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故乡
大故乡
文|李红伟
我是陕西人，八岁以前是长在关中平原渭河岸边的。
七岁那年，父亲所在的地质队从甘肃玉门挺进柴达木，开进了青海。母亲挂在炕头的地图也从瘦长的如意形换成了一张像玉兔状的。没事的时候，母亲总是默默的盯着看，在靠西北角的地方画着一个五分钱钢镚大的圆圈，父亲就在那里。
地图是父亲随信寄来的，信里还说，这是个方圆千里没有人烟的地方，父亲他们的到来，才使这里有了人。
从小我对父亲记忆不多，只知道，他是新中国培养的首批向戈壁要宝藏的地质人。还有些碎片状的就是每年冬天大雪封地后，野外找矿无法进行时，父亲便会风尘仆仆的出现在家门口，鼻子嘴里哈着热气，身后背着一个地质队专用的大行李袋，帆布的。这也是我最有记忆的一幕，因为袋子里会掏出酸甜的沙棘、掰开就拉丝的大枣，嚼也嚼不动的牛肉干。
挺进青海这年的冬天，父亲却没有如期回来，全家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直到快过年，才收到从西宁指挥部寄来的一封信，大体意思就是由于探矿会战忙，今冬收队晚了，大雪把地质队捂在了阿尔金山，目前人已救出，因大雪封路无法与外界通信，请放心。后面是一些感谢的话。母亲这才长出了一口气。
过完年，也就是刚化冻，渭河滩上将将看出一丝绿意，母亲就开始布排计划了，先给麦地浇完返青水，又给河滩地里撒上豌豆，忙完，郑重地托给大伯管着（那时还是单干时期，尚未入社），一再叮嘱收得粮食要换成粮票寄到娃他爸那里。又把家里那头养了大半年的猪秧子卖了，原来说这猪要等我上学时卖了当学费的，我每天也卖力地去拔草，为的是让猪长的大些、胖些。做这些事时母亲一直苛糗着脸，吓得我也没敢问。到清明这天，领着我们兄妹三个，到爷、婆坟上实实落落地磕了仨响头。回到家，母亲才开了腔：“老大，背着你妹，老二，拽着妈腰里的绳子头，咱明天就找他李大个去”。父亲个子很高，母亲一直这么叫他。
背起铺盖卷，从兴平火车站一路向西。那时候，到兰州的火车才通开几年，再到西宁就要坐汽车，到了西宁就不知道怎么走了，在车站里打听茫崖，谁听了都摇头，说去不了。
母亲总是很聪慧的，领着我们按信封上的地址找到了给我们报平安的会战指挥部。一个领导模样的人接待了我们，听明白母亲的意思后，怔怔地盯着母亲的脸，应该是看出了决心和坚毅：“那就先上招待所住下吧，等拉给养的车来了，捎着你们”。丢下这句话就摇着头走开了。
我敢说，在西宁等车的这两天，是最幸福的，住的是一大溜平房中的一间，四张上下铺的床，可以不停地，尽兴地爬上爬下，更难得的是菜里还能吃出一两块肉来。
两天后，一辆卡车拉着我们娘四个和满满一车洋葱、洋芋、米面啥的出发啦。司机留着个络腮胡，印象里他是个山东人，嗓门特高。从上车就开始啦他家里的玉米面饽饽、地瓜面的窝窝，还有两只带羔的山羊有多甜将人，开始还听得津津有味，后来就迷迷糊糊睡着了。现在回头再想想，络腮胡当时的心情，应该是多么念家。也可能因为小，路上的事记不太清，印象里眼前的景色从遍开黄的、白的小花到漫漫黄沙，也就是打个盹的瞬间，实际上又用了两天，中间在一个有许多军人的叫兵站的地方住了一宿。
等包袱里母亲临行前蒸的一锅馍快吃完了，坐车也坐的兮兮地，腚沟子都疼时，到了。七天的时间，我就成了青海人。
我们娘几个的到来，使得父亲有些手足无措，激动的眼圈子都红了，一个劲的搓手。母亲准备了一肚子的唠叨和埋怨，可当看见父亲瘦的往前都探探肩的身子和黑曲曲的笑脸时，一切都像山上的春雪见到阳光，瞬间便消融了。“李大个，额娘几个不走了”。
队上的伯伯叔叔们都是干活的好手，一阵䦆头铁锨，就在地上挖了个大坑，蒙上帆布，一个半地下的窝棚就成了，铺上草苫子，家安好了。
父亲分队的工友们，每人从伙房里端来半饭盒熬洋芋，用筷子插着两个馍，炊事班张伯伯还送来一瓶“闷倒驴”，说是从内蒙来支援柴达木时，从家乡带过来的，没舍得喝，今天也一块支援了。既是温锅又是谢谢那个司机。也没杯子，大家对着瓶一人抿一口轮着来，记得络腮胡管喝酒叫“哈走”，酒量大，挺能“哈”。后来，听说他被抽调到山东的沂蒙山区参加了矿资源普查，国家七零一金刚石矿便是他们的成果。
父亲待的地方说是青海，实际上和新疆自治区搭界，就隔着阿尔金山。大队住址在茫崖小镇，分队就得视作业区来定住所了。
找矿，实际上地质队是尖兵，在所有探矿活动之前，通过对工作面的岩石分布，地质构造，特别是断层走向进行分析，最好能找到矿脉的地表露头，随后才槽探，确定钻孔，提取岩芯，形成储量报告，转入规模开采。最艰苦的就是先期进入的地质找矿者，又没有什么仪器设备，全凭肉眼和经验在地上检索每一块岩石、沙壤。是在没有任何资料可循下开展工作，当时的环境更艰苦，无人区面积比现在大的多。一辆卡车把队员从宿营地拉到工作面，每两人一组，四散开来，出发时每人一斤锅盔、一两牛肉，外加一壶水。出去就是一整天。返程时，每个人的包里装满了多个用白色小布袋盛的标本。越走越沉，实在背不动了，下坡时干脆就抱着包顺着坡往下滚。又困又渴又饿，直到晚霞里远远的看见插在卡车顶上的红旗时，才能停下歇歇，把留下的一半锅盔和半壶水吃净喝干。
我懂事一些后，和父亲交流过多次，既然饿，为啥有饭不吃，有水不喝，而要等到快回来了才吃。父亲说，这是用命换来的经验。在野外，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有所保留，特别是水。一旦起了沙尘或迷了路，关键时候能救命。那时的搜救也不像现在又是飞机又是定位的，找你的人也是用腿量。还有一条是铁的纪律，一组的两个人，无论如何是不准解捆的，有事好照应。
阿尔金山大雪中，续命就靠每个人存下的干粮和一堆篝火。
安顿下的第二天，母亲早早的围着营地走了一圈，又去工具室借了一把䦆头，扛着出了篱笆，在一片梭梭棵子浓密的地方刨了起来。老家此时已经是初夏了，这里的原野上该绿的还没绿，枯黄依然主宰着，但刨出来的梭梭根已经在地下长出一大节白嫩的新根，又一年的新绿马上就要破土。一天时间，刨了炕席大小一块，为了防风，又用破纸箱围了个帐子。
晚上父亲一直到黑透天才回来，母亲正在油灯下摆弄着带来的十几包各样种子，看见父亲：“哎，大个子，我今天刨了块地，你看咱种啥”？
父亲累得一屁股瘫坐在地下（没有凳子）：“瓜婆姨，这荒原上地还不有的是，没有水，啥也不是”。
母亲总是自信的很：“等着看”。
第二天，宿营地的篱笆墙角多了个用破纸箱和废木片围起来的厕所。在我们没来之前，营地里是清一色的爷们，没有性别观念，所以就没有固定的厕所。母亲又在队员们集合登车时讲了个话：兄弟们，看见那个茅房了吗，打今个起，屎尿能攒着就回来拉；再把没有肥皂的洗漱水都攒到伙房门口的废油桶里，额要种菜用。
菜对于那年月的野外工作者来说，简直是太稀罕了，西北地区供应的主要是土豆、洋葱，冬天才会有上了冻的大白菜，平时难得见一回青菜，队员们兴致勃勃的齐声回应。
营地的生活用水都是用罐车从百十里外拉来的，珍惜得很。伙房里洗菜的头遍水，泥沙大，母亲便用桶收集了，种地用。二遍水就相对清澈，澄清了，是用来给队员们洗漱的，万万不可先用。十几天后，小菜园里竟然长出了一片绿苗；在稍远一点的地方，撒下的荞麦也发芽了。有一回伙房里领回来一捆芹菜，母亲绕有心机地在伙房里帮忙摘了一下午菜，为的是让这捆芹菜的根尽量完好，然后，宝贝似的连夜打着手电，仔仔细细的栽在园里，竟然活了大半，母亲的园地一下扩展了许多。
如果说父亲他们的到来使廖无人迹的戈壁有了人，那么母亲的到来，使得荒芜的大漠绽放出了生机。
转眼间我到该上学的年龄，大人们忙，母亲又识字不多。这个任务就落在了炊事班张伯伯身上，他每天早晚两头吃饭的多，很忙，中午就几个留队做内业的，有空，洗洗涮涮之后就教我识字、算数。
一年以后，在冷湖探到大量油苗露头，大批的钻机拉了上来，开始试探性钻探。人多了，家属也就多了，子女们上学就有了一个简易的帐篷学校。等四号井形成原油自喷之后，几万人的石油大军好像一夜间开进了茫崖，原来的帐篷阵营变得无边无沿。学校也正儿八经挂上了牌子，叫石油子弟学校。我是地质队的孩子，一直属于借读生。
营地再怎么扩，母亲和所有人一直都呵护着她开辟的那片菜园，因为大家都知道，在这里长一片绿色要费多少心血。直到我上初中那年，父亲要带队去增援花土沟，随行的母亲才依依不舍地把小园交给了我的班主任老师。因为花土沟的学校没有开高年级班，我要继续留在茫崖。母亲移交的不仅是菜园，还有我。
其实母亲不知道，她走的第二天，班主任就把菜园挂上了生物教研的牌子，成了荒原戈壁上的第一块教学实验田。
班主任老师给了我几天假，帮着搬完家，得等拉器材、给养的车再回茫崖，利用这几天，父亲带我去了一趟尕斯库勒湖算是对我这个留守队员的安慰。
尕斯库勒湖就在新营地的南边，我没有方位感，父亲说南就是南。这是一个难得的无风天，雇了向导家的两只骆驼载着我们全家。一路上，黄色的地，黄色的沙，黄色的骆驼，脚下摇曳着的几株蒿草竟也是昏黄色，露着裸岩的地方，红、黄、白相间的五彩地层也让我知道了先来的勘探队为什么会取个花土沟的地名了，既切合地质地貌，又显得美好不苍凉。看乏了，于是便抬头看着湛蓝的天上挂着的白云，默默思量着像什么动物，怎奈，思绪远不如云彩变幻的快。
“到了”。向导打断了我飞在空中的心思，急忙闪念回来的我，竟没有看出面前有个湖。天是什么色，倒映在水里也是什么色，这是真正的水天一色，若不是远处的昆仑山如一条黛色的线相隔，真是水就是天，天就是水，相互延展、映衬。当时的心情，到现在我也没找到切合的词来形容，在未来许多年许多次和父亲聊到这里，他总是淡然地笑着说：“娃娃家，末见过个世面，咱国家这么大，美景多得很。单讲这黄河，从三江源到入海口，一步一景”。
脚下的大地不知何时已从黄色变成了白色，这是从湖水中析出的固体，晶莹的闪着亮，白色占主，也混着红、黄，却并不杂乱，反而更丰富了许多。向导说，这主要是盐，还夹杂着其他杂质，苦味太重，不好吃，向东十多里地，有个盐场，那里是出产食用盐的。向导讲的地方，就是现在的“翡翠湖”旅游区，当时叫国家盐场。
眼前的湖水并不深，半米多，清澈的让人心颤，忍不住想脱了鞋下去走一遭，却被父亲制止，原因是咸水呕脚，回家得用淡水冲洗，很浪费。于是母亲提议：大家都尝一口吧。瞬间煞口的苦涩让每个人脸都变了形。
“快来看，这里有鱼”。顺着妹妹的尖叫声，果然，在透明的水里有几只类似鲫鱼的小鱼在游弋，竟然看不见水的痕迹，小鱼像悬在纯净的真空里。我来戈壁上五年了，头回见到活的小鱼，迫不及待要下水去逮，向导却制止了我，一是水看起来很浅，但沼泽密布，每一个深色的点都是。二是这种鱼，是有灵性的，在生命禁区的咸水湖里，咸的都自己析出结晶的地方，水之所以洁净，就是因为没有其他生命，但这些精灵们却生存了下来，世代繁衍，生生不息，虽然永远长不大。当地人是不打搅小精灵们的。
多年后，我曾经专门查过青海咸水湖里的这几种生命奇迹，青海湖湟鱼是大家最为熟知的；还有一种卤虫，学名丰年虾，俗称仙女虾，生长在海西州德令哈市尕海湖里，是这生命禁区里最小的生命。为了繁衍她的卵可以多年不变质，一旦条件适宜，当天就能孵化，然后再长成、产卵，孕育新生命。同时也因为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是某种贵重养殖的专用饲材，而惨遭过度捕捞。听说上世纪末就近乎绝迹了，这几年才在保护下又见面了；再就是尕斯库勒湖里的这种长的像鲫鱼的精灵，但遗憾的是却没有查到具体的鱼名，习性。这极像父辈这些勘探者，在生命禁区寻找用于延续生命的矿藏，住在半地下的帐篷里探寻建设摩天大厦和工业文明的支撑，用煤油灯的荧光点亮万家灯火、华灯璀璨。可车水马龙中涌动的人潮是否会记起或谈起他们？
告别了花土沟，我又回到茫崖吃了三年学校食堂，中学快毕业前夕，随父亲离开青海，去奔那个黄河告别陆地，融入大海的地方。
火车上，父亲默默地望着窗外，黄的土、绿的山不停变幻。车到徐州，要告别陇海线，改道北上。换乘的几个小时里，父亲和我专门从站前广场一人租了一辆自行车，骑着去看了黄河古道，回来的路上，一直无语的父亲突然问我：“你说，黄河的故乡是大海还是青海”？
“当然是青海，三江源嘛，我学过”。
父亲又问我：“陕西和青海咱咋说”？
我茫然了，竟不知如何回答。
于是这个问题就一直挂在了我的心头。
后来的日子，我们一家人，聚少离多，只要坐在一起，谈的最多还是青海，直到兄妹三人都退休了，从不同的城市回到父母身边，聊的还是青海多。
父亲已是期颐老者，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明白一时糊涂一时的，但只要是聊青海的过往，他总能记起不少，说苦，会泪眼婆娑，说高兴的时候可能还唱一段“我为祖国献石油”。我觉得主要还是心灵深处的烙印太深太深。
我也曾问过父亲：当时条件那么艰苦，为什么人们都干劲十足，好像有使不完得劲？“精神、精神。当时帝国主义嘲笑我们穷、贫油，卡我们脖子。大家每个人心里都憋着劲要为祖国找宝藏”。说这些的时候，老人总是一脸严肃。
写这篇文章时，我想从父亲的日记里找点有用的资料；或是从影集里找一两张在青海的工作照，来丰富一下结构，却什么也没有。母亲回忆说，照片肯定没有，当时胶卷紧缺，光照石头蛋了，没照过人；日记倒是有，记了一大摞，这些在当时都属于工作秘密，临走都上交了。于是我问父亲：觉得遗憾吗？“遗憾就是在青海太短了，柴达木南有昆仑山、北是祁连山，四周地壳抬升变化剧烈，成矿条件非常强，应该再回去找找。”父亲的回答依然那么专业、流畅，这些话，肯定在心里念叨了不知多少年。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多年前父亲问我的问题，于是我就问他：“老爸，您的故乡是哪里？陕西、甘肃、青海、还是山东”？
“都是！每一个接纳你的地方和你付出劳作的地方都是你的故乡，对你都有养育之恩，要好好报答。这世界上就没有他乡”。当了一辈子地质人的父亲道出了心声。
这时，去买菜的小妹拎着篮子端着手机推门进来：“快看，这是我那地质大学的博士儿子，您大外甥发来的，念给大家听听哈：在援青的一年里青海统计新发现9处普查基地，五个在柴达木盆地，茫崖是重点富集区。老爸，您这当姥爷的就是厉害，坐在家里就知道什么地方有宝贝。儿子决定要签约在青海就业啦”。
新一辈没有他乡的地质人又在青海扎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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