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
——读徐亚光先生的散文集《人文的行走》
文/ 陆相华
中国著名文化学者、作家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中说过：“我们对这个世界，知道得还实在太少。无数的未知包围着我们，才使人生保留迸发的乐趣。当哪一天，世界上的一切都能明确解释了，这个世界也就变得十分无聊。人生，就会成为一种简单的轨迹，一种沉闷的重复。”因为自己曾在人民日报有过10年左右的记者生涯，所以也算是半个文化人。然而，对于以“人文敖汉”而著称的故乡，我却知之甚少，甚至只记得几个有标志性的人文符号，比如“华夏第一村”“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等几个概念性的表层认识。内蒙古作家、徐亚光先生的历史文化散文集《人文的行走》，从时间和空间等多个维度上对敖汉旗史前文化进行论述，让我对敖汉古文化的源流及发展有了更加全新的认识。
正如徐亚光先生在书中所说的那样：“敖汉古文化不仅是中国的，而且也是世界的，它不应该总在学术的金字塔里，更应以开放的姿态走向大众化、走向审美、走向创造、走向未来。”
小米之乡，探索生命的起源
敖汉旗现在隶属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位于内蒙古赤峰市东南部，地处燕山山脉东段努鲁尔虎山北麓，科尔沁沙地南缘，南与辽宁省毗邻，东与内蒙古通辽接壤。地理坐标为北纬41°42′—43°02′，东经119°30′—120°53′。东西宽112公里，南北长175公里，总面积8300平方公里，总人口约60万。敖汉旗历史文化底蕴厚重，境内已经发现各个不同时代的古文化遗址和墓葬4000余处，居全国之冠。在没有明确记载行政建制以前，敖汉大地是我国北方渔业、狩猎、林业、游牧、农耕等先民综合活动的区域。
徐亚光先生在《人文的行走》中指出：敖汉古文化古文明亦即我们伟大先人穴居野处、饮毛茹血、筚路蓝缕、薪火相传的“集体自尊”，也是伟大的中华民族的“集体自尊”。徐亚光，汉族，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人，现任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人大常委会三级调研员，在职学习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赤峰市作家协会会员，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世界华人作家艺术家协会一级作家、终生研究员。徐亚光先生饱读诗书,学识渊博，他熟读精读了《周易》《道德经》《离骚》等一系列中外经典，以及胡适、钱穆、冯友兰、李泽厚、余秋雨等一系列国内外名家的作品。有评论家指出，《人文的行走》是徐亚光先生的代表性作品，代表着他文化研究和文学创作的新高度。
徐亚光先生在《敖汉的山水荷花文》中有着这样的描述：斯是老哈河畔，敖汉荷花美艳着薪火相传的诗性；荣列中华文明发祥地，傲立“世界小米之乡”，尊享“人文粟黍双圣地、龙祖玉源五百佳”的美誉。
《明史》记载，敖汉地区曾是“沙柳浩瀚，柠条遍地，鹿鸣呦呦，黑林生风”之地。然而，由于历史上过度垦伐等原因，这里也曾风沙漫卷侵吞村庄。可喜的是，敖汉人民经过40多年持续不断地植树造林和沙漠沟道治理，至2016年，森林覆盖率达到43%以上。2002年，荣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颁发的生态环境“全球500佳”金牌，是“全国人工造林的第一县”。由此可知，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上，敖汉旗已经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徐亚光先生认为：“人开始关注人本身是文明的发轫。”敖汉新石器的文明从“以人本身塑像关注人”开始，小河西文化陶塑人面像就是最初标志。徐亚光还认为英国历史学家彼得•弗兰科潘的《丝绸之路》应该在结构和内容上增加“人文敖汉”的内容，仅仅将敖汉培植小米经过欧亚丝绸之路远播并长久地惠及那里的人们写入，就很精彩，遗憾的是弗兰科潘先生并没有来过敖汉。而英国剑桥大学的历史学家、考古学教授马丁•琼斯，则比弗兰科潘先生幸运的多，因为他和他的团队至少两次来过敖汉，并且发现了重要的考古材料，认为敖汉是世界小米之乡，敖汉是小米的发源地，而且是具有世界具有影响力的“小米之乡”。
时光可追溯到1984年夏秋之季，敖汉旗邵国田等文物工作者在孟克河沿岸及附近地区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十余处以素面陶为特征的遗址，这与当时已知的辽西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相异。198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由杨虎先生率领在孟克河的左岸、木头营子乡小河西村西南1公里的小河西山梁上进行考古发掘，从而发现了小河西遗址，1995年杨虎先生首次推出“小河西文化”。
有观点认为，小河西文化距今万年左右，将中国东北地区最早的史前文化向前推进3000年。小河西文化的发现，不仅使敖汉旗产生了以敖汉地名的第四种考古学文化，更重要的是填补了辽西地区考古学文化又一空白，即为辽西地区同时并存两种以上文化又提供了一个新的例证，对追溯红山文化土著渊源又提供了一例证据。
徐亚光先生认为：“生产工具代表当时生产力，先民为维护生命所需的最低物质保障而劳作，劳作中发现提高生产力的物质资料，骨器与石器的结合成为提高生产力水平的标志。”在生存中发现，在发现中创造，在生产力的提升中维系着生命力的延续。而陶器的发明，为保存剩余劳动所获而创造的。首先是从树枝上的鸟巢得到了启示，先民们就开始用泥土加水和之成泥，然后放到太阳下晒之而成器，后又从火烧食物中得到启示，便挖坑而烧之，于是有了陶器。
“采集、狩猎和渔猎，是先民最初的生存和生产方式，现代生活的保留，早已演变成物质之外的精神享受，也是对先人尊天敬地理念的延续。”然而，采集、渔猎和生命的过程都需要攻克的“坚物”。于是先民们又发明了骨器、或者石器。随着先民生存能力的提升，他们的智慧也在实践中得以体现。于是，有了把刃部镶嵌细石叶的“骨梗石刃刀”。徐亚光先生说：这应该是组合创新的结果，组合的思维提升了生产工具的生产能力，提高了生产效率，这也是先民在思维方式上的一次创造性的飞跃。即使在现代社会，组合创新仍是最为需要的最可贵的智慧。而万年前小河西的先民就拥有了这种生活方式。
徐亚光先生还引用了郭沫若先生以及项春松先生等人的观点与数据，进而对小河西文化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小河西文化对现代人的启示和树立的信念就是，在任何困难中都要有生存下去的的坚守。只有探索创新才能使生活过得更好，生存能力才能于渐行渐进中提高。所视，青草覆盖了遗址，思考未了。所留，想象空间极大，但爱之者才能进入。
兴隆洼处，倾听远古的回声
兴隆洼文化命名是敖汉旗兴隆洼遗址所在地。兴隆洼遗址因其发掘面积大、遗址保存最完整、产生时代早等原因，被考古界赞誉为“华夏第一村”。兴隆洼遗址位于敖汉旗兴隆洼镇（原宝古吐乡）兴隆洼村东南1.3公里的低丘陵西缘，发现时高出附近地表20米左右，其西南坡又泉水涓流不息。兴隆洼遗址处在大凌河支流毛牛河上游，遗址东距河道有1.5公里，地理坐标为东经120°51′，北纬42°23′，海拔高度500米。
敖汉旗文化名人葛学文先生在评论中指出：“亚光先生倾心于敖汉历史文化已数十年，他凭着一个家乡人对故土的热爱、文化人对文化的深情、思想者对历史的考量，让自己的脚步驰骋于旗域内四千余处历史文化遗址，让自己的目光流连于大大小小各级各类文物之上，让自己的思想澎湃于八千年悠悠岁月和苍茫天地之间。”研究敖汉古文化的人很多，而徐亚光先生的可贵指出，在于他能够通过研究、比较之后又提出一些新鲜的，前沿的，比较有学术价值的思考。
兴隆洼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具有的意义是划时代的。徐亚光先生《人文的行走》中有着这样的描写。从2006年起至2017年的10余年的时间里，他曾多次于不同季节来到这里，或是冬季的白雪，或是夏季的雨霏，或是春天的日媚，或是秋天的辰朗，每一次都记忆深刻、心潮澎湃、浮想联翩。他在参考其他学术著作的同时，也对兴隆洼遗址作出了自己的描述：兴隆洼文化遗址的面积有4万平方米，是全国新石器时代中期唯一对居住址经过全面揭露，整体布局清楚的一处聚落。其房址集中在一个椭圆形的大环壕内。这个环壕东北至西南最大直径达183米，西北至东南最小直径166米……环壕内的房址呈东北—西南方向成排分布，计达10排之盛。每排10余座，排列整齐有序。这可是在8000年前的人类群居的创举，称其为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创造的奇迹是毫不为过的。
其中有一座猪合葬墓，墓主人身旁放置两具野猪的骨架。我一下就想到了甲骨文“家”字。房屋中圈养着一只猪。房屋很好解释，遮风避雨之所。而对“猪”的解释历来有很多种。一说,下面是“豕”，即野猪。野猪比老虎、熊还危险的动物，野猪是非常难得的祭品。所以最隆重的祭祀是用野猪祭祀。祭祀即是古中国家庭最重要的事情。又一说，乃是家猪，表现了中国古人在创制文字时，已经能够驯化野猪并开展家养了，即当时中国已经进入农业（家畜）时代，而圈养的猪就是家庭最重要的财富之一。
而徐亚光先生对人猪合葬有着他自己的看法。他说，一种可能是这位墓主可能就是猎获野猪的高手，于是陪伴他入墓的就是两头野猪。另一种可能或许是对“物的崇拜”或是“图腾的崇拜”，因为野猪是维系这个部族的基本生命形态的食物要素，人获取野猪成为“最佳觅食方式”，即这里先民的觅食对象一般集中于野猪身上，于是它被奉为“神明”！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就是野猪与这里的先人生活密切相关，尤其是对于维持其生命力的存在更为重要。
兴隆洼文化时期的玉珏被公认为目前国内最早的真玉器，也是世界范围内最古老的耳饰，被徐亚光先生誉之为“远古玉祖双璧”。玉文化渊源之深在敖汉旗有着清晰的实证。兴隆洼文化玉器的材质多为阳起石——透闪石软玉制成，色泽高雅柔和，多为淡绿、黄绿、深绿、乳白或白色。包括属于实用性的生产工具和具有美学内涵的装饰品两个玉器种类。考古实证表明，兴隆洼先民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已经掌握较高的玉器雕琢技术，形成了较规范的用玉制度，并有一定的文化意识和社会理念作为统领。徐亚光还引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刘国祥先生《从敖汉史前考古发现看中华文明的起源》中的观点：“中华民族爱玉和用玉的传统始于兴隆洼文化时期，距今已有8000年的历史，并且延续至今，未曾中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
兴隆沟遗址位于敖汉旗兴隆洼镇兴隆沟村，是一处史前多种考古学文化的遗址群。考古学家在此发现一件三位女性裸体蹲坐相拥、手臂交叉相搂的陶塑像，似在作一种舞蹈，有人称为庆祝丰收的女神像，我们可以称之“陶塑三女神像”。古人再次将关注的目光投放到人本身上，这是人的主体意识和自主性的再次体现，而且是有意识群体表现，在人类认知自身价值、创造文明方面意义非凡。这尊陶塑像引发许多猜想、思考和想象，创造物的产生一定有相关联的理念，如同草木一定要与大地山川相连。是远古生活状态的一种模仿吗？是某种场景的再现吗？总之离不开创作者和需求者的精神所往。
无独有偶，2012年5月23日，在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南距三女神像约60米处又有了重大发现，一件高55厘米的红山文化整身陶人像震撼亮世，有人赞誉其为“中华祖神”。
徐亚光先生还引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先生的观点：“陶人是五千年前人的祖先”。陶人代表的是五千年前红山文化王者、巫者或酋长的形象，是中华五千年前文明的重要考古实证。“祖神”盘腿直坐，上身直挺，两手相握，双臂弯曲放于腹部。头部戴冠，双目圆睁直视前方。头部各种器官形态逼真，形象性和艺术性俱佳。“祖神”与红山文化玉人像、草帽山石人首像在红山文化的历史长河中相映生辉。
“祖神”是人的主体意识和自主性的再一次辉煌展示，是文明源流延续和程度提升的又一丰碑性的实证。尤其是他的嘴部明显呈现前伸的呼喊状态，被徐亚光先生称之为“五千年前的东方神呼”。
仰望艺空，三灵神游的圣地
赵宝沟文化遗址位于敖汉旗新惠镇（原高家窝铺乡）的赵宝沟村西2公里的缓坡地上，当地人称此为“北大地”。遗址南面又小河流过，泉水淙淙终年不息、向东注入叫来河。赵宝沟文化在世界古代艺术方面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在精神境界和绘画技法上是一个巅峰性的标志，实证就是那尊绘有猪龙、神鹿和飞鸟的“三灵尊形器”，又称赵宝沟文化“灵物纹尊形陶器”。
“灵物纹尊形陶器”的出土令人震惊，被中国现代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誉为“中华第一艺术神器”。关于“灵物纹尊形陶器”上的图案，项春松等专家认为是“中国第一神图和最早的透视画”；绘画大师们从绘画专业技法角度誉之为“中国画坛之祖”。徐亚光先生还在《人文的行走》中做了进一步分析。距今7000年前的先民在刻画这些灵物时采用的透视技法，由近及远依次为神鸟、鹿首龙、猪首龙，由底向高呈现在广阔的宇宙空间里，齐头并进地飞翔，周边祥云仆随，显示出一种超自然的伟力。画面空阔、灵动、气象非凡。很显然，画面所刻画的是一幅“远古龙凤图”。从出土的文物数量之多和艺术水准来看，当时已是新时期时代较发达的时期，狩猎在日常和经济活动中占比很高，文化创意以及审美意识，在人类同一历史时期已达到高端水平。
徐亚光先生还认为，“灵物纹尊形陶器”是赵宝沟先民的一次最优美最浩荡的展示，也一举成为中国画坛最早、最神圣的一次审美活动，将其感知世界的经验以画的形态同化了。“赵宝沟文化”的意象和意象美也就在此刻定格：三灵神游、其境浩荡、其境超然、其境引人入胜。三灵的优美与宇宙的壮美融为一体了，这就是“心”与“物”的合一，也就是禅宗所谓的“心物不二”和中国传统美学的“情景合一”的境界。
徐亚光先生笔下勾勒的赵宝沟渔猎场景非常令人向往：赵宝沟的先人欣赏生活在他们周围这些鸟（每天带来欢乐的鸣叫和优美的飞翔）——或俯冲大地或高翔澄宇，欣赏生活在他们周围的这些福猪——带来的丰富的食材，伴其度过悠闲的时光——这时的赵宝沟文化先人或已食用小米——足以饱腹而有闲逸时光；还欣赏生活在他们周围的这些美丽的“鹿仔儿”——欢快跳跃，祭祀时伴着他们以灵性襄助与天地神畅然沟通。这是多么的协调、互助、自由快乐——“三灵”引领他们的视野投向蓝天大地，思维意识自由驰骋，心境平淡空朗，快乐无忧。为了烘托场景，徐亚光先生还引用了陶渊明的一首诗：“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
徐亚光还通过引用孔子的“仁”、孟子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以及张载之“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等儒家大爱情怀，来提出自己的观点：“真正的爱鸟就要多栽树，树能保护美化环境。”
物一而象异，为什么同一事物而意向不同呢？徐亚光先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朝圣者，他竟然大胆地遐想：“这三灵陶器是在月夜中创作的吗？”月下的三灵陶器让人想起“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美丽，“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的朦胧；还有“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的强劲。一轮圆月高悬夜空，光照周边浮云，月光投到河面，衬托相连河段呈现绿色的拨动之美，这月夜景色显得格外清丽澄澈，引人进入诗境之美，陶然入醉！这怎能不令人击节赞叹，这就是美的创造，这创造就是永恒！
《山海经·海外西经》：“刑天与天帝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刑天原是一个无名的巨人，因和黄帝争神座，被黄帝砍掉了脑袋。而没了头的刑天并没有因此死去，而是重新站了起来，并把胸前的两个乳头当作眼睛，把肚脐当作嘴巴；左手握盾，右手拿斧。因为没了头颅，所以他只能永远的与看不见的敌人厮杀，永远的战斗。“天”即首，天即头。有专家考证，女娲就是陶器时代的女神，在做陶器之余，抟土造人，但造头苦难。女娲补天，就是女娲补头。
徐亚光先生在《人文的行走》中运用了大量的神话，神话内容源于现实生活。塑人面像之难，在赵宝沟文化的塑造上也可窥见一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敖汉赵宝沟》一书提供的材料看，赵宝沟出土了两件塑人面像，一件是陶质刻划人面像，此件“人面呈近圆形，唯一下颌处突出。人面扁平，刻有眉、目、鼻、孔，不见耳。”另一件是陶塑人面像，“手制捏塑，脑后塑空，口、鼻、眉、目均突出，两耳靠口，较小，双肩相接，并做有两鼻孔，口部未分上下唇，脸型消瘦。”为此，徐亚光先生提出了如此惊人一问：如果不是“故意塑空”，而是“难以塑实整个头部（首）”，那么赵宝沟文化陶塑人面像的制作者和女娲都遇到了同一问题“抟土造人”是在塑人像，那么女娲在赵宝沟遗址生活过吗？
“赵宝沟文化陶塑人面像”这一实证与神话“女娲补天”的偶合不得不令人有此一问。但无论如何，这两件人面像都非常鲜活逼真，是人的主体意识和自主性的再次体现，是人关注人本身、文明再次升华的强有力的不可置疑的实证。当我们欣赏、惊叹赵宝沟文化创造的同时，回味一下徐亚光先生的发现之旅，是激情、是困厄、是惊喜、是责任，还有一份是天意的巧合吗？徐亚光先生数十年倾心于敖汉历史文化，从一见钟情到情定终身，其用时之久、用心之苦、用情之深，其发现背后的精神着实让人钦佩和感动。
天人共存，红山文化的核心
红山文化蜚声中外，影响力还在持续扩大。敖汉旗作为红色文化的核心区域的地位，目前已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可。而位于敖汉旗贝子府镇（原王家营子乡）西台村的西台文化遗址，则更具有代表性和坐标性。因为这里分布有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和上层文化以及战国时代的遗址群，为红山文化提供极为可观的文物实证和研究依据。
徐亚光先生在《人文的行走》中介绍，西台文化遗址的发掘中，除清理部分兴隆洼文化房址和夏家店文化的灰坑之外，重点清理了红山文化的环壕和房址。徐亚光先生根据《敖汉文物精华》的相关论述，结合自己的认知，提出了许多新鲜的观点：第一，红山文化中晚期的环壕与早期的环壕发生了质的变化，即有“城”的含义。第二，红山文化中晚期便出现了比较成熟的青铜器铸造技术，从而表明辽西地区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文明时代。第三，发现了陶塑的女神像。这些陶塑裸体女神像形象丰满，艺术水准高，具备了“天人共存”的特性。第四，发现了中国古代传统城市建制的雏形。这四项重要的发现，对探讨中国文明起源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符合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三大要素中的两项：城市和青铜冶炼技术（还有文字）。所以，西台遗址的发现具有典型的意义。
草帽山石人首像可以尊称“东方首像”，与蒙娜丽莎同存“微笑”之“神几”，这“神几”蒙娜丽莎体现的嘴角，石像体现在整个面容上，这一点也体现出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一个是系统整体，一个是实证逻辑。
徐亚光先生对草帽山又着较为深厚的感情，因为那是他在少年时代就玩耍过的地方，那是他父亲的外祖父、外祖母居住地敖汉旗四家子镇村东的一座小山。因山体由不同层次的阶石上下叠成如金字塔、整体形态似草帽而得名。徐亚光先生认为草帽山石人首像的发掘价值有三：其一，这是首次在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石雕“神像”，是中国史前唯一石雕正冠“神像”，是名副其实的史前艺术宝库珍品；其二，在与西方文艺作品的对比中呈现强势，增加对自身民族创造力的信心；其三，它被誉为“东方首像”，此等赞誉毫不为过，认知群体将迅速增加，影响会日益扩大，价值不菲。
文艺评论家罗宗义先生在《新视角新开拓》一文所论：“过去以维纳斯为代表的人体造型艺术，一直被认为西方艺术的专利。其实，大量出土的文物，已证明远在西方人体造型艺术产生之前，在我国北方与西北草原就有大量的、丰富多彩的人体造型艺术，而且从形式的多样，数量的众多、艺术造型的精湛等方面，并不比西方逊色。中华民族应该为这些铁的事实感到骄傲和自豪。”
徐亚光先生还引用了费孝通先生“美己之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观点，对“草帽山石人首像”和“蒙丽娜莎的微笑”进行了深层次的比较论述。他说：“如果说蒙娜丽莎的微笑是女性美丽的微笑，那么草帽山的石人首像就是男性自信的微笑。两者的微笑共同拥有着迷人、神秘的特性，但隐含的内容不同。”一个是石人首像，一个是油画人物像；一个材质是红色的凝灰岩，一个是画纸与油墨；一个是雕刻艺术，一个是绘画艺术；一个产生在中国的红山文化时代，一个产生在西方文艺复兴时代。相隔时空遥远，但它们拥有神秘的同一性。“蒙娜丽莎”展示的是人的地位和价值、人的美和无穷的魅力，这是“人文主义”的核心精神。而“草帽山石人首像”则是先人自身觉醒对自身关注甚或崇拜的艺术创造，也是主体意识觉醒的充分体现。
徐亚光先生认为，如果把“东方首像”与“蒙丽娜莎”比较，就艺术性而言，“东方首像”是位居前列的，而新石器时代的敖汉文化在东北亚同期文化中又有代表性。有考古学界人士认为“石人首像”是王者的尊荣，石人首像上的“帽正”已示。徐亚光先生非常赞同此说，甚至找出一个例证，那就是古蜀文化的三星堆出土的一根用金箔包裹的权杖，权杖上刻有国王的头像，持权杖者是古蜀国的国王。对于草帽山遗址，考古学界还认为：“其保存完好，坛冢结合，层次清晰，石砌建筑十分规整，层层高起，有方有圆，是我国现存时代最早的地上建筑之一。”那么，这种“前坛后冢”的建筑方式对我国古代建筑的影响是深远而巨大的。这种建筑形式莫非是草帽山王者的贡献吗？果真如此，誉之为“东方神像”就更名副其实了。类似的惊人一问，贯穿于徐亚光先生《人文的行走》的始终。
一个崇尚英雄的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一个不懂得尊敬和崇拜自己民族英雄的民族是可悲和没有希望的民族。
红山文化也有一个“英雄时代”，“草帽山”就有古代英雄陵寝的性质。作为一个资深的文化学者，徐亚光先生对古石像之美的研究达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他常常对小河西陶塑人面像、兴隆洼文化石人像、赵宝沟文化陶塑人面像和陶质刻划人面像、兴隆沟陶塑三女神像、西台遗址陶塑女神像、草帽山石人首像、红山文化陶人像、红山玉人像等都会激动不已，甚至热泪盈眶。因为那是他对先人的崇敬与自豪！徐亚光先生还引用郁达夫在纪念鲁迅先生大会上的话：“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个有英雄都不知敬重爱惜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徐亚光先生甚至发出灵魂的慨叹：“让我们在深味中发扬敬重英雄、爱惜英雄的民族精神——这当然由人之高贵的心灵觉醒而来。”
人文敖汉，千年文明的曙光
“小河沿”是敖汉旗四道湾子镇的另一个称谓，以此地命名的“小河沿文化”是以敖汉地名命名的四种考古学文化中的第一个。小河沿文化在敖汉考古史上和古文化的序列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小河沿文化属新石器时代，距今约5000年。小河沿文化器物的器型、彩陶图案和纹饰与红山文化有承袭关系又有不同风格的特点，其文化分布区与红山文化基本一致，经济形态为农牧结合兼营狩猎。小河沿文化遗址中惊奇地出现了双间式房址；墓葬中发现了男女合葬墓，证明小河沿文化已进入原始公社解体阶段，在社会形态阶段上表现出较红山文化类型进步，是由红山文化类型直接发展演变，并且与中原地区和东方沿海地区的古代文化有着内在联系的北方古代文化，在历史发展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令人兴奋的是小河沿文化遗址上出土的彩陶尊上绘以三角形、八角形团，十分精彩，并设有器座。那八角的团是天象吗？三角图案是地文吗？它们是汉字的起源地或者是其中之一吗？在出土陶器的纹饰中隐含着发现汉字象形文字起源的重要符号信息和目前未能确定的价值量。有的陶器表面上刻有一些成组分布的符号，这些符号明显不同于一般的纹饰，有些还能在商代甲骨文中可以找到相似的对应字。小河沿文化符号共有12个。徐亚光先生还对这些符号进行推测有“人”字，还有“穴”字，“从”字。“穴”的象形是两人居住在室内，“从”的象形是两人同行，还有“山”“水”相邻的象形，“山”画似山形，“水”则用“—”平直的险段表示……
仓颉造字时“天雨粟，鬼神泣”。徐亚光先生惊天发现也可以用振臂高呼来表示：“小河沿文化符号共有12个，比半坡或大汶口文字符号的机构更为先进和复杂，这里的先民们读文字创造的重大贡献还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也未得到响应的历史地位和充分肯定，这有学术界研究方面的不足，也与宣传媒介的交流不充分有关。”彩陶上的原始图画是先民观天查地的结果，他们的生活应是相对稳定和闲时的，精神创造与天象地理相关，有了早期人类比较丰富的精神创造和精神生活。
小河沿文化，那陶器上的色彩在历史的苍茫中熠熠生辉，闪烁着“继承性”和“开放性”的光芒，那陶器上的“象形文字”在人类文化创造的探索中必将有着惊世的回响。徐亚光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并以《小河沿文化赞》赋诗：“老河右岸南台上，陶彩鲜颜兆智光。文化名字旗域首，人伦萌慧日新迒。”
历史的目光注定要在这里停留并无数次引发新的发现，这个地方在中国北方丝绸之路的东端。它就是位于敖汉旗萨力巴乡与玛尼罕乡交界处的城子山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其名字的来源是因为山之顶部有石砌围墙如城，故当地称之“城子山”。城子山遗址内设“回”字形小城，外围有大城。站在山顶上环顾，看到有10余个较小的山头如众星捧月式的环绕在城子山周围，仰望苍穹，感觉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将人送到了浩瀚宇宙的深处，其境界是“天高地囧，觉宇宙之无穷”。这个遗址群目前仅限于田野调查和实测阶段，还未作正式考古发掘。城子山遗址让人猜测这里曾是一个古代方国的中心，既有权利中枢，又是祭祀中心，还是强大的军事力量所在，遗址下保存了那段时期太多的隐秘……
当我们谈到夏家店下层文化时，必须要谈到夏家店的上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是中国北方青铜时代晚期文化。该文化村落大多分布在沿河两岸的高地上。敖汉旗夏家店上层文化发掘的青铜器种类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武器较多，刀较多，大多是胡服骑射的实证。
彩绘陶器为什么能震惊世界？陶器绘画艺术是绘画艺术的一种形式，也是人类文化遗产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大甸子城址出土的400余件彩绘陶以惊艳出场，以永放光芒而傲立于世。大甸子城址位于敖汉旗兴隆洼镇大甸子村（原大甸子乡）东一处紧邻公路的高台地上，地当北纬42°18′，东经120°36′，属大凌河水系的牤牛河上源。城址面积已达7万平方米。从发掘的葬墓和出土的文物可以看出中国北方草原地区及丝绸之路绘画艺术的历史悠久。在新石器时代，这里便出现了简洁古朴抽象的岩画、彩陶画，明快的几何纹和象征性的动物纹，也构成了这一时期绘画的基本主题。大甸子遗址的绘彩陶就是具有自主性、原创性的光辉佐证，亦是其具有历史地位和价值的原因之一。
西辽河流域上游是中华文明产生的重要源头之一，是殷商先祖重要的活动地域，殷商文化乃至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主流文化与此结缘甚深。用考古学界泰斗苏秉琦话说：“敖汉是文明太阳升起的地方。”曾国藩先生也曾对敖汉赋诗：“突兀奇峰入眼多，平沙莽莽散明驼；大声欲撼诗人胆，一片涛声老哈河。”徐亚光先生《人文的行走》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部《实证与虚静》分为“善渊”、“大象”、“大观”三个部分；下部是《人物与文物》。除了对“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进行深度地阐述以外，徐亚光先生还对燕秦长城、契丹文化，以及敖汉的人物和文物都有着广泛的研究。
徐亚光先生历经十年积淀、五年打磨的《人文的行走》铿锵问世，引起文学界、考古界不小的震动。徐亚光先生把考古学家的精益求精、文学家的澎湃激情、旅行家的坚强意志、美学家的新颖视角、哲学家的高超智慧以及天文家的宽阔视野，通过一个个现实的故事和珍贵文物事件的发端，发掘深蕴其中的象征意义、时代特征、人文风貌，并赋予其全新的历史反思和现代观照。透过徐亚光先生那些文学色彩与思辨色彩相互交融的描述，想象古人的所思所想所为，沉寂多年的我也有些心辕意马了，希望有朝一日，我也能像徐亚光先生一样背起对深埋千年故乡的满满疑虑，去品尝那久远的人类文明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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