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与语言
有位考生用文言写了一篇什么赋，而且获得高考作文满分。邑人为之而称道，我也为之而赞叹。但赞叹之余，却心生疑虑。
赋是什么？那是古代的一种文体，为韵文和散文的综合体，盛行于汉魏六朝。不知此赋为限定题目，还是自定题目。如为限定题目，我想还不如拿八股文考试为好，因为高考是为国选才，八股文总比那个赋好吧。如为自定题目，那我就为这位考生捏一把汗了：你是个中学生，是参加国家正规考试，为啥穿着古装出现，要是阅卷者看不惯咋办？
再说，文言还行得通吗？那是五四运动以前通用的以古汉语为基础的书面语呀。假如你在当今用文言起草一篇行政公文，我想领导不仅不可能签发，而且还有可能两把撕掉，骂你个狗血喷头。而在高考中使用文言作文，要是阅卷者不买帐咋办？我曾看过中央电视台一则新闻，某地一考生在高考中用篆书写了一篇作文，阅卷者就没有说内容咋样，只因使用的是古文字而划了个零！
或许是杞人忧天吧，事情可能不是我所想象的那样。但由此却引起了我对文字与语言关系的一些思考。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是语言的书面形式。按理来说，文字应当和语言保持一致，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文字与语言总是存在“两张皮”的问题。但从总体上来说，文字与语言还是一致的。因为从漫长的历史演进来看，文字总是伴随着语言的产生而产生、发展而发展、变化而变化。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往往觉得书面语与口头语存在较大差异，有时严重背离。但这种差异和背离还是有限度的。因为书面语与口头语有其内在的客观规律——书面语总是围绕着口头语这个中轴线而上下波动。它们之间虽然有时合，有时离，而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一致的。一旦书面语过分远离了口头语这个中轴线的话，客观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就会主动出击，把它从远离的地方拉回来，是绝不允许其放任自流的。
而文言文不是严重背离社会民众的口头语吗？其实这只是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波动。它在很早以前也就是当时社会民众的口头语，只不过因时间的推移而发生了较大变化，使之成为一般人所不懂的书面语而已。比方说《论语》，那是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对话的一些记录。从中我们可以隐约地感到，孔子正在和他的弟子们在一起说事论理，而并不是在做什么大块文章。
历史演进到清代，时间已经过去两千多年了，而那些醉心于八股文的儒生们，“两耳不闻窗外事”，依然抱着个《四书五经》“之乎者也”。于是客观规律发怒了，它伸出那只“看不见的手”，一下子撕掉了八股文，进而又把那个文言文也改为切近社会民众口语的白话文。
此类事在历史上时有发生。比方说，秦汉时代的文章我们可以读得懂，而在其后从巍晋南北朝到隋唐的文章却反倒很难读懂。这是咋回事呢?还不是因为文字严重背离了语言的缘故么。值此之际，客观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便果断地伸了出来，把那些华而不实的文体（如骈体文）撕成碎片，恢复了先秦和两汉时期那些切近社会民众口语的文体。
众所周知，唐宋有个“古文运动”，其实质是“文宗秦汉”。比方说出土于庄浪朝那湫的先秦石刻《诅楚文·厥湫》，共有319字，倘若将其大篆译为楷书的话，一般人都可大致读懂。我对其文风就很赞赏：它准确、鲜明、生动，堪称秦汉之文的典范。邑人最爱称道的一个人是刘沪，而在夸刘时还要骂一回尹洙。我的看法是，刘可以夸，而尹不能骂。他们二人是韩琦与范仲淹路线的践行者，谁对谁错，自有公论。遗憾的是，正因为这件事，连尹洙的闪光点也被淹盖了。他是“古文运动”的急先锋，这是其历史功绩，不可不提。
古今异声，四方异音。中国地域广大，仅汉语就有吴语、湘语、赣语、粤语、闽语、客家话等诸多方言。而这些方言在语音、词汇、语法诸多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异。这教我们如何适应，如何交流？是历史选择了以北京话为普通话，使之成为我们大家“共同的语言”。
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它所代表的标准现代汉语为国家通用语言，这是有法律保障的。我国《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进一步把普通话确立为国家的通用语言。可以说，在正规场合随意使用不规范的语言文字，那也是一种违法行为啊。
当然，语言文字的规范不可能一蹴而就，得经过长期的努力。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每个人还是有自由选择语言文字的权力，但自由历来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比方说你用文言写个什么赋，作为文艺作品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这带有较大的个人成份，似乎也不能说什么。而在国家公文中，在高考作文中，在一些重要的新闻媒体中，就必须使用规范的语言文字，这是最起码的要求。如果连这点要求都做不到，还谈什么语言文字规范呢！
所以，我还是奉劝众多的青年学子，在今后的高考作文中不要异想天开，还是使用国家规范的语言文字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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