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文艺》2021年第5期｜唐棣：真实与想象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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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人身上都拖着一个世界，由他所见过、爱过的一切所组成的世界，即使他看起来是在另外一个不同的世界里旅行、生活，他仍然不停地回到他身上所拖带着的那个世界里去。
——夏多布里昂《墓畔回忆录》
蒙田的旅行
“……见到陌生新奇的事物，心灵会处于不停的活跃状态。”出自法国作家蒙田名作《随笔集》第三卷第九章《论虚空》。这段话实际上是他在说旅行带来的好处。他在这句话之前，还提到，“我知道我在逃避什么，但是我不知道我在寻找什么”。
旅行的确是以逃离（离开）某地为始的。至于其结果，对于16世纪末左右，一件离大部分人都很遥远的事情来说，一切谈论似乎都显得多余。
凡事总有例外。身处16世纪的蒙田就写出了278页小对开、意大利语与法语交织、三分之一出自他人代笔的《意大利之旅》（马振骋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书中记录了他从法国去瑞士、德意志、奥地利、阿尔卑斯地区、罗马、拉维拉、佛罗伦萨、比萨等地旅行时，与当地人的接触，有时密切交流，多数过于短暂（我不晓得如何解释这种感觉）。记录越详细（距离、人名、食物名等），感受越带有某种模糊感（如另一个法国人维克多·谢阁兰眼中的旅行，他说在一个球体上，我们离一个点越远，也就开始离这个点越近）。我们应该认清与离心性、冷漠性和球体性的抗争，才是旅行中发生的事实：不断离开，极少相聚。
作为一个人对当下所处环境的逃离，与对目的地的向往，哪怕其中产生的迷惘，都不可避免。进一步说，那种一日一地的“速度感”与人在途中的紧张感，相互作用，并且这些都是有迹可寻的。
1568年，蒙田继承了一座城堡，然后躲起来开始写作。我怀疑，这是使他产生某种“逃离之心”的开始，直至1580年出版《随想录》第一卷、第二卷。随后，他为了缓解那种外部世界与内心世界，也是想象与现实的紧张感，开始了为期17个月的意大利之旅。
有的传记作者曾说，蒙田从家乡到巴黎，变成了一个法国人；从巴黎再到罗马，回来之后又变成了一个世界人，大概是这意思。在开篇引用的那句话后，蒙田紧接着写道：“培养一个人，要向他持之以恒地介绍其他五花八门的人生、观念和风俗，让他欣赏自然界各种形态生生不息的演变……”
《意大利之旅》带给人的感受是一路上，各种习惯和风俗，比如在索斯卡纳地区的小城，旅店主人亲自骑着白马，以各种方式拉客，什么要求都会答应，即使送上少男少女，也在所不惜。蒙田对此特别感兴趣，很多时候这些店主也不是完全为了挣钱……所经之处，地方虽小，却十分具体（标有里程数），描写人物和场景足够丰富。当一些细节由“神秘人”代写时，“蒙田先生”则转换为一个参与者。这是《意大利之旅》特别吸引我的地方。
文字中的蒙田不是一个空泛的想象者，而是一个处于“世界”里的人：“我要作为一座城市而死去，为的是重新成为一个人。”（菲茨杰拉德《崩溃》）这点至关重要。
美国小说家约翰·契弗有句话：“如果不是固定在某个可理解的参照系里的话，真实和现实毫无意义。没有固定的真实。”因为，任何记忆形式（文学、电影、摄影等等）呈现出来，都经过了主观或客观的过滤。
真实与想象何尝不是一种紧张关系？读者渴望真实；作者提供以假乱真的想象。它们始终进行“对抗”—旅行的意义也就在于步入相对局限的现实，寻求无限扩张的想象。
法国人谢阁兰在《出征》提出过一个相关问题：“想象会衰退还是加强，当它对峙于真实之际？”作为一本诗人游记，《出征》和《意大利之旅》不一样。谢阁兰认为，词与物是“两个世界”（词与物、思想与身体的运动、梦与亲身经历）之间“昭然若揭的对抗”，决定了面对所有“对象”所能采取的两种态度，“或为一个遨游于词语世界的作家领而有之；或为一个有些不情愿地操起笔来的旅行者描述和评价”。
《出征》就不是在真实与想象之间往复，只是在这“两种真实”之间。（这个看法参考了书后收录的论文《〈出征〉，一次穿越文学的旅行》，作者：缪里尔·德特里）巴尔加斯·略萨的《情爱笔记》里引用了一句蒙田的话：“我不能根据我的行动给我的生活做记录；命运早就已经把我的行动能力打倒在地了，我根据自己的想象力来记录我的生活。”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他把文学的语言作为表现真实的一个工具。蒙田的旅行记，在200多年后经评论家圣伯夫的提及变得有名起来。圣伯夫那句著名的话，大概是说看了蒙田的书，我们才知道，“人心没有一个底，只有无数的现象”。
在现实世界，我们可以把生活与想象力、想象力与好奇心、好奇心与旅行紧密联系，让它们共同对旅行中的想象发挥作用。现在读蒙田就越来越感觉，像一切（虽然不可能，包括著作在当年默默无闻，却在后世流传；对意大利之旅只字不提，却留下一本问题创新的游记；等等）都是他脑子里设计好的：“编造谎言是一种手段，可以展示我们对于生活的最深层情感。”（约翰·契弗）在局限的旅行中，蒙田的精神无限开放，从文字出发，通过意大利，走向“世界”。
很久很久以前，有人问过先哲苏格拉底，从哪里来？
来自世界，他答道。
毛姆的旅行
我记得毛姆《月亮与六便士》有句话：“我总觉得大多数人这样度过一生好像欠缺点什么。我承认这种生活的社会价值，我也看到了它的井然有序的幸福，但是我的血液里却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渴望一种更狂放不羁的旅途。”
很少有人把毛姆作为“旅行者”看待，实际上他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赴法国参加战地急救队，不久又进入英国情报部门，在日内瓦收集敌情；后出使俄国，劝阻俄国退出战争，与临时政府首脑克伦斯基有过接触；等等。
丰富的游历，还包括1916年，去了南太平洋旅行，多次到远东。1920年还来到中国，以后又去了拉丁美洲与印度，1928年定居法国地中海滨……毛姆还为中国之行写过一本《在中国屏风上》：
每当遇见能激起我兴致的人或地方，我都会记录下来……那些时候我或是走累了坐在轿子里，或是在一条舢板上。
但当我把它们排列好，我从中发现了一种新鲜感，那些文字是在我记忆鲜活的时候记下来的，而如果我将它们精心加工成一个故事，这种感觉就会不复存在……我希望这些文字可以给读者提供我所看到的中国的一幅真实而生动的图画，并有助于他们自己对中国的想象。
我注意到书的前言里“真实而生动的图画”，对应“对中国的想象”。仔细想一想，真实通向想象，纪德的《窄门》标题来自《圣经》：“你们尽力从这窄门进来吧。”
这是一种邀请。虽然没有宗教背景，但我尝试提出自己的理解：窄门通往内心，因为狭窄，注定只有少数人发现。并且发现这道门之后，可能也不意味着更好，更多的是走入这道窄门是某一种人的必然。对于沉默的大多数来说，即使意外发现，短暂驻足，也终会选择逃离。
奈瓦尔的旅行
法国诗人波德莱尔说过：“在他能找到的最黑暗的街上解脱了他的灵魂。”不是他，我可能会错过奈瓦尔。之前，我对这个法国早期象征派的诗人一无所知。（历史就是这么残酷，象征派诗歌除了魏尔伦、瓦雷里、庞德，恐怕最有名的就是波德莱尔——多么辉煌的一段文学史。）
因为我的羽笔已经冻凝于冬日里的黑暗。
我的陋室中没有炉火，窗户上没有方框，
我将找到苍天与地狱的接轨，
而为了另一个世界，我最终系上我的护腿。
我写我的墓志铭，我自由地。
在一首十四行诗中把它献给你！
这些诗写于1848年后，奈瓦尔这时结识了诗人海涅。在大多数有些卑躬屈膝，或叫谦卑的赞美之词外，上面的句子，还是让我看到了诗人的现实。
在老灯笼街冰冷的房间，握着冻住的笔，想到了地狱。后来我在阅读中发现，奈瓦尔早年对灵魂的释放，就是不断旅行。
1834年，26岁的他就拿着外祖父留给自己的3万法郎的遗产，去了法国南部和意大利；
1836年7月，与诗人朋友泰奥菲尔·戈蒂埃结伴去了比利时和英国；
1838年5月，与作家大仲马赴德国游历；
1839年11月至次年2月，独自去奥地利；
1840年11月至12月，再度去比利时；
1842年12月，出发去东方旅行，游历埃及、黎巴嫩、君士坦丁堡、那不勒斯等地；
1844年9月，赴比利时、荷兰；
1845年8月，去伦敦旅行；
1846年，在巴黎附近郊区游历；
1852年5月，去荷兰旅行；
……
我想这也是第一次写到“奈瓦尔的旅行”，我确定他的旅行止于他疯病的第二次发作。奈瓦尔因病被送进医院的那个时期，在一张自己的肖像照片的右下角，写道“我是另一个”。这使我想起约瑟夫·布罗茨基非常著名的一篇文章《小于一》，几乎是第一时间，我放下了他的《幻象集》。
这个小小的、后来稍大的躯壳里，总有某个“我”，而在躯壳外侧则围绕着正在发生的“一切”。在躯壳里，那个被称作“我”的实体，则永远不变，也永远没有停止观察外边发生的事情……你不是在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个；你也许小于“一”个。
我想，约瑟夫·布罗茨基的意思是，在我们这些人之外，无论什么年代，总有一部分人“扮演”，或残酷一点说，“异化”成了另一个，甚至小于一个。
“异化”是中性词，因为我对奈瓦尔具体的生活缺乏认知。我只知道，他的声音，穿越时间，像历经漫长的旅行一样，汇聚到我眼前这本《幻象集》。这其实就是诗人的“所见、所想、所感的事物”，以及经验本身。英国诗人菲利普·拉金谈为何写诗时说：“主要是对经验本身负责，我试图为了它本身的价值而保存它，使它不致被遗忘。”我也在想《幻象集》里到底保存下了什么。一本薄薄的诗集，一些重复的句子。反而让我对奈瓦尔至死无法摆脱的心境有了强烈的感受——
然而，一副朱红面容的祭司女郎
仍然在太阳的圆拱之下熟睡：
还没有什么能打扰威严的柱廊。
这三行句子在诗集中多次出现。每次只换几个字，“还没有什么能打扰”的是熟睡的女性和威严的柱廊。通过这些零星的证据，看得出他的人生似乎一直徘徊在“敏感、柔弱”与“庄严、崇高”的矛盾之中？
我利用一个冬日下午读完《幻象集》，在奈瓦尔寄给诗人海涅的一些诗中，找到了与上面那句波德莱尔的话对应的诗句：
一个冬天的夜晚，他终于灵魂归天，
他走了，说道：“我为何曾经来此？”
对奈瓦尔来说，活着是矛盾的。这种经验残忍地保存了下来。批评家、作家顾随有句话说：“常人只认为看花饮酒是诗，岂不大错！世上困苦、艰难、丑陋，甚至卑污，皆是诗。”这导致我读到“我为何曾经来此”时，心里被刺痛了一下。
除此之外，奈瓦尔的行为，如同一道影子：“影子是一个象征，是我真实生命的幽灵。当我平躺在地上，所有人都能践踏过我的身体……他的鬼魂，他的影子在这罗马的大街上游荡！”（戏剧家路易吉·皮兰德娄的《已故的帕斯卡尔》）仿佛又看到奈瓦尔在1855年1月25日夜，实在想不通这个问题，又无事可想的情形：巴黎夜间气温，低至零下八摄氏度，寓所外面的老灯笼街上，寒冷无比，西风吹动，街边不少地方残留着一层灰白相间的积雪……
与这一幕对应的是1926年冬天，雪未化时，随着一列穿越欧洲大陆去往俄罗斯的火车也开始了一场未知结局的旅行。旅行的主角是本雅明：“认识一个人的唯一方式是不抱希望地去爱那个人。”《单行道》里的这句话，可以看成是出发的号角。本雅明的激情在《莫斯科日记》结尾熄灭了。他写到自己离开俄罗斯时的情景，也不免有些奈瓦尔式的悲凉：“我再次当街拉过她的手贴在我的唇边，她久久地站着，挥着手，我也从雪橇上向她挥着手，她似乎转身走了，我再也看不到她，我怀抱着大箱子，流着泪，穿过暮色中的街道向火车站驶去。”
那时已是一年后的冬天：“多年以来，我都回避着那个迷宫般的街区。直到有一天，我所钟爱的人，搬到了那里。这个街区突然明朗开阔了起来，仿佛那人的窗口有一盏长明灯，灯光将整个街区理清素净。”
夏多布里昂的旅行
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行色匆匆的一生，七十多岁时在格朗贝岛上选好墓地。至今岛上怪石嶙峋，蓬草乱生，唯一的建筑，还只有夏多布里昂之墓。坟墓旁的铭牌上写着：“一个伟大的法国作家安息在这里，但愿只听见海和风的声音。过往的行人,请尊重他最后的愿望。”
关于《墓畔回忆录》，罗兰·巴特认为，其作者表现出了“一种平衡和适度方面的奇迹，因为他具有恰当使用词语（也就是说无过度使用）的科学……这种语言不停地为他所用来展示他在两个世界交会处的命运，或者来展示他年迈的生活……”同时，这种语言为读者带来了夏多布里昂，对所处历史环境的思考，对人文的影响，还有某种精神状态，简明又完美的展现。
在这些论断之外，我的意思是，自己通过夏多布里昂写的前言说明，知道这部写于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回忆录，对作者是多么重要。“出于一种怯生生的眷念之情，我视这部《回忆录》为密友，我不愿意同它分离。”我没有读过《墓外回忆录》全本，手上这本《墓畔回忆录》（学龄译，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年）只是其中八分之一，名篇都在其中了。
我在这本书中结束语的部分，记下了一段话，他这样说：“1841年11月16日，在我写下这最后几句话的时候，我那扇朝西对着外国使团的花园的窗子敞开着。现在是早上六时。我远远看见苍白和拉长了的月亮；它正在从东方第一道金色霞光照亮的荣军院的尖顶上坠落：这仿佛象征着旧世界的结束，新世界的开始。我看见晨曦的光焰，但我将看不见太阳升起。我此刻唯一要做的事情，是坐在我的墓穴边缘。然后，我将手捧十字架，勇敢地跳下去，进入永恒。”
过了很久，又读到《黑海书简》，据阿赫托戈说，书简作者奥维德是这种文体的鼻祖，由其到夏多布里昂，再到列维-斯施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旅行已经变成了一种最简单的“逃离”旧世界的手段。
从一种历史性的体验中出发，寻找过去与未来，对思想的照耀。这是一种非常宏观的观点，此行的目的是关于人类思想与未来的。
德国导演赫尔佐格曾写过一本《冰雪纪行》，角度挺有意思，当然也非常个人，从对一位老去的电影人的祝愿，转化成了“信念”。1974年11月23日这天，天气正冷，电话响起。
他的电影引路人“新浪潮之母”艾斯纳病危。赫尔佐格放下电话，意识到可能再也见不到艾斯纳了，于是收拾行囊，推门而出。
“我踏上了通往巴黎的路，我坚信如果我靠我的双脚走去，她就能活下来。”
《冰雪纪行》正是一份信念的记录，从德国慕尼黑步行到法国巴黎,穿越城市乡村、无人墓地、寂静的黑森林和高山，冰雪风尘，一路坚持。身体的虔诚与精神的纯粹在21天里，达到一致，对方就能获得上帝的庇佑。
这段旅程的艰苦情况，也在《冰雪纪行》里得到了呈现，书里写道：“西边的天空泛黄，空气很闷，像是要下冰雹了，高处的天空则是朦胧的灰黑色。忽然，眼前出现一座巨大的红色采石场：巨坑中积蓄着红色的水，一台挖土机停在水中，遍身生锈毫无用处。旁边还停着一辆生锈的卡车。没有人，连影子也没有，安静得令人窒息。”
这段旅行把本质上的“逃离”，一种情绪，上升成为“迎接”，一种祈祷，一种信念，于是产生了一种奇迹。
最后，艾斯纳活了下来，又活了许多年。她和《冰雪纪行》书里呈现出的慕尼黑冬日的凛冽，就保存在了这段“精神性”的旅行中。
旅行的意义在哪里？游记的价值在哪里？是否可以这么设想—意义不在于走过多少不同世界，而在于在另一个不同世界里旅行、生活之中，有没有找到重要的是什么。
聂鲁达的旅行
荒凉如同这黎明中的码头。
我的双手间只扭曲着颤栗的影子。
——《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
这本诗集都与“黑岛”有关。其实“黑岛”不是岛，只是一个名叫卡维塔的小村子。据说“黑岛”这一名字就源自智利诗人聂鲁达。（黑是因为海边嶙峋的黑礁石，聂鲁达说岛来自他对一座东方小岛的回忆。）
1937年，他从欧洲返回智利，一边旅行一边先找到一个目的地。那应该是一个能刺激他想象的地方。
1938年，聂鲁达从一位水手那里买下了卡维塔附近的一片地，那里也只有一处简单的居住用的石头房子。
1939年底，时任西班牙领事的聂鲁达因参加西班牙保卫共和国的战斗而被迫离职。
聂鲁达在《我坦言我曾历尽沧桑》里有一段回忆自己回到战火后马德里的家中的文字，这里的孤独是从风尘仆仆的归来开始写起：“有些激动地打开房门，弹片已击坏了窗户和墙皮，书已从书架上掉下来。”
本来，他和朋友米格尔此行正是为了往新居运书，聂鲁达却说：“我什么也不想带走。”
米格尔费了好大力气找到的一节空车皮，忽然一下，失去了作用，他好奇地问：“什么都不带走？一本书也不带？”
“是，一本也不带走。”聂鲁达答道。
随后，他离开了战火后的马德里，一个人，登上“岛屿”。
聂鲁达长居岛上二十多年，几乎没有离开过。准确地说是1951年9月，他曾有过一次中国之旅：他是和苏联作家爱伦堡等人一起，从莫斯科启程乘火车来到中国的。在他的自传《我坦言我曾历尽沧桑》某处我再也找不到的地方，他写道：“那些真诚的、最美好的微笑陪伴了我们好些日子……”这段旅行的记忆也成为一个诗人个人记忆里“50年代的中国”。
更多关于中国的旅行
《1972年的中国》是纪录片《中国》的另一个名字。安东尼奥尼因为导演了这部片子，而成为中国人较早熟知的西方导演。1972年他抵达北京，又从北京出发，在国家宣传部门的陪同下，走了不少地方。没记错的话，纪录片最后一幕，结束于上海造船厂，背景是无限的大海。安东尼奥尼的镜头下的中国，除了作为某些个人记忆的参考价值之外，别的价值所剩无几。（看过《中国》之后，我在不同场合看到了那时候的一些图片。无一例外都是出自西方人。有时会感慨，我们有一段历史，不属于我们自己。）
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我是在美国作家保罗·索鲁的《船行中国》和《在中国大地上》里看到的。两本书分别记录了作者1980年和1986年，两次到中国的见闻。第一次，一个老外，沿长江南下。见到：“人们穿着蓝装、脚蹬布鞋，骑着自行车穿过泥泞的街道；工人在照明不佳的工厂逐渐失去视力；服务生不拿小费，还高喊着，为人民服务……”到了《中国大地上》，1986年，保罗·索鲁再来中国，他乘火车到蒙古、北京、上海、广州、呼和浩特、兰州、西安、成都、桂林、长沙、韶山，又返回北京，去往哈尔滨、朗乡、大连、烟台、青岛、上海、厦门、西宁、西藏。在这些地方，最重要的是新变化：“穿蓝色外套、脚蹬布鞋的人少了，衣服颜色更加丰富，太阳帽、墨镜和鲜艳的运动衫都流行了起来，有的妇女还穿上了短裙。”索鲁在书里写了很多不同的人，人的变化映射时代变迁。印象最深的是他留下的一句感叹：“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的经验之一，就是她的人民总是不知疲倦、步履不停。”由此带来一种人生如旅的沉重感受，像看了一遍日本电影《步履不停》。
索鲁的记录具体，事件清晰，可以看到对事的态度在变化（某些对所见之人、所遇之事的调侃与认同，不解与宽容）。《在中国大地上》里最有温度的也是这些，时而涌现，时而隐灭。这反而说明，记录的本质在于，“旅行者的叙述，实质上都是关于‘被误读’的故事”。“有时候这似乎才像是真正的旅行，途中满是光怪陆离的发现和乐事。”（保罗·索鲁）最终在经历过拉萨的车祸，意外受伤之后，索鲁仍然觉得一切都是欣喜的，没有丝毫恐惧和疲累。在全书结尾，他深情地写道：“于我而言，它不再是一场旅行，它已经融入我的生命。旅行结束时，我感到自己即将踏上的不是归途，而是一条离别之路，真舍不得离开。”这种说法并不陌生。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是什么样子？这里需要提及一本叫《江城》的纪实小说，作者彼得·海斯勒，一个美国人，他说：“这并不是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它只涉及一小段特定时期内中国的某个小地方。从地理和历史上看，涪陵都位于江河中游，所以人们有时很难看清她从何而来，又去往何处。”
这本书有一个动人的开头：“我是从重庆乘慢船顺江而下来到涪陵的。那是1996年8月底一个温热而清朗的夜晚，长江上空星斗闪烁，漆黑的水面却映不出微弱的点点星光。学校派来的小车，载着我们，以码头为起点，蜿蜒行进在窄小的街道上。星光下，这座城市不断向后掠去，显得陌生而又迷离。”就是从这天开始，彼得·海斯勒在涪陵待了下去。直至1998年，“它把我变成了一个全新的人”（引自中文序）。现在知道何伟的人，肯定多于彼得·海斯勒。
“从世界到中国”对应着诸多超越真实限制、地图规划的地方。是作家和诗人们把佛罗伦萨、阿尔卑斯郊区、19世纪中国山川、拉美与印度、巴黎冬夜的老灯笼街、圣马洛港外锚地上的小岛、慕尼黑通往巴黎的黑森林和雪地荒野、距圣地亚哥一小时车程的“黑岛”，或各个年代里的中国，变得不再有疆界。
旅行者既可以是想象者，一次点向点的物理位移，也可以是一次从内心世界，向外部世界的逃离。
此刻，我又想起波德莱尔的那句诗：
“真正的旅人只是这些人，他们为走而走。”
唐棣，河北唐山人。23岁起发表小说，后来从事剧师、摄影助理、剧本策划等影视相关工作，业余写作，在香港《字花》杂志开设“电影书写”专栏。出版文学作品集十部，包括长篇小说、小说集、电影理论等，另有戏剧剧本多部。第十届FIRST电影展复审评委，个人短片获新星星艺术年度实验奖，实验长片于39届香港国际电影节首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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