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生活万年长
在黔南山区沙包堡镇的日子,我父母的职业让他俩与各自的工作紧紧地焊接到了一起,他俩平素几乎没有时间离开沙包堡镇,到一个相对熟悉或完全陌生的地方。只有春节前后几天例外。因此,幼小的我和弟弟都盼着过春节,除了有好东西吃、有新衣服穿、有压岁钱花,还有就是能够跟着父母到荔波的婆(荔波管外婆叫婆)家,聚在一起过节,好不热闹。
父亲家远在鲁南沂蒙山区,回去一趟殊为不易。平时加班和值夜班攒下的几个休息日,仅勉强够路上往返的时间。到荔波的婆家过春节,便成为唯一的选择。
一般是除夕那天,父母带着我们,从沙包堡镇搭上式样老旧的长途客车,这辆客车足够老了,称得上老爷车,看上去裹着仆仆风尘,脏兮兮的。它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吭哧吭哧地喘着粗气,沿着螺旋形攀升的盘山路,慢腾腾地翻山越岭,好几次我都担心它爬不上去了,揪着心怕它刹不住地一直往后退,退到悬崖之下。一路上,我不敢向车窗外张望,车下是深深悬崖,一旦跌落其中,必定车毁人亡。我鼓起勇气,迅速地瞥了窗外一眼,啥都没看清,内心却像揣着一只小白兔,怦怦乱跳。但它竟一次又一次地,奇迹似的爬了上去。经过大半天的跋涉,接近黄昏时,驶到荔波郊外的登高坡,隔窗俯瞰得到山脚下浮起在暮色里的婆家。恰在此时,鞭炮声由稀拉渐密集地扯开了年夜的序幕……
在贵阳的大舅一家提前到了,与我家同在沙包堡镇的大姨一家已经到了,本在荔波县城住的二舅、三姨和小姨,也带着他们的家人来了。六家人,簇拥着外公和外婆,男女老少,20多口人,齐聚在婆家显得逼仄的房间里,相互摩肩接踵,仿佛是在赶场。是强大神秘的血缘让我们团聚到了一起。追忆起这个情景,我曾经形容外公和外婆像一柱蒜梃子,父母和他们的兄弟姊妹都像一个个蒜瓣,散落在贵州各地,每逢春节,不等父母召唤,仿佛候鸟纷沓飞来,领着我们这些小候鸟,聚拢在父母身边,攒集成一头结结实实的蒜。此刻,我却油然生了新的想象,接下来我会写到。
照例是围桌坐在一起吃年夜饭,大人们一桌,我们孩子一桌,井水不犯河水,各得其乐。大人们饮一点点米酒,这是荔波乡下农家自酿的,含酒精量较低,但放任饮下去也能醉倒人;他们中很快有人上了脸,在昏黄的灯泡照耀下闪烁着酡红的光泽,像我的父亲,他的酒量本浅如一眼看得见水底鹅卵石的小溪。至今记忆犹新的是桌上的肉,它来自婆在后院圈养的猪,婆懂得善待它,打猪菜,掺着米糠煮猪潲喂它,猪圈也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它也仿佛懂得自己活着的意义,铆足了劲一天天地往香喷喷里长,似乎不这样就对不起精心侍弄自己的婆。杀过年猪,无论拈来切丝炒菜,还是以肥瘦层次鲜明的五花肉与独山盐酸菜入锅上炭炉蒸作扣肉,那种纯正浓烈的香气霸道地钻入每一个人的鼻孔,比如这个一年到头最难忘的夜晚,正因为桌上有了它,而变得色香味俱全,舌尖经历着美妙持久的享受。
吃过年夜饭,收拾碗筷、撤去桌子后,守夜开始了。过了今夜,我们都将集体长一岁。站在这新桃换旧符的门槛边,孩子们排着队,走向门旁灰白的墙,墙上有去年此时记下的我们的身高,旁边写着各自的名字。八个孩子,高矮不同,我是其中年龄最大的。我们一个一个地站在墙下,谁都可以清楚地看见这一年他(她)长高了多少,有的孩子的个头长得像蜗牛爬一样缓慢,但肉眼看见的一点点变化,都让我们和父母欣喜不已。这时没人担心自己长得快,该成长时就成长,我们都像盼过年一样,盼着一下子长得像我们的父母一样高。
接着,我们一个一个地忸怩着挪到大人面前,不论哪一辈的,一律不用磕头,说上一两句一模一样的拜年吉祥话,就能换得几张压岁钱,有一角两角的,最大不过五角的,却都是崭新而挺括的新钱,提前从银行换来的。钱攥在手心里,像墙上一页页的日子,我盘算着怎样花掉它们。盼到了返回沙包堡镇上,春节过了还不到一半,我下铁路,穿公路,到对面那一溜儿卸了门板纳客的店铺,买《三国演义》之类的小人书,买穿花袄的电光炮(记得我曾在同伴的激将下,自告奋勇地手举一枚电光炮,哧哧地燃烧爆炸后,炸得我的手指火辣辣地疼,手掌肿成了发糕),买点着了能喷出降落伞、在我们的仰望中缓缓落地的烟花,还有那种拉扯后绽开毛茬儿的绵纸,我裁了它来做风筝,爬到职工医院旁的东山顶任其自由飞翔……
时间仿佛一匹老马,埋头不紧不慢地踱在路上,一步一步地走向黑夜的腹地。那时婆家没有电视机,我们也没有其他娱乐方式打发这漫漫黑夜。外面天寒地冻,屋内炭盆熊熊燃烧。黑皮肤的木炭亲密枕藉,被烤得浑身通红,越抱越紧的温暖像电波四处发射。我们围着盆儿坐成一圈,张开手掌凑近盆边烤暖,随意地拉着家常,热烈的话语像木炭快乐地喊出了声,激动的舌头像火星噼啪四溅。我们找出铁丝编的笼子,架到木炭上面烤糍粑吃。糍粑光滑细腻,被切成薄薄的片儿,摊放在笼子上,一览无余地被冲天的火苗激情膨胀,热气蒸腾,缭绕着我们有些兴奋的脸。烤过的糍粑黏稠滚烫,被我们扯住两头努力地抻长,像一匹冒着热气儿的白布,幸福生活同时被我们无限抻长了,仿佛比一万年还长……
离春节半月有余,在婆家门前宽敞的空地上,两三个壮汉穿着黑色土布上衣,一条黑布带扎紧玄色大裆裤,轮流打着糍粑,荔波俗称打粑粑。盛糍粑的石槽膀大腰圆,像一只桶,巍然屹立在中央。一个人操一根T形木棒,高高地举起,重重地落下,一下一下地捶打着槽里蒸熟的糯米饭,打着打着,浑身像拧开无数水龙头,一起源源不断地冒着汗水,他干脆脱掉上衣,赤着上身继续捶打,直到满头大汗手臂酸痛地被另一个人替换下来。有时是两个人相对而打,你举棒打一下,我扬棒打一下,谁也不妨碍谁。这种木棒结构简单,像汉字中的一横一竖,横者粗如壮汉胳膊,是浓墨重色的黑体字,竖者细比孩子臂膀,是匀称结实的楷体字。楷体字穿凿通过黑体字,被牢牢地榫接到了一起,专心致志地做着糍粑这篇槽中文章。但它却不好做,主要是劳动强度大,因为糍粑黏稠似胶,不绝如缕。木棒扬起后鸡啄米似的落到糍粑身上,带起糍粑,同时被落槽生根似的糍粑黏上,轻易甩脱不得,必须下大力和使巧劲才能拔下木棒,继续举棒捶打。这让劳作本身看上去既有些夸张,又有象征意义,因此说夸张与象征是做这篇文章时的主要修辞手法。
糍粑缠绵多情,苦恋坚硬的石,同时藕不断丝相连地热恋着激情的木,它被夹在石与木中间,无奈地失脚陷入感情的旋涡,身不由己,欲罢不能。它的象征意义大抵在此。这也给壮汉们带来了技巧难度,他们得有一副好眼神,准确无误地高举木棒呼啸着砸中糍粑,才能将它捶打得更加缠绵多情,否则一不留神砸上石槽边儿,敲下碎片,木棒受损伤不说,石片溅入槽中,坏了一槽糍粑。
打好的糍粑被一双双油汪汪的手趁热生拉硬拽出槽,团成一个个圆饼,待慢慢阴干了,又怕它坚定不移地干下去,像土地一样四下龟裂,有一天哗啦一声彻底粉碎了。这时需要提早赶在它粉碎之前,将它泡入干净澄澈的凉水中,像养一条条又白又胖的鱼一样,隔上两三天,倒掉有点浑浊的水,换上一盆或一缸清亮亮照得出人影的水。
一个又一个大年夜,我们围盆夜话,糍粑是唯一的话题。血红的火焰与雪白的灰烬躲进木炭里,热热烈烈地初恋,亲昵的私语四下迸溅,一次次惊醒了我们垂头的瞌睡,映亮了一屋红红火火的面孔。在糍粑蘸白糖的香甜中,送走一年到头最后的夜晚,迎来新年的第一轮朝阳。
从大年夜开始,糍粑可以一直吃到清明。这时万物花开,欣欣向荣,油菜出了薹,可以采了与糍粑一锅炒,也可以寻了毛茸茸的鼠曲草或嫩生生的苜蓿尖儿等野菜一起炒,是猪油将它们恰到好处地团结到一起,以一种白雪绿柳重新颠覆与诠释了春天。
正是糍粑挺身扑火,以缠绵和黏稠的亲情,让我们走出各自的家门,从不同的方向,亲密无间地团聚在外公和外婆周围;也正是糍粑以自己的热情与灼烫,抻长着春节的每一天,让我们相互依依不舍,春天说来就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