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山》2022年第1期 | 王彬彬：怀念一只三脚猫（节选）
从本期始，王彬彬教授在本刊撰写新的专栏“荒林拾叶”，将转换写作视角和对象，从历史现场回转到人生现场，更多地注入自身的生命情感，以其冷峻、犀利的笔调揭示人间万象，……
小编说
从本期始，王彬彬教授在本刊撰写新的专栏“荒林拾叶”，将转换写作视角和对象，从历史现场回转到人生现场，更多地注入自身的生命情感，以其冷峻、犀利的笔调揭示人间万象，叙写自己的生命故事。
本篇从一只生有残疾的流浪猫写到自己少时曾无端遭受一位盲者的訾骂，再到十多年前遭遇的一位稍有残障而性格乖戾的邻居，以散淡之笔将“兽性”“人性”细细剖析，深刻洞见恶的滋生，善的坚持，书写人性的复杂与应有的自省。
怀念一只三脚猫
文/王彬彬
几年前，我在居住的小区内挪了一次窝，从一处六楼的房子，搬到另一个地方。新的房子在一楼，有一个小小的院子。对着院子的门外边，建了一个阳台。我一有空闲就坐在阳台上喝茶、吸烟。像我这样在大学不思进取而又混到快退休的人，空闲是很多的。每天坐在阳台上东看看、西瞧瞧，远望望、近瞅瞅的时间便很多。每天近距离甚至零距离地观察花、鸟、蝴蝶一类自以为很熟悉的东西，还真对这些有了新的认识。在眼前出现很多的，是生活在小区里的猫。在这一楼的阳台上坐久了之后，我对这些小区猫的生存状态，也有了更真切的了解。有一只白色的猫，只有三条腿，在我眼前活动了一年多，后来就消失了。我不见它也已经很久了。我常常想念它。
小区猫不能算家猫。但似乎也不能算野生动物。我对身份暧昧的小区猫，长期没有什么好感，当然也谈不上厌恶。小区猫、校园猫、大院猫，属于同一品种。这种猫在我小时生活的乡村是没有的。第一次让我对人与这个品种的猫的关系感到吃惊的，是在东京大学教养学部见识的一件事。那是许多年前的事了。那时，我受学校派遣，在东京大学教养学部任教。东京大学教养学部不在校本部所在的本乡，设在一个叫驹场的地方，离著名的涩谷只有两站路。教养学部的图书馆二十四小时开放。白天的上班时间，会有一个工作人员坐在书库的门口，有人借书，负责登记一下。晚上，教师可以用校园卡开门，自行找到需要的书后，自己在那登记本上登记一下即可。我住得较远，没有在深更半夜去借过书。一个下午，我去还书，见图书馆大门左侧贴着一个告示，告示的纸张不太大，但又让人一眼能看到。告示右下方，是一只猫的照片。我一看，大意是这只大黄猫在图书馆内外出没了好多年，以图书馆为家生活了好多年，得到大家的关心、爱护；现在，它老死了，图书馆把它埋在了后面的树下；对于这只老猫的死，图书馆感到难过，并表示深深的悼念；对于大家长期给予此猫的关心、爱护，图书馆表示由衷的感谢！我在这告示前愣了好久。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为并非人的动物贴出的讣告。到目前为止，也是唯一的一次。
此后，我便有些留心教养学部校园内的猫。我发现，这些猫得到男女学生很好的喂养。它们一只只肥着头、大着耳，或在路牙子上悠闲地踱步，或在路中间无赖地躺平，或在墙头英武地顾盼。天冷了，校园里的路边上，角落里，会摆放着五颜六色的小房子。房子很小，长宽高都只有几十公分。第一眼看到这东西时，我又一次发愣，不知摆放此物是何种用意。有那么一瞬间，我竟然想到了中国人烧给死人的那些物什。但我很快明白这联想有多么荒谬。我知道了，这是学生们为校园里的猫安置的过冬的家。
后来，喂猫的风气也在国内形成。校园里的猫，小区里的猫，都常看到有人在喂着。这两年，一到冬天，也会在校园里看到那种为猫准备的小房子，在角角落落里五颜六色着、方方圆圆着。但我没有加入喂猫者的行列，更没有为这些非家非野的猫儿过冬操心的心思。只要出门，走在小区里，走在校园里，总能看见它们，遇上它们。但我从未在意过它们，直到有一天，看见那只三条腿的猫。
那一天，我又坐在阳台上东张西望时，那只白色的猫自西向东，在我对面的院墙上走过。我这才发现，它只有三条腿，后面的那条右腿齐根地没有了。我怕自己看花眼了，定了定神、揉了揉眼，再看过去，确实只有三条腿，确实后面的右腿齐根断了。它不紧不慢地在墙上走着，姿态上没有任何异样。如果我从来没有见过一只三脚猫，当有人问我三只脚的猫如何行走，我一定觉得难以想象。一定要想象，也一定会把它的步态想象成一颠一跳，像人类的腿有严重残疾者。然而，眼前这只三条腿的纯白色的猫，在我面前的墙上平稳地走着，体态没有表现出丝毫的颠或跳。我不知道它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但从此以后，我就特别留意这只三条腿的猫。当它以正常行走的速度在走着时，如果你的眼光没有射向它的后腿部，你根本感觉不到它根本没有右后腿。但是，连续的细心观察后，我还是发现它与其他的那些猫有些差别。
这只三脚猫看起来也是一只成年猫，但身体比起一般的成年猫要稍稍瘦小一点。这可能意味着它的右后腿在未成年时即断掉了。缺了一条腿，幼时抢奶水，或许总是落在兄弟姊妹之后。断奶后的觅食，自然也要付出比他猫更多而得到比他猫更少。营养不良导致发育不好，所以身体比正常的成年猫要瘦小。年幼时即失去一条腿的另一个证据，是它以三条腿而能正常的行走，而且能行走得毫不颠颠跳跳。因为只有在年幼时便只有三条腿，才能练就如此娴熟地以三条腿保持身体动态平衡的本领。如果是在成年后断了一条腿，怕是很难恢复到这种程度。三条腿的猫与他猫的没有区别，只是表现在常态行走时。如果奔跑或跳跃，它恐怕还是力有不及。猫这个东西，会突然一阵狂奔，也不知它奔个啥。奔出数十米、百来米后又突然停步，蹲伏在地上，身体蜷缩着，扭头看着身后的路，眼睛里满是警惕和敌意，也不知它感受到了什么危险。但这样的动作，这只三脚猫完成不了。与我家小院隔着一条路，两家院子共有的院墙西端，有一个高出院墙的墙垛，离墙面不到一米高。经常有猫从墙面轻轻一跃，做个引体向上的动作，便到了那垛面。上得垛面后，或趴在那里闭目养神，或侧卧着静思默想，甚至干脆四肢朝天地仰着，享受阳光的照耀。我特意留心过，的确没有在那墙垛上发现过那只白色的三脚猫。虽然墙面距墙垛的垛面不到一米高，一只只有三条腿的猫，也是高攀不上的。
弄明白了它是何时失去了一整条腿，接着的问题便是，它是何故失去了这整条腿。我首先想象非人为的原因。一堵墙突然倒塌，压断了正趴在地上的这只猫的右后腿？那必须是这只年幼的猫正伸着右后腿趴在那里，一个重物突然砸下，把这条腿砸断，而又不严重伤及身体的其他部位，那这个重物既要足够重又必须体积不大，这可能性实在很小。一辆车突然驶过，轧断了正趴在地上的这只猫的右后腿？且不说那车轮正好只辗断一只幼猫右后退而不伤及肚腹的可能性有多大，只说以猫的灵敏，怎会等着汽车来轧？人们几时见过路上有被车子轧死轧伤的猫？所以，这只猫的右后腿，最大的可能是断于人之手。是某个人，以人特有的方式，例如，趁猫不备猛然将砖头砸下，弄断了这只猫的一条腿。为何这样做呢？或许仅仅是因为百无聊赖而寻求片刻的开心。
我不知道动物世界里是否有“残疾”的观念。我细心地观察着这只三脚猫与同伴的关系。别的猫是否把它当作残疾猫看待？它自己是否有残疾者的自我意识？如果别的猫意识到它有残疾，那么可能对它加以歧视、欺侮，也可能对它特别关心、怜爱。在人类的世界里，肢体健全的人通常对残疾人表现出这样两种态度。这只三脚猫，如果它意识到自己的残疾，则可能在同伴面前显得自卑、谦恭，但也可能分外娇嫩、骄横、霸道。在人类的世界里，残疾人通常在肢体健全者面前表现出这样两种态度。我观察了许久，研究了许久，终于觉得至少在猫的世界里，是没有“残疾”的观念的。那些肢体健全的猫，并不因为这只白色的猫少一条腿而多看它一眼。稍高一点的地方，三脚猫攀缘不上，没有哪只猫会走过来，从上面拉它一把或从下面托它一掌。没有哪只猫，把自己攫寻到的食物，送到三脚猫嘴边。更没见它们办个晚会，表彰对残疾猫特别“关爱”的猫士，然后请残疾猫上台，说一通感谢的猫话，并泪流满面。
至于这只白色猫，也丝毫看不出自认为身有残疾的迹象。在同类面前，它没有表现出一点点自卑，也不特别谦恭，当然，更谈不上特别娇嫩、骄横和霸道了。不能高攀，它就不攀，连尝试也不曾有过；不能快跑，它就不跑，连慢跑也不曾有过。只能以常规的速度行走，它就不慌不忙、不紧不慢地走着：在墙头，在路面；在大道，在小径；在明处，在暗处。走得神闲气定，走得从从容容，走得不卑不亢。每当看到这只白色的、身体比它猫略微瘦小的猫，以三只脚这样地走着，我都感受到一种高贵。
这与人间世界的情形大为不同。“人性”与“兽性”的差别，也在残疾一事上有典型的表现。何谓“人性”，真是最复杂的哲学问题。但按我的朴素理解，全部的人性其实都根源于兽性。兽性无所谓善恶。人性中善的一面是从动物的某些本能发展而来；同样，人性中特别恶的方面，往往也是某些动物本能的极端膨胀。动物之间，也有相互的怜爱、关切，这无须借助文字或影像，只凭我们的切身经验便可知晓。许多年前，我在江苏连云港花果山上看见的一幕，令我终生难忘。在一个人来人往的水泥平台上，一只大猴子在极力地唤醒一只小猴子。大猴子也只有半大的狗一般大，小猴子则像一只兔子。二者显然是母子关系。小猴子已经死了，而母亲却拼命要让它活过来。母亲坐在地上，忽而双手抓住小猴的双肩，举在眼前，前后摇晃着；忽而只用左手抓住小猴，右手则拍打着小猴的脸庞、肩膀，拍打着小猴的全身；忽而，又把小猴猛地往地上一放，然后急速地双手抓起……在做着这些时，母亲嘴里似有若无地发出哀鸣……母猴对死去的孩子的态度，是动物的本能表现，而在人类的价值观念里，就表现为善。几年前，我在校园里走着，见到路边树下有一只喜鹊，是那种黑白相间的常见的鸟儿，病恹恹地站在地上，羽毛蓬松着，脏兮兮的。我凑过去，蹲下来，喜鹊奋力地做了个双翅张开的动作，想飞，但飞不起来；我伸出手想拿起看个究竟，忽然一阵杂乱而急切的鸟叫声从四面八方响起。我抬头一看，十几只喜鹊从四面八方飞到我的头顶，在树枝上站住，对着我狂叫不止。喜鹊们慌不择枝，也是为了离我更近，落脚在朝向我的嫩枝上；细细的枝条上下起伏着，喜鹊也忽上忽下着，像是站在风浪中的小船上，也像是骑在奔跑中的马背上，还像是在一齐向我磕头作揖。它们身体在急速地上下起伏着，尖叫声却片刻不停，叫声里满是愤怒与悲哀。一瞬间，我真有点紧张。我怕它们一齐飞扑下来，在我的头上脸上狂啄不止。我赶紧缩回令它们惊恐的手，走出它们的尖叫，也暗自发笑：我一个连狗都不怕的人，今天倒怕了一群喜鹊。
那群树上的喜鹊对树下喜鹊的关切，同样是动物本能的表现。第二天路过此地，见那只喜鹊已死在树根处。我拣起一根枯枝，做出拨拉喜鹊状，一边抬头看着，昨天的那群喜鹊没有了踪影。死了，就算了。花果山上的那只母猴，不停地倒腾着小猴，也是在确认小猴是否还活着，一旦明白它确已死去，也会弃它而去。动物对同类的本能性关切，是很有限度的。但动物的这样一种本能，在人类身上极大地发展、壮大。例如，对于身有残疾的人，人们有深切的同情、爱怜。残疾人终于成为在道德上享有特别权利的人。人世间的许多伦理规范，残疾人似乎不必那么认真地遵守；同时，不跟残疾人计较，不与残疾人争执，遇到事情让着残疾人，也成了社会性的伦理规范。这当然体现了人性特有的善。然而，这样的善，却又让某类残疾人蔑视基本的道德准则，让某类残疾人自认为有凌驾于种种伦理规范之上的权利。残疾成了他们坚硬的铠甲，残疾成了他们威力无比的武器，残疾成了他们骄人的资本。因为身有残疾，他们认为有理由蛮横、霸道；因为身有残疾，他们有意无意地认为应该被所有人宠着，稍不顺心便撒泼耍赖。
坐在阳台上，看着那只三脚猫，我常常想到几次从残疾人那里受到的侮辱与损害。最初的一次，是在十多岁的时候。那是1970年代前期。那时，我们整天受到革命教育：必须对阶级敌人满怀仇恨，必须随时准备与阶级敌人进行生死搏斗，必须随时准备消灭阶级敌人，而阶级敌人又是无处不在的。有的是明着的地富反坏右，帽子时刻戴在头上，一眼便知；还有地富反坏右的配偶、子女一类亲属，也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但是，阶级敌人难道都是在明处？当然不是。反反复复的教育告诉我们，还有更多的阶级敌人，像蛇一样在黑暗处隐藏着。那时候，人们是不能随便流动的，乡村里难得见到一个陌生人。既然好人决不会随便走动，那所有的陌生人都极有可能是坏人。他们浪迹异乡，要么是为了逃脱惩罚，要么是为了到外面更好地搞破坏。所以，对所有的陌生人，都要高度警惕。这并不是我这个孩子的幼稚想法。我上初中时，公社成立了民兵指挥部，有几个基干民兵日夜值班。他们每人发一根木棍，两米多长，铁锹柄般粗细，笔直笔直的。我每次看见，总觉得林教头棒打洪教头时，两人手里舞动的就是这样一根棍棒。只不过，基干民兵们手里的棍子，用红白油漆，漆成一段红、一段白，一段红，又一段白。不知原由何在，也不敢问。后来进了城，看见交通护栏也是一段红一段白地漆着，我知道那里为了醒人眼目，终于恍然大悟，原来那些基干民兵手里的棍棒之所以弄成一段红一段白，是为了让人老远就看见他们手里拿着武器。有一天，一个外乡人被民兵抓住，吊起来打，整晚整晚地叫喊着，鬼哭狼嚎的。这样的时候的一个黄昏，我在家门口站着。并非在发黄昏愁，而是在等待饭熟。我们那时候没有什么愁绪，只有满腔的斗志和满肚的饥肠。这时候，视野里出现了一个以棍子探着路的盲人，手里拿的应该是一根竹棍。我家左前方是荒地，生产队在那里挖出了一条一条的沟，准备栽种杉树。栽杉树，说是最好挖沟而不挖坑。每条沟大约半米宽，半米深。沟与沟之间，只有几十公分的埂。那个盲人在竹棍的点点戳戳下，走上了两沟之间的一条埂。我见他再要迈腿，就要跌进沟里去，连忙喊道：“不能走，有沟！”他赶忙止步。愣了一会儿，又往前走，又要走进沟去，我又连忙喊了一声。这样地重复了三次，他站定不动。天快黑了，我看不清他的表情。这时，一位邻居大妈急急走来，边走向盲人，边说：“这孩子！牵他一下嘛！”便伸出右手抓住盲人的左手，把他牵出了有沟的地带。盲人没有说一句感谢的话，大妈回到家中灶下。盲人向村外走去。过了一会儿，村头传来高亢的骂声。我一开始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很快明白了，这是盲人站在村口叫骂，而骂的对象是我。我见识过女性的骂街。村中有一位大妈，骂术是极其高超的。如果有人惹怒了她，例如，她发现有人偷了她家自留地里的瓜菜之类，她会站在村口骂上几个小时。不间断、不停歇还不算能耐，她能几个小时骂得不重样，每一句都是新鲜话。大家都知道她的本领，都小心翼翼地躲着她，她也就难得有展示才艺的机会。男人而能有如此骂艺，我从这个盲人那里第一次见识。他骂得慷慨激昂、义愤填膺；骂得鸟都不敢归巢，鸡都不敢上埘。本来，村中的狗们，是一有生人便狂吠不止的。这一个黄昏，这个盲人的叫骂，实在太猛烈了，把所有的狗都被震慑住了，它们噤若寒蝉。骂的核心内容，是不得好死，“挨刀杀的！”“挨枪子的！”等等。人们能想到的凶险死法他都说了一遍；人们想不到的凶险死法，他也说了许多种。
我终于明白，他是怪我没有主动去牵他。他认为不用他开口求助，我就应该赶过去牵他。而我那时是一个满脑子阶级斗争观念的十多岁的孩子，确实没有想到去牵他一下。就连用声音提醒他，也是本能性的行为。如果思考一下，恐怕连这样的提醒也不会有。虽然你是一个盲人，但是是一个陌生人。我怎么知道你不是地主或地主的儿子？我怎么知道你不是富农或富农的孙子？我怎么知道你的爷爷是不是右派、母亲是不是坏分子、舅舅是不是反革命？如果你是地富反坏右或他们的亲属，我不但不应该帮助你，还应该审查你外出的目的。如果你是来这里搞破坏的阶级敌人，我要做的，就不是提醒你不要走进沟里，而是把你推入沟中，打倒你。
但我也实在不敢赶过去与他理论。连狗都被他吓住了，我一个孩子，哪敢走近他。他骂了好长一阵，终于走了。我本来以调皮闻名乡里，那一个黄昏，村中所有人都相信我一定故意把一个盲人往沟里引。就连我的亲人，我的外公外婆，父亲母亲，也认为我一定对这个盲人做了坏事。我第一次感觉到人生中有些事是无法解释的，即便向至亲的人也无法解释。后来，又多次经历此种事情。前些年，学校的艺术类招生，命我出作文题，我出的题目是：有些事，总也说不清。
此后很多年，没有从男人嘴里领教过这个盲人那般的骂艺。再次欣赏男人的精湛骂艺，是十多年前搬到现在这个小区之后。
……
全文首发于《钟山》2022年第1期
【作者简介：王彬彬，1962年11月生，安徽望江人，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现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出版有《在功利与唯美之间》《为批评正名》等著作多种。多年在本刊开设“文坛旧事”“非虚构文本”“栏杆拍遍”等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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