谚语，母亲说的谚语

谚语，母亲说的谚语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大约30年前的那个夏天，我就要出远门了。当时，作为农村出身的“人类”，改变命运的惟一出路，还是千百年仍在沿袭的读书与考学。让当时的我志满意得的是，我无疑是其中的优秀实践者――我高中如范进，只是还未疯而已。作为一个村童，这也是我真正意义上的出行――走出本县。

　　一条经常被泥石流冲断的省道上，每天上午的7至8点，有一趟从县城发往省会的班车会从村头开过，独此一家，是真正意义上的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于是，几乎是我们全家人，都来到村头的路边，不无荣耀又不无担心地高举着写有省城名字的纸板，望着县城方向的各类车辆扬尘而来而又绝尘而去。在无数次的失望过后，那辆车终于像上帝一样停了下来。父亲忙着绕过去买车票（座位），其他亲属忙着上行李，母亲却把我拉到一边，对我说，一个人到了外圈，最应该记住的就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在我的印象中，这是从来也没有上过学堂的母亲说出的惟一一句文言。

　　它其实只是一句谚语……只是在后来的后来，我的兴趣关注于文字，并顺便在这里将“外圈”这个词作一番考证。我一度曾经以为那个圈字是“间”的古汉语中某种方言的发音，但后来还是否定了这种看法。因为在客家语系乃至云贵川等地，“间”字只可能发音为“干”，如“房间”作“房干”而已。于是就只能说，“圈”就是“圈”，内圈就是家或村，而外圈，则是在心理及现实中的外部世界，按照现今的话来说，外圈，就是“江湖”。

　　就是这样，像千古流传的那样，我就此在母亲的泪水中进入了江湖，在纷繁复杂的外部世界中摸爬滚打，从而在社会这个大染缸中，将自己原本的一块白布变成伤痕累累的扎染。我是一条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只知道从哪里开始，却从未晓得在哪里结束，曾经白亮的鳞壳也墨迹斑斑。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当光洁的额头被世事的阴影镂刻上无法磨蚀的皱纹，笑问客从何处来、遥指杏花村与短笛无腔信口吹的稚子，也终于过渡成常常词不达意甚至顾左右而言它的世故者。于是，原本的童贞与善良最终成为现今力不从心的心计与随波逐流的虚伪。无所事事与做婊子立牌坊成为日常状态，故乡已渐行渐远，世间却越来越深……

　　当一个梦从半坡的春日阳光毫无理由与过渡地变成魔幻，就完全可以用心理的失衡来掩盖身体与意志的衰弱――这时候，一个梦很快就会消融，而那个曾经被我嗤之于鼻的母亲的教诲又在归乡的路上重新响起来，那是一种怀抱的感觉、也是慈母手中线与游子身上衣的感觉……如此的教诲，是我初入江湖的指南，然而在江湖的更深处，它们就快速地被稀释与化解了，只在天气的变化中间或地隐约出现，像一条鱼吐出的气泡，或是某处关节已经开始的疼痛……

　　然而利益时代的坚硬却是我们无法容忍的无理由与无厘头。变化是一种常态，我们自己就是我们的二律背反，当年母亲的教诲被我重新阐述出来后，已经变成了这样的话语：

　　当连害人之心都没有了的时候，我们还怎么样去防人？

　　其实我应该明白的是，母亲朴素的告诫中，就隐含了可能连她也没有意识到的意味：“外圈”，是本能地害人的世界。将防人作为个体生命的基本意义，是不是也默默地承认了这个社会无处不在的害人的本质与无奈？

　　因为这是一个经济的、资本的、权力的、差异或是异教（或异道德）的社会，简而言之，也就是马太效应的、向上的与食利的社会。如此社会的本质，在一本被我们曾经奉为圭臬、并被深深误读与误用的经典《资本论》中，已进行了经济学、社会学甚至伦理学的阐述（或批判），其中让人印象最深的，是这样的句子：“资本来到人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鲜血和肮脏的东西。”而在更早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这样句子的模型，就已经出现了。

　　这时候，我该以什么样的面目出现呢？

　　伟大的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萨维德拉，以其作品《堂吉诃德》闻名于世。而他本人更看重的，是其最后的著作《贝雪莱斯和西吉斯蒙达历险记》。这部在其死后一年的1617年才出版、从来没有被认真、清晰地解读过，但却被作为后来形成拉美文学大爆炸的魔幻现实主义之遥远肇始的作品中，有一段精彩的话语，值得我将它们引用如下：

　　“……人之所以变成狼，是因为有一种病，医生管它叫变狼狂”。

　　很显然，从《堂吉诃德》到《贝雪莱斯和西吉斯蒙达历险记》，塞万提斯已从历史寓言深入到人性。

　　对于狼，我们当然不能仅限于被动地只是防备而已。

　　我想我所能做的，就是再一次回去看望母亲。苍老的母亲，仍然穷困并且病弱，因为她的善良，因为她一直遵循的对我的教诲――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仿佛整个世界都可以对这样的出于本能的善良加害。而它曾经年轻的女儿，我的姐姐们，也已如30年前的母亲般，对她们的儿女叮咛：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从省城到那个仍然只是一个小村落的家，三十年前是两天的路程；而现在，却连一天也不需了。这也许，就是时代的所谓变化与进步。在变化的时代，我对母亲并非惟一但却是最后教诲的理解也发生了如此的变化――付出30年代价的修正。如此的变化，是叛逆和逃逸，还是另外的一种被害？

　　如是我闻，如是我说。

　　如是我在这30年后，仍要向某个高处挣扎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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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张卫平 于 2011-6-2 09:37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