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冰雪记忆
孩子小的时候，大都会问母亲，我从哪里来？很多母亲往往会说，你……
北京冬奥会的脚步越来越近了。此刻，我在西安东郊的浐灞河边，遥望着京城的方向，不由想起北京冬天有关冰雪的记忆。
孩子小的时候，大都会问母亲，我从哪里来？很多母亲往往会说，你嘛，是从河沟里捡来的。如今，当我们步入中年，如果再问我从哪里来，其请教的对象便不是母亲，而回答的恰恰是你自己。这就如同儿时第一次看到雪花，我们在追逐中看到它一点点在手心中融化，你会发自内心地问：雪花为什么从天上来？为什么是六角形的？今天要寻找到答案似乎不是什么问题，只要在网上一搜，一秒钟就知道答案。可是，对那样的标准答案我却本能地拒绝，因为那会限制我的想象力。
孩子的思维是富于幻想的，也是天然具有创造力的。上小学时，每到冬天，学生们就会在学校的角落里寻找废旧的桌椅。注意，我们可不是要学雷锋把废旧的桌椅修理成可以使用的，而是把那铁架子拆解下来，回家砸成单刀或双刀状，然后镶嵌在两块木板里，两边再系上四根粗线绳子。这样，一双简易的冰鞋就算完成了。除此以外，我们还自制了冰车、陀螺等冰上运动器材。至于溜冰场嘛，在郊区有的是鱼塘、河沟，那冰面虽然没有专业的溜冰场那么讲究，可也足以让我们这些农村娃玩个潇洒痛快。记得有一次在家门前的小河沟滑冰，那冰面尽管只有两米多宽二三十米长，可我依然能单脚双脚交替着滑，甚至还可以来几个旋转动作。滑过几次后，就不免有些得意，恨不得把小伙伴都叫来欣赏一番。有道是乐极生悲。一次，就在我完成了一个单脚旋转动作后，一个不小心，冰刀撞在一块裸露的砖头上，瞬间把我摔得四仰八叉，脑袋轰的一声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待几分钟后醒来，我看了看蓝天，又摸了摸后脑勺，有个大包已经明显凸起了，好在没有出血。我慢慢起来，走到那块砖头前，用冰刀狠狠剁了一下便悻悻地回家了。
相对于冰天而言，雪地似乎更多了些许浪漫，但南方和北方的雪显然又是不同的。鲁迅先生在《雪》中这样描写：“江南的雪，可是滋润美艳之至了；那是还在隐约着的青春的消息，是极壮健的处子的皮肤。雪野中有血红的宝珠山茶，白中隐青的单瓣梅花，深黄的磬口的腊梅花；雪下面还有冷绿的杂草。胡（蝴）蝶确乎没有；蜜蜂是否来采山茶花和梅花的蜜，我可记不真切了。”而在张贤亮的笔下，“黄土高原的雪绮丽无比。它比南方的雪要显得高贵、雍容、壮阔、恢宏大度；南方的雪使人感到冬天确实来临了，北方的雪却令人想到美丽的春天。雪，才是黄土高原上真正的迎春花。”其实，在我看来，不管哪种形态的雪，都是具体又抽象的，都是以人的心情决定的。
2009年11月，我和女作家胡健等人应邀到西柏坡参加一个红色散文的颁奖活动。原定下午三点半的高铁，只需一个多小时就能到达石家庄。孰料，快要检票时，广播突然传来消息，说因为南来的火车晚点，我们这趟车也要晚一个小时发车。无奈，我们只好在聊天中打发时间。交谈中，胡健告诉我，她父亲胡可年轻时在冀中一带打过游击，后来他结合根据地解放区的土改生活，于1962年创作了话剧和电影《槐树庄》，她母亲胡朋在其中扮演了女主角郭大娘。我对胡健说，咱们这次到西柏坡参加完活动后，可以顺便到槐树庄去看看。胡健说，她也正有此意。我和胡健亦师亦友，有着30年的友谊。在1996年春节前夕，我曾和中国文联领导到家中探望过胡可胡朋夫妇，两位老艺术家的谦虚和蔼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下午四点半，火车终于出发了。我打电话给石家庄文联主席老袁，告诉他一小时后到站，让他做好接站准备。但我们想得太美了，列车开出20分钟开始变慢，到了保定后，其速度用牛车形容都是快的。怎么回事？列车出故障了？这种经历我遇到过多次，但我们没有收到列车的广播通知。我不停地打电话给老袁说：别着急，我们还要晚点，晚点！谁能想到，这一晚点竟然达3个多小时。到了石家庄，走出站台才发现石家庄已经被近一米厚的大雪覆盖，这雪是突如其来的，后来听新闻说是六十年未遇，整个城市陷入了瘫痪。我们坐在接我们的汽车里，在停车场里就是开不出来，车头不停在原地打转转。不觉又经过了两个多小时。这时，已经先期到达西柏坡的人纷纷打电话问我们何时到，我对老袁、胡健说，咱们快做决定吧，西柏坡不去了。即使车子勉强开出车站，西柏坡路上也是大雪茫茫，咱们如果去，说不定会冻死在路边都没人发现。胡健说，那咱们就下车到附近的酒店住下，有什么事明天再决定。
事情的发展没那么乐观，我们同行的四个人分成两个组，按两个方向去找酒店。我和胡健一组，手牵着手深一脚浅一脚地沿路去问酒店是否有房，服务员都不耐烦地回答没有，没有。那一刻，我们真的有点绝望了。最后，胡健说，咱们得往火车站远处走，哪怕是五里十里也行。我说，听您的，咱们就如同过雪山草地吧。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我们终于到了一家五星级酒店，一问，服务员说只有一间套房，1700元。进了房间条件还好，我让胡健住里间，我在外间。经过这七八个小时的折腾，我们都饿得够呛，不约而同地说：走，吃饭去。夜晚的石家庄虽然灯火通明，可所有的饭馆几乎都打烊了。又是一路跋涉，我们才在一家面馆吃了碗雪菜肉丝面，还好老板没有因为雪天而宰我们一刀。
第二天一早，是不可能再去西柏坡了，更不可能去槐树庄，于是我们挤上了回京的列车。列车上，我本想告诉胡健，当时我父亲正在住院，是胃癌晚期，可一直没有说出口。现在，大雪让我速回北京，冥冥之中是不是父亲在呼唤我呢？我想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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