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陶“新散文”艺术审美趋向论 ——以《泥与焰》、《中国册页》、《漆蓝书简》等为例
得益于40年的改革开放、思想解放，中华文学艺术的百花园更是绚烂多姿、璀璨辉煌。耕耘于当代中国文坛的散文作家们，肩负着时代的使命，从自身的艺术审美与生活感受出发，以全新的艺术审美视域重新审视当下散文创作和理论之现状，以1998年云南《大家》推出的“新散文”为标志，汇聚在“新散文”的大纛之下，呈现区别于“朦胧诗”与“先锋小说”的本质化艺术审美特征，表现出异常活跃的创作活力，在持续、稳定中走向未来，并在此过程中，逐步确立了“新散文”的艺术审美标准与规范。
相对于1980年代的文学主流时代，1990年代边缘化写作的时代潮流、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当代现实生活的激发、传统“感兴诗学”的滋养，在此种种合力之下、“新散文”不期而至，逐次走入以创新、创造为主体为核心的“新散文”作家心中；居于江苏无锡的黑陶，在“新散文”的艺术探索中渐入佳境，并以其独有的创作审美趋向，获得业界极高评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最近，讲述江南剧变的黑陶式散文集《泥与焰：南方笔记》（2017年）在600多位作家中脱颖而出，斩获第二届三毛散文奖，即是一个明证。多元化的写作手法和叙述风格、陌生化的艺术效果、探索汉语美学的无限可能、强烈的语言与情感撞击，呈现父性江南的逼真肖像，黑陶式新散文具备了别具个性的魅力与风采，值得从创作到理论进行一次系统的梳理，从而进一步把握当下“新散文”的发展规律以及未来文类流变之可能。
《夜晚灼烫》（2003）、《七个人的背叛：冲击传统散文的声音》（2004）、《泥与焰》（2017）、《绿昼》（2006）、《漆蓝书简——书写被遮蔽的江南》（2007）、《二泉映月》（2018）、《中国册页》（2013），是黑陶“新散文”艺术探索之脚印，更是其艺术审美趋向的轨迹。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到对“新散文”的孜孜以求，能让我们更好地感受并洞察到“新散文”艺术审美的形成、确立，乃至于未来流变的趋向；黑陶式散文给“新散文”写作者提供诸多有益的艺术经验，同时也为理论批评者展示出一种文本剖析的范例；左手火焰右手大海构成黑陶散文的两大因子，犹如诗经与楚辞一样，在相互吸纳的黑陶式“父性江南”（区别于母性江南）文学世界的建构中，为南方文学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其艺术审美之渐趋明朗，其艺术风格之渐趋醇熟，现不惧浅薄，斗胆粗略做一归纳，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首先，赓续古典文学“感兴诗学”的传统，成功把“感兴诗学”创造性引入到“新散文”的创作实践中，有着极其传神的艺术表现力。
阅读黑陶式“新散文”，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中国古文学“感兴诗学”之传统，南北方文学传统都牵涉到“感兴诗学”，譬如《诗经》中的“赋比兴”，孔子所论的“兴观群怨”，《楚辞》香草美人比兴意象群体，到孙舜钦、欧阳修、陆游，传承到清末民初，乃至梁启超等文人传统，蕴含其中的“感兴诗学”草蛇灰线一直贯穿于整个中国文学文化史，黑陶式散文把“感兴诗学”的意蕴、内涵充分运用到其新散文的谋篇布局主题立意上，可谓匠心独具，常用常新，历久弥新，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特质。
拿《泥与焰》散文集中的一篇《米》来就事说事吧，是散文还是诗歌，是强烈的情感还是炙热的火焰熊熊燃烧，是散文的形式还是诗歌腾跃性的天马行空，汉语美学在黑陶笔下无往而不至、无所而不能。“心脏现在被粮食的秘密充满。”开头一句话，咋一看，突兀异常；细细思量，结合标题却胜过千言万语；以少总多，“一粒晶莹的米，是一面镜子。”——它映出汉族故乡奔涌的菜花、月光一样的弯曲河流、狭窄的石街、竹子山岳……夏天的父亲、严寒的母亲……“晶莹的米，像河流一样泻我的童年和少年，晶莹的米，也是我心中的一个国度”——屈原的思想、台湾诗人、烦恼的庄子、李白、杜甫、李贽、官气重了点的李绅、黄仲则、龚自珍，“通过汉语的米，我感到了我与他们没有间断的连接。”
感兴诗学，重点在于“兴”。按照朱熹的说法就是“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诗经集传·关雎注》）。在黑陶笔下，他物是“米”，“所咏之词”是父亲、母亲，是童年、少年，是屈原、庄子、龚自珍，是河流一样的米粒，是汉语的米，是眼前的米，南方的米，熟悉的米，秘密的米，他们“来自大地内部的黑暗，来自，我热爱者的血。”
阅读这样的文字，是不是让我们感受到汉语美学之魔力与诗性？由此我们感喟，这哪里是散文，简直就是波涛汹涌的诗篇！这哪里是文字，这是从血管里奔涌出来的热血！
其次，南方（浙、皖、鄂、赣、苏）民间边缘文化、边地文学空间的开掘，极大丰富拓展了“新散文”的表现领域；地理空间与文学空间的交融，更是其随笔式、文学类散文的永久魅力之所在。
正如湘西民间传统文化系统对沈从文的熏染和陶冶一样，沈从文在返回湘西民间文化的境遇里，完成了对边地湘西文学空间的开掘；回到边地湘西，忠实地记录“人事”湘西的种种“梦”和“现象”，完成了对湘西边缘文化的挖掘。沈从文自称其为“现象”的记录者，观察现象并为现象倾心这是沈从文生动的文化选择；同样，黑陶在其散文里所呈现父性江南的逼真肖像，是通过一系列的村庄人物志画完成其塑造的，这也是其生动的文化选择，而且是主动自觉地选择。
和美国文学以福克纳为代表的南方传统一样，中国文学的南方传统在沈从文“湘西世界”与黑陶“父性江南”等作家的建构过程中，也逐步清晰完整起来。
自由地表达，江南的另一种美，这是黑陶的艺术追求，相比较小说、诗歌，这可能是散文这种文体的一个天然优势。《漆蓝书简》的五十篇文章，约五十座江南乡镇，在作家看来，就是江南的核心层面，这多多少少让我们这些外乡人感到意外——“自觉避开世所熟知已然丧失内里的江南旅游热点地”，这种艺术探究、摸索，不惜失败、撞壁，难道不是另一种的艺术执著？
就拿《泥与焰》中《酒席》一篇举例吧，详细介绍太湖地区1980年代农家每逢子女婚嫁、砌屋上梁等人生喜事，总要请厨师摆酒席的农村习俗，详尽而不失生活真实，历历在目之感顿生。这在学者教授所不齿，然而，这种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民间传统文化贯穿其中，黑陶看似据实抒写，其中蕴含着对已逝韶华、岁月的追忆与凝望，多少往昔的情愫涌上心头，几多故土情怀萦绕盘桓，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自难忘。
史舒清在《读书小记》中说：“诺贝尔评委会给作家赫塔·米勒的授奖词是：她以诗的简洁和散文的直白，写出了无依无靠的人的生活图景。这一说法令我向往。写无依无靠的人，这是我的文学方向和核心内容。”（石舒清.《读书小记（一）》.见《黄河文学》.2012年第1期.页73.）郭文斌在回答和歌“就读书来说对你影响最大的作家或作品是什么时？”，他回答说：“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生我、长我、养我的那片土地，是父老乡亲……（就具体作品来说）一定要说的话，那就是我这两年在讲的民间传统。民间传统是和大地离得最近的那一层。当你生下来，也许没有书读，但你不可避免地在接受民间传统。这一部分是最重要的。比如说，在上学之前，在父母的被窝里面听到的那些，在乡邻的红白喜事时感觉到的那些，在父亲写的大红对联上看到的那些，等等。这是‘人文’部分，更不要说‘天文’了”。（郭文斌,和歌.《寻找我们本有的光明》.见《黄河文学》.2012年第1期.页17.）
和史舒清郭文斌相似的是，黑陶也把关注的目光定格到无依无靠的小人物身上，随手一翻黑陶散文书目《麦》《农宅形式》《蠡河》《油坊》《东坡肉》《芦花》《陈独秀墓》《合新陶瓷厂》《往丁蜀中学之路》《在书场》……这是一幅活生生的民间文化生命场，像磁铁一样牵动着作家敏感多情的神经！
进一步来说，边缘化的地理、文学空间叙述策略，其背后是一种开掘有活力的民间文化空间的潜在冲动和抗衡主流文化传统的叛逆意识。当代学者王一川有着极为远见卓识的看法：“他依据美国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1897-1958）的对西方社会的文化形态划分为两种：一种是以都市为中心的上层知识分子所代表的‘大传统’，另一种是广布于都市之外的乡间民众所传承的‘小传统’，这与中国现代文论传统中存在着的主传统与亚传统相符合；他还结合英国学者波兰尼（Michael Polanyi，1891-1976）关于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或静默知识的论述，创造性地提出了对理解中国文论现代性传统的阐释框架，指出中国文论现代性传统中存在着三种层面：显性主流传统、隐形亚传统（边缘）和若隐若显传统。”（王一川.《中国现代文论中的若隐若现传统——以“感兴”为个案》.2011年第3期.《文艺争鸣》.页97-113.）
黑陶的新散文创作实践，不是契合了学者王一川先生的论断了吗？这同样是一种创作实践与理论的契合，难道我们不可以把这些新散文作家的创作实践与理论家的理论概括看作是一种共谋？从而完成“新散文”的创造性变革与转化，这难道不是吗？
最后，文体的杂糅，多种体裁手法的渗入，文体实验性质极为鲜活与突出；黑陶新散文的生态系统初具形态，涵养、丰富并进一步深化其人文精神乃至思想淬炼，正是其广阔驰骋的疆域和施展文学抱负的必经之途。
《泥与焰》是一种生态，《漆蓝书简》也是一种生态，《中国册页》、《二泉映月》更是一种生态，一种原生态的存在，这种生态是黑陶的标识，更是黑陶式的语言，神性的存在着、屹立着，向世人昭示这什么——立体的而非平面的，创造的而非粗陋的模仿，鲜活的而非僵硬的，生动欲飞的张力而非静态的滞留，一切都是思想和生活进行复杂化合作用的结果，而非机械物理作用下，简单的堆砌和让人厌烦的重复。
鲁迅诗化小说《伤逝》、小说戏剧化的《鸭的喜剧》、史铁生散文化小说《我与地坛》、《命若琴弦》、《病隙碎笔》以及京派文学的诗化小说，都说明小说在发展演变中，向诗歌、散文、戏剧借鉴有益的营养与成分，反过来也促进了小说文类的丰富；同样黑陶新散文向纪实、消息、特写、传奇、新闻、诗的留白、公共语言的抄录、书信、日记、访谈、科学笔记、蒙太奇、年谱、故事等应用、非应用体裁乃至手法的借鉴转化，这使其“新散文”文体实验的性质更为鲜活与突出。也突破了之前散文的呆板与拘谨狭促的格局——秦牧、杨朔、刘白羽式散文的终结，同时宣告了一个散文新时代的开始，这是当下散文作家的特殊使命决定了的。
顾名思义，广义散文相对于韵文而言，先秦古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骈文、唐宋八大家重新倡导古文运动、明清小品、桐城派散文……这一古老的文体一直处于生生不息的变动之中；同样作为狭义散文，即文学体裁的一类，仍沿着既有的演变规律，向着未来在不断地嬗变超越。
“皈依并不在一个处所，皈依是在路上。”史铁生所说的正好契合了黑陶在“新散文”艺术之路上的探索，这条路没有一个终于能够到达的目的地，但并非没有目标，走在路上本身即是目标存在的证明，而且是唯一可能和唯一有效的证明。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祈愿黑陶和“新散文”作家们有勇气正视已经取得的成就以及存在的种种问题，并能就处理“新散文”作为一种审美的文学体裁，克服因为“文体实验”性质造成的种种偏差等等，做出各自卓有成效的贡献，向着变革当下散文的目标前进，同时实现“新散文”的艺术超越之梦。
本文发表于2019年 《青年文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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