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生活散记

　　 知青生活散记
　　
　　接市政协文史委关于出知青专辑的征稿函，把我的思绪一下拉回到尘封四十年的知青生活场景中。那是我人生道路上一段难以忘怀、甚至刻骨铭心的记忆。
　　1969年1月，我和我校的同学——下关中学从初一到高三拥有城镇户口的所有学生一道，以一种又是宣判会（我校一名学生被判刑）同时也是欢送会（欢送知青下乡）的特殊方式，到宾川力角公社力角大队李家井生产队插队落户，开始了我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人生旅途。那时，我二十二岁。
　　我近三年的知青生活，和当地的农民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归，日复一日做着重复的农活。它细碎、平常！要付诸文字反映它，尽管有一种莫名的冲动，但还真不知从何入手？
　　知青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处于“文革”时期，有人把那段历史称之为“知青运动”，在后来的文学作品中，出现了反映“文革”、反映知青生活的“伤痕文学”。说到伤痕，或多或少是对那段历史的一种评价吧？我的知青生活平平淡淡，有时平淡得令人窒息，有点“卧薪尝胆”的感觉。失去上大学的机会，是我终身的遗憾，这也许可以归咎于“文革”和上山下乡，但是，在如潮的社会进程中，我们很难把握个人的命运。值得庆幸的是，艰苦的生活磨炼了身心，磨炼了意志；通过那些可亲可爱朴朴实实农民潜移默化的“再教育”，铸就了知青往后人生道路上实实在在做人做事的品质。说“青春无悔”固然有些沉重，但从积极意义上去肯定“知青运动”，我以为其意义也是积极的。
　　 独自留队过春节
　　也许是当农民没有更多纪律约束的缘故，找个借口或理由，诸如父母生病需要回去照顾或本人回家看病等，在我们知青下乡期间，只须向生产队长口头请假，便可回下关城小住几日，回家的天数也无人与你计较。那时，隔三差五回家对于下乡知青来说，是普遍的事。习惯了城市生活的年轻人，在农村干农活是一桩辛苦事，下乡一段时间回到城市家中，父母亲总是嘘寒问暖，恐怕连一般的家务都不让做。尽管那时无论哪家的生活都不富足，但都会倾囊给你弄上“丰盛佳肴”，让你美餐几顿，美美地住上几天。回家，无疑是一种诱惑，至于春节回家过年，与亲人团聚，那更无须言表了。
　　记得下乡的第一个春节，我们村的知青全部回城，走是一起走的。下乡第二年的春节快到了，巴望已久的我队知青早已作好回家的准备，当然也是相约而行。也许没有任何理由，临走时，我突然改变主意，宣布不回家了。大家对我的决定百思不得其解，怀疑我的思维是否出了问题？对于我不与大家统一行动的做法，集体户的知青既感到遗憾又显得无可奈何。
　　说实话，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何政治背景？最终会有什么结果？那时的我，思想上一片迷茫。但到农村“接受再教育”，在生产劳动锻炼中有所收获，这种单纯朴实的想法，始终是自己下乡期间思想的主旋律。至于春节留在生产队，并非要表现自己，当时的唯一想法是希望通过这件事，磨炼磨炼自己的意志。
　　说到磨炼意志，倒也算达到了目的。自己没有回家的那年春节，知青已是集体户了，全队知青集中吃住。大家一走，留下我独自一人，每天自己做饭，夜晚守着空荡荡的房子，没有了大家一起动手，围在两口大锅旁煮饭炒菜并有说有笑的热闹，没有了晚上又弹又唱的“穷欢乐”。更令人难忘的一幕是，知青离去的当天，天黑得早，收工回来，在厨房我是点着煤油灯吃的饭。厨房到宿舍约三十米远，当我吃完晚饭端着用墨水瓶做成的煤油灯回宿舍时，房东家的大黑狗突然窜起，狂吠着向我扑来。大黑狗的狂吠，引来数只周围农家的狗，一时间狗叫声此起彼伏，我被狗前后左右围住。毫无思想准备的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吓蒙了。面对凶猛的它们，情急之下，出于自卫本能，我愤怒地将手中的煤油灯用力摔到地上。说时迟，那时快，就在摔碎的玻璃瓶发出响声，狗群惊愕呆立的瞬间，我迅速退到墙脚，避免了腹背受敌的厄运。这时，闻讯赶来的房东及邻居对狗发出啕声（当地人把“骂”说成“啕”），狗才夹着尾巴悻悻离去。
　　回到宿舍，我重新找来煤油灯点上。那一夜，回想着被狗围攻的情景，感受着一个人留下被狗欺负的委屈，实在让人斗气，可谓是伤心而无泪，不禁自问：何苦自己和自己过不去。仔细想来，平时熟悉的狗何以让我遭此待遇，可以解释的是，你只身一人，令狗都觉得反常吧？
　　数日之后，我的知青同伴陆陆续续回到生产队，带来不少城里的奇闻怪事。我孤寂的生活宣告结束。
　　 养猪轶事
　　
　　知青下乡那个时期的农村，对农户实行杀一头猪自食同时交售一头猪给国家的政策。农户需先交售一头肥猪后，才能宰杀一头肥猪解决全家一年的吃肉、吃油问题。农户杀猪，一般都选在春节前，一来为了冷天便于腌制，二来为了过年，所以也叫杀年猪。我们村农民的生活并不富足，一年杀得起一头年猪的农户算得上是富裕户了，杀不起年猪的困难户也确实存在。下乡之初，我的一个同学所在的农户家当年未杀年猪，吃不上肉不说，连打沾水的油辣椒也吃不上。
　　在吃肉的问题上，知青受特殊照顾，与当地的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一样，享受每月供应一市斤猪肉的待遇。每逢街天，拿着供肉的黄色小本本买回猪肉打一次牙祭，对于我们来说是件令人感到惬意乃至幸福的事。
　　我们队的知青从分散到农户家与农民同吃住到组成集体户集中吃住以后，买了一头猪饲养。我们集体户一共10个知青，清一色的男性公民，其中高三学生6人，高一学生4人，队干部和全村的大人小孩都统一把我们称呼为“大学生”。小猪到我们知青户落户后，每天，人吃的饭菜做好后，多了一件煮猪食喂猪的活路。我们吃饭没有饭桌，都是每人抬个大碗，盛上饭菜后端到厨房外的空地上，或站着、或蹲着吃。猪食槽也放在那块空地上，我们吃饭时，猪也从猪圈放出，围在猪周围看猪吃食，成了我们枯燥生活中的一大乐趣。
　　高一知青王亚在知青中个头最大，身体最壮，且憨厚老实。平时，凡集体户的事，数他做得最多，在养猪这件不记工分的事上也不例外，张罗猪食，打扫猪圈，不怕脏不怕累，猪吃食时给猪抓痒，梳理猪毛。一年下来，精心照料理的小黑毛猪不觉已长到九十多公斤，出落得油光水滑，胖得走路摇摇晃晃，到了该宰杀的时间。
　　我们养出一头大肥猪的事被传开，传到了公社知青办，也传到了公社领导的耳中。知青户养猪，在当时的知青户中实属凤毛麟角，值得倡导和总结推广。那是一个十分重视舆论宣传的时代，因此，我们养猪的事顺理成章地被视为可宣传的典型，受到宣传媒体的关注。
　　我们生产队坐落在宾川坝子最北端，再往北，就是永胜县的地域了。队里可耕种的土地，连雷响田算在内，人均劳力约十亩，那里土地肥沃，但因严重干旱少雨，粮食单产一直处于低水平。据说知青插队前的一两年，由于雨水充沛，当然也离不开农民与天斗与地斗的辛勤劳作，一贯缺水的土地连续两年产出了翻番的粮食。我们队因此成为全县抓革命促生产、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生产队长还作为活为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出席全省的表彰会。
　　据说；媒体派人到我队进行采访，把养猪一事与生产队这个先进典型联系起来，提出了宣传报道的构想：生产队高度重视知青工作，认真落实“再教育”指示，关心知青的生产生活；知青接受再教育取得成果，养猪一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知青安心农村的思想。
　　其实，我们养猪最直接的目的是为了改善生活。王亚同学因为与农民“打成一片”，干活“不耍奸滑”，还是养猪的“有功之臣”，同时接受了采访。当问及是否决心扎根农村一辈子时，王亚同学说了一句大实话：只要有机会，我还是要回城工作的。
　　养猪之事，后来是否见诸文字进行宣传，我们并不十分清楚。毕竟，在艰苦的知青生活中，我们更关心的是分到粮食吃饱饭。
　　 修宾海大沟
　　历史上的宾川坝子，整个东片处于缺水状态，素有“干东边”之称。宾海大沟，是全县解决“西水东调”、“南水北调”水利规划建设中一个重要的引水工程项目。
　　宾海大沟工程建设始于1970年。我们公社地处坝子东北部，是全县最缺水的坝区公社。作为工程受益者之一，当年冬修水利期间，公社组织了上千劳力，动员了各生产队的数十辆马车运送人员物资，浩浩荡荡开赴离我公社约三十公里的工地，在那里安营扎寨，与其他公社一道，共同铺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战天斗地行动。
　　那时的水利建设，多为“土法上马”，缺少重型机械，没有专业施工队伍，锄头、粪箕是施工中主要的工具，打的是“人海战术”。遇到坚土顽石，普遍采取炸药爆破。我公社的施工场地座落在山半腰，坡陡，石头多，任务十分艰巨。我队的知青算不上是强劳力，但一个不留的投入大沟修建中。挖土、运土、掌炮杆、抡大锤，各项工作大家轮着干。那段时间，劳动强度大，劳动时间长，吃得下，睡得香，五十八公斤的体重竟成了我青年到中年整个时期的最高值。
　　参加队里劳动半月余，为了加强宣传鼓动工作，推动全公社队与队之间“比学赶帮超”活动的开展，我与另外一名知青被抽调到公社工程指挥部工作，任务是收集各队施工进度，宣传报道典型。白天，我们要跑遍几公里长的施工工地，了解情况，晚上，要在油灯下完成写文稿、刻蜡板、印小报的所有工作。
　　一天，我单独一人到工地收集情况。为节约时间，我抄近路到对面山上的工地。当我下到箐底再往上爬时，爆破声突然响起，一时间，碎石雨点般落下，一炮、两炮、三炮……幸运的是，炮声响起时，刚好我身旁有一块巨石，我顺势紧紧贴靠在石壁上。正是利用碎石运动方向与直立巨石之间形成的空隙，使我避开了从头顶飞过的一块块碎石，逃过了一劫。
　　这件事发生在一瞬间，容不得你想什么。事后，我对别人的讲述也显得很轻松。但在日常生活中，有些悲剧的酿成，往往只在于早几秒或晚几秒钟之间。在我参与修沟的近两个月时间里，我公社因炸炮死了两个人，一个是年仅十六、七岁的男孩，一个是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记得男孩的追悼会是在跨入1971年的大年初一开的，一个年轻生命的结束，让过年的气氛笼罩着一层阴影。宾居公社山脚下一农户，一家人在院子里吃晚饭，山上放炮，一块碎石飞下，正好击中一人头部，当场死去。那年10月，我离开农村回城参加了工作，宾海大沟的施工仍在继续。有消息传来，我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工程指挥部指挥长在隧洞施工现场触电身亡，以身殉职。
　　据我所知，1970年上马的宾海大沟水利工程，因财力不济和规划变更，断断续续建设至1983年尚未通水便停建。时隔十年，1994年被列为省的骨干项目再度兴建，投资3886万元，投入五十二个专业施工队伍，历时四年，全长五十公里的宾海大沟于1998年竣工通水。如今，这条大沟以每秒四至五立方米的流量，承载着洱海水注入宾川灌区。当我们为宾川坝子万顷农田结束干旱缺水历史感到由衷高兴的时候，我们应该告慰为这项工程献出宝贵生命的忠魂了。
　　 偶读《悲惨世界》
　　
　　知青下乡处在“文革”时期，大部分书籍，包括世人公认的中外经典名著，或被销毁或被封存。看四部样板戏和后来被解放的电影“三战”，是那个年代全国人民的全部文化生活。知青下乡期间，昆明知青编的一首歌《我在油灯下给妈妈写封信》，在我们那批知青中广为流传。刚下乡的一段时间里，唱起这首歌，那情那景，会让远离他乡的知青感同身受，潸然泪下。还有就是在知青内部传唱的俄罗斯民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三套车》等。那时，最时髦的当数唱样板戏选段了，谁的样板戏唱得好，是令其他知青羡慕不已的事。大约在我们下乡后一年多，从下关城新来了一批“小知青”，年龄大概也就十五岁左右，其中一人尽管满脸稚气，但也不乏深沉，我们与他不期邂逅，见他长相英俊，给他取了个绰号“一根葱”。看他小小年纪，一身颇洋气的衣服包裹着雪白的肌肤，让我们很难想象他若顶着炎炎烈日挑上一挑沉重的肥料会是怎样的情景。后来知道，凭着一付好嗓子和样板戏唱得有板有眼，他游走在知青当中，有人管吃管住，也就免去了干农活之艰辛。时隔不久，有消息传来，说“一根葱”属不该下乡的“知青”已经返城了。我的同班同学袁光熙，有着一个聪明的理化脑袋，平时喜欢阅读科幻小说，下乡后，发挥丰富的想象力，改编和虚构了一个个充满理化知识，还有机器人参与其中的科幻爱情故事，许多知青户都留下了他造访的足迹。他惊人的记忆和华丽的词藻，以及故事的巧妙构思和扣人心弦的情节，让大家听得着迷。他讲故事时常卖点关子，留点悬念，那景象可以在电视剧《北风那个吹》的知青主人翁帅子讲《红与黑》那里找到影子。
　　一天，一本厚厚的，边角卷起的，被揉得皱巴巴的书传到我手中，那是著名法国作家雨果所著的长篇小说《悲惨世界》。从初中开始，我阅读的课外书籍清一色的是国产文学作品，除读《红楼梦》、《水浒传》等古典名著外，更偏爱反映革命战争年代的长篇小说。《悲惨世界》是我第一次接触的外国文学作品。读这本书，从一开始就遇到了障碍：对世界历史不熟悉，人物名字难记，以及语言表达方式和写作风格与国内文艺作品迥异等。书读得很慢，读得很艰难。直到硬着头皮读进去，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才逐步加快了阅读进度，以至爱不释手，废寝忘食。小说的主人翁冉阿让，因饥饿偷一个面包而入狱，因越狱而被苛以重刑，因再次越狱遇上主教重新萌发人性良知而放弃仇恨获得新生，最后因拯救一个苦命女子芳汀以市长身份出庭作证再次入狱。冉阿让一生的经历，让人一次次感受着心灵的震撼，作者以文学艺术形式，生动、具体的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前后的法国社会生活和革命斗争，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颓废、堕落。这是这部小说的积极意义所在。但除了冉阿让、芳汀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外，小说中的另一位人物——主教，他的宽容大度和人品，也成为我崇拜的偶像。
　　在我单纯的知青生活中，能读到《悲惨世界》也许是一个偶然，却在我以后人生道路上树起了看待得失的最朴素的人生观、价值观。讲一件事，那是我知青返城参加工作后不久的一次下乡。一天，我们工作组的同志深入到村社开展工作，返回驻地，我和我的同事晾晒在院内的一双解放牌胶鞋和一件的确凉衬衣不翼而飞，显然是被人偷走了。一时间，我为丢失的鞋感到气恼，我的同事更是气得捶胸顿足，的确凉衬衣八、九元一件，这在七十年代初可不是个小数，是他工资的四分之一。那天的晚饭我俩吃得并不香。晚上油灯下，面对躺在床上闷闷不乐，不言不语的他，我讲起了《悲惨世界》中主教与冉阿让的故事，在一番对主教节俭甚至吝啬的铺垫和对冉阿让的诸多描述之后，我围绕冉阿让偷走主教心爱的一套银器的前前后后，进行了详尽的讲述。最后向我的同事谈及自己的观点：换个角度看待被盗这件事，我们是因为“有”才有所失，小偷是因为“无”才有所拿。夜深人静，在如豆的灯光下，我，还有我的同事，心境豁然开朗，气恼顿然消失。
　　我的上述得失观，显然失之偏颇，甚至滑稽怪诞，说得正统一点，也许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但在现实生活中，一些简单的道理，一旦形成理念信条铭记于心，并应用于实践，其对你人生道路上的做人、做事，却很管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去评判它的是与非、对与错，倒未免过于理性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