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文学》2022年第1期 | 吕新：盼天黑（节选）
很想把那些土路称为陆地，说我们不在陆地上行走，可是水不行，虽然冰面也有一两丈两三丈宽，可还是不能让旁边那些……
冬天，只要附近一带有河，只要河上有冰，我们就绝不在土路上行走。
很想把那些土路称为陆地，说我们不在陆地上行走，可是水不行，虽然冰面也有一两丈两三丈宽，可还是不能让旁边那些广阔的土地被叫做陆地，我们就从来没听大人们那么说过。陆地？只在课本里有，从没在实际生活里见过，要有也一定远在天边，不在我们这里。
从天快黑的时候开始，整整一个晚上，我们都坐在李有钱老汉的炉子前烤衣裳，主要是烤鞋和棉裤。自从河里结了冰以后，我们差不多每天都要湿一回，无数次在冰上摔倒或者直接滑进水里。一湿了就来这里烤，先不敢回家，什么时候差不多快烤干了才敢回去。黑麻麻的光线里，李有钱坐在炕上，背靠着他那卷早已很难看出本来面目的行李，不停地抽旱烟，我们被他呛得又流泪又咳嗽。村里那么多人家，之所以选择来他这里烤火，也就是因为他家里清静，利索，从来都只有他一个人，没有正常家庭那么多的麻烦。而且，李有钱老汉的家里，无论谁来了都行，不光是村里的人，甚至根本不认识的陌生人，甚至要饭的，天黑了没地方去了，推开他的门，进来住一晚上，也是常有的事。所以，也经常能看见有生人猴一样坐在他的炕上，有的生人会给他钱，一般知道行情的给两三角钱，不知道行情的会给五角。
我们中间很有几个善于拨弄火的，真正煽风点火的好手，除了用嘴吹，还能用衣襟把火煽得又红又旺，为了把衣裳尽快烤干，从外面一进来就拿起立在炉子旁边的火钩子噌噌地捅火，往里面加炭。因为他那个炉子，不捅不行，不加炭也不行，说是有火，实际死气沉沉，一点儿火苗也没有，摸上去温温的，连手都不烫。那个时候，坐在炕上的李有钱就会大声地叫唤，并阻止，说费了他的炭了。有人说火不旺了，只是捅了捅，再不捅就灭了，并没有往里面加炭。其实是骗他的，不往里面加炭，不增加新鲜血液，火哪能旺起来。往往就在说话的过程中，一个孩子站在炉子的一边，挡住李有钱的视线，另一个通通地往里面放上几块炭。不一会儿以后，屋里明显就比刚才的时候热多了，温度一上来，炉子里的火光从炉圈中间映照出来，李有钱也很快反应过来，知道又上了这几个孩子的当了，嘴里嘟嘟囔囔地骂一阵。
黑暗中，炉子里的火又红又亮，我们坐在或者站在炉子前，把身上湿了的地方朝着炉子，有性急的直接挨住炉子，慢慢地烤着，听见湿衣裳挨住炉子以后发出咝咝的响声。有时候觉得暖融融的，很舒服，很让人沉醉，烤着烤着，一不小心就睡着了，迷糊中又忽然被人打醒，看到衣服上的棉花冒出丝丝缕缕的火星，红丝丝亮晶晶的火星，一闪一闪的，还冒着很难闻的烟，就是棉花点着以后的那种味道。李有钱在炕上也闻着觉得不对，鼻子一抽一抽的。
湿的地方还没有烤干，现在又烧出了新的窟窿，这是我们最怕也最不想碰到的事情，因为烧了比湿了更麻烦。在那些无数个黑暗的夜晚里，湿衣服其实从来都不引人注意，更能蒙混过去，无论有多湿，也总会有它干的时候，只要你能忍住，不吭声，家里的大人也没顾上注意你，事情基本就算过去了。但是，烧出窟窿，露出里面的棉花，那就很难再遮掩了，总有被发现的那一天。锁财的爹有一天无意中发现锁财举止怪异，一只手总是贴在腿上，一副做贼心虚，却又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拿开他的那只手一看，才发现裤子上有一个窟窿，露出里面的棉花，才明白早就烧了，一回来就用手捂着。于是飞起一脚，锁财被踢到门外。
所以，谁的衣裳不小心烧了，回家，对谁来说就会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麻烦和灾难。
坐在黑洞洞的屋里，听见外面腊月里的风在叫唤，有时候叫唤出来的是一种很奇怪的声音，呜儿呜儿的，有时又像是一群人哭一阵又笑一阵。一到冬天，差不多每天都是这样的风。
李有钱老汉拒绝给我们点灯，坚决不点，说什么也不点。我们像三四个小鬼一样坐在黑暗中，仅靠炉子里的火照亮。点灯会费油，这谁都知道，就连我们都知道，更不用说活了差不多一辈子的李有钱。他说他也不做别的，无非就是吃个烟，吃烟还用得着点灯么。不点就不点，就都黑糊糊地坐着。有时候，我们中间的谁会从口袋里摸出一截不知在哪里捡到的胶皮或者一块桦皮，用炉子里的火点着了，屋里会暂时地亮一会儿。胶皮冒着黑烟，桦皮吱吱啦啦地响着。每逢那种时候，李有钱老汉也不说什么，也不在乎胶皮味难闻，有时候他还会借我们的这点亮，沾我们的光呢。比如，常常是我们一把桦皮点着，他就会直直地坐起来，也来了劲，赶紧脱下衣裳，趁亮捉个虱子什么的。或者趁机没头没脑地在炕上翻腾，找个什么东西。有一次竟然让景顺打开他的那个又破又旧的黑柜子，给他从里面拿一个什么东西。
每当他借我们的亮，脱下衣裳捉虱子的时候，别的人不说他，只看他那个瘦骨嶙峋的老身体，只有景顺说他，景顺说我们不点，您也不捉，我们一把桦皮点着了，你就开始捉呀。
李有钱埋头在衣裳的那些缝隙里，嘿嘿地笑着。
一块桦皮烧完了的时候，屋里又重新黑暗了下来，这么一折腾，一对比，反倒比没点桦皮以前还要黑暗，只有一股浓浓的桦皮味飘散在屋里，证明不久前刚刚点着过。李有钱也看不见了，没法再继续捉虱子了，一边往身上穿衣裳，一边很是惋惜地说，唉，本来想着捉够一盘，炒一盘菜给你们，慰劳慰劳你们，这也捉不成了，也请不成了，只能等以后再说哇。
景顺对他说，我们不吃，快过年了，您留着自己吃吧，三十黑夜放点辣椒花椒炒一炒。
我们就笑，黑暗中看见他又重新半躺在他那卷黑糊糊的破行李上。
我们来烤火，烤衣裳，从来没有指望过李有钱能把屋里的灯点亮，点得亮堂堂的，能让你随便进来烤已经不错了，不然穿着一身有冰碴子的湿衣裳又能到哪里去。事实上，我们更主要的还是怕他动不动就跟我们要糖吃，因为快要过年了，他理所当然地觉得每个孩子的身上都应该有糖，事实上他这种感觉并不对，不到真正过年的那一天，很多孩子的身上并没有糖，即使有，最多也不过三两块，也不愿意给他。有胆小的，进门之前就已经提前吃光了。
我们当中年龄最大的景顺对他说，你这老汉，经常总是动不动就跟我们要糖，一来就要，我们又不是供销社的，又不是要结婚的新女婿，身上哪能经常有糖？我们自己还吃不上呢。
李有钱不信，说，我就不信，快过年了，谁家没有几块糖呢。
景顺就说，快过年了，您咋不买呢？留着钱要孵蛋呀？
李有钱说，我，一个人，不值得买。我要是也有一大家子人，肯定买，不买也不行。
大约是景顺触到了他的痛处，所以，他有些仇恨景顺。坐在黑暗中，胡子一翘一翘的，对景顺说，这里面数你最大，也数你最不要脸，每天都来，别人来的时候你肯定来；别人不来的时候，换一拨人，你还来，里面还有你。你以为我这里是店么？就算是住店，也没有白住的。通过住店，又说到一个叫老傅的人，说在他这住了五天，走时给他留了两块钱。
景顺说，我咋不要脸了？
李有钱老汉说，你还不不要脸？你还要咋不要脸？我问你，我冻在外面窗台上的那块冻豆腐哪去了？
景顺说，我哪知道，我又没见。
李有钱老汉说，你没见，那就是狗吃了。
景顺说，对，狗吃了。
李有钱老汉就说，你们看看，宁愿当狗，也不承认。
我们中间年龄最小的龙娃，奶声奶气地问，狗还吃冻豆腐？它能咬动？
李有钱老汉没好气地说，咬不动不会等消了再咬，消了就能咬动了。
龙娃眉头紧锁，眼睛忽闪，满脸迷惑地看着李有钱老汉，能看出他还有问题要问，不过一直没再问。他大概在想这样一幅情景：狗守着一块冻豆腐，耐心地等它消了，重新变软。
李有钱老汉讨厌景顺，是有原因的，因为有一天半夜里，尿把他憋醒，下地拿起夜壶，刚把夜壶的盖子打开，突然从里面跳出一只蛤蟆，李有钱老汉顿时就被吓了一跳，也彻底吓醒了。蛤蟆在里面憋了半天，也又惊吓又慌乱，从里面蹦出来以后，懵头懵脑，差一点跳到李有钱老汉的脸上，事实上他们两个都吓了一跳，李有钱老汉手一松，夜壶掉到地上，摔碎了。这以后好些天，李有钱老汉一直在做着破案的事，他在想是谁把那个蛤蟆放到了他的夜壶里，把能想到的人都想了个遍，最后把疑点落在了景顺的身上，觉得景顺最可疑，也最有可能，那个坏种，不是他还能是谁。可是光是怀疑，又没有证据，要问他，肯定不承认，不过在李有钱的心里已经认定是他了，他觉得除了景顺，其他人谁也做不出那种事情来。
景顺确也是个很随便的人，先不说在别的地方，就说每次来李有钱老汉这里，别人都坐着，只有他到处乱走，十次有九次，会把正面墙下摆着的那个又黑又旧的柜子揭开，朝里面观巡一顿。那个柜子，可能是李有钱老汉唯一觉得值钱和在意的东西，所以最怕也最反感有人把它揭开，每次只要一听到柜子被揭开，不管正在做什么，都会立即停下来，朝地上大喝一声，说不要揭我的柜，里面有钱呢，整整一亿块，丢了就叫你爹赔我。
景顺说，一亿？您咋不说十亿呢？
李有钱说，没那么多嘛，我这人实事求是惯了，有多少就说多少。
说完景顺，又盯上了外号叫“小炉匠”的王富仁，问王富仁：
小雪那天，你们家杀羊了吧？别说没杀，我可是看见了，一堆人吵吵闹闹的，光是那个羊尾巴，最少就有五斤多。
王富仁悲伤地说，杀是杀了，放在缸里，让人偷走了。
李有钱照例不信，我们一齐出来作证，这才把王富仁洗刷干净。
又问到杀猪的事，说总不能猪也让偷了哇？
王富仁说我们家没猪。
后来，烤干衣裳，回去的路上，景顺对我们说，这个死老汉，实在是操蛋！
这个明显地带着外来色彩的骂人的词，不是我们这一带的词汇，我们从来没有说过，我们以前根本就不知道世上有那么一个词，对于我们来说，它就是一个外来词，外来语，从景顺的嘴里说出来，除了让我们觉得新鲜，同时更觉得景顺这个人和外面的世界联系很紧，甚至时常觉得他整个人一分为二，一半留在原地，另一半属于外面的那个世界，每天一半一半地分头出去活动，游荡，晚上回家以后再组合在一起，合成一个人。当然，那些词他也是从别人那里学来的，别人是谁呢，是外面来的司机，知识青年，士兵以及某些下乡干部，一些新鲜的从没听说过的词和语法也随着他们一起到来，当然还有各种习惯和故事。比如沙发，时间进入到冬至以后，我们已经听说过“沙发”这个词了，忘了是从哪儿听说的，但也就是听说而已，至于它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则完全不知道，脑子里也没有任何概念，因为谁也没见过，也没有人关心，它的意义好像和“但是”“而且”一类的词差不多，事实上却远不能和那些词相比。比如，你能用“但是”和“而且”“又……又……”造句，你能用“沙发”造句么，肯定不能，老师也不知道这个词是什么东西，什么意思。从云崖湾来的一个孩子说他“感冒”了，我们就不知道他到底怎么了，直到看见他不住地打喷嚏，流鼻涕，脸通红，才知道他是病了。也是通过直观才看出来的，并不是通过别的渠道。我们就想，病了就病了，怎么说是感冒了呢，所以感冒这个词也是后来才知道的，好像在这以前我们从来没有感冒过一样。我们原来要是咳嗽，发烧，就只知道是病了，从来没有人会更细地划分，单独命名。
“感冒”以及类似的一些从外面打进来的穿着鲜艳、举止怪异的词，让我们明白或知道很多事情还可以更细，更窄，而且应该各有各的名字，不能笼统地使用一个名字，比如一家人都姓王，我们就不能笼统地叫他们王或者王王，而应该是在王字下面各有各的名字，比如王三王四，王荷花，王玫瑰。对于我们来说，最好的参照物莫过于商店里货物的摆放，糖放在这边，煤油放在那边，而布匹和镰刀则在更靠里的地方，它们各有各的名字，不能一言以蔽之，都叫做货，而以前，我们就是一直都把它们叫做货的，就连卖货的张财旺本人也这么叫，不然他又凭啥被叫做卖货的呢。多少年了，就连张财旺本人，也从来没有人把他细划细分，把他单独拎出来叫做卖糖的，卖布的，他出现在回家的路上，人们就说卖货的回家吃饭去了，一定不会说卖糖的或者卖鞋的回家吃饭去了。张财旺代表很多东西，如果把他仔细划分成若干份，分成若干个小格，我们一定就会看到商店里所有的那些东西。
可是，糖，布，煤油，镰刀，它们难道不是货吗？
再可是，它们难道不应该有自己的名字吗？没有名字，怎么称呼？
你走进去，说给我拿一个货。
卖货的要是问，你是谁？
你说，我是人，我是一个人，一个买货的人。能那样说么？
龙娃上面有一群哥哥姐姐，他在他们家里是最小的，龙娃最像一根豆芽，又白又细皮嫩肉，感觉就连他说话的声音也像豆芽一样一掐就断，还有水。如果考试出一道题，问你见过世界上最白的人是谁，我们一定会答是龙娃。我们在成年以前，就没有见过比他更白的人。
龙娃的爹是一队的队长，有一天和几个人在家里说话，说着说着，从他的嘴里忽然冒出一个词：现在。在座的几个人顿时就都呆住了，一时间没有人再说话，我们像看一个生人一样地在看着他。其实不能怨别人吃惊，就连他自己很可能也是第一次说这种话，相比普通社员，一个队长距离外面的世界就要更近一些，就像一扇门，朝外的那一面一定比朝里的那一面看到的见识到的更多一些，当然，日晒雨淋的机会也更多，与此同时，是不是风化得也更快一些，朽坏得更早一些，那倒也不一定，有的人多年一直朝里，也早早就不行了。
凄厉的杀猪声响彻云霄，一部分声音溅到墙上，墙上也闪烁着凄厉的反光。听到那金属一样的细高音尖利的鸣叫声的时候，只要你不在现场，无论你在哪，那就都说明你已经误了，它和一部电影，一场戏，已经演了大半是一个道理，即使再穿街过巷地跑过去也没有意义了，看见的只能是事情正在结束，先前围观的人也大都走散，更有的时候甚至连猪也不见了。一切更像一个梦，梦醒，睁开眼，只剩下一些模糊不清的东西。所以，事先到达现场很重要。
天色阴暗，冷风吹着，有毛絮似的雪花飘着。看见那几个准备杀猪的人，搞阴谋诡计一样在商量，就知道快了。猪像一个坏人一样被捆起来的时候，很多人都在，很多人都在说话，说什么的都有，却又听上去都说得差不多。有时候，说的又都是另外的一些话，与眼前的杀猪完全没有任何关系，只是杀猪这个情景本身把一些人聚集到了一起，眼睛看着眼前的场景，说的却是一些其他的话。被绑住的猪尖利地嚎叫着，它的脖子下面已经放好了一只空盆，盆子里面已经洒了盐，还有一根棍子，准备接它的血，有人专门用那根棍子搅动。不过，它只顾嚎叫，并没有看见它脖子下面的那个放了盐和棍子的空盆，也没有人在意它看没看见。实际就算看见也没用，并不能帮它逃脱。离猪最近的两个人，说的却是一个人深夜回家，遇到的一件怪事。还有人说着干草和炭的价格，生铁一斤已经变成四分，铜还是两块多，和原先一样。还有干草和白菜的价格。我们觉得奇怪而不耐烦，说这些做啥，这和杀猪有什么关系。
虽然猪还在嚎叫，但是声音已经逐渐变小，越来越低，就像一个孩子哭累了，哭声越来越小，慢慢地就不再哭了，虽然眼泪还挂在脸上；就像从一个高坡上一路下来，来到了平地上，又跌进洼地里，它的脖子那里已经破了一大块，血已经出来了，染红了周围一部分猪毛，哗哗地往那个盆子里流着。有人用棍子在盆里搅动，有人拿着秤盘过来，秤砣晃荡着，悠起来，差点砸到一个人脸上。高音喇叭里唱着“我爹爹……像松柏……意志坚……强……”
雪满天下着，下到放猪血的盆子里以后，很快就不见了。每一个人都开始变白，由于穿得不好，绝大多数人的身上都有补丁，尤其是那些四五十岁五六十岁的人，有的身上还露出一处一处的棉花，所以很多人缩着脖子，弯着腰，抄着手，在临近年底的雪里走着，棉帽子上的狗毛既不茂盛，也不光滑，而是干瘦贫瘠地趴着，横竖不分地互相扭结着，纠缠着，更有人帽子上的狗毛纯粹就像泥巴一样。这个年龄的男人，一般过年也不穿新衣裳，比如狗子他爹，只换一根新裤带，而且还是那种最便宜的红裤带，裤带系在里面，谁能看见，更何况那种东西看见了也不能说明什么，所以在这些人的身上，根本看不出过年的新气象。迎接过年，他们自身最大的改变就是剃剃头，刮刮胡子，虽然这两样改变是过年前必做的事情之一，但是确确实实它们又不能说明什么，代表什么，更丝毫显示不出这特别的气象。头发和胡子，平时不也要剃也要刮么，难道那时候也在过年，所以他们还是旧样子。雪落到他们的身上，一身都白花花的，原来露出的棉花得到了很好的掩护，事实上露出的那些棉花并不是白的，而是灰黑色的，板结的，如果有一缕掉出来，掉到地上，没有人会以为是一缕棉花，因为单从形状上来看，更像是一只冻死的耗子躺在地上。
白茫茫的雪景里，已经能零星地听见有鞭炮声了，不知在什么地方，这儿叭的一声，那儿又叭的一声，一听就是那些平时娇生惯养的孩子在放，我们不行，不到除夕的晚上，我们的口袋里是不会有炮子的。往往那种孩子，家里只有他一个男孩，或者上面有好几个姐姐，下面就一个他，要星星要月亮，家人也得想办法去闹，实在弄不来，也会有一个甚至几个别的东西来代替。一看见那种孩子，我们就会想起传说中的或电影里的地主的孩子，耳朵上戴着毛茸茸的兔皮护耳，胖墩墩的，很愚蠢，很笨重的那种，还有阿凡提故事里巴依老爷的那种孩子，巴依老爷的老婆麻袋一样，皮球一样，在地上滚着走，他们的儿子就像小皮球小麻袋一样。那种孩子，他们衣兜里提前有了鞭炮，一点儿也不奇怪，有比鞭炮更好的东西也不奇怪，比如糖，糖纸金光闪闪，很亮，很好看，一看就不一样，供销社里从来没卖过那种糖。
就家庭环境和受重视的程度来说，事实上龙娃也基本快要接近那种孩子了，但还是有些不一样，因为龙娃很瘦，还比较灵活，光是这一点就不像是地主的那种孩子。看完别人杀猪，龙娃告诉我们说他奶奶要给他两板小鞭炮，让我们和他去拿，我们就冒着雪去他奶奶家。
去龙娃他奶奶家的路上，看见教我们的语文老师兼体育老师翟志国，背着半口袋粮食，在雪里走着，脸上有好几道血印子。我们中间消息最灵通的景顺说，他们两口子打架，他女人抓的。景顺说他们两家离得很近，有时候不想听见啥看见啥，但一些事情也会自己跑过来。实际景顺不说我们也知道，这种事不稀罕，翟老师脸上经常有一道一道的血印子，一看就是指甲留下的痕迹，有时贴点胶布，要是同时有好几道，胶布也不能贴。我们常想，他不是会白鹤展翅么，他不是会猛虎下山泰山压顶么，怎么关键的时候从来不用呢。
龙娃他奶奶从炕头上的席子下面取出两板小鞭炮，我们看了，一时间都忘了羡慕龙娃了，因为首先都被吓了一跳，这老太太，炕头上那么热，她就不怕鞭炮炸了么，不怕炸塌房顶，把她也炸到天上去么？她说是怕炮受潮了，到时候响不了，所以才放到了炕头上的席子下面。
龙娃的奶奶先是问龙娃考试考了几分，接着便很神秘地从一个黑柜子里取出两把去年过年时的黑枣给我们吃，黑枣又干又硬，多亏我们牙好，都能咬动，嚼碎以后才慢慢品尝到除了有那个黑柜子的味道，另外还有一股霉味。龙娃的奶奶一边用手指蘸着唾沫清除前襟上的几个污点，一边看我们吃黑枣，谁要是嚼完一颗以后再吐出来，龙娃的奶奶就会白谁一眼。
除了黑枣，还有红枣，红枣也不知是哪年的，里面全是蛆，不过蛆都已经死了，死了很久了，所以看上去一点儿也不像蛆，而完全变成了一些红沙子一样的东西，均匀地铺在里面。
龙娃的奶奶说，耗子们也过年呢。
这重大的发现和惊人之语，一下就把我们都吸引住了，我们都把她给的黑枣含在嘴里或者拿在手里，看着她。她说她人老了，睡不着，吹了灯一个人在炕上躺着，听见耗子们抬着小轿，吹着喇叭，敲着小鼓，从水缸后面出来，一支小队伍，弯弯曲曲地走着，前面还有人掌着灯，有时候是娶媳妇，又有的时候好像是要去接一个什么人。听她这么说，我们就跑到水缸前面，弯下腰往水缸后面看，水缸旁边还有米缸，水缸后面什么也没有，米缸后面同样也什么也没有，只有一片漆黑和一股一股的寒气。在这种事情上，我们不怀疑别的，更不怀疑龙娃他奶奶，我们一直认为是我们运气不好，正好没赶上它们出来，一次也没赶上过，从来也没碰见过，但是我们永远相信这个世上有那样的情景和事情，就像坚信山上有神仙一样。
清扫完家，母亲往窗户上贴窗花的时候，住在我们不远处的牡丹来了。牡丹目前是一个闲人，真正的闲人，因为一过完今年这个年以后，正月初几，她就要正式出聘了，聘到距离我们这里二十多里的一个叫马头的地方。即将就要成为她男人的那个人我们也见过，好像是什么地质队的，留着一撇小胡子，戴着一顶越南电影里越南人的那种帽子，既不是礼帽也不是钢盔的那种，在南梁上的树林子里，我们也见过一个养蜂人戴着那种帽子，戴上那种帽子，人或多或少就会有一种坏人的感觉。看见那个养蜂人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就是觉得遇到了传说中的特务，以养蜂的营生作掩护，正在收集和刺探情报，他的一只手往裤兜里伸的时候，我们一致认为他要掏枪。牡丹穿着新衣服，之所以说她是一个闲人，就因为她目前啥也不做，穿着一身新衣裳到处走，因为她的百分之五十已经属于马头那边了，剩下百分之五十还属于她原来的这个家，家里人也一大半地把她看作是外人了，所以有些活儿也不让她做了，她自己想做的就做一点儿。即将就要出聘的牡丹，就像被招工的人填完了招工表，只等着去报到的那一天了，就像体检和政审都合格了的新兵一样，就等着出发的那一天了。而且，从订了婚以后起，就已经开始穿男方那边给买的衣服了。除了衣服，还有手表，她戳起袖口，让外人看她的手表，说到了正式娶的那一天，还有一块更新更好的。又说，等一过了年，身上就完全不再有原来家里的一根线了，她走的时候，一根线也不带走。母亲问她一共有多少衣服，牡丹就靠在门框上，一件一件地数，她的一个妹妹来叫她回去吃饭，她并不着急，继续数着。
三十午后，我们就盼着天黑，黑吧，快黑吧，黑夜快来吧！
因为，在我们的印象和意识里，只有天黑了，才像是过年，才算是真正在过年，白天根本不能算是，除了吃的饭不太一样，气氛和人们的样子有些特别，白天其实和别的白天一样。
在一遍又一遍的期盼中，后来，天真的就黑了，终于黑了。
……
（此为节选部分，全文刊登在《山西文学》2022年第1期）
【吕新，生于1963年。1986年开始发表小说，著有《抚摸》 《草青》《成为往事》《掩面》《下弦月》《中国屏风》《南方遗事》《白杨木的春天》《圆寂的天》《山中白马》《石灰窑》等长、中、短篇小说多部。2014年获得第六届“鲁迅文学奖”，2017年获得第六届“花城文学奖·杰出作家奖”称号。现为山西文学院专业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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