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街两城》：厚重而深刻的艺术创造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和精神家园，而一部优秀文学作品往往能够通过对自己民族的自觉书写，表达对民族延绵不绝的恒久价值观的认同，体现出文学初衷以及责任感与使命感。诚如俄国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所说，文学是一个民族的自觉，文学像一面镜子，反映着民族的精神和生活，从中可以看出一个民族所负的使命。刘加云先生新出版的长篇小说《一街两城》，恰是生动的体现。作者对老家两城比较了解，特别是当他为积累素材数次踏上那片土地之后，更加重了内心深处的自觉意识，因为他所到之处受到的震撼、感动与激发，使他对龙山文化乃至华夏文明、对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对底层民众在灾难深重岁月中的家国情结有了更加全新的认知，逐步构建起该题材所表现出的与历史、与社会、与民众的独特关联，使作品呈现出开阔的格局和较高的精神立意。
《一街两城》是一部结构新颖、体量较大的历史题材小说，全书共一百零八章，计五十四万字，牵涉红色文化、文物珍品、民族信仰、家族矛盾、复杂人性等诸多层面。在我看来，这部作品对作者来说是一次坚实探索，凝聚了他二十年文学创作生涯的积累与思考，也是他从修辞到结构、从内涵到意义，充分发挥才华的一部力作，不失为其文学创作层面的一项重要突破。在这场匠心营造的艺术氛围里，作者比较成功地展现出南城王家、北城姜家以及给两家当长工的张家在百年社会动荡中的盛衰，较好地绘就了一幅百年历史变迁图景。我认为作品的最大亮点在于，作者在传统的延续与发展上表现出沉稳而自信的气质，通过对重要历史事件的描写，对人物心理状态的把握，对情节细节的刻画，对不同人物语言的提练等等，巧妙又自然地把红色精神、文物魅力和传统美德结合起来，共同构建起这部作品叙述的整体脉络，并于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华民族特有的日月星辉，照耀着悠久又浩瀚的历史长河，从而为读者带来一场厚重而深刻的艺术享受。当然，也为作者在才能与智慧、视野与情怀等方面的拓展提供了合理路径。
一、作品以真实革命事件作为重要的创作资源，将历史文化中的红色寓意与社会实践的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努力实现对红色文化的传承、创新与发展。
中国人有着与生俱来的红色情结，它流淌在民族血脉里，传承在民族基因中。这种代表英雄主义气概的红色情结构成了红色文化的重要内容，使其成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精神财富。刘加云先生正是从“英雄、勇气、革命”这几个层面，将沉潜、渗透在两城及周边地区的原发性红色文化挖掘出来，使其成为《一街两城》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学表达。
作者以赤忱、深沉的笔蕴描绘了一段让整个民族难以忘怀的经历，包括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共同富裕等。在这段关乎民族命运和社会变迁的文学范畴内，我们看到了内蕴于两城地区及至中华大地的红色意涵、红色精神和红色灵魂，更有鲜活感人的红色元素通过系列的事件、人物、场景艺术再现出来。特别是作品中鲜明的革命历史事件与艺术形象特质，蕴含着以红色革命道路、红色革命文化和红色革命精神为思想精义的“人、事、魂、物”，更加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所有这些，均以应然的讴歌、传承和发展来把握革命历史的红色血脉与当代现实贯通的历史必然。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作品揭示了安哲、安杰、陈雨田等早期共产党人的红色革命精神。作者以具体形象的表达方式，写出了这些革命者在波澜壮阔、血雨腥风的革命道路上，始终坚持自己的信仰，为了人民利益甘愿付出并牺牲一切，为争取革命胜利而不懈奋斗的感人过程。书中写道：“他（安哲）经常利用夜晚时间，与安杰、秦天喜一起到张守东家与穷苦人交谈，帮助他们识字，提高思想觉悟。从此，张守东家成了南城第一个秘密联络点，发展了张守东、王永臣等若干党员骨干。不久，他们又在姜有谷的眼皮底下，发展了以尚近影、尚夏为党员骨干的秘密组织。从此，中共地下组织在两城街的工作全面铺开，并延伸到周围各个村庄。”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以安哲为首的中共早期地下党组织在两城地区不断成长壮大。也正是在此基础上，才于1932年10月爆发了遵照中共山东省委指示、由中共日照县委领导并具体组织实施的震惊全国的重大历史事件——日照农民暴动，许多穷苦百姓纷纷加入暴动队伍，使得土地革命时期的斗争烈火迅速燃遍日照大地。尽管这场暴动以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残酷镇压而失败，一定程度上也暴露出准备不充分等弱点，但却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及土豪劣绅的反动统治，播撒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革命火种，唤醒了民众的思想觉悟，培养了革命干部，为后来的革命斗争提供了宝贵经验，指引了正确的前进方向。作品中多次提到两岭中的“驻跸岭”。这个普通山岭曾经是中共日照县委召开会议、切磋军事技术、习武弄棒的秘密活动中心，它在日照早期革命斗争和党组织扩大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它见证了众多革命志士的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也成为承载历史、蕴含厚重文化、传承不朽精神的红色革命遗址，自然会在读者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二是作品描绘了共产党领导人民抗击日寇的悲壮场景。比如，尚近影是北城支部书记，为了掩护陈雨田、张守东等人撤退不幸被捕，先是惨遭日寇狼狗的猛烈撕咬，紧接着惨死在日寇军刀下；而张传根为了收回尚近影烈士遗体，“拉响了绑在身上的手榴弹，连同周围十几个日伪军，炸得粉身碎骨、血肉横飞，也炸塌了半个牌坊。”那一幕幕悲壮场景带来强烈的感官刺激与心灵震撼，给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甚至几度令我动容。
三是体现出一批革命青年的热血情怀与成长过程。比如，王里道先是把家里的枪支偷出来支援日照暴动，之后参加了八路军队伍，他英勇作战，亲手开枪打死了石城最高指挥官渡桥一郎；王璐方积极宣传抗日救国，唱着日照县立中学临时校歌参加八路军，后成为两城区委书记，她在解放战争中积极动员大批优秀青年参加解放军，筹备后勤物资支援前线，为争取战争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等等。读者可以从中理解这些革命者如何从懵懂的少年，最终成长为坚定、成熟的革命者。
四是作品写出了共产党领导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不懈追求。作者并未将文学记忆局限于革命年代，而是让笔触顺着和平时期的发展路线延伸，力求实现对红色文化永葆推动力量的传承表达。在作品的后半部分，我们看到这样一系列场景：日照县举全县之力在沈疃公社建设大型水库，解决了群众的防洪抗旱和吃水用水难题；党带领群众在两城地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政府支持旅台老兵及亲属回大陆探亲、旅游观光、投资兴业，等等。这方面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两城二村（老北城）在一村（老南城）富起来后仍处于经济落后状态，镇党委书记周国乾通过深入细致的调研，摸清了二村经济落后的根源，迅速动员党员干部帮助二村脱贫致富，他在会议上说：“我们现在要像当年革命前辈那样深入到群众中去，与二村一对一结对子，听取他们的呼声，帮助他们出主意、想点子解决问题，还要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替他们招商引资……直到两城二村全部富裕起来，一个人都不能少……同志们啊，我们这代人要完成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实现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啊。”毫无疑问，这番话道出了百姓心声，体现了周国乾身为人民公仆的带头作用，突出了共产党的使命担当。正是在这种红色精神的传承鼓舞下，我们看到了故事结尾所呈现出的美好景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两城人民最终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事实上，这也正是无数地区脱贫致富的缩影。
显然，从多种意义上讲，刘加云先生赋予了作品革命性和先进性相统一、科学性与实践性相统一、本土化与创新性相统一等红色文化特征。在当今消费享乐主义占据某些人精神与价值观构成主导地位的时代语境下，这些红色文化特征无疑会带来诸多现实启发和震撼人心的力量。不可否认，这与作者怀着敬意倾心倾情书写密不可分，他在不同历史时期革命人物的群体英雄形象塑造与思想内涵提升上下足了功夫，力求体现主流精神价值追求，表达优秀中华儿女在革命岁月中忠诚而无畏的鲜明主题内涵，彰显党的初心和使命，从而达到了艺术与创造、理想与追求相结合相统一的完美效果。
二、作品以文物珍品作为重要创作线索，自觉延续对龙山文化乃至华夏文明的热爱、沉淀与升华，努力传递着守护民族文化根脉的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
作品中的高柄镂空蛋壳黑陶杯，并非一些小说中的“意象物”，而是真实存在的国家一级文物，现收藏于国家博物馆，曾出现在央视纪录频道的百集微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中，令更多人领略了这件民族文化瑰宝的风采。
作为土生土长的日照人，作者显然更加了解并珍视这件绝无仅有的古代艺术珍品，他深谙“文物承载着鲜活的历史，一文物胜千言”，最终选择该文物作为故事发展的主线而贯穿始终，让其承载起丰富的历史文化和深厚的民族文化内涵。不得不说，这件文物意义非凡。它加深了作者自身对于龙山文化乃至华夏文明的传承意识，激发出体现该文物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勇气及信心。作品中的蛋壳陶杯委实散发出神秘而诱人的独特魅力。比如，“这个杯子通体乌黑，泛着光亮……。陶杯薄如蛋壳，轻如鸿毛，用指尖轻轻敲之，顿时发出清脆、悦耳、富有乐感的声响，而且余音缭绕悠长。”紧接着，东林寺的慧安大师诉说了蛋壳陶杯初入寺的情景，当他用清水把陶杯洗干净后，“杯体所散发出的神秘光芒让寺院蓬荜生辉。我将柄肚里的泥土用细针一点点剔掉后，竟然是镂空的，造型之妙美、工艺之精巧，堪称奇绝。”这番话虽简短却不失精彩，使这件在泥土中沉睡千年、历经时光锤炼的珍宝，于刹那间绽放出别样的魅力，仿佛带领读者穿越时空，进入颇具吸引力的历史长廊，围绕在文物周边探索龙山文化的起源与发展。
因此，如果说蛋壳陶杯真品制作反映了远古时期最真挚的情感、最质朴的材质和最巅峰的窑火烧造技艺，浓缩着地球早期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历史原貌。那么，对于深刻挖掘和描绘这件艺术珍宝的《一街两城》来说，不仅寄托着作者对远古祖先的敬畏、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更有利于读者领略被陶器所散发的质朴光泽照耀至今的地球早期文明，自觉从心底升腾起对中华民族文明与进步的自豪感，使心灵在作者以智慧构建的文学场景中得到升华。这件在山东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典型特征性器物，因其工艺精湛、造型优美，而被誉为“四千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东方神器”“国之瑰宝”， 这充分体现出日照两城地域文化的独特性、历史重负的沧桑感，更有一份珍贵的中国记忆，显然也成为作者写作的底气和动力。
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触摸历史的过程中捕捉到了拓展精神向度的灵感，他紧扣时代脉博的律动，让文物承载了崭新而传奇的时代意义，即让故事中的重要人物围绕这件宝物发生逻辑关联，互相佐证，不可分割，由此勾勒出守护民族文化遗产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气象的又一清晰脉络纹理，令读者在欣赏文物魅力之际，能不断地回望历史，不断地感触中华温度以及民族灵魂的伟大。这方面从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故事与精髓中可见一斑。作品开篇便指出了黑陶杯代表权力和财富，是坐稳两城街的镇街和霸街之物。遗憾的是，姜家和王家直到清末民初北城姜家占街时，也没有见到过真正的黑陶杯，于是两家不约而同地制作了黑陶杯，姜家做了三足长嘴黑陶杯，王家做了双耳宽肚黑陶杯，黑陶杯在民间的重要性由此开始呈现，并逐步进展为连接整部作品的重要纽带。接下来，当姜家听说王家得到高柄镂空蛋壳黑陶杯之后，为了夺取宝物以达到长久霸街目的，不惜一切手段威逼迫害王家，而王家则与姜家、日本人及其他势力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直至两城街彻底解放，王家才放心地将宝物上交国家。这种层层递进的叙述方式，给读者带来的心理冲击是，这件文物仿佛成了沉默的见证者，无声地倾听着王家人誓死护卫国宝的铿锵誓言……
可以说，在这场盗宝与护宝的惊险过程中，以王在川为首的王氏家族，他们与这件宝物的命运交织于一起，成就了发生在自身的传奇，而从王在川到安雪梅、张守东等人，每一位国宝守护者都成就并照亮了我们民族的基因宝库。正如小说中的日本考古学家稻田所感叹：“其实，我们都疯了。在两城虽然没有多少日子，但我感受到了中国人的智慧和博大精深的文化，也领教了中国人坚强的意志和战斗到底的决心。”这种良心发现，也是作品有独特艺术追求的表现。
在《一街两城》接近尾声时，在两城街有着特殊地位和内涵的界碑出现了“一尊数人高的高柄镂空黑陶杯造像”，这与文章开篇形成首尾呼应，给人更多的思考和启示。而这尊造像吸引了许多形形色色的中外人士前来参观、留念，暗示着一种和平友爱。显然，作者实现了通古达今的创作初衷与艺术成效。于此，沧海桑田间，从四千多年前至今，那一抹亮黑色仿佛并未褪色，成为延续中华文脉、印证中华文化自信的有力印记。因此，从通篇来看，刘加云先生比较成功地传递了作家历史使命的延续，对文物的历史谱系、价值传承的深入挖掘做出了较好尝试。
三、作品以主要人物的命运史、特定地方的社会史风俗史作为创作泉源，书写人性的多重性，力求诠释文学的根本问题——人性的全部。
小说对主要人物的刻画比较生动，特别是对女主人公安雪梅为代表的东方女性命运描写，凝聚着我们民族性格的诸多优秀特征和品质。在这位普通妇女的命运遭际中，我们看到了国难与家恨、亲人与仇人、失亲与失爱等诸多不期而至的经历，更看到了民族精神中的仁义至上、机智勇敢、坚韧不拔等核心因素，有着一抹始终很吸引人、很感染人的人性亮色，整部书因为她的存在而丰富多彩，又因她的精神品格承载了历史内涵而生动无比。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自小被定为娃娃亲的王里路逃婚后，安雪梅以自己的坚贞和苦熬、用九十九封信换来了丈夫的一片真情。当镇长姜有观的儿子姜邯春数度纠缠她时，她始终坚守对丈夫的挚爱，姜邯春为此而因爱生恨。后来，丈夫遭姜邯春迫害坐牢，她为了肚里的孩子和婆家人免得跟着自己遭殃，才不得不“改嫁”给丑陋又有病的李有俊，当姜邯春设计迫害李有俊时，她又及时保护了李有俊。或许，有些人会认为她不贞节，但实际上她是以牺牲自身换取了婆家人的平安，这种责任感令她全然忘却了婆家人当初对自己的伤害。另外，当三爹王在田赌博输光了房产和田地，安雪梅看到他的小女儿璐方忍受着严寒学习时，“雪梅担心璐方在冰冷的屋里学习容易冻伤身体，就让她搬到自己屋里住，确保了璐方一个冬天没有冻坏身体影响学业。”当王香的母亲莫小倩上吊自杀后，“连续几天，雪梅一直抱着香香，大滴大滴的泪珠掉在香香白嫩的脸蛋上。”从那以后，安雪梅待王香如同己出，一直将王香培养成人。当姜邯春和王璐圆的私生子王满被抛弃时，尽管姜家及姜邯春自私狠毒，但安雪梅多次救了王满的性命，暗中照看并艰辛抚养大这个仇敌的孩子，最后还带着王满到狱中认爹，最终令姜邯春跪在她面前忏悔请罪。以上这些足以看出安雪梅心灵的博大、人性的善良。
二是安雪梅面对日本人和仇敌的迫害威逼，始终保持坚韧不拔的心态。她虽未加入共产党，但她深受四弟安杰影响，做了一系列机智、大义之举。如安杰在日照暴动中牺牲后，姜有谷带领警察和民团想割下安杰头颅示众，雪梅跪求公公王在川让他赶紧想办法阻止，王在川在讲情中提及安杰的爷爷安老八，姜有谷顾虑之下才没有动手。又如，当姜有谷带着警察、民团要逮捕小叔子王里道时，结果被雪梅机智放走，后来她又设计用假蛋壳黑陶杯骗过日本人，使国宝逃脱了日本人的魔掌。等等。事实上，安雪梅身上的传统美德和优秀品格，也正是许多中国优秀妇女的真实写照。
另外，通篇来看，我们发现作者善于用接地气的丰富细节来完成历史书写。他在回味一些事件之际，能反复回到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描写上来，即使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也注重写民众的参与、较量与抗争，写他们身上虽有短处、有游移，但在民族大义面前始终恪守自身气节的具体过程与曲折心路，这也与文学需要处理人性的全部，要勇于面对人性的复杂性、多样性、多变性，要有助于人性走向完善相符合。比如，王家大都勤俭持家、扶贫济弱、赤胆忠心，一门出了三位抗击外寇的义士：王静斋、王在田、王里道。但这个忠烈门第也有灰色一面，作者在褒扬忠烈行为、使读者感受人物与家国共命运的同时，也大胆亮出了令王氏家族蒙灰的一面。如王在川曾带领大刀队砍杀日照暴动队员，也曾用鞭子狠抽二房莫小倩，使她撇下王里道、王香上吊自杀，这两点无疑令人憎恨，但他在关键时刻却保持了中国人的气节和品格，为保护国宝同汉奸及日本侵略者展开了不屈斗争，还为八路军捐赠大量的粮食和钱财。还有王在川的三弟王在田，他曾因赌博输得倾家荡产，浪子回头之后开办了学校，面对日本人威逼学生学习日本课本，他誓死不屈，舍生取义，毅然放火焚烧并用爆竹炸毁了日本课本，自己也因重度炸伤死去，成为令人敬仰的义士。同时，我们也看到，作者对姜家无耻之辈的汉奸嘴脸也给予了无情揭露，使人记住了一窝三汉奸：姜有理、姜邯举、姜邯冰。另外，作者在以比较法渲染两大家族之际，也用比较法描绘了街上的张家两兄弟。在王家当长工的张传根光明磊落，与儿子张守东一起走上革命道路；而在姜家当长工的张传梢小偷小摸，其子张守手最终成了汉奸走狗。这真印证了一句话：“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以上这些，在令读者加深理解人性多重性的同时，还可以领悟一个道理：不同家族不同教育，会导致不同的人生命运。正是这些不同之处，共同构建起“一街两城三家族”的传奇故事，丰富了这部作品的完整性、阅读性与思想性。
家族矛盾自古以来无法避免，《一街两城》中的王家和姜家也不例外。这两大家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轮流占街，以此彰显家族权威和势力，产生了一系列难以化解的矛盾和冲突。但作者并未把目光停留于矛盾和冲突中拔不出来，而是循着一些人物的情感以及时代发展的大势所趋，如通过姜邯牛和王璐方的结合、北城村民支援南城村民抗洪救灾、王满在自己富裕后把工厂设在曾经互不往来的二村（老北城）实现共同富裕等等，写出了家族之间的相互排斥、相互争斗又相互利用的态势渐已远去，取而代之的是在相互融合中共同生存和发展。令人欣喜的是，在这个体现家族长期磨合的文学表达中，作者又往往能够凭借自己对家乡生活的体验和热爱，巧妙地把两城乃至日照生活的风俗景象、人情事理等自然而然地铺展、显露出来，正如赵德发主席在《序言》中所说：“他自小熟悉这里的风土人情，历史故事、民间传说与他的亲身经历，成为创作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宝库。”可以说，作品凸显了比较浓郁的地域特色，如作品中多次提及日照民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满江红》和乌贼煨肉、酱二白、西施赶海等多种特色美食以及红白习俗等等。可见，作者深知“以生活为基础的艺术是最扎实的”，较好地把自己对生活的情意与感受融入到家乡民众的无数细节中，寄托着对普通百姓的厚爱，不乏一种朴实而真切的文学情怀，同时也体现出山东作家的修为涵养与地域认知优势，这在创作中同样是难得的。
由上可见，这部小说具有比较强烈的思想和艺术感染力。作者善于通过百年来社会生活斑斓而蓬勃的呈现，挖掘历史事件背后的深层动因，展现历史长河中那些沧桑而深刻的景观，给人以厚重又隽永的感受。在阅读这部作品的过程中，我反复称量该书以上所述的艺术特点和精神价值，脑海里反复出现一个文学无法避让的术语：国兴与家昌。古往今来，家庭和国家始终被视为无法分割的命运共同体，这种浸透在国人血液中的浓浓的家国情怀，永远带给我们坚实而有力的归宿感。“国兴则家昌，国破则家亡”。在经历了数不清的兴盛、浮沉之后，新时代的我们更加企望国富民强，家族旺个人兴，共同缔造一个和美安宁的大家。在小说的最后三个章节，王家不时沉浸在阖家大团圆的喜悦气氛中，更透视出国家日益强大、家族日益昌盛的幸福指数。想到这里，我觉得刘加云先生胸怀中的人文情怀、家国情怀仿佛一下子被放大了，这些无一不在他的内心深处流淌着。也就是在那些深情流淌的过程中，他以三年的辛勤笔耕、以心血和才华完成了这部佳作，实现了深埋心底二十年之久的文学夙愿，也为广大读者带来一份非同寻常的阅读兴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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