民手提竹篮子到火车上卖馒头，价格高达2元一个。听后老占从心底里感到自己非常幸运，否则口袋里仅有的200元还不知道能剩下多少。
到了福州下了火车，就上了往泉州的班车。在车上听旅客说莆田也发展得不错，老占就在莆田下了车。92年那时候大部分是老乡带老乡去打工的，当时还没有职业介绍所，怎么进厂都是个大问题。老占突然起了个念头，于是在那么热的天气，他穿上大哥送给他的武装部的军装，找到了一个鞋厂，和门口的保安聊起了天。对方问老占有什么事情，感觉自己拉不下面子说是来找事情做的，干脆就撒了个谎，说自己是来自江西的，来福建搞社会调查。想看看江西人在这边打工的收入情况，麻烦保安找几个江西的工人出来配合调查。保安很乐意地喊过来五六个女孩子，这些女孩子听说家乡来了父母官调查，都很高兴地告诉老占她们在厂里的情况：“我们也不想背井离乡到这么远的地方，工资每个月也就400元左右，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以上，要是家乡有这样的工厂，我们都会在老家上班的。”听到这里，老占哭笑不得，调整了一下情绪后，就对她们说：“我知道了，我回去一定会把你们这些情况及时汇报给上级，并把你们的话带给他们。建议领导们多引资办厂，让你们早日回家上班。”“调查”完后，老占又回到了原来的初心，坐上了去泉州的班车，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在车上考虑了很久，他这次下海的目的一是要还清欠款，再就是学好一门修车的技术，这么说还是要找一家修理厂，总不能再接着搞社会调查啥。车子很快到了泉州市汽车站，他就背着行李一个厂一个厂地找，都不招人。最后找到了一位姓戴的老板，他说：“你明天来吧，厂里可能要一个人，晚上我和老板娘商量一下。”那时已经到了下午五点左右，老占就离开了修理厂。考虑到第二天能否进修理厂还是个未知数，就抓住日落前还有的一点时间，找到了一个鞋厂的老板。和老板见面后，老板说厂里只要一个仓管员，但就担心他能否吃得了那个苦。看老占细皮嫩肉的，又是个大学生，老板就对他说：“你再考虑一个晚上，考虑好了明天就来上班。”老占点点头，有了两个招人的地方他就放心了。闯了两天老占疲惫极了，找了个小旅馆倒头就睡。
第二天他早早地赶到了修理厂，老板和老板娘都还没来，工人也都没起床。只有门卫在打扫卫生，反正也没事干，老占就拿起扫帚和门卫一起干起来。不一会老板娘上班来了，看到他正在干活，就主动问他：“你是昨天来的小伙子吧？”老占说是的，“不错，蛮勤快的。”然后老板娘爽快地答应了。老占在这个修理厂里勤勤恳恳地上了三个月的班，每天干活十几个小时，还坚持天天帮忙打扫卫生。从家里出来的时候他还带了一些维修方面的书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学起来就快多了，劲头也十足。为了快速地掌握一门技术，他又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主攻汽车电路维修。在学校学的一些理论知识还是有局限性的，只有东风和解放两种车型，而在这个修理厂，不只是车型很多，还有很多是进口的车子，这就给了老占很多学习和实践的机会。
老占平时总是虚心地向师傅及师兄请教。为了在实践中更多地懂得全车电路原理，他几次单独拆掉全车线路，然后又一点一点地凭着记忆和书本知识重新进行组装。在淡黄色的灯光陪伴下，他紧张地屡拆屡装，忙着忙着不知不觉天就亮了。
修理厂的学徒工工资少得可怜，他早餐只买一个小馒头，中餐就在厂里饱餐一顿。住的地方有老板送的一个小电壶，每天晚上下班回家，就将电壶烧开水，加入细粉丝，再加些盐搅动一会，一顿晚饭便混了过去。那个小电壶后来被老占带回了老家，许多年过去了老占看到它就会想起曾经走过的艰苦岁月。
因为开始拿的只是学徒工资，他下海半年了，家里欠的钱还一分都没还。来外面的目的不但要学门手艺回家，还要还钱。进修理厂不久，老占发现有一位外厂的人经常拿一些刹车分泵去他厂里做检测。有次找了个机会和那人聊了起来，问他那是做什么，他说自己是华大汽车配件制造厂的，主要是做汽车分泵，生产出来后一定要拿到修理厂检测一些性能如何。这时带老占学徒的师傅对那人说：“这个小伙子是汽车维修专业的大学生，他要是去你厂里应该是专业对口的。”两个星期后，外厂的那个人单独找到老占，问他是否愿意去他厂里上班，他是厂里质检科的科长，技术科正好缺人，当时他那边厂里技术科的女孩子离职去深圳了。老占当时担心是老板娘在故意考验他，是不是真心留在这个修理厂里。老占就没有马上答应，只是说有时间去你厂里看看。
再下一周，那个人把老占带到厂里参观了一遍，条件还是很不错，关键是这公司开出的工资比修理厂的要高很多，如果那样很快就可以开始还钱了。不过老占掂量了一下，觉得学手艺比还钱更重要，手艺是不能丢的。于是他决定还是找修理厂的老板娘谈一下，把自己的实际情况告诉她。下午下班前，老占找到老板娘，看她当时的心情还不错，就开口把自己的难处和想法告诉了她，当时她的脸色就不太好看，不过最后还是答应了。老板娘说：“你要是离开了就不要回来，那样对厂里的影响不好。”而老占就感到很为难，因为他还要继续学汽车电路维修的技术。他只得打感情战：“老板娘，我知道你对我一直都很好，希望以后你还能把我当做自己的子女看待。你们电路维修的技术我还是想好好学的，以后回老家了也可以开个小店呀。”她对老占这过分的要求感到很不爽，却又被他磨得没办法，只得答应，并说最终答应只是被他的好学精神感动了。得到老板娘的允许，老占就初步决定，周一到周五白天去华大上班，晚上来修理厂干活，周六周日全天在修理厂做事。在他去华大上班前的一个星期天晚上，老板娘叫上老占和他们一家人一起去外面吃饭。她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不是很听话，趁着吃饭的时候，老板娘把老占当做典型的正面教材和孩子们说：“你们看看，小占哥哥多么懂事，多么勤奋好学，你们一定要好好向他学习。”
到了华大汽配厂上班后，老占更加积极地工作，领导们都很喜欢他。那里收入是高一点，但工作任务也很重。上班一个月后，泉州市技术监督局检查工作时，提到技术科都要大专以上学历，而老占是中专文凭。这时老板陈中文对老占说：“那好办，我厂是华侨大学的校办工厂，申请一下就可以。去华侨大学函授一个大专文凭，学费我来出，只要你好好工作就行。”老板先后花了近四千元给老占交学费。不过当时他提出了要求是老占要在这个厂里工作十年，否则学费要他自己出，就这事老占还和老板签了合同。这以后，老占又把时间重新做了安排，周一到周五白天在华大上班，周一三五三个晚上去华侨大学上课，在修理厂做事就只有周二周四晚上和周末两天，时间更加紧张了。
那些时间里，老占拼命地工作努力地学习。几百个肩负重任的日子在书本的翻阅和电线的交错缠绕中悄悄流过，他的电工知识丰富了许多，实践技术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1994年正月我们订婚以后，老占依然在泉州修理厂打工，同年夏天在聂增鹏的帮助下我也顺利进了泉州一家服装厂做平车工。从学校出来我一直非常反感母亲唠叨不停地让我做缝纫，然而抗拒了两年后，最终我还是去学踩平车了，而且还是从最简单的工序开始。棉袄的“内里”就是羽绒内胆，只要沿着边缘走一圈线，中间沿着约8cm的方格线走直线就行。这么枯燥无味的事情坚持了三个月，可我并没想到这平车工的基础技术就是为八年后我在九江学徒创业而奠定基础的。
1994年暑假，老占在华侨大学的函授毕业了，顺利拿到了大专文凭，汽车电路维修技术也基本上达到了单干的水平。可那时华大汽配厂的生意却一天不如一天，老板实在坚持不下去了。我和老占就商量结婚后还是在县城呆下来。十一月份老占就和老板说：“我如果继续呆在厂里只会给您增加负担，明年我就不回来上班了，准备在老家开个小店。”老板说：“好吧，不继续干我不怪你，这不是你的原因。”
就那样，十一月中旬，老占回到了汽车站，那里还有一间单位留给他的小房间。年内的两个月他在三公里一家修理厂做电工。
1995年正月我们结婚了，从那以后的日子不再是老占一个人单打独斗，而是从此我们开始了几十年并肩作战的艰苦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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