恤孝兄
一
我们拜表正祠这一宗，族谱被人抄过。我小时候是真认为，大埕这地方很偏远很古老，是所谓的省尾国角（我现在不认为，并因此四处宣传：一个雄鸡的版图，鸡肚子这，怎么算偏呢？）。但凡是这样的地方，就更是有几个强横的人来治理。我小时候，已经是文革之末了，看村干部的小小孩子，都行路生风。大树脚下，抓讨海人偷偷卖鱼，呼喝声很吓人。我看过好几个壮汉，气势汹汹按着我五叔，到大风围内楼屋的阁楼，抄走鱼网。但所幸五叔没有抓去打。抓去打的人，会关在大祠堂的西厢屋。那祠堂是大埕陈姓人家的。因为最大，也无有什么名字，一个乡的人只这么叫。不像我们高墘、红花脚、田尾、溪尾村，共同祭拜的月眉池边的祖祠，叫表正祠，门楼门额写：陈氏家庙。
大祠堂中厅向南的端墙，正中，已经不可能有陈姓祖上的神位，而是十分庄严地贴着马恩列斯毛的彩色像。东厢作小学教室用。
我小时候，早上，一个村的人，有几轮呼唤，一是鸡啼，分头啼、二啼，三啼，三啼往往夹着犬吠。接着是煮讨海粥的声音。那时的村庄，静下来时，可以听见大埕海的哗哗声。高墘人，凡无公家工作的男子，几乎都要干与海有关的谋生。我们村，圆妹姆子孙钉船（做船的木工），其他的，像我二伯这样的，有机船。机船离不开水，要停在小港里。不落海时，要有人守。放假了，我有时会与镇伟去看望他爸停在海水里不停随风摇荡的小机船。左右看看、摸摸，想像它是如何到澎湖列岛边上去的。（后来，我大表兄甚至曾经被台湾人抓去，音信全无，半个多月才放回来。）其他的讨海，大多使两头翘得高高的竹排。新鲜的竹排，像青年的男子女子，身体有好闻的甜甜味道。久了，就乌黑如中老年的汉子，我们冬天里去看，两头没有原先翘，驳在细黄的沙滩上，与保佑它们和讨海人的小石庙是夜相依，显得十分老实、可靠，有力。老成谋事。别有独才。
所以，星夜，月娘（月亮）停在正空中，做讨海粥，就是一个村女人几乎一生的活法。煮讨海粥，按现在想是没有声音的。其实，不是。先是开盖铝锅盖的声音此起彼伏。各家的新媳妇、小姑娘，好像要开告全村：自己起得比别的女人家早。接着是用刀开番薯声。流水一样，哗哗声，好清脆。刀法好快。因为一个村人，除了粥，人与猪无有一天可以离开这番薯。再加上，灶打的都是有前锅后锅的双拖灶。村里虽说南边是大埕海，海边是防风林，北面是大泊山。但女人们，上山割草要天未亮就行路去，摸黑翻进近福建的好几面山，有时还可见青竹蛇、钝头褐色的蛇、麋鹿，惊心动魄，甚至还有人死在山上。所以，烧起火来，无有单单只煮几碗讨海粥的。要像珍惜眼睛、生命一样珍惜柴草。
之后，唤人起床的，是巷头巷尾，讨海人咣咣小跑的回声。我小时候，住西屋、风围外楼屋，都是讨海人要出村的必经，咣咣声，像起义部队，紧急、热烈，回声杂杂。
实际上，等到我奶奶起床，洒扫庭院，用碗清井花水梳头，村东巨大榕林的上万小鸟，海一样翻滚着叫啊飞啊吃些毛毛虫啊喝些前溪的水啊在井边小水洼打个滚洗个小脸啊，什么的，突然间，巷头巷尾的高音喇叭，就会洪湖水浪打浪唱起来。这时，一个村的人，是该上学的上学、该落田的落田、该上山园的上山园。而那时，是家家有闹钟的，但其实，除了上学娃，几乎无人是闹钟唤起的。
二
我小时候，有一个阶段，话多。喜欢自言自语。与我爸爸去炎兴伯家里去。总在大人说话食茶时，去门厅的木门后，用手挖门臼里的灰土、蚂蚁，口中念念。炎兴伯就问：特台，你在说什么？特台，是丽云爸给我起的外号。我那时还小，今日想起来，情景还记得，应该已经记事了，可能有三四岁，也不知穿的什么裤子。但愿场面体面些些才好。
特台，是台湾向我们的广播。专门讲坏事的。在人们，时常被十分严肃地告诫：听了就抓老大队去。所以，各家收音机，很多人，只听天气预报、听潮剧、听陈四文学古（讲古）。有些老人，甚至还听了天气预报，就用红水布包起，不让小孩子碰，怕碰了听预报不准。因为，这收音机，老人叫：收风机。自从有收风机，村里看天落海的少，落海一去无回的几乎没有了。收风机委实事关人命。
好了。我说这么多，大致算作我不加着色地为一张海乡民情图，洇了水，上了底色。总之，其时其村，在我小小的孩子眼睛看来听来感觉来，大致如此。
哦，对。为何开头讲族谱呢？是因为，在我出生前的不知何时，大概是四清，破四旧，将我们拜表正祠的四村人的可能好几百年的记谱抄没有了。加上从前认得字的人少，所以，我现在问好多人：我们的辈序诗是什么？几个人说的都不一样。但里面有一句，我考究再三，觉得应该是：渊任恤，才对。我们高墘村，以渊为名的，没有。任的，好几家。恤的，只恤孝兄一人。这恤孝兄，要叫以任为名的人：叔叔。于是，他几乎是我现在研究的走失的族谱家书。这一点，是与我现在所居的广州城里不一样。我有一个同事，他的儿子叫：龙飞。想来是要他的孩子成龙在天。有一个认识的人，他的漂亮女儿，叫子媛。想来也是别有深意。皆不像村里的大俗或古旧了。
三
恤孝兄，名为孝。但我认得他时，他已经没有父母了。只有两个兄一个姐。他姐姐，是我小学同班同学少斌他妈妈。少斌爸，我们叫：开耳伯。如今在大树脚下卖烟、杂物什么的。他从来见谁都笑笑。我去年回家，怪他：伯您对小庙前玩钱的后生仔怎不喝骂几句呢？！他也笑笑。他笑笑时，话头就让路过的绍兄接了去：玩钱才好哩！也是笑笑。
少斌妈，我与妈妈，从来叫她：小如姐。小如姐在我读小学、还住在高墘村时，夜里来送些蘑菇给我们（这是我至今吃过的最鲜甜物件。），我与两个弟弟正在写作业，她站在门框边，与我爸妈聊：现在这孩子们读的比我们那时读的深多了。
小如姐不怎么高。与我妈妈差不多高矮。白脸，圆身，眉目清清，说话清亮、大声。全乡里叫她小如，是因为，我们房头，良校兄的妈妈与她同名，比她大。小如姐是我爸爸的小学同学。她们这一代，女子认得字、读过书的，全乡几万人，大概十人了不起了。爸爸说：小如很能干的，因为养蘑菇还被政府奖钱。
恤孝兄的大兄就是润兄，也是讲话如洪钟，他在屋里讲话，隔几间屋都嗡嗡响。走路干活，更是咣咣有声，有力。二兄不像润兄高大，却名叫：阿马。阿马兄，全年讨海、做田，无休。每年，几乎都是来请我爸爸写红对联的最后一个，且又来去匆匆。想来是要去帮马嫂炊粿。马兄不怎么高，不胖不瘦，平日穿件背心，今日想起来，肌肉的线条比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还好。也是在栅门头，圆妹姆家门外，见个大人小孩，侧身避人，笑笑。见到我，还逗一个笑。
但这个笑笑的马兄，一年来写对联，诉起被人欺侮，目眶红红。我爸爸安慰他：你勿气，我负责去批评他（指欺侮马兄的同宗族兄）。马兄这拿着还没有完全干的红对联，两手离开身体远远举着，临出门，还又要调侃逗我一下。
这个有时笑笑，有时因委屈而目眶红红的汉子，其实很苦。他先前娶的嫂子，刚过门不久，上大泊山割草，发目黑（晕厥），过身了。上山去救的人，回来边哭边说：要倒下时，脸朝上就有得救。我小时候听了，十分感慨：生命竟在此俯仰间。这是我刚刚懂事、有记忆时，头一次看到村里人的悲伤，以及因为伤心急切，在村里的行路脚步声的短促。而且，马嫂子的去世，还不像后来火进兄的生病、过身，总明明暗暗会让我们小孩子听到一点安慰。比如：火进兄病时，我奶奶就在圆妹姆那里听来：是不小心在外面中了弓箭；过身时，又听送火进兄半个村里人讲：是给招去做驸马了。
马兄后来娶的新嫂子很和气，也是日日劳作不停。在井边挑水，见个小小的我用井花水洗菜，会哗一下，给我的洗菜盆里加水。平素，巷里相遇，挑着担子，也侧身避，叫我：某某叔。这样的马嫂，算是上天有良心。马兄疼爱，自是道理之中的。
四
我现在总的来说，算是安静和气。我从小的老实安静，大人们至今记得。我甚至小时候不时被人欺负，反倒是在旁的二弟弟在一旁就动了手护我。有时，别家的大人找家里来。大人找二弟出来对质，二弟弟就说：他先打我大兄。别家的大人一听，就问自家的小孩：是还不是？那家的小孩一时就不出声了。他家的大人就自己退了火：你家这个大的是老实。就走了。
我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并不像别家的大人，时不时要打骂小孩。但批评起来却有理有据。我小时候，受批评了，无从消解，就一个人走出大风围，兜兜转转，冷了，就去蹲进生产队队址屋檐下的大柴火灶里。那巨大的灶，没有烧饭时，也不知巨大的大鼎放哪里去，里面还有些草皮灰，蹲个四五岁的孩子正好，又暖和又合身。算是我修复小小心灵的安静地方。
不想有一天，恤孝兄却来了，看了看我，一边很有条理地打开队址屋的门锁，推开，取出好些青青的竹子来。来！恤孝兄招呼我。这样，我就压住竹子的一头，恤孝兄手执把厚刀，稍一用劲，圆圆的苗儿竹子就翻了个白白的肚子，死了。但不一时，他又将两半的竹子一分再分，又将竹子的青皮与肉分开，成了千万条线样的，竹子好像重新活过来，在恤孝兄的手里不停翻滚、比划。恤孝兄做竹子活，匀匀用劲，不激不厉，也不把我当小孩，几乎不停地与我说话。他手里的竹子，有做成吊篮子的，有补乡里人送来的粪箕的，有编成个做粿用的筛子的。竹骨子、肉和皮，长到做成的各种器物身上去，成了竹器的骨肉和皮。看起来很有生命。
我从此，无事时，就先去村头看了井，照照自己，看看井里的蓝天白云，看看井边洗衣洗菜的人。一见恤孝兄来了，就走过去，又成了个小助手。他额头光亮，鼻头有肉，说话不话说，总有意无意地笑，话在他那里好像是笑出来的。他有时，也向个小小的我感慨：我该去教书，我毕业时，村里干部在池塘边找我，说了几次。
他说是这么说，但并不影响他对于生活的弹性、韧性。他闲时，时常到我们家坐、食茶。我爸爸经常夸他手艺好，对乡里人送去修的家用竹器，不嫌活多小都做，而且经常不收钱。这在七八年代是不容易的。那时，各家每天都将霉烂了的番薯皮肉用刀削下来，等外乡来的人来收，卖个一分二分。那时的人，吃些粥、番薯、清水煮的杂鱼、萝卜干、咸菜，也可以说上很长时间的话。那时，也没有电视什么的，甚至连电都来去无常，长夜来无以消遣。一次，恤孝兄在我们借细叔所居的楼屋里，唱起了咸水歌。那歌，可能是乡间流行，也可能是他做竹子活时，无人说话，自己在肚子里编的。很是有趣、入俗，内容我今日依稀记得，多是臧否、调侃乡里的人事、俗物。（可惜乡里这样的歌太少，又无人整理。）他甚而，要我爸爸取下挂在沙发上面还裸着沙面的墙上的竹笛。我爸爸并不熟悉他唱的调子和曲，摇曳多姿的煤油灯下，我们在水泥桌子上写作业，我爸爸与恤孝兄几个，就着薄茶，样子很称我爸爸用红纸写在墙上的回文句子：可以清水也。对于这个可以清心也、以清心也可、清心也可以、心也可以清。我二伯看了，咯咯笑了好一阵。恤孝兄却十分同意、欣赏。
五
我读初一时，搬到庙公塘这边住。这庙公塘与庵头园一样，庵既不知道是什么庵，庙也不知道什么庙。但田园是看得见的。我们高墘村，地理上算好，几乎占了半个大埕的水面，沿后溪东西拖得很长，又鹰一样向南长。但我们村里，却无有鹰样的人，无出乡干部。出乡干部要房脚大，宗族人多势众，又要外面有个当官的宗族亲人。我们高墘所幸无有这样的人。无这样的人也不是全无好处。你看，一个村的田园就分得好细碎，水田在院前、溪西，远的有咸田、东风埭，旱园在庵头园、庙公堂，沙埔有东埔、西埔，东西埔又分内中外。这就让我从小认识好多田地、地方。比如，去东埔，要过前溪，前溪上有一个渡槽。渡槽那里，现在被修了座很接近城里的水泥桥，叫东风桥。从前渡槽里左一块右一块的也不知是谁家祖宗的石碑也从此觅无踪迹。
庙公塘，我从小印象很好。这地，东头挨着东村，西头有个碧绿的池塘。池头，近下东村，有一抱如云的翠竹。以西、环池，一条黄泥路。再以西，是有半人高的黄土高坡一样的地。地北角，有一抱大埕少有的刺胶竹林子。
我们与二位叔叔分家的时候，庙公堂这块地作为厝地，分到我们家。这地说是厝地，却比东头的巷道低下去三四尺。我爸妈，于是每周末，干好田地里的活，就去下唐溪挖沙，在溪岸上晾干，运回来填上。冬天水冷，不便捞沙填土，就在地里种蒜。这蒜真是个植物界里的先进分子。我一天或两三天间着去，或浇水，或看望，几乎可见每一棵蒜都见风长、见水长，青翠挺拔，像个上进的好小伙。一个干蒜头种下去，很快就可以吃上小蒜苗了。所以，我见小蒜苗，都互相笑笑、点头。
我那时候，看了少林寺，索性冬天里有时也赤了脚，寻思着把脚底皮磨厚。又到井边提水，学电影里和尚练功的样子，将两铁桶水提得高高的，手臂平着。我其实一直是有些力气的。但从来怕担担子。到底皮肉不厚不实。所以，对于挖沙填沙的活，一来有一种面向长江黄河一样的壮阔感觉，二来有一种长子参加家业初创的负重感、使命感。有些累，但心里有力。总有一种出力长力的精神激励着。
那时候，我爷爷刚走。50多走的，太年轻。我爸爸作为长子，每次祭拜，总要我那时才几岁的小弟弟跪近香案的木脚一点。拜好了，又抱着小弟弟，在祭祖的公厅里，要小弟弟认真地看。回来就不停地问小弟：有看到爷爷吃东西无？我小弟弟才四五岁，经不起问，就说有。我们不太信。爸爸反过来告诉我们：一些事，你们不晓。我真正开始想念我爷爷是在初中时。但爷爷走后，我们分家。我二叔叔会在巷头一下把我们按住，给我们零花钱。一家人，突然分成三家。心里酸酸的。我妈妈至今，一遇不顺心的事，就说：感觉与分家时一样。
那时，细叔在广州做工。我们分的西屋太小。借细叔分的楼屋住。细叔那时快要说亲了。我们一家于是心里着急。因为，不赶紧在庙公堂厝地填平、起厝，那住哪里去呢？于是，我也起了少年思想家的忧虑。
六
那几年，我们天天要想那两间厝地的事。一有空，就去挖沙填地，真平了就起屋。好几年，断断续续地起。与其说是起，不如说是拼。因为并没有起厝用的许多钱，而是靠饲猪、我爸爸工资、做田得来的一些钱。为省钱，一些不要紧的材料就买便宜的，比如铺地的红砖。可以自己干的就自己干，比如浇水泥板。在面积地铺地面红砖的暑时候，我已经在广州读书。我爸妈和二个弟弟都参加过铺砖。请的施工队多是少卿叔，他是个厚道人，我们不用与他计较、算计。加上我细叔叔，是个做塗水（泥水）的大师傅，可以直接帮我们家做。细叔在晒棚前滴水位（骑楼位置）建的笔直砖柱，我爸爸夏天里在院子里乘凉、食茶、聊天，对我们，进行了无数次的肯定和赞美：全大埕，无几个可以做这样的。我也十分同意。因为我从小有看爸爸订的《建筑工人》杂志。
初中，以及我在广州读书的四年，我们一直在成长，在做田、饲猪、起厝、考学、工作中形成了奋斗、吃苦、团结、爱的精神。这个过程中，恤孝兄是见证者、鼓励者。（这也是很难得的。乡村人也并不都是一看人发展就会支持祝贺，从内心高兴的。）而他自己也进行了可贵的发展、转型、成长（我后来才发现，他实际比我大不到十岁。）。
他经历了爱。爱得真、深，幸福，甜蜜，美好。可惜因缘未到，分开了，美好的嫂子回到了她遥远的家乡。他得到美好的爱。是上天的公道。因为他虽然平素出口似是有些随意，但他是坚韧的，人格是完善的，心是体贴的，也没有外面人所认为的潮汕人的大男子主义，买菜做饭十分利落。后来的失去，主要出于世俗（那时很少人与外省人结合）、生活、现实的压力。他在人生、事业的最好时候得到爱，他是值得的，胜利的。世间也极少人能这样。
他实现了生存技术的重大转型。他后来不止一次在回忆：后来，需要做竹子的人越来越少，我就骑只脚车（单车）到所城找我母舅，要他教我照相。我出钱买了台二手相机，很快就学会。照没有问题，洗不会，我就每天送我舅舅那里去处理。
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有高铁、5G，很先进，很现代化，但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农村却才开始办身份证。办身份证要照相，但一个镇专门照相的人只有一两人。大埕那时，可能就恤孝兄一人。他于是很忙。时常要上门，为行动不便的乡里老人照身份证照片。他这样忙了两三年，技术提高，赚了钱，在新镇区置了新铺面，乡亲也都知道他，为他的热情、不计较而口口相传。当然，他也是在这个时候恋爱，日子过得十分温暖、美好。美好的外省嫂子是看他的手艺、人品和体贴。而且，他风趣、幽默，好相处，不强求人。而且，他可以说是永远自信，相貌堂堂，多才好义，心地好。（其实，这世间，细看，心地好的人并不是很多。）
但是，这个时候，他与所有发展好的人一样，与一切小说与电影里安排的曲折情节一样，如《天鹅湖》里的音乐故事一样，当他安心于他用手艺和汗水换来的熨贴日子，于人畜无害时，却有一种阴戾的声音从空中由远及近，满天满地地到来，形成他青年向中年阶段过程中最壮烈的考验。
七
我对于故乡大埕，几十年来，有一种紧张的张力。小时候，上学放学，雨天后走在总是很难干的泥路上，听汕头人民广播电台，看电影，对外面很向往。大一点了，对于以乡村干部、大房脚强横人物为代表的落后的人情世故、政治文化，不融入、不学习，内心强烈地想离开。我十五岁到广州读书，心里眼里，一路向外，对亲人的感情日益依赖，但对于大埕，有一段时间很疏远。点滴的印象大都通过一些回忆、故友闲谈。恤孝兄算是我认识大埕的重要导师。他对于我，即使没有喝酒，也十分不屑：虽是出门久，但对于世事认识太少。他可能因此，对我进行过补课。
我奶奶过身前，好几天吃不下东西。爸爸打电话给我。我把车停在路边。“你要有思想准备。”爸爸说。我说：我明白，我昨夜做不好的梦了。
那梦很奇怪，我在梦里大哭，醒来。隔天，上班，要主持一个会，心里不宁。干脆推给另一个同事主持，自己出去走一下。不想一出门，爸爸就说了奶奶的情况。
几天后，奶奶走了，安祥平静。守灵时，恤孝兄来。我们热了点菜，二弟弟给恤孝兄倒了半杯酒。多年不见，几名互相询问的话之后。他谈开了：
“那年，我不服气。就去上访。我去到县政府领导公开接待日的现场，太早，还想去找个乡里人。但一想，算了，别让人难做。工作人员来了，我就递上材料，回家。
我就是想不通。三番四次来整治我的，是比较熟的工作人、公家人。有时还在我这里吃饭。刚开始提出要求，我以为是开玩笑。不想后来，竟把我的招牌收了。还要求我：立即停止照身份证像。
我有些担心，就找人了解政策。一了解，不是干部说的那样。各级文件中，没有要求照身份像要经过政府的许可。我是手艺人，以此为生，怎能来欺负我。”
他说：事情很快有了解决。政府同意我继续为乡亲照身份证像。县政府还是公道的。
他说：多亏你爸，我写不了材料的。
送奶奶时，恤孝兄的爱人来了，穿戴了孙媳一代的白孝服。在大院子里见到什么就做什么。恤孝兄向我作了介绍，并讲了小如姐过身前几年如何担心他，如何为他牵线这门好亲事的。他讲的时候，我眼前清楚地走动着小如姐很母性的圆脸和身影。
“我二个孩子好。不过，大儿子回来我更高兴些。”恤孝兄说。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大孩子来了给我烟酒。二孩子也给，但总批评我，要我少吃烟酒。
我听了哈哈笑。笑他好歹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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