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文摘》2022年第2期｜刘帆：人如浮萍
十年前，在一次饭桌上认识了她，留了电话，后来又加了微信。当时对她的身世一点也不了解。闲聊中，就问她怎么就有勇气，辞了公职，漂到北京。她可能感觉说自己的苦难史，太心酸了，……
一
十年前，在一次饭桌上认识了她，留了电话，后来又加了微信。当时对她的身世一点也不了解。闲聊中，就问她怎么就有勇气，辞了公职，漂到北京。她可能感觉说自己的苦难史，太心酸了，不好启口，或者也为这些年在北京闯出她自己的一片小天地而自豪，又不好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她告诉我到网上去找，有不少她的故事，看了就清楚了。
果然，网上可以找到她不少事迹报道。作为从河南走出的北漂一族，她自强不息，不懈追求，在求生存的同时，不放弃手中的笔，终于于事业与文学上，都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河南团省委显然一直关注关心着在外奋斗的这个特殊群体，并把她作为青年典型人物进行了重点宣扬和报道。她当年以一名文学青年形象，怀揣区区500元现金去北京寻梦，几乎断粮断炊，流落街头，有遇到恶人的无奈，但也有遇到好心人的欣慰。但不管多苦，她都没有放下手中的笔，这期间，她在全国有影响的刊物上发了不少散文，出版了两本散文集，并因此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成为一名业余作家。
文学是她的信仰，文学也是她的友人或救命恩人吧。在苦水中熬煎，她心中苦，文学就是她倾吐的对象与途径。她把她经历的人世间的苦寒写了下来，反而成为一篇篇有温度的文字。把苦水尽皆倒出来了，心中不多的甜就可以荡漾开来，让她总是能以快乐的面目示人吧。这些文章，起初或也只是她苦难生活的副产品吧，但歪打正着，无心插柳柳成荫，正是她的文字，打动了很多人的心，并藉此传播开来，撕破她苦难日子的重重阴霾，让她幸运地因之呼吸到新鲜空气，享受到阳光雨露。或可以说是这些苦难成就了她的文学梦，终以文学为出口，把她自己带出泥淖，给了她自己一丝生的希望。
文学是她的信仰，但她后来也似乎有点信佛了。她亲口对我讲自己的一次灵异经历，当时听得我汗毛直竖。后来她把这次经历写成小说，虽然体裁是小说，或内里还是应该算作“非虚构”吧。但我看后仍感到可怕，身边有的文友甚至有点排斥。但一旦形成文学作品，那种无助在某种程度上就打了折，已不如当初她讲述的那般真实。
那是一次晚饭后，她出了租住的房间，沿着河边闲走。路上几乎无人，她无意间看到草丛中一块闪耀着暗光的东西，不知怎么就扰乱了她的心神。她本来已经走过去了，却又折返回来，到草丛中捡起了那个闪她眼睛的东西，原来竟是一块残缺的墓碑。她又鬼使神差地看了碑上残留的内容，墓主应该是一位男性。
当时，她或许并没有害怕得失却心智，出于对逝者的尊重，在行人稀少的河边，还是慌乱地掩埋了残碑，然后返回她一个人租住的房间。这时她似乎才感觉到害怕。她感觉到心神不宁。她看了看刚掩好的门，一转眼间，发现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头坐在她的餐桌旁，难道是那个坟墓里的“人”跟着她回来了？她吓傻了，举止无措。正在这时，对面租房的一个女孩敲门，进来说晚上有朋友来，女孩要来她的房间借宿。一晚上，她多次看向门口，或者正好有人作伴吧，无形中汲取了些许正气，她再也没看见那个老人。
第二天，当她一个人出去吃饭回来，坐到床上无意间又看向房门时，突然发现门口有些许新鲜的泥土，这绝不是她带回来的。难道是坟墓里的那个“人”又来了？果然，就又看到房间多了那个老头。她突然就想到了她死去的父亲，一念间，她似乎不再害怕了。如果她父亲活着，也是这个岁数了吧。她心神一正，那个人又不见了。她当即出门买了香烛，回来又炒了几个菜，燃香，把菜摆上桌，往对面也摆了双筷子，邀他坐下来吃饭。她默默愿意着：你是不是有什么难处了？但阴阳有别，吃吧，吃饱了就到该去的地方去吧。她就像是拉家常。然后，她收了碗筷，清理了房间。从此，那个“人”再也没有来过。
这绝对是她的幻觉，是她那些年艰辛生活的反射，平时孤苦无助，心里没有安全感，身上少了阳气与能量，就容易招了邪气吧。我坚持这样认为。但她再三表示这是真实的事，千真万确！她是一个诚实的人，她说是真的，那一定是真的吧！即便是以幻为真！生活中的苦，会把一个孤单而漂泊的女人，折磨成什么样子啊！但一切的苦显然都掩饰不住她心底的善。她出生在王屋深山区，父母亲平时身体也不太好，又要养活几个孩子，家境自然也不好。人是环境的产物，她自幼便适应了苦难的生活，不被苦难吓倒，还尽可能地多看所能看得到的书，终是学习成绩优良，初中毕业便考上了沁阳师范学校，毕业后当上了一名公办教师，吃上了“皇粮”。在上世纪的农村，作为一名女孩子，她应该是熬出来了，有了工作，又结婚生子，苦难的母土已经破土，并生发出幸福的嫩芽。
但，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吧，不知她因为什么离了婚，撇下年幼的女儿，决绝地来到北京，寻找着对她来说或者本来就是虚无缥缈的所谓的希望。我有一次到北京开会，联系了她。她特意向单位请了假，陪着我看了故宫、中国美术馆、清华大学等，并向我指认了中国作家协会所在的地方，说这个地方是很多喜欢文学的人的一个朝圣般得情结吧。我提出想到她租住的地方看一看，看看所谓的“北漂”是如何在北京漂着的，然后可以写一篇有关北漂这方面题材的文章来。
她本能地推脱，说住的地方太远了，是五环以外的农村，回一次需要坐地铁，再坐公交，然后是步行，拐来拐去的，才能回到她狗窝一般的所谓北京的“家”。她越这样说，我就越想去。后来，就去了。单程需要两个多小时。一个很小的房间，很偏僻，很简陋，简单的几件做饭的家什，只有一柜的书籍似乎稍微可以挽救一些房间颓废的气息。我在书柜上，找到她最初出版的两本散文集，刻意要拿走。她说这些书不多了，出版得早，现在觉得拿不出手了。但我还是把书拿走了，现在我的书柜里，应该至少能找到她出版的4本书。
这就是北漂人的“家”，这哪是什么家呀！而且一天这样子来回，路上就得四五个小时，这哪是人过的日子！她说习惯了，北漂一族，大都这样子吧。唉，苦命的人呀，人活着怎么这么不容易呢。本来觉得奋斗这么多年，自己也够苦的了，但比比她，自己的苦又算得什么！有关北漂的文章，我终究没着手写，但看到了北漂的一分子——院萍日子的本色内核，终是觉得在她奋斗的激情与不屈的精神外，剩下的终究只是苦了吧。
二
在济源作协的圈子里，她俨然应该是一个北京人了，写作也算得上小有所成了吧。她在一家中央部委办的杂志社任编辑，作为记者，一年天南地北地跑，参加会议，采编新闻，写文章，发稿子，编刊物。对那些业余喜欢文字的人来说，这或许都不是苦，而是光环，但一旦成了爱好之外以之谋生的工作，就成了一份责任与挑战。况且，业余时间，她还要写作，而且是用手写，不习惯于电脑码字，她说那样可以写新闻，但写不了散文，也写不出好小说。她的很多文章发表出来了，有的甚至获奖了，人们当然更看不到她背后不为人知的呕心沥血的付出与挣扎，而只是看到了她表面的光环。而这种所谓的光环，究竟是拯救了她，成就了她，还是害了她，最终要了她的命了呢？
家乡文学圈子里的人，或者是她老家的亲戚等，一些人去北京开会、学习或办事，习惯上要和她联系。她作为一个貌似成功的“北京人”，自然要应酬款待一番，甚至是管吃管住。她或者也有虚荣心吧，在家乡人面前，在同道人面前，以一个成功者的姿态，要尽可能地招待好他们，不愿落下不厚道的说辞，能办的事尽量办好，不能办的事也要尽可能地指条路子。
我了解她的生活现实状态，多次劝她尽心尽力就是了，不要太勉强。她只是一个打工的，漂在北京，那些找她的人，只想着他们自己只是偶尔来一次北京，找她见一下面啊、办点事呀，也是人之常情。但对他们只是一次，对她就是很多次。偌大一个北京城，城南城北的，有时光是见一下，坐地铁也得一两个小时，她究竟几斤几两，自己不清楚？但她的血脉里永远是王屋山人的厚道：他们有的一辈子或就来北京一次，她可能是他们唯一的熟人，只要她没出差，人在北京，就一定要见一下，至少请他们吃顿饭，略尽一点“地主”之谊，这样才心安。
她所编辑的行业杂志，有一个副刊的栏目，她尽可能地关照家乡的文学爱好者。当下在纸质杂志发一篇文章很不容易，不管怎样，那也是带“国”字头的杂志，大家可能也是这样认为的吧。因为她的家乡情结、文学情结，她可能最能感受到一个写作者把自己的文章发表出来的那种强烈渴望。在当地作协群内，她向来不厚此薄彼，熟悉的不熟悉的，她都尽量满足大家的愿望。但她发了文章的那些人，逢年过节她回来时，应该也没有几个人想着去见她一面吧，哪怕仅仅是一种口头上的感谢。对此，她始终无欲无求，不改初衷。古老的王屋山给了她生命，或者并没有给她想要的幸福生活，但她俨然从不汲汲于此，人的能力或有大小，但感恩的心没有大小，她对家乡的人事有着一种本能的回馈心理。
她买济源豫港花园的房子时，需要一次付清房款。有一天，听口气她似乎很不好意思地说，她买的房子到最后交款期限了，能借钱的亲戚，她都张口借了，但还不够。北京所在的单位，领导、同事都很好，要是她张口借钱，应该也是能借得到的，但就是张不开口。我当时手边正好有闲散的钱，毫不犹豫地就把缺口的几万元借给了她。对她这样的苦命人、实诚人，我根本不需要她打借条，也不要她承诺还款时间。中间可能有几年时间，她说单位给她的待遇稳步提高，或者是因为她踏实肯干、任劳任怨，活儿干得出色，又不主动要待遇，不争不抢的，反而只有她的工资长得最快。她言语间，满是对单位的感激，而且说眼下房子也有了，女儿也大学毕业了，她真是太幸福了。她明显走出了前些年的困窘，身上洋溢着安居乐业者的光芒。
苦命的人善于满足，也懂得记得别人的好，我也从心底祝福她，好人终有好报。有一次，她说我有一篇文章写得不错，但还有修改的余地，她的文章风格与我的不一样，只能提一些建议，希望我再推敲后，可以尝试着向某国家级的杂志投稿。她说那个编辑是在一次年会上认识的，两人投缘，常常一起交换一些编辑经验，有时也互相帮忙，比如说校对文字。有一次，那个编辑很忙，可能私下求她帮忙校对一期稿件，而院萍也忙，时间又紧，就转给我，让我帮忙校对，她们最后再把关。我连夜阅读、校对、质疑、记录，也算帮了她的忙。后来我的那篇几经我修改的文章也发出来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沾了她的光，她后来再没提这件事儿。
但她一直记着借我钱的事，并经常挂在嘴边：今年可以还几万块钱，问我急用钱吗，如果急了先还我，不急了就先还其他人了。我让她先还别人的，最后再还我的。就在近这几年，分几次，她终于还清了我的钱。这样，她的房钱就彻底还清了，她在这个世界上，终于彻底地拥有了属于她的房子。她说，无债一身轻，她现在夜里睡觉，睡着睡着就笑醒了。
心里掩藏过太多苦的人，只要一丝儿甜，就能把她的心给填满了吧。
三
那天是2019年10月28日。
早上，院萍的弟弟发微信要我电话，我心里嘀咕，要我电话干嘛，微信多方便，但我仍给了他。下午2点半左右，他打电话过来，说要告诉我一个不好的消息，让文友们不要难过。他姐姐院萍不在了。我愕然。他补充说院萍可能是疲劳过度，猝死了。他现在就在北京处理后事，还说过两天就要回济源，在殡仪馆举行简单的告别仪式。
太突然了！记得前几天我还与李蔚说到她。我这几年业余时间学习一些中医知识，平时也琢磨一些“望、闻、问、切”的事儿。“望而知之谓之神”，一个人的健康往往都在神态上带着。我说她太瘦了，她那种干瘦，滋养不了身体的需要呵——繁忙地工作，投入地写作，不停地奔波。谁知，竟然被我这个半料子土“中医”的“乌鸦嘴”说得一语成谶了呢。那年国庆长假，她回来老家，还见到她，并与几位朋友一起吃了饭。尚不到一个月，竟成永别，真让人难以接受。
那天晚上，在郑州机场，我把情况告诉市作协副主席永刚，永刚又把信息转告爱珍秘书长。爱珍问我消息确切吗，并后缀一句“是不是真的”？我也说不清具体细节，就把院萍弟弟的电话给了她。她后来证实了院萍的死讯是真的，并告知我告别仪式在殡仪馆举行的时间，说要通知作协里与她相熟的一些朋友参加。但早几天我就订好了机票要出去，所以我遗憾地告诉爱珍：后天我不在济源，不能去参加院萍的告别仪式。
院萍应该是王屋山（就是《愚公移山》提到的“太行王屋二山”的“王屋山”）深山区走出去，并取得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资格的为数不多的人。10年前认识她，记得当时是市作协葛主席喊几个人一块儿吃饭，说是院萍从北京回来了。院萍这个名字我知道，从当地《济源文学》上时不时能看到她的文章，文字老道，直觉上认为应该是一位老头。见了面才知道她是一位女士，与我年龄相仿，不多说话，腼腼腆腆的，甚至还有点畏畏缩缩似的。
当时认了近老乡，我们都是王屋镇人。我骨子里是喜欢文学的，但这些年一直压抑着自己的兴趣爱好，为五斗米折了腰。专业上，拼命学习，秉持着终身学习的理念，不断考试，为专业立身积聚素养；工作上，本分老实，为所谓的事业而奋斗着拼搏着，无暇他顾。忽然有一天，觉得没了奋斗的方向，学位到头了，职称到头了，事业也差强人意吧……或许是该圆一下文学梦的时候了。就这样，在一次政协年会上，认识了同样是政协委员的作协主席，他把我领进了济源的文学圈子。后来又认识院萍，读她的散文，与她聊文学，也可以说是她教我逐渐认识了文学，尤其是散文。
如今，她却突然就死了，刚人皆中年。才想到她这一辈子真是太苦了，先是离婚，后只身“北漂”，期间甚至流落街头，受尽了千辛万苦，好不容易熬到现在，状况刚刚好了些，却突然发生了这种事，真是命苦！当时，心里就涌出几句小诗，本来想发到朋友圈或者某个群，想想还是算了，觉得目前这个小圈子有点复杂，还是让她耳根清静一点吧。
李蔚听到噩耗后，当时就与院萍的女儿联系。电话中，她的女儿芷桦只说在北京，母亲病重了，口气悲悲切切、期期艾艾的。李蔚把通话情况转告我，说我既然不能送院萍最后一程，就等事后吧，择日去看一下芷桦，也是对她唯一的女儿的一点宽慰吧。想想，也只能这样了。
前年国庆节她回来，几个人见面时，她还说女儿找了对象，双方家人互相见了面，商量了女儿的婚事，决定尽快把女儿的婚事办了，也算是完成了人生一件大事。想不到言犹在耳，她们就阴阳两隔。哪怕她活到把女儿的婚事办了，再走，也算了却一桩为人母的心愿呀。但就这一个年头，阎王爷也毫不通融，人真的有命吗？那天在往机场的大巴车上，我的心思总是脱不开院萍这件事。不想不行，想多了，就眼中生泪。一个大男人，怕被车上的人笑话，那就忍着泪，一路上，想一想与院萍相识以来的一些过往。
四
院萍真是一个没有福气的人。
后来，她的工资待遇慢慢地提高了。她拥有了自己的房子。她唯一的女儿大学毕业了，也就业了。女儿还找到了称心如意的对象，而且近来双方家人见了面，一起吃了饭，确定了婚期。美好的事情正一个一个地向她走来，美好的生活像一副精美的卷轴正慢慢地打开，但她怎么就那么没福气呢，她就这样匆匆忙忙地死了呢。
一次，她回来老家时，克庆先生要出一本书，想让她给把把关，她喊我和李蔚等几个人一块儿去。在克庆老师的书法室，与永刚、书生等人，群策群力，把书名、目录与章节等基本上敲定了，才一块儿去吃饭。她仍然是不喝酒，腼腼腆腆的，唯唯诺诺的，一扫刚才确定书名时口无遮拦、直话直说的犀利与雄辩。那天，克庆老师酒后似乎自负地承诺，可以送给院萍几幅他的书法，其他人不掏钱一概免开尊口哦。想来，院萍真是一个没福气的人，克庆老师平时的书法作品可都是卖钱的，免费的书法作品还没拿到手，她怎么就这样匆匆忙忙地死了哪。
记得有一年，她有个心事，自己纠结很久了，找不到合适的人商量，就想让我帮她拿拿主意。说是有一家同类型的单位要挖她，急着要挖她过去，待遇比现在这家单位要高不少。我自诩是管理学博士，可以做个模型，就所谓的优势、劣势、机遇与挑战等，进行权衡，试图讲清楚这个选择对她意味着唾手可得的诸多好处。科学分析是理性的，有时也是毫无人情的。她或者从来就是人性大于利益吧，我的一番说教，反而把她说清醒了，她似乎不需要请谁再分析了，她说想来想去，我们想的只是利益，现在这家单位，于她最苦难的时候接纳了她，她一直在这家单位工作至今，单位待她也不薄，她怎么能忘恩负义呢。她为自己的背叛念头感到羞耻。其实，在职场上，人往高处走，或者根本谈不上人情，没必要把自己绑到道德的十字架上。但她心意已决。唉，院萍真是一个没福气的人，凭自己的真本事，还没把更高的待遇拿到手，她怎么就这样匆匆忙忙地死了呢。
院萍死了，这是个事实。她死以后，李蔚等文友一直念叨着，和几位亲近的朋友，去她家里看看她的女儿芷桦，看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但总是不凑巧，不是我们谁有事，就是芷桦不在家，这样就推到了春节前。与芷桦见了面，本来不想提让人悲伤的事，但说着说着，话题又落到了院萍的猝死上来。芷桦经过了母亲的丧事，似乎一下子长大了，她回忆了一些母亲死前死后的细节，如几天联系不上妈妈，让母亲单位的同事去租住的房间找，强行打开了门，人早已没气了；院萍一年要出差几十趟，因为她是单身一人在京，出差的活儿几乎上都约定俗成地“承包”给她了，虽然有出差补助，但出差回来还得写稿件、赶工作，她自己还要写文章，都很耗精力，天长日久，超负荷劳作，身体慢慢可能就虚亏了；院萍所在的单位很仁义，芷桦说本来她的舅舅考虑如果原单位不给个合理解释就不罢休，但是自始至终，单位的领导及经办这个事的同事安排得都很周到，人总得讲理吧，而且母亲生前在单位素来受好评，不能人死了，反是亲人们败坏了她的名誉吧；回来安葬，芷桦说她坚决要给母亲买块墓地，母亲离婚了，她不能让母亲死了没处去；因母亲的丧事，原定的结婚时间，她与对象商量了，向后推迟……
唉，院萍真是没有福气呀。但想想，也不尽然吧，她也遇到人世间很多的好人，享受到了她所能享受到的幸福了吧。
想自己与院萍的交往，可以说是很简单的文人之间的交往，就是共同的文学爱好，清淡如水，却真诚交心。她才40多岁，年纪轻轻的，怎么突然就死了呢？每每想起，还是觉得不真实，有一种梦幻般的感觉，每每念及，就眼潮。
得到消息那天，在机场巴士上，想人生如寄，人如浮萍，院萍就是人间一直漂着的一株浮萍吧，无根，无依，漂泊流离。我强忍住眼泪，在手机备忘录里为她写了几句小诗，今天一并给她吧：
浮萍/断了根//是否已漂过了三生石/是否已喝过了孟婆汤//忘了这世的苦也好/来生就不再苦了吧//
庚子年，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疫情，彻底改变了中国人传统意义上的春节。大家都成了宅男宅女，除了奋战在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志愿者、军人及一些公务人员等。这期间，我一直静不下心来，未能着手去写一点关于她的文字。那个春节，是靠外在强大的制动力，终于让人们静下来，慢下来。一种不期而遇的灾难，帮助人们去思考一直顾不上思考而又必须思考的很多问题。
我也借助这个外力，才得以静下心来，回忆起与院萍过往的一些细枝末节的小事儿，写下关于她的一些文字。转眼，辛丑年的春节就要到来，而疫情似乎仍不消停。这个社会，人如浮萍，但世间仍有情。文字恐怕是文人能拿出手的最好的东西了吧，就以之还一个普普通通的逝者以安宁，也给所有挂怀的人以安宁吧，也算是为了忘却的纪念。
（2020年2月4日初稿，2021年10月12日终稿）
【作者简介：刘帆，河南济源人。博士，正高级职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济源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品见于《青年文学》《莽原》《福建文学》《湖南文学》《海外文摘》《散文选刊》《特别关注》《文艺报》《中国艺术报》《中国文化报》《中国环境报》等报刊，并入选各种作品年选。出版有《诗书留年》《济源读山》等四部诗歌、散文集，获得各种文学奖项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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