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2022年第1期｜劳罕：西湖边，有这么一个小院（节选）
劳罕，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高级记者。创作文学、学术著作多部，获中国新闻奖、“五个一工程”特别奖等多种奖项。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
劳罕，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高级记者。创作文学、学术著作多部，获中国新闻奖、“五个一工程”特别奖等多种奖项。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称号，入选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西湖边，有这么一个小院 （节选）
劳 罕
一
真没想到，竟犯了“灯下黑”的错误：杭州环城西路二十号——我在这里工作生活超过了十年，却不知道这个院落有着如此了不起的过往！这是一个不大的院落，呈东西向横跨于环城西路与龙游路的交界处。往西，穿过马路就是西湖。往东那面，是条窄窄的石板小巷，称龙游路。龙游路的尽头连着孩儿巷，陆游曾寄寓于此，“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就是在这条小巷里写的。环城西路二十号的主体建筑，是一座不起眼的灰色楼房。坐在办公室里，西湖风光尽收眼底。我的办公室在四楼，写稿累了，泡一杯茶凭窗而坐，有一搭没一搭地看看湖上的粼粼波光和点点舟影。天气晴好的时候，白堤上联袂的行人清晰可见。有时候，夜半写稿，能隐约听到湖对岸净慈寺传来的悠悠钟声。杭州城的地理特点是三面环山一面城，而净慈寺的位置正处于“罗圈椅”的C位，所以，山体拱卫下的钟声有着悠长的共鸣。共鸣的钟声掠过富含千万沧桑故事的西湖，听起来，便满满都是禅意。那时候，互联网还不发达，往来沟通大多靠信件。地址一栏，“杭州环城西路20号人民日报浙江分社”，在笔下不知出现过多少遍。从没想到去探究它的前世今生，只觉得它就是西湖边一座普通的院落。直到调回北京后，有一天在网上查资料，偶然看到了一篇文章，竟是介绍这个院落的。迫不及待一口气读完，一下子愣住了，脑子空白了很久，负疚感渐渐涌上心头：慢待这个院落了，慢待这里的一草一木了！我要给这个院落深鞠一躬，给曾经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深鞠一躬。
这个院落，曾涵养过一批真正称得上国士的文化泰斗，在这些泰斗的掌舵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的文物保护、文物考古事业，从这里破浪远航。这个地段最初的主人是谁，遍查资料，没有记载。院子落成后的第一位主人，叫蔡竞平。如果要给蔡竞平一个确切身份的话，应该称他为“学者型实业家”。他祖籍浙江省吴兴县双林镇，1915年毕业于清华学校高等科，1916年以“庚子赔款”留学生身份留学美国，1919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20年执教复旦大学，任商科首任学长（即教务长），后又任清华大学教授。现在，清华大学校史馆里有关于他的介绍。1929年，蔡竞平受邀筹建杭州电厂，并担任了杭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经理。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据后人考证，白居易笔下的白沙堤，其实并非现在的白堤，而是湖东环城西路20号一带。一定是被这里的旖旎风光所吸引，1936年，蔡竞平开始倾尽全力营建环城西路20号这个安乐窝。建成后，他从妻子和自己的名字中各取一字，将院里的小楼命名为“平英阁”。
谁知，刚搬入爱巢，抗战爆发了。穷凶极恶的日寇兵临城下。身为电厂经理的他，奉命炸毁电厂。
那一刻，他一定是泪流满面。
好不容易盼来了光复，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使兵燹再起。当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隔江竞渡时，国民党再次下令炸毁电厂。这一次，蔡竞平拒绝了。他带领工人日夜巡逻守护电厂，最后，把这座具有一万五千瓦发电能力的发电厂，完完整整地交到了人民手里。
我在浙江档案馆曾看到过一封陈立夫1948年写给蔡竞平的求助信：
竞平吾兄大鉴，杨本为故友杨云谷先公郎，云谷随弟多年，一生谨慎，不幸物故，遗孤多人，生活艰窘，查其文笔，当可做事亦当知努力……
信的末尾，陈立夫恳求：
恳于无可设法之中赐予一栋之楼，营业展布多延一人，似当不致过分困难也……
陈、蔡是吴兴老乡，又同在美国留学。为了私事，陈立夫能向蔡竞平求助，说明两个人的关系非同一般。陈立夫位列“四大家族”，又是国民党“CC系”首脑人物，他不可能不对蔡竞平施加影响。可见，在大是大非面前，蔡竞平头脑非常清醒！这座院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了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办公场所，一批拥护共产党领导、不愿随国民党撤到台湾的知名学者走了进来。浙江文物事业肇始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1928年，文物保管委员会在浙江设立分会，但未开展实质性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物保护迎来了春天。1950年5月，浙江省人民政府颁布文件，要求“军队、机关、团体、人民对于所在地具有历史意义之文物，均需给予保护，不得毁损”。只要听听文物管理委员会这些大师的尊号，你就一定会热血沸腾：邵裴子，被任命为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黄源、吴山民、郦承铨为副主任；朱家济、沙孟海、陈训慈、张仁政为专任委员；张宗祥、潘天寿、彭海涛、任铭善等为委员；顾问为马一浮、徐森玉。邵裴子是中国近代史上数得着的大教育家，也是知名的书法家、篆刻家、金石学家。他的书法沉雄清灵，自成一体。他出生于浙江杭州，19岁考中举人，后又躬身新学，考入上海南洋公学，与李叔同、谢无量等成为同学。1905年，邵裴子以优异成绩获官费资助，赴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经济管理，获学士学位。学成回国后，被任命为首任浙江大学文理学院院长。1928年11月，浙大校长蒋梦麟去南京就任教育部长，邵裴子主持校务，不久被正式任命为国立浙江大学校长。在执掌浙江大学期间，他注重教学质量，强调大学教育之目的是以培养通才为主。当时浙江大学文理学院的学制为四年，四年内学生必须读完120学分，有必修课，也有选修课。一二年级着重基础课，三四年级着重专业课。这些教学理念与方法，一直沿用至今。邵裴子还注重学生人格砥砺，崇尚“士可杀，不可辱”，要求学生要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他自己就是一个很有气节的人。蒋介石视察浙大时，亲自动员他加入国民党，他拒绝了。于是，国民政府用各种理由克扣办学经费，“CC系”也派特务暗中捣乱。1934年，邵裴子愤而辞职。《浙江大学校史》对邵裴子做出这样的评价：“邵裴子的办学方针显然与蒋介石实施法西斯独裁的宗旨是不合的，处在这样的时代，当然难展其抱负，只得辞职。但邵先生是当时浙大师生怀念的一位好校长。”后来，邵裴子殚精竭虑投入文物保护事业，并倾力提掖后学。1957年5月，龙泉县拆毁古塔去铺一条道路，他闻之，提出了严厉批评，认为“这是旷古未有的荒唐之举”，并在浙江省人大会议上强烈呼吁对文化遗址、古墓群、古建筑、碑碣等应加强保护。每批年轻人入职后，他都亲自授课，主讲龙泉青瓷知识。他培养出的牟永抗、王士伦、周中夏、朱伯谦、汪济英等青年才俊，均成长为考古工作的佼佼者。他一生爱书如命。由于不和国民党同流合污，曾一度生活困窘。有一年过年，朋友送来100银元应急。年货还没来得及买，他在书肆发现了一套善本《诗经》，毫不犹豫花80元买了下来。爱国，始终是他生命的主轴。临终前，他立下遗嘱：将所有收藏悉数捐献国家。
黄源、吴山民均是学养深厚的“老革命”。黄源，1905年出生于浙江海盐，与作家茅盾是中学同学，后留学日本。回国后，在上海从事外国文学编译工作。1938年，他赴安徽参加新四军，曾任《抗敌报》主编。1941年皖南事变时，他奋力突围，抵达江苏盐城，任鲁迅艺术学院华东分院教导主任、中共中央华中局机关报《江淮日报》副总编辑，后来，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不久，调任浙江。吴山民，浙江义乌人。出身书香门第的他，自幼饱读诗书。大学读书期间，即开始接触马列主义，自此，他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维系在一起。1929年，他出任浙江定海县县长，因不愿镇压农民暴动而被解职。经人推荐担任陈果夫秘书，在此期间，目睹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勾心斗角和腐败堕落，看到许多有关中央苏区红军的资料。经过比较，他醍醐灌顶：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人民的希望，于是设法脱离了陈果夫。抗战爆发后，他回到家乡，拉起抗日队伍，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时间，义乌成为浙江民众抗日的典范。1945年1月，四明山浙东抗日根据地召开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吴山民当选为浙东行政委员会委员，出任浙东行署副主任。他曾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军管会及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因对浙江情况熟悉，奉调回到浙江。这是一位很有气节的知识型干部，我曾在一篇关于他的回忆录中看到过他的两则轶事。一则是，他在义乌组织民众抗日时，有个姓傅的家伙，在出任汪伪义乌乡镇联合会会长前，致书吴山民，说自己出任伪职实属无奈，希望吴山民能够谅解。吴山民阅信后，勃然大怒，回信一封：
顾举国士大夫同趋一途，则国事如何？！晚初年失学，辄乘暇读书，曾读春秋，次及其他，每览梅村晚年沉痛之作，不禁掩卷流涕！人生处此，祸福宁论。但愿文山正气与天地而长存，阁部精神共梅岭而千古……
面对这封正气凛然的回信，如果傅某稍有良知，定然羞愧难当！另一则是，“文革”期间，他被打入“另册”，造反派勒令他写老战友王平夷、江征帆的所谓“反党”材料，被他一口回绝，他斩钉截铁地说：“要杀，先杀我好了。我吴山民，决不会做违心的事！”
郦承铨，我第一次得识他的大名，来自丰子恺先生的书札资料：
院西仁弟：
……浙江大学教授南京郦衡叔先生，国画清丽，为时下所难得（仆不喜时下国画，恨其依样葫芦，千篇一律，毫无创意。独于郦君画深爱之，为其布局用笔之清丽）。仆去岁收藏数幅（乃彼求售而仆选购者）。今以一幅《秋山亭子》移赠，并加题跋。因无以为报，砚墨之赠，借花献佛而已……
即颂
时安！
小兄子恺叩
一九四四年三月廿七日
衡叔是郦承铨的字。丰子恺是怎样的大家？国画能入丰子恺的青眼，可见郦承铨的造诣了。郦承铨在小学、校勘、古籍、诗词、治史、金石、书画等领域，均有不凡成就。他20多岁就名动金陵，先后在暨南大学、厦门大学、金陵大学、浙江大学、台湾大学等多所大学执教。他的文采华章，同样名满天下。1947年，全国爆发了“反饥饿反内战”学生运动，国民党当局加紧镇压，中统特务秘密杀害了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于子三的惨死，点燃了浙大师生久郁的怒火，全校师生宣布罢课。一时间，全国响应。国统区许多城市都举行各种形式的声援活动，参加罢课的学生达十余万人，浙大师生的罢课宣言，就是由郦承铨起草的。
文物管理委员会几位常务委员，也都是名满天下的文史大家：朱家济，祖籍萧山，出生于书香世家，家学渊源，高祖朱凤标曾是道光年间大学士。朱氏几代都是国内顶尖的文物鉴赏专家。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他的父亲朱文钧成为首批专门委员会委员，24岁的朱家济跟着父亲一起为故宫工作。抗战期间，朱家济曾千里护送故宫宝物南迁。陈训慈，精研史学，是版本学方面的顶级专家，其胞兄陈布雷曾是蒋介石的“文胆”，他自己也做过蒋介石的侍从室秘书。沙孟海的大名，大家就更熟悉了。沙孟海是浙江鄞县人，除了书法外，他于语言文字、文史、考古、篆刻等方面均有很深造诣，有论者认为“纵观20世纪中国书坛，真正凭深厚书法功力胜出，达力可扛鼎境界者，要数康有为、于右任、李志敏、沙孟海等几人”。沙孟海的书法造诣是被生活逼出来的。沙家兄弟六人，他行一。少时家境窘迫，诸弟相继辍学，为了让弟弟们能读上书，沙孟海赴上海过起了鬻文卖字的生涯。他的字真气弥漫，富室大户争相求购。靠着卖字，沙孟海资助兄弟几个接受了良好教育，并引导大家先后投身革命：老二沙文求是大革命时期的广州市委秘书长，广州起义时与陈铁军烈士一道壮烈牺牲；老三沙文汉是共产国际的红色间谍，“重庆”号起义、第二舰队起义都倾注了他的心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任浙江省第一任省长；老四沙文威是李克农、潘汉年麾下的悍将，以国民党专员身份在敌营隐匿十八载……蒋介石一直想把沙孟海延揽到身边，曾邀请他重修《武岭蒋氏宗谱》，蒋介石故居丰镐房报本堂楹联也是蒋介石请沙孟海撰就的。不仅书法绝伦，沙孟海还写的一手好文章。抗战时期，日本军部派间谍川本芳太郎赴北平，敦促吴佩孚出山。为了便于接触吴佩孚，川本拜其为师，动辄就长揖跪叩行弟子礼。起初，这个狡猾的家伙绝不谈政治，经常向吴佩孚请教孔孟之道，一副尊师重道的学生模样，暗中却怂恿汉奸王克敏、齐燮元、王揖唐、殷汝耕等“拥吴出山”，看到时机成熟，他立即撕下面具，对吴威逼利诱。在此紧要关头，蒋介石令朱家骅以中央委员会秘书长的名义给吴佩孚发电报，晓以大义。起草电文的任务落到了沙孟海肩上。沙孟海俄顷挥就一篇500余字的四六骈文。朱家骅对电文非常满意，令人急速发给吴佩孚。吴佩孚接到电文后，反复诵读，并拍回电报：“仆虽武人，亦知大义，此心安如泰山。”此后，不管日本人使用何种伎俩，吴佩孚始终坚守了民族气节。他曾自撰一联明志：
得意时清白乃心，不纳妾，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入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
……
瞧瞧，环城西路20号这所小院，一下子汇聚了这么多大师，那是何等的盛况！
二
一批把家国责任扛在肩头的文化巨擘济济一堂，注定要干出一番非同凡响的事业来：文管会成立后的十年间，共征集到历史文物19944件，实地调查古文化遗址516处，考古发掘古文化遗存17处、古墓葬581处，出土文物6127件。文管会还编制了详尽的《浙江省文物保护名录》——这份名录，至今仍是浙江文物保护的“宝典”。甲骨文研究如今已成为蜚声海内外的一门大学问，而这个院子里的人，当年曾为此作出过巨大贡献。
我国甲骨文研究的先驱，当数晚清文学家刘鹗。刘鹗，字铁云，号老残，江苏丹徒人，出身于官宦家庭，却不喜科场八股，毕生致力于小说创作，是清末“四大谴责”小说家之一，《老残游记》便是他的作品。除了写小说，刘鹗喜好金石、碑帖、字画及善本书籍，尤其喜欢甲骨收藏，共收藏甲骨5000多片，出版了甲骨文著录书《铁云藏龟》，第一次将殷墟甲骨公之于世，这本专著对我国的甲骨文研究具有开创性作用。后来罗振玉、王国维研究甲骨文能有大成，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刘鹗的影响。1909年，正当刘鹗继续深入研究甲骨时，遭奸人诬陷，被流放新疆，不久患脑溢血而死。刘鹗去世后，他多年搜集的甲骨星散各处。日本企图在甲骨文研究方面占得先机，曾派出文化间谍伺机收购。为了保护民族瑰宝，20世纪30年代，郦承铨倾尽家产设法购进一批，后来他把这些宝贝全部捐献给了国家。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珍藏的太平天国文献，则倾注着另一位文管会成员陈训慈的心血。一次，陈训慈在搞市场调查时得知，仁和路一家书店新近收购了一批旧文牍，便前往探访。这一看，他欣喜若狂——专业的眼光告诉他：今天淘到了宝贝。他让店老板封存所有资料，自己迅疾赶回单位向领导汇报。文管会抽调人马紧急出动，经调查得知，这九大箱是全套的太平天国的官府档案，从来未曾面世。再进一步调查得知：这些珍贵资料是从城头巷吴家旧宅流出的。杭州人吴煦，道光二十五年以捐纳得试用知县分发江苏，从此进入官场，咸丰三年参与镇压上海小刀会起义，后又勾结洋人组成洋枪队镇压太平军；咸丰十年，吴煦擢升江苏布政使。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贪官，在任上，“广交洋商、把卡强征、购储鸦片、牟利营私……”真可谓无恶不作，曾一度被清廷革职。离任时，他深知这些档案资料的珍贵，偷偷运回了家。陈训慈发现的这批资料，为研究太平天国运动提供了大量实证，填补了多项研究空白，因此轰动了海内外。其实，陈训慈已不是第一次抢救国宝。我在一部介绍浙江大学“西迁历史”的书中，再次看到了他的名字：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立浙江大学师生在校长竺可桢率领下，西迁贵州。浙大西迁，除了“绝徼移栽桢干质”，还为我们保护了中华民族国宝级的文化遗存——《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共有7部，3部清末已毁，日本侵华又损失2部。
当时，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陈训慈觉察到杭州的文澜阁《四库全书》也面临万劫不复的险境。他一面动员全馆人员赶制木箱，准备装箱转移，一面寻找将书运出杭州的路径。闻知浙大西迁，他专程找竺可桢商议对策。两位具有家国情怀的文化人将手握在了一起——利用浙大迁校的卡车，抢运库书。终于，在1937年12月杭州沦陷之前，将全套《四库全书》悉数运走。这批库书，穿越江南六省，行程数千公里，最终存放于贵阳一个名叫“地母洞”的洞穴里。最让人叹为观止的是：抗战胜利后，清点图书，竟没有损坏、遗失一册！
大家一定还记得，2011年6月1日，海峡两岸交流史上曾发生的这件盛事：面世660年、分隔两岸60余年的《富春山居图》得以在台北故宫合璧展出。这是中国艺术史上一段佳话，也是两岸交流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化盛典。《富春山居图》能够合璧，多亏了环城西路二十号院子里当年的这批大师。元代画家黄公望创作的《富春山居图》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画作完成后，黄公望将它送给了好友无用禅师。后几经辗转，到了明末清初，此画被宜兴收藏家吴洪裕获得。吴洪裕对这幅艺术珍品喜爱之极，弥留之际，令焚《富春山居图》，“到得火盛，洪裕便还卧内”，幸亏吴洪裕的侄子吴静庵“疾趋焚所”，“起红炉而出之”，把画救了出来。可惜的是，画作的中间已经烧出了几个连珠洞，画断为一大一小两段，从此，稀世国宝《富春山居图》一分为二。之一被称为“剩山图”，被大收藏家王廷宾购得，后辗转于各藏家之手，长期湮没无闻。另一部分被乾隆得到，被称为“无用师卷”，一直藏在清宫。1933年，日军攻占了山海关，故宫博物院决定将馆藏精品转移，自此之后的十五年中，“无用师卷”与近百万件故宫文物一起，历经数万公里坎坷跌宕，于1948年12月底被运至台湾。“剩山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终于露面了——到了上海画家、收藏家吴湖帆手里。1956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获悉这一珍贵信息，经过研究做出决定：《富春山居图》画的是浙江，应倾力将此画收归浙江。大家认为，沙孟海与吴湖帆素有交情，应由他具体操办。为了说动吴湖帆，沙孟海多次前往吴府，还请来谢稚柳等书画名家从中周旋……在大家共同努力下，终于以五千元的价格从吴湖帆手中征集到“剩山图”。本是一张图，一半在大陆，一半在台湾，何时能合璧？两岸同胞一直翘首期盼。1993年，上海电视台与台湾华视联合举办中秋晚会，采用现代技术，将《富春山居图》首次在电视屏幕上拼接起来。2005年，凤凰卫视曾几次到台湾努力促成《富春山居图》合璧一事，也得到了台湾方面的反馈：欢迎进行单向的文物交流。2010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两会”期间答记者问时表示：“《富春山居图》一半放在杭州，一半放在台北，我希望两幅画什么时候能合成一幅画。画是如此，人何以堪。”进而，掀起了一股期待合璧的热潮。在华夏儿女的强烈呼吁下，两岸终于达成了共识：“剩山图”和“无用师卷”将于2011年6月1日在台北聚首，届时，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将率团前往，人民日报浙江分社被邀请随团采访。我时任浙江分社社长，派副社长、资深记者袁亚平代表大家前往，记录这一历史时刻。这是袁亚平和《人民日报》驻台湾记者吴亚明共同发回的报道：
浙江文化宝岛行启动 《富春山居图》将合璧
本报台北5月26日电 （记者袁亚平、吴亚明）应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邀请，中共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率领的浙江省访问团今天抵达台北，开始为期一周的“浙江文化宝岛行”活动。赵洪祝表示，此行主要目的是两岸文化交流，其中一件重要任务就是完成两岸《富春山居图》的合璧展出。为满足台湾灵鹫山方丈心道大和尚的意愿，访问团特地从浙江普陀山普济禅寺带来了毗卢观音法相复制品，将供奉于灵鹫山圣山寺。当天中午，在台北101大楼，普济禅寺方丈道慈大和尚与心道大和尚共同为两岸民众及世界和平，举行了祈福活动。当天下午，浙台人力资源交流与合作高峰会、浙台文化创意产业交流会在台北圆山大饭店举行……
在全球亿万观众的见证下，2011年6月1日上午10点，“剩山图”和“无用师卷”终于在台北故宫再次聚首——《富春山居图》合璧成功。后来，袁亚平还将这段经历写成一部长篇报告文学《云水相望终相聚》。
在大师们的倾心指导下，一批青年才俊在这个小院里迅速成长起来，他们成为了浙江文物鉴定、考古方面的桢干：牟永抗，长期从事田野考古发掘研究，对浙江史前时期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王士伦，是浙江古建筑学科带头人，也是全国铜镜研究方面的知名专家；汪济英，曾主持了钱山漾、邱城、昆山、马家浜、彭城等文物遗址发掘工作，对书画、陶瓷器、青铜器、玉石都有很高的鉴赏水平……还有一位专家，也很值得一书。他叫黄涌泉，1927年出生于嘉兴，自幼喜欢绘画并对书画鉴赏有一定研究的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在一家工厂当会计，郦承铨慧眼识珠，把他调入省文管会，使他找到了施展才干的广阔天地。明末清初八大山人的《双鸟图》轴，就是黄涌泉1959年在杭州一户民居的灶柴堆里发现的；明代陈子和的《苏武牧羊图》是国内唯一一件陈子和的作品，也是黄涌泉1973年到嵊县出差时，在一堆废品里“捡”到的；还有明初谢缙《东原草堂图》轴、明陈洪绶传世最早的作品《龟蛇图》轴等，都是当年经黄涌泉发现并鉴定入藏的。几十年来，他从废品堆里“捡”出的珍贵字画有上千件之多。
…… ……
（本文为节选，完整作品请阅读《人民文学》2022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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