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读小学那六年
我们村是个自然村，500多人口，村内没有学校，最近的小学在邻村姚庄，距离我们村1.5公里，我六年的小学生涯，是在那里度过的。
学校只有小学阶段，所在地叫姚庄，姚庄小学便成了这所学校的行政名字。
学校面积不大，有六七亩地，没有专门的操场，不过学校门口倒是有一大片空地，学校东隔壁是村里农民的场地，偶尔我们上体育课，都是借助这两片场地。当时体育课很少，课表是正常排列的，都在上下午的最后一节，学校没有体育教师，每到体育课，要么完成一些常规劳动，学生都可以提前离校回家。老师们也都趁这个时间，回家进行农事活动，小学老师虽然是专职，多是民办教师，还有农民身份，脱离不了土地和农村，况且，教书工资很微薄。
校园设计很有序，进大门，中间是一条6米宽的主路，左右两边各三间校舍，每间校舍靠主路设一间陪房，也就是相应班级的教师办公室。小学一年级二年级和学前班的教师没有办公室。他们教室的陪房，一个是校长办公室，一个是总务办公室。走到头正对着一间小型校舍，是学前班，人数少，也没有什么学具，一般坐的比较拥挤。
围绕主路，由内向外，依次是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五年级，靠近大门一排两个教室，四年级设两个班，不知道学校为什么如此设置，本来一直就这么多人，偏偏到四年级分成了两个班。
那时候，没有实行九年义务教育，也没有六年级，五年级就到头了，读初中是需要考试的，录取率并不高，全乡几十个行政村，一所初中，考上了，就去读初中，考不上，可以复习再考。很大部分学生，读完小学就辍学了，回家从事农业生产，给家里出几年力，该嫁人的嫁人，该娶亲的娶亲，接着上辈的轮回。
学校主路有一百多米，里边的五十米路，种了几十棵柏树，生长很茂盛，90年代，我在那读小学，树龄应该就有30年了，直径20公分粗，那些柏树是学校历史的见证，老一辈很多人都是在那读的，再往上，就没有听说了。柏树吸引了很多鸟，校园里，经常都是叽叽喳喳的，非常热闹，给我们的童年时光也增添了不少乐趣。同时，也招来了很大麻烦，那就是卫生问题。学校实行卫生区域划片，柏树靠近一二年级，自然便成了一二年级的卫生区，柏树下边每天都落下很多鸟屎要清扫，还有落下来的柏子。还好一二年级学习任务少，大家也都乐意承担这个任务，重要的是，柏树下是大家娱乐的最佳场所。课间，女孩子跳皮筋，男孩子打面包，抓子，做各种游戏，都是围绕这片柏树进行。
这片柏树，还有一个重要作用，那就是考试用。校园小，基本没有空地，柏树恰好两米一棵，考试时候一人靠一棵树，间隔两米再来一列，这样，两列柏树，就界定了四列考试的界线。考试是三年级以上才进行，低年级在班级内进行，老师说不能左右看，那就没人敢左右看，都很规矩，根本不用拉出去。三年级以上，年龄偏大，有些捣蛋，得拉出去分开坐。
考试时，大家搬着自己的凳子，长方形凳面，板凳是从自己家搬来的，上学必备，学校只提供课桌。凳子面很窄，老师发完试卷，大家就半蹲着，把试卷放在板凳上做题，夏天还好，在柏树下很凉爽，四列基本都可以享受柏树的荫凉。冬天就不美了，冷的手都露不出来，考试前一天，老师要告诉大家，穿厚点，关键是不能戴手套，只能边填卷子，边放下笔搓手，就这也挡不住手被冻伤。
考试用的试卷，是学校自己印的，纸张如现在的A3纸大小，学校有一个油印设备，每到学期末，各班级、各学科老师分别都会发一张蜡纸，再配备一个专用刻字笔，老师在蜡纸上小心翼翼把试题刻上，拿来油印设备，蜡纸下边铺上白纸，滑轮上边蘸墨，一推，一张试卷就印好了，印够班级学生需要的，老师再留几份。这种油印有一个问题，老师刻蜡纸的时候，蜡痕深浅不一致，加上手工印制，难免用力不均匀，发到学生手里的试卷，常常看不清楚，遇到大面积的印制问题，老师发完试卷会带领大家统一说，把残缺的补上，要是偶尔几份不清楚，学生可以问老师，老师来指导补全。油印试卷为考试提供了不少便利，不过一场考试下来，基本都是一手黑墨，这也是难得的时代印迹。
两排柏树的正中间，还架着学校的铃铛，铃铛是纯铁铸造，有二十多公分高，下口十几公分宽，中间用绳子系根铁棒，铃铛挂的很高，铁棒下边垂一节绳子，方便老师们摇打。教学活动分上下午，每半天四节课都是听铃行动。打铃是老师们排班负责的，这也是老师的基本功。
上课的铃声，是噹噹..噹噹..噹噹，两个噹连着敲，急促的、有力、紧张的敲。由于铃铛处在学校中间位置，老师也是边敲，边观察学生的动向，基本都回去了，铃声就停，一般只敲十几次，同学们就如小动物一样，从学校的各个位置，迅速跑进自己的班级，坐到座位上去。铃声就是命令，没有人敢违抗的。一节课四十五分钟，下课则是噹噹噹.. 噹噹噹.. 噹噹噹，三个噹连着敲，轻松、随意的敲。铃声一响，大家又如鸟雀般，从教室门涌出，四散开来。
除上下课铃声，上下午第一节课前，还有一个预备铃声，在上课前的十分钟，则是噹... 噹... 噹...，动作非常舒缓，每个之间拉的很长，有时候，遇到天气不好，我们会在路上耽搁，远远的，走到村口，就能听到学校里传来悠扬的预备铃声，则要抱着书包，向着学校飞奔。不过这种情况少有，大部分时候，都是早早就到学校，那时候大家都没有手表，也不掌控时间，家里有学生的，都是家长管控时间，到家就吃饭，吃了饭就出发，基本不耽误上学。早早到学校要听老师安排进行卫生区的打扫，一般听到预备铃声，也基本打扫完毕了，轻轻松松的赶回教室，拿出当节课的课本，准备上课了。那时候没有电铃，这个铁铃铛可是我们规矩意识形成的重要法宝。进入校园后的时间掌控，都是靠这个铃铛进行。
学生们基本不去碰那个铃铛，低年级也够不到，高年级同学有能够到的，偶尔有人手痒，趁老师不在，拉一下就跑，可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校长一般都在办公室，或者当日敲铃老师，出来随便抓到一个同学一问，就会立马招供，是哪班的，长啥样，很快这个捣蛋鬼就会被揪出来，拉到办公室批评一顿。那时候学生们都很怕老师，更怕校长，要是挨顿批评，是很丢脸的事情，仿佛全校同学都会投来异样眼光，就那，江山代有人才出，仍然常有人，忍不住，去触碰那个铃，仿佛，敲上一下，要是不被抓住，就能衬托出自己多么英勇，甚至如获至宝的感觉。不过这些都是差生做的事，他们貌似在学校找不到存在感，所以就得制造一些恶作剧，来刷一下存在感。
我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情，一是不敢，本身就胆小，二来，我是好学生，小学六年，都是规规矩矩，很少受到老师批评。除了规矩，就是学习好，每个阶段，我基本都是前三名徘徊，就是没有低于过班级前三名，那时候，可是年年都拿奖状的。拿奖状是件非常荣耀的事情，不像现在实行素质教育，提倡鼓励学生，动不动就发个进步奖、全勤奖、学习之星等等，奖状满天飞，那时候，一个班级就三张奖状，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偶尔遇到并列的，则多发一张。
每年学期末，考试完就放假了，过上半个月，去学校领通知书，放学回来的路上，手持一尺长小卷的，都是没有获奖的，手持二尺长大卷的，一眼就看出来，厚厚的一张奖状。也有更差一点的，家长回去也不看分数那种，老师把通知书发下来，直接就叠起来装口袋，或者出校门就撕掉了。奖状是学习成绩的最好证明。
那时候的奖状纸张特别好，如今，三十年过去了，老家的奖状依然完好，前几年，添了孩子，为了给孩子们一个激励，父亲特意把我小时候的奖状拿出来，用镜框重新装订了一下。挂在老家的客厅里。
学习好，我是上瘾的，主要是吃到了成绩好的甜头。寒假得奖状，春节父母高兴，会给一点零花钱过年花。在暑假，刚拿回奖状那几天，父母还会记得这次得奖了，那么第二天早上不用早起跟着上地劳动。不过，过几天，这个新鲜劲就没有了，该怎么跟着去地干活还是怎么干。
成绩好，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到乡里参加学科竞赛，是纯粹的美差。那时候，全乡每年都要举办学科竞赛，乡教办室出题，各小学抽取单科尖子生，到乡中的大操场进行竞赛。我经常去，而且是老师骑自行车带着去，威风的很。最重要的是，不管成绩好坏，中午一顿饭老师是管的，一般都是肉丝炝锅面，有时候总务或者校长心情好，直接上一盆卤肉。这在当时都是可望不可及的，小时候即便跟父母进城，我也很少吃这些，一年到头割不了几次肉的农村，谁会跑到乡里吃碗炝锅面。除非生病了，在县城住院时候，能吃上炝锅面。吃卤肉的机会，更是少之又少。就这还不算，父亲是教师，小学和中学很多老师都互相熟悉，我一抽考参加竞赛，父亲的特别开心，必会奖励我五毛钱。五毛钱，在当时是个大数字，一毛钱可以买块冰糕，两毛钱就是一块雪糕，一块橡皮才五分钱。五毛钱这个数字是我提出来的，因为一包南德方便面的价格是五毛钱。读初中以前，我人生最大的追求不是吃卤肉，也不是穿什么好看衣服，更不是玩具，只想吃一包五毛钱的方便面，感觉一包方便面，足以慰平生。
我成绩好，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父母管教严格，父亲是语文教师，也爱面子，从小对我的学习要求非常严格，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先写作业。写完作业才可以去玩。寒暑假更是这样，一般情况，我在放假一周内就把寒暑假作业完成了。至于补课什么的，是完全没有的，那时候都是完成课本内容，拿回奖状就完了，剩下的，你就是三分之一的农民，农业活动，仍然一样少不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老师的严厉，那时候学生们都怯老师，因为老师是会打人的，今天叫体罚，但今天的体罚，稍微敲打那么几下，家长就受不了了。
我在姚庄读小学期间，老师的打人，是真打，打完也没人敢回去告诉家长，告诉家长非但家长不会出气，会接着再训一顿，强者还还会再打一顿。
我天生胆小，但小孩子没有不淘气的，再讲规矩，也会挨打，除了学习方面，还有劳动、上课纪律等，老师都要求很严格。不过这也看老师脾气的，有的老师是用脚踹，有的老师是用棍子摔，这些都是打屁股。轻一点的，是给“梨壳子”，就是老师把食指和中指勾起来，其他指头并拢，用食指和中指并列的指关节处，狠狠的磕打头部，这个疼里很，说实话，还不如踢一脚痛快，不过，这个用的少，一般也就给两个，真是遇到老师特别生气，会咬着牙给三个，再多也就没有了，毕竟打头，容易打出问题，老师还是怕担责任的。所以，相对这属于轻的，脚踹，可是随意踹的，一直揣到老师痛快。最强的，莫过于我三年级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姬老师，姬老师脾气急，常打学生，使用的工具就是教室里的扫帚，那时候，扫帚也紧缺，一个班级一年才领一次，常常用到没毛，只剩扫帚把，姬老师打学生都是使用扫帚把，当然，也是只打屁股，跟家里父母一样，不过最狠时候，是把扫帚把打两节的情况，可以说常有。班里男同学基本上都挨过，我也不例外。
那时候大家还不知道记恨，只是怕，怕到什么程度，有一次，我们在班里闹哄着玩，突然，有一个同学开玩笑，说了一声，老师来了，正在教室门口玩的我，一个飞跃，手撑着靠近走廊的桌子，一下子飞跃四个凳子，跳到了最里边自己的桌子旁，那次，飞了足有三米。结果是，右腿撞在凳子角上，直接撞出深深一个坑，肉不知道去哪了，只见一个小坑，到现在，我的腿上那个坑仍然没有长平。我竟然飞了好几米，后来我又照着那个位置多次尝试，都飞不了那么远。后来，我经常回忆这件事，想想，这可能就是人的爆发力、潜力，人的应激反应。到初中后，也经历了不少严厉老师，只不过那时候，都是扔粉笔头和言语攻击了，很少打人的。
现在再回想起来，全是感激，感谢每一个严厉的老师，我们才有可能从条件如此差的乡村，得以努力学习，成为文化人。在当时，我们中的大多数，路线都是既定的，识俩字就中了，极少有家长勉励或要求一直读书的。如果不是这些严厉的老师，又没有家长的严加管教，是不可能在学习上有所成就的。姬老师，以及这些严厉的老师，他们就像父母一样爱我们，他们是真正的恨铁不成钢的，替家长，在教育我们。我的六年小学时光，真正看到了每个老师，他们真的把学生当做自己孩子一样，严加管教，教化育人。
师者如父，多年以后，每当回到老家，在路上见到我的这些小学老师，不管严厉的，还是温和的，都是异常亲切，连忙上去，敬烟，问好。这些老师见到我，也是一样的亲切，一下子就能认出我。这里边就有我的音乐老师，李建生老师。
印象中，音乐老师长的都帅，李老师就是，年轻时候帅，年老了，依然帅。90年代的农村，周边几个学校，都鲜有音乐老师的，而我们庆幸，有这么一位音乐老师，他是全校唯一的音乐老师，教五个年级，自然也就教了我五年。吹拉弹唱，李建生老师无所不能，那时候，我们学校有一台脚踏的风琴，每到音乐课，学生提前到教务处把风琴抬到教室。李老师在课堂上，就那么一句一句的，教我们唱会了《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血染的风采》《我们走在大路上》《兰花草》等一系列歌曲。直到读初中，学校有音乐专业毕业的老师，在教我们唱这些歌的时候，我才发现，大部分同学都是第一次学习，他们的小学，都没有音乐老师。音乐这种滋养灵魂的东西，他们竟然缺失了五年，难怪我如今对音乐有如此重的感情。
在我读大学时候，姚庄小学就不存在了，很遗憾，没有过去拍一些小学旧址的照片，作为留念。甚至，小学毕业后，就再也没有踏入过那个校园。很多同学，老师也都联系不上了。新的小学已经改址建成，有一次我去送堂弟上学，竟然又见到了我的老师，她还没有退休，仍然在教小学一年级，听说是因为师资缺乏，又把她返聘回来了，远远的，看见她，已经不再是年轻时候，那个青春美少女，体态偏胖，穿着朴素，俨然与新校舍，不成正比，她没有认出我，我一下认出了她，那感觉，就像猛的回乡，远远的，先看见母亲在田间劳作一样。
大学毕业后，我也教过几年高中，当时年龄比学生大不了几岁，如今，有些学生的孩子都比我孩子大，但是，我们在一起玩，看着他们的成就，仍然有一种油然的自豪与欣慰。这也许就是一个老师的价值吧。
难忘我的六年小学生涯，难忘我的那些，如父母一般的老师们，难忘我的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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