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幼仪：我是秋天的一把扇子　

　　
　　一
　　1920年初冬，一艘来自中国的轮船缓缓驶向法国马赛港。船上，一位身穿精致中式服装的少妇斜倚着船舷，四处张望。虽然神情颇显焦灼，但她的端庄与秀美仍清晰可见。
　　马赛港到了，等着上岸的少妇在东张西望的人群里一眼认出了接她的人——阔别两年的她的丈夫，也就是那一眼，让她的无限希冀和满心欢喜顿时化为一股稚气的哀伤——那个穿着一件瘦长的黑色毛大衣、脖子上围了条白丝巾的男人，是那堆接船的人当中唯一一个露出不想到那儿来的表情的人。尽管没有见过丈夫穿西装的样子，但她一眼就看得出来且深信自己不会搞错，是因为，他的态度。
　　男人是徐志摩，少妇是与他成婚五年并育有一子的张幼仪。此次，时值20岁的张幼仪是奉公婆之命前来伦敦与丈夫团聚的，马赛是中转站。
　　见到张幼仪后，徐志摩皱着剑眉冷冷地注视着她，随后，第一件事便是带她买新衣服和新皮鞋，在受西方教育和现代思潮影响的志摩眼里，张幼仪从国内穿来的衣服实在太土了，与这个西装世界格格不入，只会让他在朋友面前丢脸。在附近商店，志摩替张幼仪挑了一套衣服，旧物“啪”地一声被他随手扔到箱子里，那一声，重重地砸到张幼仪的心上，疼痛落了满满一地。
　　在由巴黎飞往伦敦的飞机上，第一次坐飞机的幼仪呕吐不止，志摩非但没有心疼反而用鄙视嫌弃的眼光扫她一眼，把头撇过去说：“你真是乡下土包子！”不过话才说完没多久，他也吐了。幼仪也不甘示弱，轻声脱口说：“我看你也是个乡下土包子！”没有久别胜新婚的欣喜和激动，这就是分别两年的夫妻相会的真实情景。
　　他们在康桥大学附近的沙士顿小镇住下，日子没有意想中的郎情妾意。其实张幼仪一直是努力的，志摩出国后，她在家乡亦力求上进苦学英语，以为只要紧紧追随丈夫的脚步便能抓住丈夫的心，她期待在这个西方世界，丈夫对她的态度能有所改变。张幼仪的思想里，在这里，可以不用有国内的矜持，可以没有刻意的距离，“就两个人在一起，是可以为所欲为的”，然而做到这一点的是徐志摩。“他爱来就来，爱去就去，好像我不在那儿似的。他总是回家吃午饭和晚饭，也许是因为我们太穷了吧！如果饭菜好吃，他一句话都不讲；要是饭菜不好，他也不发表意见。”在自述中，张幼仪这样讲。
　　“我来英国的目的本来是要夫唱妇随，学些西方学问的，没想到做的尽是清房子、洗衣服、买吃的和煮东西这些事”“我没法子让徐志摩了解我是谁，他根本不和我说话……”尽管人在西方的张幼仪也想读书求学，也想变成饱学之士，也想“去丈夫所爱的女人读的那种一流学校上学”，但徐志摩却顽固地认为他们的婚姻仅仅是“媒妁之命，受之于父母”。在思想上，他从未正眼瞧过幼仪，仿佛幼仪是不存在似的，没有裹足的幼仪一样逃不开他如同对“小脚”一样的鄙视。“对于我丈夫来说，我两只脚可以说是缠过的”，思想也有裹脚布，这一点，在志摩的头脑里根深蒂固。幼仪可以和自己博学的兄弟们无话不谈，可到丈夫这儿，情况总是：“你懂什么？”“你能说什么？”幼仪就这样惶惑着，不安着，挣扎着。
　　沉默是从新婚就开始的。除了履行最基本的婚姻义务，志摩对幼仪从来是不理不睬的，而履行义务也不过是遵从父母抱孙子的愿望罢了。他嫌恶这段婚姻、嫌恶中国老旧传统下的一切，他急切地想要摆脱这段令他窒息的婚姻，然而不巧的是，幼仪再次怀孕了，虽然他们终究是没有感情的夫妻。
　　在外人眼里，志摩是风趣幽默的，而幼仪却深刻感受到他的冷酷无情。在英国，志穈结识了“人艳如花”的才女林徽因，得知幼仪怀孕后，正在狂热追求灵魂伴侣的志摩想都没想便毫不犹豫地说：“把孩子打掉！”在那个年月，打胎是危险的，也是社会所不容忍的，幼仪怎么能接受呢？她担忧无助地对他说：“我听说有人因为打胎死掉的。”而志摩说出的竟是：“还有人因为坐火车死掉呢，难道你看到人家不坐火车了吗？”一句话，让幼仪的痛楚切入肺腑。伤害一个人，竟可以这样容易。
　　一边是对伊人的浪漫呵护与追求，一边是对发妻的鄙视与嫌弃，与此同时，志摩提出了离婚，并夸口想成为中国第一个离婚的男人。
　　1921年春，伦敦大雾初霁，徐志摩宣布晚上要带女友来家做客。“女友”对张幼仪来说，无疑是敏感字符。“我那一整天都面临着徐志摩女朋友的威胁……我料想她会讲流利的英文，也可能和徐志摩一样雅好文学……”在幼仪的忐忑里，志摩带回了一位女留学生，“她非常努力想表现得洋里洋气，头发剪得短短的，涂着暗红色的口红，穿着一套毛料海军裙装。我顺着她那穿着长袜的两条腿往下看，在瞧见她双脚的时候，惊讶得透不过气来，那是双挤在两只中国绣花鞋里的小脚。原来这新式女子裹了脚！”代表落后的中国式小脚让幼仪差点放声大笑。送走客人，志摩问幼仪对这位明小姐有什么看法，幼仪脱口而出：“呃，她看起来很好，虽然小脚和西服不协调。”走来走去的徐志摩把脚跟一转，好像幼仪的评语把他的烦躁和挫折一股脑儿宣泄出来似的，突然尖叫说：“我就知道，所以我才想离婚！”
　　沉闷和死寂中，幼仪一直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一周后，志摩突然消失了，如同人间蒸发了一般，身在异国他乡的幼仪无从寻找，正当她不知道怎么办时，志摩的朋友黄子美来了，他受志摩所托来问幼仪一个怪怪的问题：“你愿不愿意做徐家的媳妇，而不做徐志摩的太太？”不客气地送走黄子美，幼仪重重关上了房门，她知道，徐志摩不会回来了，把怀有身孕的她孤零零地丢在沙士顿，就像夏天过后那把被收在一边无人问津的秋天的扇子。
　　二
　　幼仪与志摩的结合是家族安排的，这为他们婚姻的破裂埋下了伏笔。
　　张幼仪，1900年出生于上海宝山，其父在当地富甲一方，二哥张君劢是中国现代史上颇有影响的政治家和哲学家，民社党创立者，是二哥的坚持让幼仪成了家里第一个没有裹足的女孩。12岁时，幼仪又在二哥张君劢和四哥张嘉璈的帮助下，到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就读，在此受到了先进教育。三年后，四哥张嘉璈在杭州一中巡视时发现了才华横溢的徐志摩，遂向徐家提亲，以幼仪相许。徐家当时已是江南富商，和有着庞大的政治经济地位的张家联姻，对徐志摩的父亲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于是徐父申如定下了二人的婚约。
　　对于生性浪漫的徐志摩来说，这样的结合是他无法接受的，以至幼仪这样出身显贵、知书达理的女子的照片第一次摆在面前时，他流露出本能的反感，把嘴角往下一撇，用嫌弃的口吻说：“乡下土包子！”尽管如此嫌恶，但志摩仍旧依循着家人的安排于1915年与幼仪成了亲，从此，把自己和幼仪带入了一场牢狱般的婚姻。
　　婚后，出身名门的幼仪足不出户，料理家务、养育孩子、照顾公婆，帮助公公理财也甚为得力。时人评价她：“线条甚美，雅爱淡妆，沉默寡言，举止端庄，秀外慧中。”然而这一切的优秀品质，与志摩所梦想的才情浪漫相差甚远，在热情奔放的诗人眼里，幼仪的所言所行无不是呆板无趣、僵硬乏味，甚至，俗而难耐！这是一个接受了西方思想的年轻人，对没有见识没有自我的传统女性的难以认同，是他对包办婚姻的无声反抗，而张幼仪，不可避免地做了牺牲品。
　　志摩与幼仪聚少离多，婚后不久即北上读书，1918年长子阿欢出生，不久徐志摩就留洋去了。两年后，应张君劢之请，兼徐家二老的极力主张，徐志摩不得已接幼仪到英国团聚。在沙士顿，志摩邀了一位叫郭虞裳的同住，并不是为了让他陪人生地不熟的幼仪聊天解闷，而是不想与幼仪大眼瞪小眼独处。徐志摩从不在意幼仪的感受，一次，他俩本来打算去看一部卓别林的电影，可是在半路上遇到徐志摩一个朋友，他说他觉得范伦铁诺的电影比较好看，徐志摩就掉头往反方向走。当范伦铁诺出现在银幕上的时候，徐志摩和他的朋友都跟着观众一起鼓掌，而幼仪只是把手搁在大腿上坐在漆黑之中。
　　没有想到的是，接踵而来的日子竟是铺天盖地的黑暗。
　　“女友”事件之后，徐志摩不管不顾离家了，紧接着，郭虞裳也很快离开。孤独无助加上怀孕的身体，幼仪惊惧害怕，穿过一个个房间时，常常会失声尖叫。徐志摩的抛弃让她想到结束自己和孩子的生命，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这时，传统的孝道拯救了她，“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岂毁伤，孝之始也”，这样的教诲在关键时刻唤醒了她，并令她一生都挥之不去。
　　无奈之中，幼仪向远在巴黎的二哥求助。接到妹妹的信后，痛心之余，张君劢展纸书写：“张家失徐志摩之痛，如丧考妣。”最后又写道，“万勿打胎，兄愿收养。抛却诸事，前来巴黎。”
　　在哥哥的帮助下，幼仪只身奔赴巴黎，临盆前又随二哥和七弟去了德国。1922年2月24日，次子彼得出生。就在这时，徐志摩及时地出现了。当幼仪从医院疲惫不堪地回到家里时，七弟交给她一封信，一封徐志摩写来的信。没有对沙士顿的出走表示丝毫的愧疚，没有对幼仪和新生的孩子有丝毫的关切和慰问，只为一件事：离婚！
　　1922年3月，德国柏林。天阴沉沉的，在离市区很远的一座公寓里，中国历史上依据《民法》的第一桩西式文明离婚案沉重上演。回顾自己数年的辛酸经历，张幼仪不禁潸然泪下。在徐志摩已签好字的离婚文件上，她慢慢地写下了自己的大名。没有吵闹，没有纠缠，张幼仪选择了平静地离开。或许，这世间果真有一种爱，叫做成全。
　　离婚协议签完后，徐志摩跟着幼仪去医院看了小彼得，他“把脸贴在窗玻璃上，看得神魂颠倒”，但“他始终没问我要怎么养他，他要怎么活下去。”对幼仪，徐志摩可谓残酷、冷漠地彻底，让人颤栗。
　　至此，维持了七年的婚姻得以终结，徐志摩得到了他盼望已久的自由，如愿做了“中国第一个离婚的人”。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离婚三个月后，志摩为幼仪写诗曰《笑解烦恼结——送幼仪》，就发表在同年11月8日《新浙江》报的副刊《新朋友》上，而同期刊登的还有《徐志摩、张幼仪离婚通告》。这对幼仪而言，无疑是难堪的“用情”，在诗的结尾，有这样一句：“来，如今放开容颜喜笑，握手相劳。”其欢喜之情跃然纸上，只是这些欢喜，是建立在幼仪的苦痛之上的。
　　此前，不过前生；此后，便是来世。
　　三
　　在德国，离婚后的张幼仪很快从悲痛中振作起来，志摩的无情激发了她的潜能，她雇了保姆，自己学习德文，并进入裴斯塔洛齐学院，专攻幼儿教育。幼仪不同于其他的留学生，得以用一种安稳的心态待在德国读书，她是个离婚的女子，带着刚出世的小彼得，她甚至不知道自己若回到中国，应该住在哪儿，应该做些什么，这一切，是如此艰难而痛苦、沉重而不堪。
　　然而上帝还是不肯眷顾，不幸再次降临。
　　1925年，3岁的小彼得死于腹膜炎。彼得死后一周，徐志摩抵达柏林，这是他们离婚后第一次见面。正在热烈追求陆小曼的徐志摩神采奕奕，相形之下，刚刚经历丧子之痛的幼仪瘦小憔悴。后来，徐志摩在写给陆小曼的信中说：“C（指张幼仪）是个有志气有胆量的女子……她现在真是‘什么都不怕’。”像一条驶在风雨飘摇中的船，幼仪的自立自强终于赢得了徐志摩的尊重，而这其中承受的诸般苦楚不是常人能够想像的。
　　带着一颗破碎的心，张幼仪辗转德国，边工作边学习，学得一口流利的德语。这段时间，幼仪的精明、干练、勇敢逐渐显露，她重新找回了自信，找到了人生支撑点。去德国以前，凡事都怕；到德国后，变得一无所惧。德国五年，幼仪脱胎换骨，犹如凤凰涅磐。
　　1926年夏，八弟张禹九接幼仪回国，先在东吴大学做德文教师，翌年，在四哥张嘉璈的支持下出任上海女子商业银行副总裁，与此同时，八弟张禹九与徐志摩等四人在静安寺路开了一家云裳服装公司，张幼仪又出任该公司总经理，经营能力得到极大发挥。回国后，徐志摩父亲也认幼仪为干女儿，几乎将全部产业交给幼仪打理，由此，张幼仪的事业登上顶峰。
　　1926年10月3日，徐志摩和陆小曼在北京北海公园结婚。幼仪没有参加徐陆的婚礼，他们三人后来在胡适家见过一面，面对陆小曼和徐志摩的亲昵，晚年的张幼仪在回忆中有些酸酸地说：“我不是有魅力的女人，不像别的女人那样，我做人严肃，因为我是苦过来的。”终其一生，幼仪就这样偏执地爱着一个不爱自己的人。而徐志摩，这位追求自由爱情的理想主义诗人，在自由离婚之后，也并没能像所想的那样“止绝苦痛，始兆幸福”。结婚后，志摩纵容小曼这样一个名媛的各种喜好，豪华的公寓、漂亮的衣服、精致的菜肴、赶夜场的舞会、听戏打麻将，甚至鸦片。庞大的开支让志摩沦落到四处问朋友借钱，拆了东墙补西墙，颜面扫地，争吵也时有发生。
　　1931年11月18日，幼仪在自己经营的云裳服装店里见到志摩。从志摩和八弟的闲聊中，幼仪才知道，因为家里入不敷出，志摩定居上海后，不得不出任北京大学英文系教授，并在北平一所女子大学兼课，经常往返于南北之间，听到志摩又与小曼大吵了一场时，幼仪很是难受志摩的处境。离开时，志摩说有一张中国航空公司的免费机票，他要赶回北平参加林徽因的一场建筑艺术演讲会，幼仪听了，在心底无声地说：“你看，还是为了她……”自己再怎样独立也换不来他一丝一毫的爱，遇上徐志摩，既不是运气，也不是福气，可幼仪仍是那样执着。
　　这是最后一次见面。19日，有人来送幼仪一封电报，内容很简单：徐志摩因为飞机失事，已在山东济南身亡！来人说他去过陆小曼的家，可是陆小曼不收这电报，她说徐志摩的死讯不是真的并拒绝认领他的尸体。最终，幼仪决定让八弟张禹九带13岁的阿欢以徐志摩儿子的身份去认领父亲的尸体。
　　在徐志摩的葬礼上，幼仪献去一副挽联：万里快鹏飞，独憾翳云遂失路；一朝惊鹤化，我怜弱息去招魂。这副挽联，有书这样解释：“挽联的开头用了‘鹏’，这种鸟是候鸟，传说鹏的背很宽大，每年都要到天池去歇息，将徐志摩比作大鹏比较贴切。但是因为‘翳云’而迷失方向，表面上看，是表达飞机遇上了雾而撞山。实质上，是暗指徐志摩在爱情路途上，被林徽因和陆小曼的‘翳云’所迷惑，以至于‘一朝惊鹤化’。最后一句：我‘怜’你，为你‘招魂’，是为了‘怜’我们共同的‘弱息’。阿欢没有了父亲，将失去宝贵的父爱，成了不完全的家庭的孩子。‘弱息’还指徐志摩。徐志摩和阿欢是徐家的单传独苗。”不擅抒情的张幼仪，真情流露，令人动容。
　　一段千疮百孔的感情终于落下帷幕。
　　四
　　徐志摩遇难后，张幼仪把他未尽的责任全部承担起来。服侍志摩的双亲、抚养年幼的阿欢、管理徐家的产业，甚至，寄钱接济陆小曼。与此同时，幼仪的事业也再创高峰，1934年，二哥张君劢主持成立了国家社会党，她又应邀管理该党财务，一时威风八面。抗战爆发后她又屯积军用染料，大发了一笔横财，非凡的经营能力令人刮目相看。
　　无疑，在事业上，张幼仪堪称现代新女性先驱，但她骨子里其实是再传统不过的。出嫁之前，母亲给她两点忠告：第一是凡事绝对只有一个“是”的答案；第二是无论夫妻关系如何，她都得持续以同样尊敬的方式对待公婆。幼仪也真的做到了，即使志摩提出离婚，她的答案也是“是”；对志摩的父母，始终无微不至，当徐家二老与陆小曼不合前来求助时，她便留他们同住，甚至身后事，也是她一手操办。
　　对于幼仪来说，“三从四德”根植于心，也因此背负了一个沉重的包袱。“四哥写信告诉我，为了留住张家的颜面，我在未来五年里，都不能教别人看见我和某个男人同进同出，要不别人会以为徐志摩和我离婚是因为我不守妇道。”幼仪一直遵从这个告诫，在德期间，面对男子的追求，她回答说：“我还不想结婚。”
　　对徐志摩，幼仪仁至义尽。为了让后人记住徐志摩，1969年，张幼仪亲赴台湾，找到梁实秋、蒋复璁——梁实秋是赏识徐志摩的文友，蒋复璁是徐志摩的表弟。她说：“希望你们两个出面，给徐志摩编一套全集，资金由我来出……”在她的出资策划下，《徐志摩全集》得以问世。一个曾经无比柔弱的女子，用她的坚韧把爱一个人当作自己一辈子的事，志摩泉下有知，欣慰还是愧疚？已无人知晓了。
　　1949年，张幼仪移民香港。1954年，在征得儿子同意后，与邻居中医苏纪之结婚。婚前，她写信到美国征求儿子的意见：“因为我是个寡妇，理应听我儿子的话。”儿子的回信情真意切：“母孀居守节，逾三十年，生我抚我，鞠我育我……综母生平，殊少欢愉，母职已尽，母心宜慰，谁慰母氏？谁伴母氏？母如得人，儿请父事。”言辞之间，颇得其父风韵。
　　结果是值得庆幸的，晚年的张幼仪终于找到爱情的栖息地，徐志摩遇难23年后，她才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感情生活，曾经不被人所爱，所以更加珍惜这个爱她的人。其时，距她与志摩离婚已整整32年。
　　1967年，67岁的张幼仪和苏医生一起到英国康桥、德国柏林故地重游，站在当年和徐志摩居住过的小屋外，她没办法相信自己曾那么年轻过，那些逝去的岁月已将燃烧的青春重重淹没。
　　1972年，共同生活了28年的丈夫病故后，张幼仪赴美与家人团聚，1988年逝世于纽约，成为徐志摩情感生活中，活得最长的人。
　　从夫、从兄、从子，除却旧观念的束缚，彰显更多的是人格的高贵。
　　五
　　“你总是问我，我爱不爱徐志摩。你晓得，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我对这问题很迷惑，因为每个人总是告诉我，我为徐志摩做了这么多事，我一定是爱他的。可是，我没办法说什么叫爱，我这辈子从没跟什么人说过‘我爱你’。如果照顾徐志摩和他家人叫做爱的话，那我大概爱他吧。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个女人里面，说不定我最爱他。”这是张幼仪在去世前接受侄孙女张邦梅采访时所说的话，一生不曾说过爱，却把爱履行地彻彻底底。
　　对徐志摩，幼仪有的是一种特殊情感，超越了一切世俗和狭隘，摈弃了一切飞短流长，她始终感谢徐志摩，感谢他的离开让她找到了自我。
　　值得一提的是，徐志摩绝情也好，冷酷也罢，幼仪和家人自始至终没有谴责他，相反给予了他更多的尊重。俩人离婚后，双方老人始终交好；二哥说：“张家失徐志摩之痛，如丧考妣。”四哥交待：“五年内不能和别的男子进出。”包括八弟，与志摩也私交甚好，徐志摩与陆小曼成婚时，他还盛装出席。晚年时，得知孙女张邦梅要采访姐姐，他特意叮嘱，笔下对徐志摩要留情，不能损害徐志摩的形象。最令人称奇的是，他在遗嘱里写了这样一条：告别仪式上不要放哀乐，朗诵几首徐志摩的诗就行了。可见徐志摩的魅力和张家对他的重视程度。
　　那么，徐志摩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轻易不说过头话的梁实秋如此评价：“有人说志摩是纨绔子，我觉得这是不公道的。他专门学的学科最初是社会学，有人说后来他在英国学的是经济。无论如何，他在国文、英文方面的根底是结实的。他对国学有很丰富的知识，旧书似乎读过不少，他行文时之典雅丰赡即是明证。他读西方文学作品，在文字的了解方面没有问题，口说亦能达意。在语言文字方面能有如此把握，这说明他是下过功夫的。一个纨绔子能做得到么？志摩在几年之内发表了那么多的著作，有诗，有小说，有散文，有戏剧，有翻译，没有一种形式他没有尝试过，没有一回尝试他没有出众的表现。这样辛勤的写作，一个纨绔子能做得到吗？”
　　梁实秋还说，他数十年来奔走四方，遇见的人也不算少，但是还没见一个人比徐志摩更讨人喜欢。讨人喜欢不是一件容易事，需要出之自然，不是勉强造作出来的，必须其人本身充实，有丰富的情感，有活泼的头脑，有敏锐的机智，有广泛的兴趣，有洋溢的生气，然后才能容光焕发，脚步轻盈，然后才能引起别人的一团高兴。
　　也就是说，徐志摩这个人的品质是非常好的，决不是书上写的，见了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就要下手的那样的男人，而是很有分寸，很有道德，很讲究品位的。也许正是因了他品质上的过人之处，张幼仪才会痴恋一生吧。说到底，徐志摩和张幼仪，无不是挣扎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正是离婚，才促成了俩人的成长，只是以牺牲一生的幸福为代价，对幼仪来说，多多少少是不公平的。
　　一九八三年到八八年张幼仪去世前，张邦梅和姑婆谈了五年，成就了一部传记《小脚与西装》。不难想像，五年时间里，那些深深浅浅的时光，在张幼仪的记忆里，慢慢氲开，灼灼其华。 　　　　--------我谨保证我是此作品的作者，同意将此作品发表于中财论坛。并保证，在此之前不存在任何限制发表之情形，否则本人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谨授权浙江中财招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全权负责本作品的发表和转载等相关事宜，未经浙江中财招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授权，其他媒体一律不得转载。
　　 [ 本帖最后由 潘霞 于 2011-4-14 08:22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