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读那些事
小时候家里穷，父母总是为我们兄妹几个的学费而发愁。尽管家里的几只老母鸡拼了命地下蛋，但是每到开学季，母亲还是要找左邻右舍去借钱。所以，打小我就觉得读书是个金贵的事情。
也是因为穷，小碎布拼着缝补的书包里，除了课本再无其它东西。识字后，却又不满足课本上的那几篇文章，竟还羡慕起了高年级同学的课外书和连环画。于是，就偷偷拿着父亲的烟叶子和鸡窝摸出的蛋去交换。《西游记》《地道战》《铁道游击队》就是那个时候看的。也是那时候，我还无师自通学着先师孔乙己偷来了半本小说。那是去邻居家玩，蹲茅坑的时候，土疙瘩堆上面放了一本被撕得破破烂烂的《杨家将传奇》，读了几页竟入了迷。起身后，拿了一块土块擦了屁股算是又保住一页。回家的时候，忍不住又溜进厕所将那本书塞进了裤腰带。晚上，坐在灯盏下蘸着口水一口气读完了剩下的半本，虽然缺头少尾，却也津津有味，那是我读的第半本小说。
村子里的江湖本来就小。有一天放了学，当我站在操场上眉飞色舞地给大家讲“杨宗保阵前招亲、穆桂英大破天门阵”的时候，没成想“茅房里的偷书贼”自己现了形。我忘了邻居家小弟也在现场。老对手阿文带头喊开了：“这里有个偷厕纸的贼娃子……”我羞得满脸通红，真想冲上去打阿文一顿，却奈何又打不过人家，牙齿咬得咯咯响，发誓要挣个面子回来。
当时，正值全乡小学生作文比赛，我写的作文被预选上了。老师鼓励有条件的家长给学生订作文书。我回家给母亲假传了一道“圣旨”——“老师说了，不给订作文书，就不让参加作文比赛。”母亲卖掉家里的两袋子洋芋，给我订了一份《小学生作文》杂志。那十二册作文书给我挣足了面子，我拿着它向阿文炫耀，与同学交换连环画；我不落一字的阅读每一期杂志，写作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也是从那十二册杂志里，我还了解到了大山外面有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上中学后，学校有个读书馆，里面有我喜欢看的《少年文艺》和《故事会》，我便成了读书馆的常客。但是，当我在课堂上偷看课外书，被老师罚站并没收了课外书后，管图书室的老师也是我的亲大伯黑着脸训我：“学习跟不上就少看点课外书，你这样能考上大学吗？”一句话羞得我再不好意思往读书馆跑了。可是，上了瘾的东西又很难戒掉，偏科严重的我对数理化已经没有了兴趣。于是，我偷偷做了一个逆天的决定——拿着十九元的会考资料费偷偷订了一份《周末》报。总务老师夸奖我：“这小子不简单哩，是全校唯一自费订报纸的学生。”父母知道后可没惯着我，扎扎实实的一顿混合双打让我羞得不敢将报纸拿回家。
《周末》报是一份新闻综合类刊物，信息量很大，虽然时事政策类的内容我看得不太懂，却让人开阔了视野、开阔了思想。同学们之间吹牛我有了更多的资本，因为我知道人造卫星是怎么发射的，我知道艾滋病是从非洲的猴子身上传来的……
大伯的话最终还是应了验，由于偏科严重，十年寒窗只给父亲换来了几摞子卷烟纸。最终我还是扛起了锄头跟着父亲乖乖地走进了土地。可是，即使混成“阴背”，读书看报的欲望仍不泯灭，索性躺在炕上读起糊墙的旧报纸的内容，想必先师孔乙己当年也就混成了这般模样。突然后悔，没有好好上学。
要不是后来参军到部队，这辈子恐怕就真要成了识字的文盲。由于会写小文章，会出黑板报，我调到营部当了文书，并负责营部收发室的工作。收发室每天都能看到很多新的报刊杂志，有《中国青年》《青年文摘》《读者》《年轻人》《解放军文艺》《中国剪报》等几十种，每一本杂志都精彩纷呈，让人爱不释手，我庆幸阅读的春天到来了。
有时候遇到工作忙，我就干脆把喜欢看的杂志偷偷留下来，等自己看完了再发下去，时间一久就露了馅。告状的是营部的何军医，他说我是窃书的孔乙己，先师又一次被搬了出来，我自然是羞愧难当。可是，每个月五十多块钱的津贴费还要资助妹妹上学，我还是订不起杂志。营部的教导员看到后，就把他的旧杂志全部送给了我，还鼓励我多写作、多投稿。
半年后，我的第一篇新闻报道在驻地日报上发表了。接着，又一篇短文在《人民军队》报上刊发了。何军医有点不服气：“这吃洋芋蛋长大的，肚子里哪来的墨水？”我笑着回答：“窃书偷学而来。”说真的我的两篇百字文还真是模仿着写出来的。何军医嗤之以鼻：“有本事考个军校给我们看看。”
往后的日子里，我参加了营里组织的文化补习班，重拾起了当年不感兴趣的课本。这次，没有了少年的矫情和任性，唯有把握机会、刻苦学习，才能出人头地，实现读书自由的愿望。当兵第四年，我如愿收到军校的录取通知书。
领了工资后，我买了很多以前买不起的书，订了自己喜欢的报刊杂志。后来，还在电脑和手机上下载了阅读和听书软件，自己写的文章也在大小刊物上陆续发表，原本以为自己的穷读生涯可以结束了。但是，随着阅读的增多，随着写作的深入，“穷”的感觉却愈加强烈——那是知识匮乏的穷，见识浅薄的穷，读书太少的穷。穷则思变，还是唯有读书。
在寻找诗和远方的道路上，我愿意穷尽一生去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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