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港》2022年第1期｜朝潮：两者
每天要睡到临近中午才肯醒来，这种习惯也成了我的属性。所谓习惯成自然。自然之象，大多跟习惯有关，比如一只鸟、一株植物的习惯。“道法自然”的“自然”，便是指自己的样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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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要睡到临近中午才肯醒来，这种习惯也成了我的属性。所谓习惯成自然。自然之象，大多跟习惯有关，比如一只鸟、一株植物的习惯。“道法自然”的“自然”，便是指自己的样貌，自己而然。习惯在大脑醒来的最初时光，不睁眼，保护既定的睡姿，梳理刚刚远去的梦境。那种状态其实没有完全醒，像是一只脚在梦里、一只脚在梦外。梳理梦境更像一种深入其中的温习；也譬如一个人已然走到一片迷人森林的尽头，他不确定感受到的是被遗弃还是被拯救。
清晨是我的深度睡眠期，如果被电话吵醒，显然令人不快；有时被吵醒之后，很难进入此前的状态，只是迷糊两三个小时左右后艰难起床——其间，我无法界定自己是否算睡着，能听到外面的动静，也能做一些轻浅的梦。大概是一种睡身半睡心的状态。半梦半醒之间，梦的走向反而相对容易控制和修正，但那不是自然的梦，它会被做梦人的理性克制着或意识引领着行进。
梦通常是反人类的。深度睡眠中，梦里的我会飞，会透视，会轻易穿越道德底线……只有梦到凶煞、危急时，才会在梦中急盼自己快醒来——有很多次成功的经历；没有成功的，很可能是梦还没有到凶危的极限，醒来后就不记得了。梦跟现实之间有着一根无形的光缆，两个区域很多时候处于连通状态。很多次在陌生的城乡旅行时，会意外出现一个极为熟悉的场景。那种玄幻和困惑，只能解释为过去的梦境重现。白天的走神，或许是梦的客串；清醒者的糊涂，可能是梦的代码入侵。没人能坚定地说自己什么时候是绝对清醒的。
某天，我坐在沙发上棒着一杯茶，给自己讲了一个故事：
在一片广袤的原野上，自然生长着上百种植物。因为没有人类的出现，它们活得鲜亮而有个性，每种植物保持着自身的所有特性，自然而然。芸芸众生，吸收泥土的营养，享受阳光的照耀，也经历生存的竞争和命运的不测。其中有一株植物，欲望太强，看什么都觉得不公平，原本就长势平庸的自然属性使其嫉从中生。它一边用不正当的方式争夺地下的养分，一边又嘲讽这种不正当的方式；看不惯有老鼠臭虫之类的自然属性；竭力提倡推翻现有的和平时光，天天盼着在这片原野上来一场革命风暴。它以为自己是万里挑一的清醒者，是远高于同类的智者和斗士，每天批评同类的“庸俗”和“无知”。春秋几度，它经过自身的“努力”，终于突破基因，长得远高于大多数同类植物了，也更自恃不凡，天天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同类喊话：醒醒，醒醒……某天，风云异变，原野上真的刮起了一场革命性大风暴。大多数低矮的植物因恪守自身的生存原则而得以保全，那些高大的植物也因为有深厚的根系而存活；而它，因为扎根浅又贪婪变态地长得又细高又招摇，被风暴轻易吹折了。
这个简单小寓言似乎有很多种解读，关于生态和人性，存在和道德等。媒体上常提“生态”，它是支撑人类做梦的基地，尊重生态和尊重自己一样重要，就是我开头引用的“道法自然”。违背自然，就是在犯糊涂。
人活着是一种自然存在，整个过程是不可能绝对自然和自由的。在尊重自然属性的前提下，对于有信仰的灵魂来说还涉及活着的道德和艺术问题。你不能有危害民族和国家的言行、不能偷抢、不能放火、不能重婚、不能杀人……可以一直列举下去。你甚至不能随便乱走路，否则可能会引起交通事故；不能乱说话，很多严重刑事案件就是由乱说话发展而成，甚至一句话引起国家间的战争。只要有人密集存在的地方，动植物也一样不能随意生存和活动。人类所说的“自然”“自由”等，是建立在以人类生存的安全性和有序性为首要，是遵守法律、制度、人伦等前提下的自由，否则人类会陷入混乱。不管是谁，都要遵守群体生活的相关规则。古代的孟轲说：就算你有离娄那般明亮的眼睛，公输般那样的能工巧匠，不遵守规和矩也成不了方圆——“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
日常做事、说话时，人的专注度会打折扣。我坐在沙发上给自己讲那个故事时，实际上是一场白日梦，故事以外的一切挡在梦之外。很难说那时的我是清醒的还是糊涂的。从物理角度说，那个时候的我在发呆、失神；从精神角度说，那个时候是一种高度的清醒。时间在那杯咖啡里发了芽，长出了虚拟的枝叶，没有人可以瞄准我那时候的精神去向。
当我谈论清醒时，糊涂始终相随——这也是辩证法要义的一种体现。你认为自己的某个观点是对的，就会有千种理由、万般借口来支持这个观点，拒绝与之相左或相异的观点。当我在与别人辩论是非时，意识偶尔会提醒自己：别争了，我已经在犯糊涂了。世界的不安宁，就是由观点和价值的不同决定的，因争论而起。
人类在争论意义时，意义已经远走他乡；就好比人在高度亢奋（清醒）时，言行往往会出格（糊涂）。
人只有睡着时的梦和醒着时的梦，可以完全自由。清醒时的“自由”是相对的，所有的行为和言论自由是有前提的，包括“新闻自由”。很多时候，政府的形象和精神面貌坏在正统媒体的“八股”腔、刻板和套路语调中，新闻报道的用词和语境，几十年、上百年不变。客观说，地球上没有完美无缺的政府、体制和人；相对先进的政府总是在努力消除体制上的漏洞和腐败、官僚的病毒，在不断变革中寻求最大化的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人人知道，没有一个人在一生中不撒谎，只要大脑开始发育，也就开始有谎言。只有脑子坏掉的人才有可能不说谎。说谎是人性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是高级动物的一种与生俱来的附属性质，否则就没有虚构和假设，没有艺术和梦想。但是新闻不能虚构，不能主观预设；当新闻使用的基本术语隐含着某种主张时，就值得警惕和辨别了。恶意编造伊拉克拥有大规模化学武器、新疆种族灭绝论等的媒体，已经处在了反人类的地缘。还有一些糊涂的媒体喜欢扮演“清醒者”和“真理者”，把政府善意的谎言剥露出来；如果连提倡正能量、营造积极向上的氛围也要被当作煽动来说道，这类媒体本身就是一种坏，起码是糊涂。人类没有向上的进取心，就不会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一个吃荤者肯定会批评吃素者，会挖空心思制造吃素者的坏话。以自身价值观批评不同价值观的报道能信吗？网络化和自媒体时代是个半透明时代，正统媒体要如何弄明白“清楚”和“糊涂”之间的界线，是一门大学问。
道理人人懂，涉及自我利益和立场时就会犯糊涂。当有人在评论政府、组织、单位时，总会带着强烈自裁价值倾向、偏见和情绪，甚至使用极端的概念认知，而忘了事物的相对性，以及体制、经济、文化之类的自然属性和道德属性。
道德属性，决定了个体或民族的走向。衡量一个文明社会和文明人的标准，我理解为要有良知、有道德、有责任。有良知的人才会有道德，有道德的人才会有责任。
不要去喊生理上没睡醒的人，喊也白喊；只有精神上不清醒的人才会对别人喊“醒醒”。喊的人，总是认为自己最清醒、被喊的人是被“洗脑”了，实际情况可能刚好相反。从出生、长大到老病去世，每个人在所谓的“洗脑”中一路行进。家长、老师、社会一概在为你指路，如何说话做事、待人接物、遵守交通规则等，都是所谓的“洗脑”；等你一路上慢慢形成自己的价值观、人事认知能力之后，很难有人会真正影响你。这是一个自然人的存在法门。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跟影响与否没有实质性关系。这句话只是一个夸张式的赞扬，不要当真，你只是被某“君”临时说通了一下；相当于清晨被一个电话叫醒了，临时清醒了一下，过后继续半梦半醒或重新入睡。任何情况下，排除舆论影响、教育影响、环境影响的认知是不存在的，毕竟人活在社会里。就算是无法无天的齐天大圣，也会慢慢接受紧箍咒的存在，不敢造次。高调自诩清醒者多半是糊涂人，自称糊涂的很可能是清醒者。相对的清醒者会常常提醒自己，要客观，要中性；糊涂者是不会知道自己糊涂的。清醒与否，跟学问没有必然关系。
糊涂和清醒是相对的，特定环境里可以叫做清醒，换个时空也许是糊涂。知识分子和名人的骨子里相当于内存着一点可卡因之类的东西，喜欢呼吁或责问。这是他们的普遍属性，体内有一种引为自豪（也许是优越感）的极易亢奋东西，像一种精神毒品，会引发一种廉价的愤怒。有的是为了迎合另一种价值观而培养出来的私自愤怒、跪拜异族的价值倾向；或者仅仅为了反对而反对，显得自己比大多数人高明，成为一个反叛“英雄”。另一部分侠义和教养并存的知识分子，就是那种有民族责任感的人，才会在大义面前舍生忘死，就像波德莱尔在《人造天堂》中说的那样，他们会摧毁价值认知的平衡。这类侠义和教养并存的知识分子，存在于任何时期，只是比例很小。
联想到二〇二〇年初暴发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当时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和非知识分子纷纷在网络上不负责任地（他们认为是对时代和自我负责）制造各种混乱，批讦之声不断。他们捧着手机坐在家里，自诩清醒者，在政治家、道德家、疫病专家、民族勇士等“身份”之间错乱和忙碌变身，手上挥舞、抽动着一根教鞭，一遍遍发着“呐喊”：醒醒，醒醒——那种感觉有点像打了兴奋剂后的反应。那个时候，清醒者全在默默与疫情奋力抗争，在以各种实际行动方式援助，或者自觉隔离、防护自我。尽快控制疫情，是那个时期唯一重要的事。抗疫期间的谣言传播、扰乱舆论，有部分是亢奋的糊涂者，有部分是疫灾病毒的帮凶。除了本行之外，人对别的事情很容易轻信——这是谣言能大面积成长起来的原因。无论非常时期还是生活日常，一个有教养的人应该懂得自律，关怀大局，懂得恪守个人或群体的生存原则，以及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热烈而有教养的想象力，对于真正知识分子来说才是主要属性。
清醒和糊涂之间存在一根看不见的光纤，光纤是融通的，两端没有各自独立的通道。很难找到一个绝对清醒的人，也很难找到一个绝对糊涂的人，两者的区别在于哲学化和生活化的差异性理解和认识。事物的定义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存在。人和环境、人和存在可能性之间的关系，不光是文学的终极问题，也是人类的终极问题。
反正，做梦和想象是完全自由的——这正是人类拥有理想、信仰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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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记者艾玛·拉金有本叫《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的书，值得细读。20世纪20年代，奥威尔以英国警察的身份在缅甸生活五年，后突然辞职回国，开始流浪和在社会最底层打工。艾玛·拉金追寻着当年奥威尔在缅甸的心路历程，对照他的作品解读缅甸被英国殖民的专制政治和日常：在清醒中矛盾，在糊涂中荒诞，以及恐惧和希望。书中有一个大多数读者印象深刻的故事：
有一条恶龙，每年要求村庄献祭一名处女。每年，这个村庄会有一名少年英雄去与恶龙搏斗，但无人生还。又一名少年英雄仗剑出发时，有人悄悄尾随。尾随者看到龙穴中铺满金银财宝，少年英雄勇敢地用剑刺死了恶龙，然后坐在龙尸之上。面对着闪烁的珠宝，少年的全身慢慢长出鳞片、尾巴和触角。最终少年英雄变身为恶龙。每一名不畏强暴、内心澄澈的勇敢少年，成功后都化身为恶龙。随后，个体的正义力量和英雄事迹，在历史进程中腐化为群体恶龙，谎言和真相被颠倒，历史和精神被篡改；只有那个后来被称为“导师”的尾随者，也可以称为发现者，生前生后保持着一个凡人的本质。
这个哲理故事有着英雄、人性、历史等多种走向，它的解读趋向契合一篇优秀的文学作品。重视艾玛·拉金的人不多，爱好阅读的人更热衷于奥威尔的小说。奥威尔曾就读于一所二流的寄宿学校，那里带有许多极权主义社会的特点，鞭子教育、恃强凌弱等。中学时考取了著名的伊顿公学，但穷学生的背景照样使他备受歧视。毕业后加入了英国在缅甸的殖民警察，服役期间他对英国的殖民主义、极权主义政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早在他回国打工时期，就被官方怀疑是共产主义者（后来的西班牙内战时，他加入了巴塞罗那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英国军情五处和伦敦警察厅一直严密监视着他，直至他因患肺病去世。他的大半生被监视着。奥威尔小说的艺术价值，是建立在当年的缅甸被英国殖民的恶梦之上，批评西方强权体制和法西斯的专制残暴。奥威尔批判的正是部分读者向往的西方价值观。顺便说一句，奥威尔是一位民主社会主义者，很多作品站在工人阶级和无产者的立场上。他在《动物庄园》某版的前言中说：“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小男孩，大约十岁的样子，骑着一匹高大的马在狭窄的道路上奔驰，只要马有一点小动作，他就立刻用鞭子抽它。我十分震惊，心想这种动物如果能意识到自己的力量，那我们是根本使唤不了它们的，人剥削动物的方式和富人剥削无产阶级的方式几乎如出一辙。”后来，他的小说也像拉金那个故事一样被阅读者篡改着，这部分阅读者按照自己的价值倾向去领会、传播。因个人好恶而刻意篡改。奥威尔作品里的“珠宝”培养了一茬茬“恶龙”。
人类的历史也是在不断的篡改中延伸着。
对于广义的历史来说，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是正确或错误的，以及它们随着历史的延续所产生的经久影响。秦朝以后，西汉及其后对秦始皇的丑化，主要是后继王朝的政治需要，为了争取民心，更为了赢得新王朝的合法性。否定前政权，这是每个政权建立之初的必备“良方”，对前政权根本做不到功过两清。道理人人懂，可当一波强台风似的政治口号刮过来时，极少有人能清醒认知这波台风的成因和风向；诏书指引史书，史书影响民间，风向一致。风一直吹啊吹，吹到如今还在说秦始皇“焚书坑儒”。“焚书”的导火索是提出复古体制的淳于越（相当于保守派。其间也可能存在派别之争），宰相李斯为了杜绝一切复辟和倒退的提议，提议秦始皇烧毁秦史以外的所有史书——这跟学术和思潮上厚此薄彼没有关系，更不是针对儒生。“坑儒”的对象是迎合皇帝长生心理的炼丹术士或寻找长生药的民间方士，不同史书的说法稍有些出入，大致是这些人长生药没找到，还在背后讥讽辱骂秦始皇。秦始皇一怒之下就将这些炼丹术士、寻药方士全抓起来处死了。因为儒家后人没有得到想要的无上学术地位，就篡改了真相，或者说夸大了君主的错误。秦始皇成了既是统一国家、奠定两千多年道统政体的政治基本格局的“英雄”，又是苛政暴戾、焚书坑儒的“恶龙”。同样是焚书，“侯景叛乱”时也焚烧了大量书籍，却鲜有人提起。
再例如隋朝。隋文帝灭了南方的陈朝，结束了自西晋末年以来长达三百年的分裂局面，隋文帝杨坚在位期间励精图治，开创了繁荣局面。在治理国家上，隋炀帝比隋文帝更有手段和雄心，但隋炀帝杨广也逃不过被后来的唐朝所丑化的命运。隋炀帝杨广与唐朝开国皇帝李渊是表兄弟，是李世民的表叔，隋史又为唐人所编，不丑化隋炀帝不足以建立唐朝的威望。杨广遂被称为暴君、杀兄占母、挖大运河劳民暴戾……之类就一路传下来，后人也就如坠五里雾，任雾一直弥漫。
隋朝之于唐朝的影响，相当于秦朝对于汉朝的影响：前朝扩疆开土、改制换天，像一位劳命苦心、开家兴业却寿命不长的家族先人；后朝则继承了前朝的立家红利，家业兴旺又寿命相对来说长久。不知道这算不算历史的惯例。属于每个时代的英雄少年和尾随者已不在，谎言和真相像孪生兄弟一样存在着。这是历史的局。
上面只是例子。历史和悼词一样不可靠，只有细节才真实可感。世人只可言说眼皮底下的正确与错误（也不排除隔夜就会是非颠倒），永远无法定义过去的对错、当下的立场。魏晋名士们的宽衣散发、不屐而行、长啸裸奔等非常行为，被现代人寄以现实性的赞颂和精神性的向往；其实这类行为可能跟酗酒、服用“五石散”（其中掺杂着毒品的成分）相关。名士们在成名之前都有一段刻苦的经历，努力想成为优秀的人；成名后就开始酗酒、服食毒品——这肯定不是他们少年时向往的样子。
前段时间重读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历史，顺便看了这之前半个世纪的纪实资料——这对于一个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人来说很有必要。读后感是，对于历史的认知，没有人能做到完全客观。世上的人也不可能完全客观，就连传说中的神仙、恶魔也被赋予了人的七情六欲。所以在谈论客观与否时，只能说“相对”。因为阅读者完全做不到设身处地，认知的局限性太大，其决定因素又显得如此狭隘。面对历史的迷局，我是个怀疑主义者，包括怀疑自己。一直觉得自己很无知，每天除了写几行自以为是的文字，区闻陬见。相对静心时，我脑子里闪现的从来不是经历过的荣誉或光亮时刻，大多是自己失态、羞愧或错误的言行。每一次的不当言行造成的精神后果，会像疤痕一样终生相伴。这是个人性格决定的。感觉自己没什么尊严。
国家的尊严跟历史、民族价值观紧密相连，也与个人命运密切相关。从商代开始，盐长期成为国家的命脉之一。以前读过一篇文章，说中国最早的有规模的战争就是为了争夺盐池，地点是山西运城。盐，真正由统治者开采、订价、垄断，大概是从汉代开始。《资治通鉴》中说：“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可见其重要性。英文的“工资”一词，词源就来自“盐”。盐是必需品，也是古代帝国大厦的基石。世界发展史的相当一部分，就是盐的发展史。最近一个世纪左右，石油成了世界发展的关键词。最强国为了控制别国的石油资源，已经到了无恶不作的地步，利用和篡改所谓“真相”（即某种“政治正确”），去污染和搞乱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生态，从而满足自身的利益；这个最强国在建国时可能也像一个胸怀大义的少年，拥有美好理想，等它靠战争、掠夺、奴役等迅速成为最发达、最强国家后就变成了“恶龙”，看别国跟自己不一样或者仅仅是不顺眼就要去打击、去颠覆。这是恶霸行为，也是一个历史的陷阱或轮回，用西方的语汇或者可叫做“History repeats itself ”。政治生态和植物生态都是多样性的，不可能让所有人认同和跟从你的价值观，否则就没有“生态自然”这一说了。每个世纪会有“恶龙”的存在，堪称另一个历史谜局。
欧美国家最“重视”的“平等”，实际上到现在还没有实现男女同工同酬，女性嫁人后还要改称夫家的姓；中国半个世纪前就基本实现了同工同酬，女性出嫁后也不用改姓。中国古代不存在欧洲式的奴隶制度，更没有美国的现代黑人奴隶制度，先秦时期主要是罪犯和战时俘虏的平民会被奴役；欧美洲的奴役制度到最近一二百年才被废止，美国的密西西比州甚至到一九九五年三月才从法律上废止奴隶制条文（二〇〇六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发表过题为《隐藏的奴隶：美国的强制劳工现象》的报告。该报告称，美国至少有九十个城市存在现代奴役现象，任何时间段至少有一万名现代奴隶在恶劣条件下从事强制劳动。今年又爆出新泽西州有大批印度工人被监视着强迫从事超长时间的劳动，时薪只有当地最低工资的十分之一。不知道这算不算“人权”劣迹）。这类对比的例子很多，包括不同种族的平等，权利的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医疗保险的平等。
这大概也是事物发展规律之一种吧，包括战争和霸权的发展规律。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和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同根相连。因为这是人类的世界，标题的主体是人，副标题的主体就是人性；人性，自然也包括恶。十九世纪普鲁士军事家毛奇曾经说：“永久的和平只是一个梦，甚至连好梦都不是。战争是上帝秩序的一部分，它演化出人类最高贵的美德；勇敢和克制，尽职尽责和自我牺牲。没有战争，世界将沉沦到物质主义之中。”毛奇如果晚出生几十年，他的名字很可能会和希特勒、墨索里尼、佛朗哥、东条英机等反人类的“恶龙”排列在一起。普通的民众恨战争，永远的和平是一致的愿望，遗憾的是战争跟民众的利益是捆绑在一起的。比如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对越自卫反击战等，全是关乎中国国家命运的被动应战。
阿根廷和英国在一九八二年发生过一场战争，为了争夺马尔维纳斯群岛（英称“福克兰群岛”）。群岛最早由英国人发现并命名，后来他们放弃了（毕竟离英国太远）；一八一六年阿根廷独立，并取得了群岛的主权。英国人放弃群岛半个世纪后，又突然宣称对该地区拥有主权，并于一八三三年派出军舰占领了群岛，实施殖民统治至今。一九八二年的那场战争，阿根廷的知识分子大多数持反对立场，包括作家博尔赫斯。博尔赫斯先生是一位保守的无政府主义者，他用一个比喻来表达个人对这场战争的讨厌：“两个秃子为了一把梳子而争斗不休。”群岛很小，其国家战略考量和海洋权益的意义却是重大的。
某领域的专家、知识分子或艺术家的意见，通常从自身价值观出发，跟国家权益通常不在一条起跑线上。认知和立场相当于经线和纬线，站的位置不同，看法也完全不同。
事物认知可能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的认知比较生态，看到什么就相信什么，积极乐观，以正为主；第二阶段以负为主，或者极负（这部分人学历相对高）；第三是正负并存，有历史辩证眼光，相对客观；第四阶段不谈对错，只论本质和因果，接近虚无，或者说超越所谓的正负认知，这种人估计极少极少。第四阶段与第一阶段表面上看起来很像，这也符合万物圆周运动的规律。第四阶段的人，譬如庄子的出世、老子的道法自然，譬如陶渊明和菊、林和靖与梅。所谓活着有信仰，心中无羁绊。如果要谈论立场，那就复杂多了，它跟教育、成长背景、人生境遇等有关，甚至跟生活中经历的某一件重要之事也相关。
每个人（可能民族也是如此）以为自己是独特的，活得也比别人深入，比别人高尚，对于事物的价值认知也就从不打问号；即使打了问号，也是自我标榜式的问号。实际上所有人都逃不过二元定律：偏见和被偏见。列宁说过一句话：“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每个人是一种偏见的存在，偏见的程度取决于你的历史观和价值观。
如果从表面性来理解绝大多数人的生存状态，就是张扬自我和羡慕别人。这是一种共性和生存链的主框架。热衷于物质上的自私和生活内容的分享，这个分享就是张扬。这种分享，可能是率性，可能是善良……也可能是智商问题。“分享使人变蠢”，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也是人类生活方式、观念上同化的一种土壤——更是一群人会崇拜某一个人的原因；在崇拜或羡慕别人时，也就慢慢活成了别人的表面样子。另一种分享是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物质和经验的分享，是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表现。
活着往往如此：一方面自诩懂得和看透世象，一方面追随了所有的俗套，然后又多了几分似是而非的沧桑与看透。认识自我的主观性比认识世界的客观性，更难；然而并没人敢说自己认识了世界的客观性。人类一直在认识和研究世间事物，研究了分子、原子，然后是原子核，是粒子、轻子和夸克……这些肉眼看不见的东西；看得见的东西也只认识了一鳞半爪，我们甚至不知道人类天天看着这个世界的眼睛的光学意义和可能性，只认识了它的成像物理结构——还谈什么看透呢。
每一个少年鄙视油腻、发福的中年人，等到少年活成中年，也是一样的身体和精神双重的油腻，迎合拍马、欺善怕恶等，轻车熟路。年少时开通识，长骨气；成年，就是化身为“恶龙”的过程，无非畸轻畸重。或者说每个人成长时心存“勇士”，最后难免活成了“恶龙”。成人的精神站台上，一直有兽性、变态、精神分裂、非理性等分子的客人在候车，只要有短暂的停靠机会，它们就会踏上旅程。
一位优秀作家最好的作品通常体现在成名前后一个时期。在这之前，每位有追求的作家就是美国记者艾玛·拉金笔下的那个英雄少年；有的成功，有的没有成功。成功后的作家会面对各种活动、会议、讲演等，住高档酒店或民宿，拿不菲的酬金，享受前呼后拥的待遇，甚至随便写几个字就能挣大钱。这种积累“优势”也是一种马太效应。成功，妨碍了作家的业务，同时妨碍了作家的心态和认知；随后的作品不管写得如何，都会受到业界最大的尊重和褒奖。就算鄙视这些人事和现状的人，内心里百分之九十以上也向往这样的成功。
成就和美德之间是悬崖。“英雄”难免成为“恶龙”。
3
人的一生有无数种可能性，只是大多被自己锁闭了；所有的抱怨、哀叹、失落等，是对自己的惩罚。一个人的生态里，心是最大的野兽，譬如森林之王。它终生把持着一个人的生态系统——也完全不排除这个系统的先天基因和后天影响。选择打开哪扇窗、走出哪道门，由基因决定，选择和勇气之类的可能性由这个森林之王来决定。
三十岁时，我听从心兽的指引，选择了去国家的政治文化中心工作，个人简历就此出现转折。三年后铩羽而归。铩的对象是精神，是一种形而上的落败。一旦深入探究到事物中心的现实样貌和种种不堪，早先的理想就会失去稳定性和方向，会疑虑和忧患。大多数外似謇正、内实谄谀的环境里，不是一开始就注定的，它的形成也是个体的心里那个欲望野兽在作祟，迎合，趋众，投机，然后相互感染形成一个小环境，就像德国作家马丁·瓦尔泽先生的短篇小说《寻觅一妇人》中的那个象征意义的“团体”。人在某个环境中通常会身不由己，只能随众，不随众就会被排挤或遗忘。两千五百年前的楚灵王，他喜欢腰细的男子，结果朝中大臣惟恐体胖而失宠，每天只敢吃一顿饭，拼命勒紧腰带；还有“齐桓公好服紫，一国尽服紫”之类。这些例子比较极端，倒也很好地解释了这种“随众文化”的由上而下和源远流长。一位前辈曾跟我说，我应该精神上妥协、现实中融入。“高人”面对这一切时可能会超脱，从容应对；以我沟瞀，自然会纠结和难受，最好的出路是辞职回家。当然，所有的经历也是塑造和改造人的重要一环。
少年时学过一句话：燕雀安知鸿鹄之志。那时我不算笨，一下就记住了。后来我的现实生活越来越笨重，二十年之后才明白，原来陈胜用了一个比喻的同时，也昭示了人的精神阶级性。这是人与人相处不可调和的根本原因，也是根本性影响人的认知的大本营。原始人类是没有阶级的，直到奴隶制的出现；至于将来会不会消灭阶级，作为一个来人间凑数的闲人，我完全不可能有国际共产主义导师的远见和乐观。我瞎猜，精神的阶级性会一直存在，它不会很清晰，毕竟装高尚和趋附的人太多；还有很重要的环境因素，毕竟舆论也倾向于表面。
从文化中心回来，我一直蛰居乡下兼职谋生，按照自己的意愿清淡地活着。春华秋实是别人的，美好的东西是别人的——所有我人生中缺失的美好事物，或许会以另外的方式激励我，或者精神上回报我。被人非议和不被人非议的日子，都不值得去珍惜。每个人的活着只是在恪守作为“我”的生存属性。现在我也多次跟个性太强的作者说，写作跟处世一样，某种程度上要妥协。一个人的个性锋芒在现实生活中越磨越趋平，在独立的艺术生活中可能会越来越锋利。我自己有没有妥协呢，天知道。人是高级动物，在如何活着、为谁活着这些原始性又原则性问题上，显得并不高明，甚至可以说是愚蠢。
保持自己很难，随众相对容易。
大街上，小脚九分裤风行了小几年，现在又流行起了阔腿裤；实际上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就流行过小脚裤和喇叭裤。类似的例子太多，包括政策、艺术风格的此起彼伏。流行，便是随众的一种形式。它很像一个蒲公英式的谣言，一吹散就四处落根。譬如一种形式的传播和落实：主席台上握着话筒的人翻炒一个别处（或本土先前已有）的概念，然后散布出去，台下就会有一大批人响应和实践，蜂拥而上，形成一股新的流行和热潮——其间产生的所谓名人和红人，通常是世俗大众文化的“代言人”，从而影响大众价值的世俗走向。他们生发的东西会进一步拉低这个行业的精神文明。在一个环境里混得久了，获得了一种精神的阶级身份，那种所谓的自信和身份感会夸大其意识，从而获得诸多自我虚构的所谓精神能量。对于随众的人来说，生活的各个层面是被定义和划分好的，就如日子的纪律性那样；创造者眼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被定义。
一种常见的现象：一个知名的人批评某种人事后，就会有多个知名的人跟进，然后鼓动起更多普通人跟进、呼和——他们根本不清楚被批评人事的本质、原由等。跟随别人，只是人的精神阶级性在作祟，为了合群、显示自己并不具备的知识和觉悟，只会出丑。为什么一个人非得活成别人的模式呢。
为谁活、如何活这两个问题，是同一个思想体系，面貌可能又是对立的。每个人会说，活着很累，不同的是大多数人是因为工作、生活而感觉累，少数人是为自己感觉累——这两种累跟身处环境有关，前者是随众的累，后者是孤立的累。保持自我固然很难，随众地活着其实也不容易。随众就意味着：别人买房买车你也一定要跟上形势；别人年收入二十万你也耗尽心力去争取；别人的孩子学钢琴、学编程、学奥数，你也着急……欲望的主因是随众，随众又加重了欲望的负担。当你想尽办法占有了某个人、某个位置、某种高地时，就是被限制了，意味着已经失去自我。失去自我和跟随大众是互为渗透的。
也有一些“超脱”的人。某个人经历了一场大病或者大起大落之类，可能会说“看透了”，或者沉沦了，不再计较得失，在外人看来性情大变；实际上这个人没有改变什么，只是被自身条件限制了，没有太多精力，放弃了活着的一部分欲望。随众的现状，在个体的人身上可以清晰看到与之相关的词：精神认知上的平庸（包括那些“著名”“大红大紫”的平庸），现实中的挣扎，谄媚，趋众，贪求，投机等。这是随众者几个通用的标签。《庄子·天下篇》中有四个“不”：“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
庄周年轻时做过一个称职的小吏（即《史记》里代称庄周的“漆园吏”），没几年就因为看不惯现状辞职不干了。回到家乡他经营荆园，曾以编织草鞋为生。他也不是一心一意编草鞋，真的没钱了就做一些草鞋去卖，没吃的了就去河池钓鱼。他喜欢吃鱼，也喜欢讲鱼的故事，鱼鸟虫兽都是他的故事素材。庄周是一位擅长用超现实和魔幻手法表达对人类、事物看法的哲学家。楚威王差人来请他做宰相，他也不答复，只是讲了一个有关鱼的故事，对方就明白他的意愿了。庄周很超脱，德成道凝，信奉辩论的最高境界是什么都不说。可以说，越是相对看得清楚的人，在繁扰、污秽的现实中就越无为，越沉默。
孟轲跟庄周就不同了。他在稷下学宫跟墨家、杨朱学说辩论过无数次，辩论的主题是两个：如何治国；如何做人。当然谁也说服不了谁。那时候儒家的势力处于下风，孟家学说几乎是遭遇围攻。此后孟轲辗转多国，都不受当政者待见，只有齐宣王对他以礼相待。当时形势处在一个崇尚武力的时代，孟轲那套仁政治国理论很难实施，也无其生长土壤。齐宣王知道孟轲是个人才，却不实用；他更依重孙膑这样的兵家。孟轲跟齐宣王论政，齐宣王只能顾左右而言他。孟轲离开齐国时，还抱着幻想在边境死等了三天三夜。
庄周和孟轲都为自己活着，只是在本我认知和境界上有一定差异。在谈论大彻大悟的哲学家的人生况味时，其实哲学家本人只是选择了站在是与非、对与错两者的中间，生死也超脱。比如老子，比如苏格拉底。这类真正的哲学家极少极少。多年前读过一本《哲学家死亡录》的书，从死亡认知就可辨别哲学家的真伪之一二。
人的精神步入某种高度的状态，恐惧和安乐会以平行线的方式同时前行，并帮助人在喧哗或宁静中发现活着的连贯性。真正的哲学家是不会恐惧死亡的。我讨厌自己老是说“真正”，毕竟世上假冒伪劣的人事实在太普遍；最主要的是，假冒的人事往往披着合理性或权威性的外衣。事物皆有真伪，包括活着。遗憾的是，真的部分大多被嘈杂所湮没；即使被发掘被流传，通常也不在显眼处。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艺术工作者是独立的，言行听从内心，不会听任谁的召唤，更不会到处参加什么什么会、电视娱乐节目、代言产品广告等。相对活跃和著名的所谓哲学家、艺术家也随众，活在实用主义和流行式样的影子里，也是一种伪。哲思和象征成了稀有物种；世俗和口水大行其道，受到追捧。众声喧哗——这四个字已切实地诠释了这一世态。
没有一种安静是与世隔绝的。活在人群里，妥协是大多数人唯一活下去的办法。向团体妥协，向愚蠢妥协，向随众妥协。妥协的程度因人而异。
二十世纪初，一位学名叫胡洪骍的年轻人受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一书影响，将自己的名字改为“胡适”。这本书的作者是赫胥黎，讲述的是赫伯特·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核心就是“适者生存”。赫伯特·斯宾塞的思想和著作又是在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赫伯特·斯宾塞跟现在政体国家的政客很像，从为政之始时的理想主义慢慢发展成为议会元老后的极端保守主义。他认为邪恶的根源是对环境的不适应性，认为社会的发展要随众，要有淘汰制，也就是大多数人对所在生存环境的适应，即狭义的“适者生存”。他反对救助穷人，反对卫生、教育之类系统；商业竞争、党派斗争等都是他提倡的，是否残酷、有无原则不论。十九世纪晚期的赫伯特·斯宾塞理论，在美国这个年轻国家大受欢迎，后来也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一部分中国的知识分子。
人类不可能向完全的动物性妥协，物理世界和人类意志、生物机制和国家体制，两者并不是一个弱肉强食的食物链所能推演和证明的。人、环境、存在的可能性，可能更像是一个艺术问题，也倾向于哲学的解释。
国际上的斗争，表面上是价值观、体制和宗教之争，（各个领域）实质性还是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博弈——两者是对立的，又共存于同一个政治生态环境。大多数国家甘于相同，少数国家敢于不同——和而不同。一个国家要保持独立自主很难，因为大多数国家随众了，不随众就有被孤立、忽视或围攻的危险，大多数国家只能部分或完全妥协。一种既定的意识形态或政治模式，必定会深入这个国家的身体和精神。世界因随众而热闹，更因随众而纷争——同而不和。这是随众法则的必然性。同和不同，两者共同组成了国际整体，两者的边线极不稳定，相互变化和影响，又不会消失。譬如东方和西方、左派和右派、独立和随众。
事物的两者，并不为现有的哲学体系所能阐透或厘清，人类的精神发展方面大有可为。有一点可以分辨：精神上越独立的人，现实中越随和；精神上越随众的人，现实中越挣扎（世上没有绝对的东西，只有相对）。一颗思想根系发达的头颅，在任何环境中会相对自信和随遇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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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两个脸颊，非绝对的左右镜像；开心时会同步展现法令纹、悲伤时同步泪流成溪，也可以睁只眼闭只眼、左耳进右耳出。当旁人说我左边脸颊上有点脏东西时，实际上是我的右脸颊。视角不同，立场不同，构成了世界复杂性的根源，甚至可以黑白颠倒。
人类的认知主要由两者构成，是与非，左和右，白天和黑夜，男人和女人，理性和感性……两者的距离看似很近，只是中间有一堵形而上的钢墙。没有高贵的立场和认知，有的只是立场和认知的偏见。很遗憾，人类的局限性太大，能听到的声音只有二十赫兹到二万赫兹的波长，能看见的光只有电磁波视阈中的很小一个波段——基于这样的事实，人类需要信仰和梦想之类作为精神瞭望。可能正是这种局限性，促进着人的复杂，又被不断塑造、发展，不能用固定的眼光看待人或事。
某人耽好幻想，捧着一杯茶坐在沙发上神游时，是一种隐的状态，对于大脑（精神）来说是一种显的状态。这是暂时忽略生活的最直接和饱满的方法，也是创造个人新视角和新空间、维护和塑造一个新自己的有效努力，就像新陈代谢。惯性和固有的视角是认知事物的最大障碍。当你想象自己像个少年英雄时，就会为此拓展出不同的梦想路径，去寻找。寻找失去的时间的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去世时，同行望着他的遗体说，他还是少年的样子。精神上的少年样貌。这也是为什么追求精神性的读者特别关注生活在树上的“男爵”、变身为甲虫的“格里高尔”、小径分岔的精神“花园”等艺术视角存在的原因。
我多次在梦中“看到”自己苍老的样子。
【朝潮，浙江诸暨人，曾在国企和文学杂志社任职，出版有长篇小说、小说集、散文集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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